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回望（2）我们的邻居是县委书记
我们的邻居是县委书记
在我五六岁以前，我们家是住在县委大院外面的。那个时候县委大院可能比较小，住不下更多的人。于是，公家边在外面租用一些集体的房屋来给干部住。我们住的地方叫福音堂。从这个名字来看，这里以前应该是一个有点涉外的福利救济场所。但说是涉外，福音堂的所有房屋都是中式的，大部分是土木结构，以木为主。福音堂很大，有一前一后两个院落，两个院落都是相对独立的四合院。前远比较大，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面积，前后院的中间有一个隔断。说是隔断，其实就两排套房，在两排套房的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还有两尺来高的木门坎。经过过道就进入后院。后院比前院小，大概只有前院的三分之一。
县委的一些拖家带口的干部住在这里。大概是单位找街道集体租，然后干部向单位缴纳租金。那个时候的租金很低，在家庭收入中占的比例非常小。
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福音堂的名字还照用。但对于我们来说，福音堂只是一个名字，至于什么福音的一些内涵，我们甚至连0.1%都不知道。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就从福音堂搬到县委大院去了。
县委大院有一些职工宿舍，有的是单身宿舍，也有一些是专门为拖家带口的干部安排的住区。能够全家住在县委大院的，一般都是夫妻在县委上班的双职工家庭。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丈夫在县委上班，妻子在其他地方上班。这种情况下下，公家对领导的关心照顾更周到一些，妻子就跟随丈夫住在县委大院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我们从福音堂搬到县委大院，并不是住到那种干部家庭聚居区，而是被安排和县委书记住在一起。这种安排大概主要是从工作这个角度考虑。因为那个时候县里就县委有小车，小车绝大多数都是县委书记的座驾。如果和县委书记住在一起，随叫随到，非常方便。
但因为条件有限，并不是所有县委书记都有套房，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县委第一书记才有一个正式的家庭。夫妻同住一屋，女儿围绕膝下。其他副书记，有一部分拖家带口的，但都住在其他地方，另外一部分干脆就过着单身汉的日子，家属和儿女都在乡下。
我们住的地方在县委北大门附近。在北大门的东面是一同堂的土木结构的老平房。从房屋的新旧程度看，大概是民国末年或者建国初期修建的，大的隔断是土墙，小隔断是木板。这一通老房子大概有五六十米长。这些房屋被分隔成三个四合院。第一个四合院是县委食堂，第二个四合院就是县委书记和我们的住家，第三个四合院被安排成一些单身宿舍。
在这三个四合院中，只有县委书记和我们占用的这个四合院最大气和最规整。四合院的院坝有小半个篮球场大。在四合院的北边是一壁厚厚的隔墙，隔墙上书写着一副巨大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坝子的东西侧是县委食堂炊事员的单人宿舍，在坝子的东边有一颗高四五米的梨子树。坝子的南边是一坡五级的石梯子，从石梯子上去，左边就是县委书记的家，右边就是我们的家。每个家都有一个很气派的大门。
在我们家干檐右边的墙上开有一个进出的大门，县委书记家和我们家都从这里进出。从大门出去，经过一条宽大的巷道来到县委办公楼前，经过篮球场，走过长长的通道，最后就来到县委北大门。北大门的西侧就是县委的小车车房。
从我读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住在县委大院。我们住的地方一直没变，而变的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一般是一届一换。走的腾空房子，来的举家搬进来，我们一直是和县委第一书记做邻居。我们一共和三届县委第一书记做过邻居。我们的第一位县委书记邻居姓殷，是位南下干部，但我们只做了半年邻居他就调走了。那个时候比较小，其中的记忆都已经很模糊了。我的记忆中，印象中最深的是随后的两届县委书记。
我们的第二个县委书记邻居姓杜，名叫杜劲松。当时我们县属于F区管，杜书记是从涪陵派来的。杜书记也是南下干部，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杜书记的妻子姓江，她也是公家人，她来我们县后被安排到县医院当党支部书记，大家都喊她叫江支书。
杜书记年龄45岁左右，江支书的年龄看起来比杜书记小五六岁。杜书记的身材比较矮，大概只有一米五五，看起来比较黑比较瘦，但显得和精干。江支书比杜书记高出5公分，看起来身高体宽。江支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她的发型，她的头发很讲究，是烫过的波浪式。二是她还抽烟。以前我很少见女人抽烟，几乎就没有见过女干部抽烟，江支书抽烟确实让我大开眼界。
杜书记刚来S县的时候，曾经在书记屋里进行过一段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有一段时间的晚上，杜书记都会在书记屋接待来访的群众，有一点体察明清、为民做主的？？。于是，就有不少人前来反映问题，希望得到解决。
但这样的情形没有持续多久。杜书记开始还显得耐烦和和气，过了一两个月，他就有点受不了了。也许是有些老大难的问题不容易解决，也许有的就是无理取闹，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依然如故。解决不了，也不听解释说明，就是觉得自己占理，别人不对，一次、二次、三次地来要求解决问题。后来我就见着杜书记在书记屋里和那些来访者大吵大闹。有一回吵得很厉害，杜书记发火了，他个民兵指挥部打电话，要求派武装民兵过来。不一会儿，两个民兵胸前端着冲锋枪，腰间缠着子弹带，走着正步就来到了县委大院。然后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来访者带走了。
虽然我年龄不大，不怎么懂得大人们的心思，但我还是觉得，唐书记在这事情上还是做得有点过分。毕竟是来访群众，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这样敌对吗。他当然有下命令的权利，但他这样做，也必然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耍威风，不像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官。
这件事情过后，杜书记就不再在书记屋里接待来访群众了。
杜书记是县里的大领导，江支书是县医院的大领导。我们小孩子不懂事，大人好像也没有正经教过，所以平常我们进进出出，碰见杜书记和江支书了也不知道喊叔叔嬢嬢。倒是有时候杜书记和江支书主动来问我们。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多。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大人想大人的心思，小孩子玩小孩子的游戏，毕竟他们的大人，我们是小孩子，有很大的代沟。
杜书记有四个子女，前面两个是女儿，年龄20来岁。和我们做邻居后，大人们都管我们教她们大姐、二姐。大姐在农村插队，二姐这个时候在读大学，是工农兵学员。老三是一个男孩子，比我大三岁。最小的是个女孩，比我小两岁。
现在想起来，杜书记夫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说不上境界很高，说不上很大度，说不上很谦虚，也喜欢拉帮结派，也喜欢拍马屁，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他们都有。
因为我们是邻居，父亲是小车司机，母亲是县医院的副护士长。父亲是那种与世无争、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的人，一般的领导很容易对父亲产生信任和好感。母亲的为人虽然有点小气，但也并不自以为是，对自己的小人物的身份很满足，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没有整人之心，我们家和杜书记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这种密切的工作和生活关系为两家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两家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大姐和二姐比我们都大十来岁，所以，我们之间交往接触有限。但杜书记家老三和老四和我们年龄相仿，我们还是能够耍到一块儿。
杜书记的老三叫杜建忠，我们一般称呼他杜毛子。杜书记刚来S县的时候，杜毛子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大概过了一年，杜书记就把他的书记房的里间让出来，这里就成了杜毛子的卧室。
杜毛子的性格很好，虽然贵为书记公子，但他完全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做派，和同学相处很好，和朋友相处很好，和县委里的很多年轻人相处得很好。虽然我们有一点点代差，但我每次到他那里去耍，他都对我很友善。
杜书记一家其实对我们家很照顾，其中最大的照顾是让母亲去成都进修。
在杜书记来S县一年后，上级给县医院分配了一个到省城医学院进修的名额。江支书是县医院的一把手，她把这个名额给了母亲。其实，母亲的文化并不高，只是小学毕业，以她本来的条件，如果择优选派，机会绝对轮不到母亲。但江支书是医院的一把手，她说了算。而且她的后盾是身为县委书记的丈夫，谁敢反对。
就这样，母亲到成都卫生干部学院进修了两年。进修回来后，她就由护士变成了医生。
但到杜书记调走的最后一年多，我们两家的关系明显大不如前了。
原因主要在于母亲。小时候后我对这个事情一直不解，我觉得，我们和杜书记家没有理由不搞好关系，即使事情出在杜书记一家，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父母都应该理解和谅解，就是吃点哑巴亏、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毕竟他们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们不能不记恩哪！
我多次问母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两家关系变差。母亲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杜书记到S县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尾声，政治运动也没有以前厉害了，但时不时也有一些余波。大概在1975年中，一个时期社会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杜书记和江支书都受到了冲击。其中县医院的护士长和江之书的矛盾最深沉。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各单位开始清除“四人帮”的余毒，护士长突然变成了被整的对象。有一天，护士长和她的丈夫都被隔离审查了，女护士长的子女陷入了没人照顾的状态。母亲看不过去，就把护士长的几个子女接到家里暂时照顾。过了四五天，护士长被放出来了，这时母亲才把她的子女送回去。
这件事情当然瞒不住。江支书知道后，认为母亲站错了队，对母亲很是不满，江支书从此就不把母亲当成自己信得过的人了。
但有一点我比较清楚，我们家和杜书记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母亲得罪江支书绝对不是故意的，她也是迫不得已或者说是得罪无心。
听了母亲的解释，我变得有点无语了。虽然我一直觉得母亲为人处世存在问题，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到底做错没有做错，我却难以判断。我知道护士长这个人，她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错。但不得不承认，江支书也一直对我们家很照顾。一边是关系不错的同事和曾经的顶头上司，一边是对给自己进修名额，我们自己有恩的大领导，两边都是自己不忍伤害的人。如果是你我他，到底该舍谁取谁呢？
要拿给绝大多数人，他们肯定选择江支书。这样的选择我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也不用做过多的解释。但母亲选择了护士长，我同样觉得她很勇敢。
但勇敢归勇敢，现实归现实，杜书记一家对我们家的疏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还小，但我很敏感，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杜书记和江支书的官都很大，失去他们的关心照顾对于我们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损失，这种冷暖变化在感情会带来一种很无奈的失落感。
大人的这种关系变化也必然反映到小孩子身上。我们感觉到大姐和二姐对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但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只能被动地接受。
小时候我对这样的事不是很理解，长大后就理解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认为母亲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我也比较肯定地认为，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母亲都不应该得罪书记家，而且我相信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有时候我想，也许母亲不管护士长的女子总有人管，母亲是不是再等等看，或者做得再含蓄隐蔽一些；有时候我也想，也许江支书不应该那样狭隘和小气，如果想开点，她也许应该给母亲的做法点赞。因为这反映了一种做人的良心，推而广之，完全也可以这样想，如果江支书有朝一日遭遇到这样的磨难，母亲同样也会这样做，那个时候不就变成感谢了吗？
有时候我想，即使已经发生了误会，母亲其实也应该放下面子，好好和江支书谈谈，多解释解释。不管江支书原不原谅，不管治愈的伤口已经无法恢复到原状，但我想解释总比这样误解要好。
但这样想的时候，另外一种心思又跳进我的脑海：我觉得自己像个汉奸，像个势利眼。因为从根本上说，从原则上说，母亲的做法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要妥协和屈服呢？
我们的第二位县委书记邻居也是从外地调来的。新书记姓段。段书记不是南下干部，是D县人。他从最基层的生产队干起，干到大队，干到公社，干到县级部门，最后干到县委。很明显，段书记能够从最基层步步高升，可见他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处世等综合能力的强大。
段书记个子很高，有一米七五，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段书记给人印象最深的外形是他的平头，一看就让人想起70年代中国的一位农民副总理的形象，唯一的区别是段书记不包那种白帕子。其实，段书记的头发并不稀少，如果把头发蓄成当时很普遍的干部头，他可能显得更文雅一点。但也许是段书记心理有一种比较执着的观念------比如要保持某种本色------他一直就是一个平头。段书记不抽烟、不喝酒，比杜书记相比，他显得更健康，更加精力充沛，当然，也带着更多的泥土气息。
和段书记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段书记的妻子文化程度不高。来S县之前没有工作，但在S县后不久，她就被安排到土产公司上班，好像是临时工。虽然只是临时工，而且也没有明显违反有关规定，但这毕竟有以权谋私之嫌，很多人私下对此还是有看法，比如我就听父母说起过这件事。当然，这样的想法都是在非常隐秘地场合才流露出来。又时候父母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我们的存在，一旦注意到我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们就被立刻严厉地叮嘱：不要拿到外面去说。
段书记的老大是女孩子，老二是男孩子，老三是女孩子，老四是男孩子。我们家兄弟姐妹和段书记家的子女基本上属于同龄人。
总的说来，在段书记在S县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我们两家相处得还是比较和睦。
段书记家的老大名叫段中华，是一个性格也比较大方的女孩子。段中华比我小两岁，给我喊权哥。我当时学习上还一般，而她的学习不是很好。所以，她有时候就爱找我帮她辅导学习。虽然我那个时候只有十三四岁，还没有强烈的恋爱的观念，但不可否认，我们都已经有了一点这方面的意识。我经常觉得段中华来找我主要不是因为学习，而是因为想和我一起耍，我能够感觉得到，她有点喜欢我。
段书记的老二是男孩子，比我小三四岁。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双方小三四岁就已经很大了，在知识、见识和成熟度上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都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和打乒乓球。但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我们很难变成那种亲密无间的小伙伴。
至于说老三和老四，和我的“代沟”就更大了。在我眼里，他们只是很小的弟弟和妹妹。
父母都是与人为善的老实人，我们也是听话和懂事的好儿女。在我接触的县委书记中，他们都比较正派和克制的，他们的子女的家教也比较严格。在那些年中，我看到不少要外面的叔叔嬢嬢来书记家走动，看到一些外面的一些我的同龄人经常来和书记家的子女玩耍，希望和县委书记家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也许他们是为了面子，但我知道他们的心里肯定有某种企图。但当时社会基本上风清气正，像解决工作、职务晋升等问题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县委书记并没有一手遮天的权利。所以，很多人最终也不过是耍耍，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实惠和好处。而一旦他们知道作用不大的时候，再来的次数就减少了，最后就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