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80)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7 “如果这也是天堂的话，那什么才算地狱呢”---我父亲逝世（1974年---1976年）
在这段时间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事，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得到昭雪，也没有得到工作。自从1972年秋天他和我母亲，还有我从北京回来以后，他一直坐在陨石街的家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干。问题是，它曾指名批评过毛泽东。对他做调查的工作队很同情他，他们试图把他说的反对毛主席的一些话归因于他有精神病。但是，工作队遭到了更高一些的权力机关的激烈反对，更高的权力机关想对他进行严厉的指控。我父亲的很多同事都很同情他，并且确实很敬重他。但是，他们得为自己的小命着想。除此之外，我父亲不属于任何派别，没有强大的庇护人---强大的庇护人可以帮助他得到昭雪。相反的，他却有强大的敌人。
追溯到1968年的一天，我母亲，在被监禁期间短暂地出来一会儿，她在一个路边儿小吃摊上见到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这个人已经决定和婷夫妇同呼吸共命运。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他妻子实际上是我母亲和婷夫人介绍给他的，当时，在宜宾，他们工作在一起。尽管，明显地，这对夫妇，除了简单点头之外，不愿意与她有任何关系，我母亲还是大步赶上去，和他们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她请求她们向婷夫妇申请放过我父亲。在听我母亲把话说完后，那个男的摇头说，“没那么简单-----”然后，他把一个手指蘸到茶杯里，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周”字。他意味深长的看了我母亲一眼，和他妻子一起起身，没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周以前是我父亲的亲密同事，他是少数几个在文革当中一点儿苦头都没吃到的高级官员。他变成了邵夫人造反派的亲密人物，又是婷夫妇的朋友，婷夫妇和林彪都完蛋了，他却幸免于难，依然掌握着权力。
我父亲不肯撤回他反对毛泽东的话。但是，当调查他的工作队建议把他反对毛泽东的话归因于他的精神病的时候，他默许了，但是却很痛苦。
同时，总体的形势令他很泄气。没有什么准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或者党的表现。腐败又开始大幅回升。官员首先照看的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因为怕挨打，老师也不管学生作业的质量就给他们高分，公交车售票员也不卖票了。热心公益被公开嘲笑。毛泽东的文革既毁坏了党的纪律，又毁坏了市民道德。
我父亲发现，要控制住自己非常困难，因为，他不能说出他的心事，他不能说出那些可能会进一步牵连他和他的家人的事情。
他不得不依赖安眠药。当政治气候更宽松一些的时候，他就会少服用一点儿，当运动加紧了，他就会多服用一些。每次，当精神病医生给他开药的时候，他们就会摇头，他们说，他继续服用如此大剂量的安眠药是极其危险的。但是，不服药片，他仅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1974年5月，他察觉到，他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他请求给他精神治疗。这次，他很快就住进了医院，这要感谢他以前的同事，他以前的同事又回到工作岗位上，负责医疗卫生工作。
我向大学请了假，和他呆在一起，为他陪床。苏医生，精神病医生，以前就给他治疗过，这次又来照看他。在婷夫妇统治之下，苏医生曾遭到指控，说他给我父亲做了真实的诊断，他被命令写检查，说我父亲是装疯。他拒绝了，他在批斗会上遭批斗，遭毒打，并被开除出医疗行业。1968年的一天，我见到过他，他正在掏垃圾箱，正在清理医院的痰盂。他的头发变成了灰色，尽管他仅仅三十多岁。婷夫妇完蛋之后，他被昭雪。他，就像其他的医生和护士一样，对我父亲，对我都非常友好。他对我说，他们会照顾好我父亲，我没有必要非得和他呆在一起。但是，我坚持要和他呆在一起。我认为，与其他任何事情相比，他更需要爱。我担心，要是没有人在身边，他若摔倒了，会出什么事的。他的血压很高，很危险。他已经有过几次心脏病发作，虽然不太厉害，但是，他走路已经出现障碍，他看上去似乎随时都可能滑倒。医生警告说，一次摔倒就可能是致命的。我和他一起搬进男病房，搬进了1967年夏天他曾住过的同一间病房。每间病房都能住两个病人，但是，我父亲单独占了这个病房，我睡在剩下的那张床上。
我一刻不离的陪在他身边，以防备他会摔倒。当他去厕所的时候，我会等在外面。要是我认为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忒长了，我就会开始想象，他心脏病发作了，我就会自欺欺人，大声喊他。每天，我都会在后花园里和他一起散步。后花园里尽是穿着灰条睡衣的精神病人，他们眼睛无神，在那里不停地走着。看见他们总是让我感觉很害怕，很伤悲。
花园里面充满了生动的颜色。绿草地上开着黄色的蒲公英花朵，白色的蝴蝶在黄花之间飞来飞去。花床的四周，有中国山杨树，有优雅摇曳的竹子，一颗石榴树开满了鲜花，石榴树的后面是夹竹桃的树丛。我一边走着，一边作诗。
在花园的一头儿有一个很大的娱乐室，精神病人在那里玩纸牌，玩象棋，翻报纸玩儿，翻被批准读的书玩儿。一位护士告诉我说，文革早些时候，娱乐室被用来供精神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的侄子，毛远新发现，毛泽东的红宝书，而不是医学治疗，更能治好精神病人。学习的会议开不了多长时间，那位护士告诉我说，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病人开口说话，我们都被吓得要死，谁知道他会说什么呢？”
病人都没有暴力，因为，治疗已经抑制住了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活力。尽管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也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在晚上，当我父亲的药片把他送进沉睡状态的时候，整个大楼都变得静了下来。就像其他所有的病房一样，我们病房没有锁。有那么几次，我被惊醒，我发现，一个男人正站在我的床边，他用手撑开蚊帐，眼睛死盯着我看，眼神里是很厚的精神失常的味道。我被吓得出一身冷汗，我拉起被子，捂住头，捂住我的惊叫声：叫醒我父亲是我最不得以才会做的事情----睡眠对他至关重要，最终，那个病人会拖着脚走开。
一个月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但是，他没有被完全治愈。他的心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承受的时间太长了，政治环境依然很压抑，对他来说，很难放松下来。他只能继续服用安眠药。精神病科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的神经系统已经损耗殆尽了，损耗殆尽的还有他的身体和心智。
最终，调查他的工作队对他做出了一个初步裁决。裁决说，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和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只差一步之遥。按照党的规定，初步决定要交给我父亲，由他来签字，表示他接受这个裁定。当他读这个裁定的时候，他哭了，但是，他签了字。
更高一些的权力机关没有通过这个裁定，他们要求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定。
1975年3月，我姐夫眼镜在工厂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工厂的人事干部到我父亲的部里做例行公事的政治调查，一个先前的造反派，这个人属于邵夫人那伙人，接待了来访者，他告诉他们，我父亲“反对毛泽东。”眼镜没有能够得到晋升。因为怕引起他们不安，他没有告诉我父母这件事。但是，我父亲部里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我父亲无意中听到他小声地告诉我母亲这个消息。当他向眼镜道歉，说他毁了他的前程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痛苦。他很绝望，含着眼泪对我母亲说，“我到底做了什么，甚至会像这样牵连到我的女婿？我得做些什么才能拯救你们？”
接下来的几天几夜，尽管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药，我父亲却很难入眠。四月九号的下午，他说，他要去睡个小觉。
当我母亲在一层的小厨房里做完晚饭的时候，她想，她应该让他多睡一会儿。最终，她走上楼去，走进他的卧房，她发现，她不能把他叫醒。她意识到，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们没有电话，所以，她跑了一整条大街来到省政府诊所，找诊所的头儿，甄医生。
甄医生极端有才能，在文革之前，他负责着大院里精英人物的健康。他经常来我们的公寓，他会以极大的热心，和我的所有家人一起讨论我们的健康。但是，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逆境当中，他变得很冷淡，很看不起我们，躲着我们走。我见过很多像甄医生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让我震惊。
当我母亲找到他的时候，明显地，甄医生很气愤，他说，在没有干完手头儿的活儿之前，他不能去。她告诉他，心脏病发作不能等，但是，他看着她，似乎在说，不耐烦也没有用。一个小时过去之后，他才屈尊带着一个护士来到我家，但是，却没带任何急救的医疗器材。护士只得走着回去拿医疗器材。甄医生给我父亲翻了几次身，然后就只是坐下来等。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死了。
那天夜里，我呆在大学宿舍里，因为停电，正借着蜡烛的光亮用功。停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父亲部里的一些人来了，他们没做任何解释就开车送我回家。
父亲侧卧着躺在床上，他的面容非常安详，仿佛，他只是累了，在睡觉。他看上去不再那么苍老，相反的，却很年轻，甚至比五十四岁的年龄还要年轻一些，我感觉，仿佛，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我没法控制悲痛，我哭了起来。
有好几天，我都在默默地哭泣。我在想我父亲的生命，他徒劳的奉献，他被击碎的梦想。他本来可以不死的，然而，他的死是那么地不可避免。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放他的地方，因为，他在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被什么东西背叛了，而为了这个东西，他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种背叛毁灭了他。
我母亲要求惩罚甄医生。要不是因为他失职，我父亲就不会死。她的要求被作为是一个“遗孀”的感情用事而被否定了。她决定不再追究这件事。她要集中精神在一场更加重要的战斗上面：争取一份能够接受的悼念我父亲的悼词。
这个悼词极端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党对我父亲的评价。它将被放入个人档案当中，继续决定他的孩子的前程，尽管他已经死了。关于这样的悼词都有现成的格式和固定的公式。对于一个被澄清的官员来说，任何一点儿对标准表达方法的背离都会被解释为是党对死者的评价有所保留，或者是指责。悼词的草稿拟定出来了，他们给我母亲看草稿。草稿里面尽是指责的语言。我母亲知道，因为这样一个悼词，我的家人永远也脱不了被人怀疑的干系。最坏的情况是，我们会生活在一种永久都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之中；很有可能，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地，我们会遭到歧视。她拒绝了好几个悼词草稿。
她的胜算很小，但是，她知道，也有很多人同情我父亲。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讲，传统来说，这是这样一段时间，是家属忙着做一点儿感情敲诈的时间。我父亲死后，她就倒下来了，但是，在病床上，她继续坚持战斗，她斗争的决心一点儿也没有削减。她威胁说，要是她不能得到一份可以接受的悼词，她就会在办丧事的时候责骂当局。她把我父亲的朋友和同事叫到她的病床边，她告诉他们，她把她的孩子的前程放在了他们的手心里。他们承诺要替我父亲说话。最终，当局答应了她的要求。尽管还没有人敢把他当做被平反的人来对待，对我父亲的评价却得到了修改，修改后的评价基本上没有什么恶意。
丧事在4月21号举办。按照标准的办事方法，丧事由我父亲以前的同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组织，治丧委员会里面包括像周这样的曾经帮助迫害我父亲的人。按照规划的方案，丧事经过了精心策划，细化到具体的细节，大约五百人参加办丧事。参加办丧事的人的名额是分摊的，分摊到省政府的几十个部和局，还分摊到我父亲部下面的办公室。甚至连令人作呕的邵夫人也在那里。每个组织都被要求送一个花圈，花圈由纸花做成，花圈的大小都有特别的规定。从某种程度来讲，我的家人欢迎这样办事，由官方来办丧事。还没听说过有什么像我父亲这种地位的人由私人来举办葬礼的，那样的话，会被党看做是与党断绝关系，那些人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是，所有那些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我的朋友都来了，其中包括圆圆，娜娜，还有原来我们工厂的电工。我四川大学的同学也来了，包括学生官员明。我的老朋友兵，我姥姥死后我一直拒绝见他，也出现了，我们又立马儿重拾六年前断绝的友谊。
按照葬礼的仪式规定，死者的一个家属代表要做一个讲话，这个角色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回顾了他的道德准则，和他对人民的激情奉献。我希望，我父亲死亡的悲剧会留给参加者很多东西来思考。
最终，当人们鱼贯而行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个以前造反派脸上的泪水。甚至，邵夫人看上去也很伤悲。他们都有适应每一种场合的面具。一些造反派小声对我说，“对你父亲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也许，他们是感到抱歉。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父亲死了----在害死我父亲这件事上，他们帮了大忙。他们会不会在下一次运动中对某个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呢，我在这样想。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使劲地抽泣着。我感觉一个纸条被塞进了我的手里。丧事之后，我读了这个纸条。上面潦草的写着：“我为你父亲的人格而深深感动。我们必须得向他学习，做一个称职的接班人，继承他留下来的事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的讲话真地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吗，我在沉思。似乎人们都逃脱不了共产党人的所谓的道德准则和高尚情操。
在我父亲去世之前几周，我曾和我父亲一起坐在成都火车站里等他的一个朋友到达。我们坐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母亲和我坐过的同一个半开放的候车区，那时候，她要去北京为我父亲申诉。候车区，除了看上去更破烂一些，更拥挤一些之外，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有更多的人拥塞在前面的大广场上。一些人正在睡觉，一些人只是坐在那里，还有几个妇女正用母乳喂他们的小孩；还有很多人在乞讨。这些人是从北方来的农民，当地发生了饥馑，----饥馑是坏天气导致的，在有些地方，饥馑是毛夫人的小集团的破坏导致的。他们是坐火车过来的，他们挤在火车车厢的顶子上面。有很多的关于他们被风扫下来，或者是在通过隧道时他们的头被削下来的故事。
在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我父亲，暑假的时候，我是否能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去旅行。“我生活中最优先的事情，”我宣称，就是去“寻找快乐。”他不同意，摇头说，“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应当把学习和工作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在候车区，我们又说起了这个话题。一位保洁员正在扫地。在一块地方，她的去路部分地被一位北方农民妇女挡住了，这位妇女坐在水泥地上，在她的身边有一个破旧的包裹，还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刚会学步的小孩。第三个小孩正在吮吸她的奶子，她把奶子漏在外面，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害羞的迹象，奶子上有一层泥土，呈现出黑黑的颜色。保洁员扫着地，径直地从他们身边通过，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在那里。那位农民妇女连肌肉也没有动一下。
我父亲转向我，对我说，“在你的身边有人像这样地活着，你怎么可能去寻找快乐？”我沉默了。我没有说，“但是，仅仅靠我一个人，我能做什么？难道我们都必须得不为任何目的而痛苦地活着吗？”那样的话，听上去会让人觉得自私，自私地令人震惊。我是在这样的传统中被培养成人的，这个传统是“把全民族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以天下为己任）。
现在，在我父亲死后，在我感到的空虚当中，我开始质疑所有这些准则。我不想要伟大的使命，不想要“事业，”我只要一种生活，----一种安静的，也许是无聊的生活，----一种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暑假到来的时候，我要沿着长江去旅行。
她敦促我走。我姐姐也敦促我走，她自从回到成都之后，就和眼镜一起住在我们家里。眼镜的工厂，通常应当负责为他提供住房，在文革期间没有建新的公寓楼房。当时，很多职工，就像眼镜一样，还是单身，住在工厂宿舍里。八个人住一个宿舍。现在，十年之后，他们大多数人都结婚了，都有了孩子。他们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们只得和他们的父母，或者和他们的岳父母住在一起，三代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我姐姐还没有被分配工作。因为，她在城里被安排工作之前就结婚了，就是这个事实将她排挤在就业的范围之外。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规定，规定说，当一个国家职工死了之后，他的其中一个后代可以填补他的空缺，我姐姐在中国医药大学成都学院管理处得到了一个职位。
在七月份的时候，我和金明一起踏上了旅程。金明在武汉上学，武汉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大城市。我们的第一站挨着庐山，庐山植被丰厚，气候优良。很多重要的党的会议曾经在这里召开，其中就包括1959年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元帅遭到批斗。会址被指定为“让人民接受革命教育”的旅游胜地。当我建议去那里看看的时候，金明质疑地说，“老是革命，你不想歇一会儿吗？”
在山上，我们拍了很多照片，除了一张底片之外，我们拍完了整卷胶片，一卷胶片中有三十六张底片。在下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一幢两层楼的别墅。阳伞树，木兰树，和松树掩映着这幢别墅。在岩石的背景之下，这幢别墅就像是随意堆砌的一堆石头，别墅美不胜收，很打动我，于是，我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突然，一个男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要我交出我的相机，他的声音很低，但是命令的语气却很重。他穿着老百姓穿的衣服，但是，我注意到，他有一把手枪。他打开相机，曝光了我所有的胶片。然后，他就消失了，仿佛钻进了地里面。站在我身边的一些游客小声说，这是毛泽东的一幢别墅，毛泽东有好几幢别墅。我感到，又一股对毛泽东的厌恶涌上我心头，倒不都是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的虚伪，允许自己过奢华的生活，但却告诉他的人民说，即使是舒适的生活对他们也是没有好处的。当我们走到那个影子警卫的听力范围之外的时候，我开始哀伤地抱怨，我失去了三十六张照片，金明咧着嘴说，“小心，那边有看护圣地的人，他们会把你抓起来。”
我们坐公交车离开庐山。就像中国的每一辆公交车一样，里面塞满了人，我们得像仙鹤一样伸直脖子才能喘气。实际上，自从文革开始以来就没有制造过新的公共汽车，在这段时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几千万。过了一会之后，我们突然停了下来。前门被强行打开了，一个穿着便衣，表情很具权威的男子挤了上来。“下车！下车！”他嚎叫着“一些美国客人要走这条路，让他们看到所有这些乱糟糟的脑袋对我们祖国的名声不好！”我们试图蹲下来，但是，公交车忒挤了。那个男的喊道，“保护我们祖国的名誉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得表现得有秩序，有尊严！下车！下跪！”
突然，我听到金明嚷道：“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绝不向美帝国主义下跪吗？”他这是在自找麻烦。幽默不会得到欣赏。那个男人严厉地朝我们这里扫了一眼，但是，却没有说什么，他又扫视了一眼整个公交车，然后就匆忙下车了。他不想让那些“美国客人”看到这个场景。任何不和谐的景象都得藏起来，不能让外国人看到。
当我们沿着长江旅行的时候，甭管我们到哪，我们都会看到文化革命的恶果：被砸毁的庙宇，被推倒的雕像，还有被毁坏的古老城镇。象征古老文明的证物几乎都没能留存下来。但是，不仅如此，损失甚至走得更远。中国不仅毁掉了它的大多数美丽的东西，而且，还丢失了对这些东西的审美意识，并且不能造出新的东西来。除了那些伤痕累累但却依然令人炫目的自然风景之外，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国家。
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没有金明陪伴，我自己坐上一只汽船从武汉逆流而上通过三峡。航程花了三天时间。一天早上，当我正靠在船帮上的时候，一股风将我的头发吹散了，我的发卡掉进了河里，一位乘客用手指着一条支流，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位乘客一直在和我聊天，这时我们正好经过这条支流和长江的交汇点。
在公元前33年的时候，中国的皇帝试图安抚中国北方的强大邻居，匈奴，皇帝决定送一个妇女嫁给野蛮人的国王，他从他的宫廷的3000个妃子的肖像中做出了他的选择，这些妃子，有很多，他都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是要送给野蛮人的，所以他选择了最丑陋的肖像。但是，在她离开的那一天，他发现，这个女人实际上极其美丽。她的肖像丑陋，是因为，她拒绝贿赂宫廷画师。皇帝命令将画师处死，而同时，那位女士，正坐在河边哭泣，因为她不得不离开她的祖国而生活在野蛮人当中，风刮走了她的发卡，发卡落入了河里，仿佛，风要将她的什么东西留在她的祖国。不久之后，她就自杀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