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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2013-08-24 13:53 作者:惠老旺  | 9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搬家

我一生搬过五回家。

1963年我应征入伍,离开生我养我的老家,这当然不能算作一次搬家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成家。我的思想不能从我们那个老家里搬走。

1970年节前我们结婚,单位就把同我住在一个单身宿舍里的老安支走,这间宿舍就成了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个家。妻娘家陪嫁来了一套新被褥,加上我从部队复原带回来的那床军用被褥,就构成了我们的窝。我老记着我们家乡人的话,被窝被窝,被子在哪儿,那儿就是你的窝。那个时候人们很羡慕双职工,所以我对这个新家就有了种自豪感。有时候还真的偷着笑呢------怪道来人把结婚叫成家,有了媳妇就有了家呀!

可是婚后我们好长时间仍然过着单身生活。妻在一个省级工厂上班,三班倒,很规律。为了方便,她还在娘家生活。我被抽调去一个三线建设工地搞宣传工作,轻易不得回来。那时我们的家庭观念都很淡薄,但是心里却很踏实。我们都很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家庭归属以及这个虽然简单的家庭的成员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着革命工作------这既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又是非常可靠的我们赖以为生的虽然微薄却令人羡慕的经济来源。我们还没有学会过日子。经济上实行的是AA制。我的工资够我吃穿用的花消,根本没有省点存点的打算;她倒是省吃俭用的,每月那点工资,用她妈的话说,“厂里发多少,给家交多少!”1972年,我们有了孩子,当然还得孩子的外婆来管,我们还是各上各的班,忙于革命工作。但是,由于要给孩子报户口,我们那个家从此有了户口本。啊,我很有一番神圣之感呢,我们这个家在社会上有了档案了呢!

后来我们单位随着事业的发展调来几位大学生。他们同我一般年龄,也都先后结婚成家。于是单位就有了“东院”,住着我们几户双职工。那时我们都很单纯,大家亲如一家,过着生平中比较得意也还舒适的日子。如今,大半辈子过去了,那段日子始终清晰的留在脑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76年秋闹地震,“东院”便散了。那时我是编辑,为了离播音室近一点应急工作方便,我那个家随着我的工作搬进单位所在地的文庙大院。这是我第一次搬家。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有着革命情谊的那种邻居关系的恋恋不舍。我同时感觉到有家也还是一身轻啊,大家帮我把被窝抱到文庙大院即得。我们那个家没有锅碗瓢盆,我们还在单位的灶上吃饭,更没有象样的家具摆设,相反,若有即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据说,文庙以前是县政府所在地,房子较多。我家住了一明一暗两间大房子,内外分明,很有一番神秘和气派。其实,房子里空荡荡的。我们在外间的迎面墙跟前摆了张单位的一个闲置的茶几,两边有那年我去汉中买回来的一对藤椅,这便成了当年的很让同事们羡慕的大客厅。一次,省广播电台农村部的记者来采访,我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他。他很惊讶,说基层的记者就是阔,住这么宽敞这么漂亮的房子!后来,我也去过省城里的干部甚至领导的家里,说老实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豪华和奢侈,但毕竟比县城的双职工家庭时兴和充实。比如,人家有像样的床头和床头柜,有像样的家具,房子里也收拾得漂漂亮亮。

家庭条件的改善是社会进步的脚印儿。我就顺应时代,做了几件像样的家具。卧室里有了一对漂亮的衣箱;外面的那间房子摆上了一张八仙桌,有客人来,坐下来喝茶、叙话也显得体面;离锅台很近的门口,支起了小饭桌,很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当年有几句形容双职工裕如日子的顺口溜说,小锅小灶小宝宝。我们也就置办了风箱、铁锅和碗筷瓢盆,在门口的房台沿上垒起了灶台。妻三班倒,很规律,下班回来做饭。逢礼拜天,接孩子回来,过着甜甜的日子。那个时候工资差别不大,双职工家庭好像都是一个模式,家庭摆设大同小异。加之,他们又有额定的粮油和票证供应,比起家在农村的单身职工来,那简直是社会的宠儿。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很进步,感谢共产党,热毛主席!好好干工作,一心为革命!

那个时候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话叫得很响,加之妻所在的工厂又是省级的,所以在县城就显得很红火。人家那生活区家属楼一栋一栋的,成了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除此而外,厂子又在城区设立了几座家属院。为了照顾到我们双方上班和照顾家庭的方便,妻软缠硬磨的在房产科争得一套房子。我们搬进一个名叫“碱厂”的家属院.。

这第二次搬家,就与工人阶级为伍了,过起了规范的居民生活。

说是一套房,实际上就一间不过20平米的平房,只是外带一个低矮的厨房,就这在我所在的单位引起轰动,大家很羡慕,我搬家时都来帮忙,说是要参观一下正规厂子的家属区。我当时有种安居落业的感觉,我们家溶入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小院里住着20多户人家,有工人、技术员、司机,哦,还有一位厂里领导,但基本上都是一对夫妻加上一两个孩子的三五口人的户型,日子过得紧凑紧张。厂子那边的广播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一响,工人们便拖家带口的先将孩子安顿去了托儿所或者幼儿园,然后浩浩荡荡的上班队伍涌上厂区。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经常在家上班,所以每天都被这情景感染着。工人们也真不容易啊!后来院子里有人知道我是个记者,都很羡慕,说我是“无冕之王”。这倒让我清醒了,何时何地都不能去当超越人群的特殊角色。我于是毅然决然地踏着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同工人们一样去自己单位上班。

融入工人之中,就要向工人们学习。那个时候社会分配相对合理,工人家庭的贫富悬殊不大,大家过日子都图实在,不讲究花哨和排场。各家的摆设大同小异,都是卧室兼客厅的格局;饭桌上也基本上都是清清淡淡,吃顿肉便算是改善伙食。所以大家在一起显得非常平等。记得那位厂级干部的穿着也很平常,出出进进见人也是点头哈腰的向工人们问好。小院里那种平淡的生活在我的脑海里却扎下了深深的真正人生意义之根。

第三次搬家是在1979年,我们已经是四口之家了。妻在一个叫“梁场”的家属院为我们争取到一套一间半的住房。外间跟别的家一样,卧室兼客厅;那半间套房便成了我的书房兼客房。一时的宽展很令人有种喜迁新居的兴奋感。

梁场家属院只有十户,其中就有三户是厂里的现职领导,其他各户,基本上都是厂里的中层干部。他们上班也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节奏,然而步伐却没有那么急促那么有力。他们的相同之处有点奇怪,家家卧室兼客厅的正面墙根都赫然竖立着当时很时兴的虎腿儿大衣柜。柜子中间是落地式穿衣镜。他们上班时,从柜子右侧取出外套,穿在身上照着镜子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一打量,然后拉上门,仿佛要上街似的去上班。妻于便吵闹着要给我家弄一个像样的大衣柜。时兴嘛,总是个进步。我寻情钻眼在木材公司搞到半方水曲柳木料,又托人请了高手木匠,在家折腾了半月,总算跟四邻一样了,那衣柜给我家增色不少,至今依然陪伴着我。老伴厌嫌它了,孩子说该淘汰了,只有我坚守着老观念,旧东西舍不得丢。让我不明白的是,我们那个小院的素质应当说相对高一些的,可是家庭教育却就相对落后了呢?甚而至于有两三户就有智障者。我曾感慨道,人呀,家道再好,莫过于后继有人!

在梁场家属院我经历了一场灶火的革命。早就听说大城市西安市民用蜂窝煤做饭,既干净又方便。县城人盼着啥时候再不烟熏火了的做饭了。不久,县里办起了一个氮肥厂,无烟煤沫是他们的下脚料。有人就发明了打蜂窝煤的摸具。一时间,县城便风起云涌般的兴起了自己打蜂窝煤。家家户户搬掉了锅台,用上蜂窝煤。我家打蜂窝煤那天,单位几位家在农村的同事来帮忙,倒是要体验一下这个时代的新鲜事。其实打蜂窝煤是挺累的活。后来县上的煤炭公司顺应局势发展,也有了供应蜂窝煤的业务。

时代潮流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来临的。一天,妻下班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们厂出了个能人,利用工余时间在生活区为工人家庭做沙发。不要工钱,光管一顿晚餐。她说,人家那手艺高呢,沙发样式大方漂亮,成了家庭的时髦摆设。妻并且掏出一个单子,让我去市场买料,让那人也给我们家做沙发。我意识到居民家庭的又一个春天来了,沙发这只尊贵的燕子也飞进寻常百姓家。果然,市场上已经形成销售沙发构件的大气候,大到做沙发的硬木料、各个花色品种的布料和各种规格的弹簧,小到饰条和铆钉,应有尽有。记得“文革”那时候我在部队时曾经为一位首长写过一篇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章,题目就叫《沙发上的革命》,如今这个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却被工人家庭心甘情愿的接受着,这是思想腐蚀的结果还是社会的进步?有两句俗话说得好:到河里脱鞋,到山里打柴。到啥时候就说啥时候的话,办啥时候的事。顺应时局既是思想上的进步又可获得精神和物质的享受。我家的沙发做好以后,有朋友又送我一套三人大沙发,绿色灯草绒布面,非常惹眼。搬进小院的时候。人们都用惊慕的目光看我们家。

那个时候我们的运气真好。不久,妻又在我们家对面争取到一套两间的住房。我们要第四次搬家了。为了讨个吉利,图个红火,我专门去三原县城卖回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当晚,在院子中间像放映电影似的请邻居们看了场电视。记得演的是迷户现代剧《杏花村》,说的是农村实行责任制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热闹,说戏上就是世上,这世事真是越变越好了。农村人的日子好过了,城里的电视会越来普及。这是实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处呈现出勤劳致富的喜人景象。工人们虽说仍然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节拍上班。可是脚底下明显的起了急,竞争机制让大家都感觉到,上班一点儿不能马虎。收入差距的拉开,大家都不愿意落后,更想多挣点钱。

那时候总是很忙的,同小院的邻居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天晚上回到家中,邻居说我姨母从兰州回来找我,见我忙的不得落家,很高兴很放心的走了。我当时心情很激动,连我姨母这样的农村老太婆也体会得来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啊,这不是太平盛世吗?

为了缓解干部职工住房紧张的局面,县上鼓励干部盖私房。我作为中层干部,也加入到带头行列。县城建部门在东塬一块偏僻的地方规划了几院庄基地,我家就在其中。这些年来生活水平比较简单,懂得了勤俭持家的好处,手头也积攒了点钱。但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一下子能拿出八、九千块钱。当时钱也很值钱,我家要盖的那两层小洋楼居然只要8500元。我那时仍然很忙,顾不得工地上的事,朋友帮忙,让我采取包工包料的形式。到时候工队扫地出门,我们只待验收入住就是。人说一辈子不盖房,便是自在王。我这次盖房却忙着公家的事,倒也觉得自然、轻松。但让我体会很深的是,钱即确是个硬头货。过日子就是学会攒钱。

1987年秋季,我们搬进了小洋楼。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搬家,也似乎是我们对家的最后归宿。那天老家人也来庆贺。在他们的旧的观念中,庄子房,碌碡场,是男儿一辈子的家业。我能在县城盖小洋楼,那是先人的积德和自豪。我羞愧难当的说,咱是赶上好世道了!

一晃二十五、六年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年憧憬着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已经不在话下,物资也即确是极大的丰富了,用老百姓的话说,要啥有啥。我所在的这个新村如今十分繁华,整天车水马龙的,闪耀着时代的居民生活的靓丽。我渐渐进入老境,却念念不忘幼年时在农村老家过的那种生态式的生活,更深深怀念的是那淳朴的村风和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我想再搬一回家,回到老家去!

(201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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