50回望（13）你好，叔叔嬢嬢
你好，叔叔嬢嬢
一
也许是我不讨嫌，也许是我还比较爱学习，也许是我父母的关系，在县委大院里，有不少叔叔阿姨对我还是比较温和友好的。
有一个主管文教卫工作的姓古的县委副书记，他和我可以说有点忘年交的味道。
有的县领导一时对你好点，那大概是他一时高兴，可能是父母哪里对他有点小帮助，比如捎带他的一个亲戚一段路，或者下乡的时候顺便绕道回了趟领导的家或者就是因为一次乘坐比较？？高兴，然后就把对父母的好感迁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
我想，不是县领导，就是一般的叔叔嬢嬢，大部分也都是这样情况。大人之间比较好，大人对对方的孩子也比较好，反之也然。在大人和小孩子的关系中，大都会表现出这种爱屋及乌或者恨屋及乌的关系，单纯喜欢小孩子的情况很少很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古书记对我是一种持续的一贯的善意。古书记是涪陵人，他来我们县的时候大概40多岁。和他一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儿。他的大孩子比我小两三岁，小孩子更小，和四弟弟是一个年龄段。我和他的大孩子偶尔耍一耍，倒是古书记本人和我的关系很铁。
说古书记对人好主要表现为他的一种性格，见人笑脸、与人为善的那种性格。很少见到他和谁红过脸，见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那种笑意非常诚挚。他来我们县的时候，我已经大约十三四岁了，但他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我们经常探讨一些大问题，我们经常发生争论。
不得不承认，古书记虽然待人平等，谦虚谨慎，但他的思维模式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固执，比较偏激，比较僵化。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开始听美国之音了，我已经接受了不少新鲜的资讯。对国内外的一些时事，我们经常讨论，也经常发生争论。有一次我们就一个问题请教古书记，或者说是考考古书记。
“你说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和日本打得多激烈。1941年12月7日，日本舰队偷袭珍珠港，把美国的几首战舰炸沉了，有2000多名美军因此丧命。然后美国对日本宣战，用B-52轰炸日本本土，把日本的舰队基本歼灭了，在进攻日本占领的一些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后来，美国干脆丢了两颗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给炸平了。你说，美国和日本结的这个冤仇深不深，他们是不是死敌？”
“是哎------”说到这里，古书记有点警惕。“你是要说明啥子问题嘛？”
我说：“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现在日本和美国又那么好了？”
“他们相互需要噻。”
“他们啷个相互需要法？”
“日本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经济哎，美国则需要日本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太平洋的西端，太平洋的东端要打仗，他要从美国过来好远，如果在日本有基地，那就好办多了。比如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军的补给，部队的休整、舰船飞机的维修等，都是日本在为它做。”
“说到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要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呢？”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哎。”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派志愿军到朝鲜去，美国把北朝鲜打败了，把朝鲜给占领了，就会打入中国来是不是？”
“是噻。”
“你这样看的依据是什么呢？”
“那是很明显地哎，这是由帝国主义的本子的，它们的本质就是侵略、扩展、称霸。”
“那美国侵略了哪个国家呢？”
“很多国家哎，比如朝鲜、越南，日本也被它侵占过------”
“日本，它不是在 的时候就撤军了吗，朝鲜，它现在也没有驻军哪，越南也是撤了的------”
“它打不赢，啷个不撤呢！”
“你说它打不赢，为什么不扔一颗原子弹呢？”
“它是想扔哪，不光是想在朝鲜扔，还准备在中国扔，那是美国总统公开叫嚣的哎。”
“那它为什么最后没有扔呢，是不是怕我们也扔原子弹报复？”
“那倒不是，朝鲜战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原子弹呢。”
“那它是怕什么呢？”
“怕世界舆论的谴责哎。”
“它不是一个侵略者吗，它怕什么呢，我就是一个无赖，怎么它还怕别人说几句话？”
“那你别说，如果在联合国上这个也说你，那个也说你，你的敌人说你，你的朋友也说你，你还是面子有点放不下去哎。”
“它的朋友会说它吗？”
“啷个不会说呢，肯定会说噻，不然不是就没有王法了吗？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可能不会说，法国就不一定哪，但南斯拉夫肯定和罗马尼亚肯定会谴责。”
…………
我们在路上碰面，古书记基本上都会和我打招呼。他和我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就是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曾（争）权夺利------”然后就和我聊天。
1982年，我们县发洪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师范生了。那年放暑假回来，有一天他就带着我一起到街上查看灾情。我跟着他，这里走，那里走。我感到很多人就把我看成是工作人员了，好像是古书记的秘书一样。
虽然我和古书记关系很好，但我并没有因此得到过什么实惠。就在我师范毕业的那一年，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这四大家分家，父亲被分到人大常委会担任小车司机。那个时候人大常委也修了职工楼，我们就从县委大院搬到了人大常委职工楼去了，这样和古书记见面就比较少了。另外，这个时候古书记的工作也由负责科教文卫调整到分管工业了。我在教育部门，和他主管的领域跨界了。
老实说，在内心深处，在工作的安排调动上，我是想过古书记这一层关系的。但也许是我毕业的不是时候，那一年县里还没有大规模给县领导配备秘书，也许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个事情向古书记直接提出来------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还不习惯于开后门，真的觉得这样做有点难为情和不好意思，我知道，一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和古书记以前那种纯粹的友谊也就因此变味了，自己有点于心不忍。但正经该归正经，说心里话，有时候我真的对此有点遗憾甚至后悔。我想，如果当时向古书记提出来，我的工作从毕业分配的时候也许就会改变，或者在学校教书后不久也可以调回县城，到重要部门工作，最好是给县委书记当秘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命运是不是会因此改变。
但这些都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了。实际情况是，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距离县城15公里的一个乡中心小学教书。一教就是7年。直到一场 的误会，我才幸运的调回了县城。当然，那是后话。
二
县委大院有一个姓何的叔叔，是县委办公室打字室的打字员，他虽然不是父母最好的朋友，但和父母的关系还是不错，至少比一般人要强一些。有一段时间，他也经常和父亲一起打牌，有时候也一起去钓鱼。
大概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记得那好像是初夏时节，我们的数学课开始学乘法了。学乘法的时候，“九九表”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必须熟练背记。为了背记“九九表”，一些学生就用纸笔在一张纸上把“九九表”画出来，然后揣在身上，以便随时背记。这是一般同学的做法，我也这样做过。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用打字的方法把“九九表”打出来。于是，就在当天放学后，就想到打字室里给何叔叔说了这件事。他答应了。但过了一天，我去打字室问何叔叔，他说没有空。又过了一天去问，还是说没有空，再过了一天。哪天大概是星期天，在中午的时候，在县委办公室门口我碰到何叔叔，我又问起这事，没想到，这个时候何叔叔就突然翻脸了。
“打个卵，我才没有这个闲工夫呢！”何叔叔马下脸说。
“你不是答应的吗？”我红着脸问。
“不打！”
“你骗人！”我也有点急了。
“骗你了又啷个嘛！”
…………
我一甩头，就哭着跑开了。我一直跑到家里，伤心得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理解何叔叔开始答应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变卦了。当然，那个时候太小，对社会关系完全不懂，可以说完全不谙世事。现在来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比较简单，那十有八九就是：嫉妒。
何叔叔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儿，他的大儿子和我一般大小，从读小学开始，就一直跟着何叔叔在县城读书，成绩也还不错。我想何叔叔的心理大概是这样的：你在学校怎么学习我管不着，但你想借助我的力量来提高学习，对不起，不干。孩子都一般大小，大家心目中都在或明或暗地较劲竞争，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优秀，巴不得别人家的孩子始终处于下风，我还来帮你超过我的孩子，我是发疯了啊！
那个时候只觉得何叔叔欺负人甚至何叔叔坏。但大人的心思我们七八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够猜透。长大了我才明白，其实，大人对小孩子什么态度，其实就是对你父母态度的一种反射或者镜像。哪个叔叔嬢嬢对你亲热，并不表明他（她）真的很喜欢你，对你一般也许最客观实际，对你恨那基本上就是最直接和明白的感情了。而真正虚伪的，你需要提防和警惕的是对你过分亲热的人。在那样一个口是心非的年代，小孩子们心目中所谓谁对自己好对自己不好的这些印象，十有八九是不靠谱的。现在想起来，叔叔嬢嬢表面上对你好的同时，内心没有不良情绪，没有咒你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大人的心思难以捉摸，我们小孩子的一些表现有时候也非常奇怪。
在我10来岁的时候，县委已经不止一部小车了，开小车的司机也增加到了3人。小车停放的地方叫车房，车房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县委的一个后勤科室。父亲是车房的老资格，开车和修理技术很好，为人温和善良，所以，车房里的叔叔对父亲都很尊重。尊屋及乌，他们对我也很友好。那个时候小车司机是社会名人，在哪里都很吃得开。比如，看电影，他们除了不买票之外，他们经常可以直接在放映室里观看。
那大概是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我也想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我没钱，不能买票进入。那个时候有一个惯例，就是熟人可以带小孩子进场。于是我就在外面等，看能不能遇到熟人。我正在检票过道里徘徊。这个时候，我听到在过道中间的一个楼梯间出口处有人在喊叫。从这个楼梯间上去可以进入放映室。这个时候楼梯间的门是锁着的。听到叫声，检票员就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看见车房的汪叔叔从里面走出来。我知道，汪叔叔一定是刚才在楼上放映室看电影。也许是电影不好看，或者汪叔叔有什么事情，开映不到10分钟，他就从放映室出来了。
汪叔叔看到了我。
“想看电影吗？”汪叔叔问我。
“想。”我说。
“那你进去吧。”
汪叔叔这样说，检票员也没有说什么。我进去后，检票员就把门重新锁上了。
这个时候我感到周围突然黑了下来，我有点害怕。但既然进来了，我也只好壮着胆子往楼上走。楼道没有灯，我摸索着走到一层。我看到走道上空无一人，在走道上有一盏大概是15瓦的白炽灯，光线显得很昏黄。楼道上堆满了杂物，是一些灶和锅碗瓢盆之类的物什。在楼道的尽头，还堆着一些柴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柴捆里面藏着人。正巧那个时候我刚听了一个反特故事，那场景就和楼道有关，和昏黄的灯光有关，于是，一阵恐惧感袭上心头。
我原以为放映室就是开着的，我直接进去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我不知道到放映室在哪里，我也不敢随便敲门。我几乎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我在楼道上徘徊了两转。我越来越害怕，于是，我就准备下楼。从一楼来到楼梯间的出口处，我推拉了一下们，门被锁着，我根本出不去。突然，我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了，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要出去。”我使劲地爬上副窗上，从一个没有玻璃的框格里伸出头去向外张望。因为里面太黑暗，我似乎只有将自己置身于光亮之中才能够稍微感到一点安全。但一时并没有人过来。
“狗日的汪叔叔，快点开门哪，我要出去哎------”我有点绝望了，开始大声的骂起来。“妈妈呀，爸爸呀，快来救我！狗日的汪叔叔，狗日的汪叔叔，是你把我关在里面的哎……”我不住地哭闹，不住地骂人，我已经因恐惧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了。
这个时候检票员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这样绝望地哭骂着，矛头直指汪叔叔。过了大概三四分钟分钟他们才发现。才来把门打开。从大门出来，完全没有看电影的兴趣了，一口气跑回了家，生怕再次被关到里面。
其实，我现在还能够记着这件事，是因为我当时就知道自己不对。汪叔叔本来是一番好心，是为了让我不买票能看电影，他一点错也没有。我知道自己骂人这件事大概十之八九会传到汪叔叔的耳朵里，汪叔叔大概会觉得我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但非常 的是，过后汪叔叔对我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对此，我只能理解为汪叔叔是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和打字室的何叔叔的狭隘比起来完全就是不同的境界了。本来也是这个道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其实，即使我错了，又能错到哪里呢去？其实，我这样的表现虽然奇怪，但都是小孩子的年龄特征使然，是一种正常性、规律性的东西。不像有些大人们那样两面三刀、皮笑肉不笑，那才是一种异化。而至于卖主求荣、落井下石、？？？？等不知廉耻的卑鄙肮脏的做法，那绝对是一种精神变态了。
三
县委大院还有一个姓牛的叔叔，他是县里的团委书记，和我的关系也不错。
那个时候提倡晚婚晚育。他是团委书记，在这方面自然要带头，他大概硬25岁了，但还没有结婚。
他住在县委办公室的楼上。县委办公室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是那种旧政府时代经典的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有一年我到南京参观总统府，当时孙中山的办公楼就是这样的一种样式。楼梯、扶手、过道已经房间的地面都是很厚的木板做成。
办公室的底楼是办公区，楼上是有打字室和一个小会议室，其余的房间是干部宿舍。这些宿舍面积不到，每间大概也就十二三平方米。里面出了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之外，就放不下什么东西了。
牛书记就住在打字室旁边的第二间宿舍里。
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到打字室去玩儿，有时候看到牛书记的宿舍门开着吗，也到他那里去玩儿。
牛书记的性格很好，对小孩子也比较友好和善。他和我的关系有点像古书记的那种关系，他不像有些大人那样把我们当成小孩子，认为我们不懂事。牛书记经常把我当成他的朋友。牛书记的书法很好，在他的桌子上纸张笔墨一直是摆好的，随时可以写字。平时下班回家很多时候就练习书法。
这也难怪，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书法都是衡量一个人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小时候我经常听父母教导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字是敲门砖。意思是说，让别人怎么识别你，你怎么像别人介绍自己，写一写字，你的能耐就显现出来了，别人也就对你有了一个基本判断。字写得好，别人就开门接纳，字写得不好，别人甚至可以关门不见。
一个公家人，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这可能需要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一般的人一看便知。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但如果这样说：好字不一定人人看得出来，但写得太差一般人的判断大概不会太错，这样的判断大概还是说得过去的。
牛书记很多时候都是照着字帖练习，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练习的楷书。我觉得牛书记的字写得非常好，已经和字帖上面的字非常接近甚至超过了。牛书记也经常让我写写，但我总是写不好。我的书法因为东西效颦写乱了，已经形成了可以说很顽劣的运笔习惯。有时候我想，当时我的书写真的非常需要一个明白人来给我指正、纠正甚至是扳正，但我没有遇到。那个时候我还小，对书法的道道懂得不多。我觉得牛书记的毛笔字写得好，那种认识应该也很肤浅。现在回忆起来，牛书记的毛笔字大概只能说流利不错、工整不错，写出了笔锋，写出了精确，写出了规范，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种临摹的水平。现在我知道，即使是临摹，级别比较高的也应该进入背诵式临摹，带点个性化的临摹，也应该由不光是楷书临摹，而且行书和草书都要临摹，但这点牛书记显然还没有做到。换句话说，我认为牛书记书法不错，其实，从书法的书写到理论，牛书记可能都很一般和平庸。所以，想让他对我错误书写习惯进行纠正，那也是有点高看他了，他可能真的没有这样的本事。
记得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到牛书记宿舍耍，他知道我快要小学毕业了，于是就送了我一本笔记本。那笔记本是红色的胶皮，上面印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他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希望曾利权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
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牛书记终于结婚了。牛书记的媳妇是县城附近一个乡的妇女干部，是干部家庭出生。以我们小孩子的眼光，她不光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贵。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女生了。
在中国的仕途晋升中，团委书记往往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培养或者储备对象。正常的精神途径是：团委书记搞几年，然后调到乡镇或者部门任职，资历或者其他方面差点的暂时任副职，厉害点的直接就任正职。然后步步高升，从乡镇到县上，顺利地话，过后就是区委书记或者一个部门的局长部长，再高一点就是县委副书记，更高一点就是县委书记了。当然，还可以继续高升，甚至提拔到省里或者中央，这个确实就要靠自身的造化了。
但牛书记的升迁之路好像很一般。最后他好像是到科协当了主席，这个在人们的想象中就非常一般甚至连一般都还差那么一点。
我升入高中后，牛书记就从县委调到乡下去了。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面了。
大概在1981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人大常委会办公大大楼和职工宿舍楼正在同事施工修建。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调到人大常委会工作，今后将在职工宿舍楼里分到一套住房，所以我们很关心宿舍楼的修建情况，空闲的时候经常到工地去观看修建情况。那是一个暑假。吃了晚饭，我去看工地。这个时候工地上已经有一些人在那里了，大家就站在刚刚浇筑混领土的基脚上面摆谈聊天，这其中就有牛书记。其他人中我记得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彭主任、大人常委会的打字员苏嬢嬢，其他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是十七八岁了，虽然还在读师范，但即将走出社会。大概是因为听美国之音的时间比较多，思想和观念也比较自由开放。说着说着，就谈论起时事来，谈起当前的不正之风来。那个时期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说话的自由度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上面刚刚从真理问题讨论过来，一直在提倡实事求是，一直在强调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这样的摆谈和聊天都非常随意。涉及的话题也比较多，刚才还在争论这个问题，话题一转，又到另一个问题上了。说着说着，我们谈论到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这个问题。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社会经验少，人生阅历段吧，加上都是认识的叔叔嬢嬢，于是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现在很多人高高在上，”彭主任说。“当了一个小官就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好像没有他天就会塌下来。”
“为什么不纠正这种现象，”我插话说，“”他要高傲，我取消你的终身制就可以了。”
牛书记说：“我们现在是在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哎，”
我说：“光是说有什么用呢，要采取实际行动哎！”
牛书记：“慢慢来噻。”
我说：“都说慢慢来，都等得来头发都白罗！”
牛书记：“那你说要啷个搞呢？”
“选举是一个办法。”我说。“当然，大小官选也没有这样的规矩，关键是大官要选。”
牛书记：“那要选怎样的大官呢？”
我说：“比如书记县长这一级的。”
牛书记：“这两个都是选的哎。”
我说：“那哪里叫选，那其实就是确认，是橡皮图章。”
牛书记：“那要啷个选嘛？”
我说：“直选噻，每个满18岁的公民来投票选举。如果是这样选，那书记县长可能就有点怕哟。一届四年或者五年，如果你在任上干得不能让选民满意，那对不起，下一次我就不选你了。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呢？只能是做好噻，争取选民对下一届选举的支持噻！”
牛书记：“你这完全就是西方国家那一套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比资本主义的那种直选要优越得多。”
我说：“优越在哪里呢？”
牛书记：“毛主席描述过这个政治生态哎，他是这样说的：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嘿嘿，”我只能笑笑。“这个------反正我的感觉是，以前还好点，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完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
自然会争论下去，自然还说了很多不恰当的话，有些话甚至可能非常刺耳，慢慢接近于反动了。不过，言论自由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这样的话在老百姓中间，在家庭的聚会中间，在好朋友的聊天中间早就是一种常态，大家也都习惯了，不当回事了。说说还是无事，只要没有实际的反革命行动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以前恐怕说几十遍一百遍，这次说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但事情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在聊天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往心里去了。他想了想局的还是应该采取行动，于是，他到公安局去举报了我。
公安也把这当成了一回事儿，他们就派人来调查当时的在场人。
调查到彭主任那里。
“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彭主任说。“都是随便说说，也没有觉得有好大个不得了的问题。”
检举者像公安提供的是书面材料，上面有我说过的一些所谓原话。
公安和彭主任核对，我有没有那样说过，原话是不是那样。
“我记不是很清楚了，”彭主任说，“好像并没有说得那样直白吧？”
彭主任是一位老干部了，他以前曾经担任过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四大家分家的时候他调整到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任主任。我很早就认识彭主任，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叫福音堂的院子住，彭主任一家也住在那里。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的孩子和我们也耍得比较好。我想，时间不长，彭主任也不满60岁，而且我们聊天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以他当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素质和记忆力，要记住我说过的那些关键的言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很明显，彭主任是为我打了一个掩护。
随后，公安又调查了江嬢嬢。江嬢嬢的证词和彭主任大致相同。
也许是我年龄不大，也许是因为调查的公安和父母的关系还可以，当然是公安认为当时现场都是国家干部，思想觉悟高，抵抗力强，没有社会群众，不是在大街上，不构成公开宣传。当然，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彭主任的态度和观点，最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公安甚至没有惊动我，对我进行调查。
父母也知道这件事，他们在对我一番批评教育后，对检举人的行为也感到非常气愤。
在中国，卑鄙的检举者众多，但善良人也大有人在。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人情关系的社会里，要想知道谁是检举者也很容易，特别是这种公安认为不是很严重的事情，根本就用不着保密。
不就，父母就打听到了这个检举者，他就是牛书记。
牛书记为什么要举报我，也许是因为他的觉悟。他不想我这样的人危害党和国家，他要为党和国家除害。
他能够从检举我得到什么好处吗？很难，因为我是小人物，因为现在这种事现在已经放得比较松了。做这样的事情，根本不算立功的范畴。相反，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得不到被检举者的人心，得不到普通老百姓的人心，甚至得不到领导们的人心。
不管我怎么椅子打调转坐，我也不能理解牛书记这种行为。不只是因为被揭发的人是我，而是因为在目前这样的历史形势下这样做太不正常，太不合时宜。我们毕竟以前很好，他既不能为此升官，也不能从这里发财，他为什么还要去揭发呢？
也许只能归咎于他的人格和心理，他这方面有扭曲或者很阴暗。
这样一想，我又为他的妻子担忧了。因为她很漂亮，因为她很高贵，这样的一个女人，却要面对这样一个变态的丈夫，这种家庭生活怎么可能满意，怎么可能快乐和幸福呢！
四
县委大院里还有一个姓沈的叔叔，我们两家的恩怨延续了整整两代。
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名叫福音堂的地方住，沈叔叔一家也住在那里。沈叔叔的妻子姓马，是农村人。因为沈叔叔有一定职务和级别，所以，马嬢嬢很早就“随干”了。大概是因为家里孩子多、孩子小，而且那个时候工作的机会也非常少，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所以，马娘囊一直没有工作，长期赋闲在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
在那个大院子里，还住着另外三四家干部家庭。母亲和其他家庭的女主人的关系都还不错，唯独和马嬢嬢的关系很紧张。那种紧张不是冷战，而是激烈的大吵大闹。比如在路上碰面，双方要往地上土口水，表示鄙视对方。有时候为一点小事就开始对骂，那情形到今天还清晰地印记在我的脑子里。
福音堂是一个有两进的四合院。我们和马嬢嬢都住在一进的四合院里，他们住北边，我们住南边，中间隔着一块用青石板铺成的坝子。也说不明白为了什么小事，两个女人的战斗说开始就开始了。母亲和马嬢嬢各自从家里搬出一个板凳坐在自家门前，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对吗。母亲相对比较温和一点，基本上就一直坐着，但马嬢嬢的声音特别大，而且经常激动，激动的时候就从凳子上站起来，拍着手，跺着脚、泡沫横飞地那样骂，这样经常一吵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似疾风暴雨，有时候似零星小雨，弄得大院不得安宁。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弄不清谁是谁非了，这和性格有关。因为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并不很好，但马嬢嬢的性格更有问题，因为我知道，后来马嬢嬢就是自杀身亡的。
沈叔叔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大儿子和姐姐差不多大，二女儿和我基本同龄。因为平时父母这种恶劣的关系，我们小孩子当然也比较生分，虽然在一个院子里，但很少在一起玩耍。
后来，我们从福音堂搬到县委大院去了，两个女人的战斗才靠一段落。
但我们家和沈叔叔家的叶子算是结下了。
为老家亲戚来我们县买土豆种，父亲被检举了。
因为大舅和二舅他们那里是低山区，低山的土豆种一般要到高山去买，这是一种农业技术经验。我们县有广大的高山区，而且土豆是我们这里的主产。在我的记忆中，有好多年，大舅和二舅都要来S县，去高山买了土豆种运回高镇去。
有一年运动来了。大舅和二舅来石柱买土豆种前脚刚走，沈叔叔的大字报就贴到了街上，好像是说父亲帮助大舅和二舅套购物资，还说父亲搞关系，走后门，破坏运输计划云云。那个时候县里的汽车不多，运输计划大概也是有的。因为高镇属于丰都县，一个县的运输资源为另一个县服务，这就成了沈叔叔整父亲的一个把柄。父亲是县委的小车驾驶员，和县里的司机都熟识，我相信这中间也有一点所谓的“关系”。但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应该基本上还是公事公办，性质是支援农业生产，大舅二舅他们生产队是会支付运输费用的。所以，从根本上讲，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文人对时事就是敏感，随便一个联想就是一顶帽子，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结束的，我想父亲应该在组织生活会上进行说明和解释吧。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因为沈叔叔当时担任的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大概也有查阅干部档案的权利。也不知道是他专门查阅还是偶尔看到，沈叔叔看到了父亲的档案。父亲以前被拉壮丁，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但这时间很短，大概过了不到半年，父亲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就向解放军投诚了。但在沈叔叔看来，这就是一个污点，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合理”的联想。
于是，就冒出来一个复兴党的问题。
一听“复兴党”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个政治组织，大概和国民党的光复大陆有关，是那个时候一个比较有名的反革命组织。于是沈叔叔就打了小报告，说父亲是复兴党，还说一个什么“板”在父亲手里。以前我也问过父亲，那“板”是个什么东西。
“我见都没有见过，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父亲瞪着眼说。
想象起来，所谓“板”，大概是刻着组织骨干成员的一个名单牌，或者是上面刻着纲领之类的组织文件。
既然有人反映，组织也必须进行调查，于是组织就派遣沈叔叔和另外两个人到父亲的老家外调。但父亲的祖宗三代都是赤贫，正是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爸爸、妈妈，害死了他的哥哥，害得他外出流浪。是共产党把他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参了军，学习了文化，学习了技术。从道理上讲，他对国民党只有仇恨，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他根本没有参加复兴党的丝毫动机。
沈叔叔一行三人来到高镇，向父亲的乡亲们调查询问。
“你们这里有没有复兴党的活动？”沈叔叔问。
“有哎。”有乡亲回答。“谭××就是复兴党的头儿，春节前才被枪毙的。”
沈叔叔：“那你们知道曾××参加过复兴党没有呢？”
乡亲们：“他们家那样穷，恨国民党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参加复兴党？”
沈叔叔：“你们是有根据呢还是凭想象呢？”
乡亲们：“这不是我们的想象。如果他参加了，谭××早就供出来了。张三、李四、王五就是被他供出来的，都被判处了徒刑。”
…………
外调工作没有任何收获。其实，如果不论收获的目的性，收获还是有的，那就是乡亲们证实了父亲悲惨的童年和少年。在旧社会，他比一般人家的孩子遭受了更多的痛苦，经历了更大的磨难，他这根苗子的根部很红很红。可以这样说，从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他就对党没有产生过二心，是党的最忠诚的基层党员。当然，这样的收获组织不会知道，或者不可能进一步知道，因为外调的人是沈叔叔，他不可能向组织反映对父亲有利的情况。
从大时间段看，这只是我们两家恩怨的第二步。过了十多年，还有第三步，还把第二代人也牵连了进去。
1990年，通过招聘，我从乡下学校借调到县广播电视台，成了一名广播电视播音员。
无巧不成书，沈叔叔这个时候在广播电视局担任副局长。
我是经过通过层层审核选拔，是经过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是得到了县委书记亲点才被借调到进城的。在整个过程中，沈叔叔虽然知道我的底细，但他太人微言轻，根本无法阻止我的调入。
但试用了一段时间，我的播音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又过了一段时间，进步依然不大。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我嗓子的音色有问题，带着哭腔。这种嗓子作为配音演员是很好的，但用中国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这就不行。
我的借调合同上写明的是使用一年，一年后如果各方面条件符合要求，则正式调入，不然，就退回原学校。
我的试用期快到了，我的去留成了局党组会议经常研究的话题。
“我看还是退回去。”沈叔叔发言说。“试用了一年，事实证明不行嘛，按照合同，就该退回去！”
那个时候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以前的很多关系也断了。其实，父母和广电局的领导是认识的，因为他们都在县城工作了几十年。但父亲并没有去找局领导说过情。也许去留问题并不是局领导的利益所在，比如，把我退回去了，但他们也不可能弄一个人进来；要进来，还得通过像招聘我那样的形式和程序，而这里面的事情局长、副局长根本无法掌控。另外，其他班子成员和沈叔叔也不是铁哥们。所以，虽然沈叔叔力主把我退回去，附和的意见并不强烈。
我想，大家心里肯定还有另外一种潜意识。
那个年代城镇户口的青年人出路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安排工作。沈叔叔的二儿子没有考上大学，他就被安排在了广播站担任编辑。
所以，在沈叔叔提出把我退回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曾利权虽然播音不行，毕竟他的工作是他考学校考出来的。而你的子女呢，考不上大学只能通过安排解决就业。现在别人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就要把别撵走。你搞不正之风的时候自己怎么看得，别人出现了一点难处你就落井下石，这做人也太不厚道了吧。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第三层意思，那就是局领导不知道这样做上面会是什么态度。从道理上说，如果要退回去，应该是县领导这个层面提出来，由局里提出来，这会显得很鲁莽。我可是县委书记亲点的，我和县委书记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和县委书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当初在选我的时候，县委书记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县委书记是一个文化人，在这样的和审美有关，和眼光有关的问题上搞错了，他也只能错下去。如果他再将我否定，这个面子他输不起。
县领导没有态度，局党组也不敢乱动。
我的去留问题就这样拖着。最后，还是按照一种合理的方式给处理了：调换工作岗位。播音不行，就安排搞编辑、干记者。
而对这两项工作，我简直就像鱼入大海。
但两家的恩怨还在继续。
因为父辈的的恩怨，在单位上，我和沈二的关系就有点别扭。都在同一个办公室，但我们几乎不说话。但现在干编辑、记者，文字和文章是我的长项，我已经不会在业务上底气不足或者输给别人了，这让我在职业背景上获得了更大的放松和豁达。想想也可以理解，小时候我们母亲之间的那种激烈对抗依然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以后也不时听到父母在言谈间的相互臧否，这怎么可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呢？
我忘不掉，沈二也忘不掉，我们都忘不掉，我们的关系只能这样。其实，这种关系也不错。因为假如把父母之间的矛盾比作一战，我们还不至于再来一次二战。我们还停留在冷战状态，说白了，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很长时间以来，沈叔叔都担任着单位或者部门的副职。他的毛病不过就是私心杂念重一点，假正经多一点。他的野心似乎还不是很大，对正职也没有什么威胁，所以，正职一般也投其所好，能够给照顾的就照顾一下，他得了利益，心态就更顺了，正副职之间的关系也就更“融洽”了。
沈叔叔的心胸虽然比较狭隘，但好像也容易排解；做事比较斤斤计较，但也不乏井井有条。他活得不急不躁，就像一只从容的乌龟。总之，从某种角度说，沈叔叔的性格算比较好的，所以，他活得比较长。
转眼我已经人过50了，沈叔叔依然还活着。他的老伴在几年前已经过世，他也一天一天显老了。发过心脏病，做过搭桥手术。来到了某个时点，他终于瘫痪了，只能坐在轮椅上。推他的一个人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应该是子女们请的一个保姆。
我经常在路上遇见沈叔叔。他人显得很黑，瘦得不成样子，人看起来恍恍惚惚的，好像有点认不清过往行人了。即使他盯着里看，大概也不能很快地对号入座了。有一天我从他的身边走过，他耷拉着脑袋，也没有正眼看我一下。
“沈叔叔----”我喊了一声。
“嗯----”沈叔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咕噜一样的声音，算是一种回答，然后瞥了我一眼。
我不知道他认没有认出我来，我也不知道，如果认出了，他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想，他大概不会再有恶劣情绪了吧。如果有，我要在心里说：你都这样了，还有意思吗？如果没有，我大概也会将此认为是一种智力退化，而不是一种情感上的进步。我相信，情感和性格相连，性格在20岁以后已经定型并根深蒂厚。
但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