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5)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多年之后，她告诉我，当她看见我爬上卡车的时候，碗从她的手里掉了下来。但是，她还是跑到我们曾经坐的地方，仅仅是想搞清楚，我真地走了，尽管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爬上了卡车。在满是荒草的旷野中没有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在营地里四处溜达，似乎，她的神情恍惚，她感觉很空虚，很失落。
坐在卡车的后部被颠簸了好多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我父亲的营地。营地在深山里，是一个强迫劳改的营地---一个古拉格。监狱的犯人在荒山里开垦出一片田地，他们在开垦出这片田地之后，又换一个地方，去开垦更加荒蛮的处女地，把这块儿比较熟稔土地留给在中国的惩罚等级中境况较好一级的犯人，留给那些被放逐的官员。营地非常大，它容纳了几千个前政府的职员。
从公路去我父亲的连队，我得走几个小时。当我踏上一个用绳子吊起的吊桥的时候，吊桥在山涧上晃动，我差点儿就失去平衡。有重载压在背上，尽管我很疲劳，我还是对大山惊艳的美感到惊奇。尽管才是早春，却满眼都是鲜艳的花朵，另外还有木棉树和木瓜树丛。当我最终到达我父亲的宿舍的时候，我看见一对花野鸡大摇大摆地走在开满鲜花的梨树、李树、和杏树之下。再过一两周，掉落的花瓣，粉的，白的，将掩埋这条土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年多后，当我第一眼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他挑着扁担，担着满满两筐砖，正走进院子，他敞怀穿着一件蓝色上衣，他卷起的库管下露出一双精瘦的小腿，小腿上肌腱突出，被太阳炙烤过的脸上满是皱纹，头发几乎都变成了灰色。然后，他看到我。当我冲向他的时候，他放下挑子，因为激动，他的动作显得有些慌张。因为，中国的传统，父女之间不允许有过多身体接触，他告诉我，他用眼睛看到我，他有多么地高兴。他的眼神里全是爱，全是温柔，在他的眼神里，我还能看到，他经历磨难的痕迹。他年轻时的精力和火气已经被一种上了年纪的气质所取代，这种气质里有一种沉稳的暗示。然而，他还处在盛年，仅仅四十八岁。有一块东西哽咽住我的喉咙。我在他的眼神里搜寻着，搜寻那种我最怕见到的迹象，精神病复发。但是，他看上去很好。一个沉重的担子从我的心头卸了下来。
他和其他七个人共住一间房子，这七个人都是他部里的人。房子只有一个小窗户，所以门整天都开着，这样可以照进一些阳光来。房间里的人彼此很少说话，根本就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立马儿就感觉到，这的气氛比我母亲的营地要严峻多了。原因是，这个营地处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也就直接处在婷夫妇的直接控制之下。在院子的墙壁上，仍然有一层一层的大字报和标语，上面写着“打到谁谁谁，”或者“铲除谁谁谁 ，”残破的锄头和铁锹就立在这些大字报和标语的旁边。就像我不久之后发现的那样，我父亲在一整天的艰苦劳作之后，在晚上，他依然被频繁地揪到批斗会上。因为，走出营地的一个方法就是被邀请回到革命委员会工作，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取悦婷夫妇，一些造反派彼此竞争，来展示他们的狠劲儿，我父亲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受害者。
他不被允许进入厨房。因为，作为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犯人，”他被断言是如此地危险，以致于，他可能在食品里下毒。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有人会相信这一点。重要的是要侮辱他。
我父亲以极大的勇气来面对这种侮辱和其他的残酷事情。仅仅有一次，他允许自己将愤怒表现出来。他刚来营地的时候，他被命令戴上一个白色的袖标，白色袖标上写着黑色的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奋力推开袖标，从牙缝里滋出话来说，“来吧，打死我吧，我是不会戴这个的！”造反派退缩了。他们知道，他是当真的，---他们没有从上面得到杀死他的命令。
在这里，在营地，婷夫妇可以向他们的敌人复仇。在这些敌人当中有一个人，在1962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调查过他们。在1949年之前，他做地下党工作，他曾经被国民党监禁，并被用刑，残酷的刑罚摧毁了他的健康，在营地，不久，他就病得非常严重了，但是，他还得继续干活，哪怕一天假也得不到。因为他干活慢，他被命令晚上也要干活，来弥补耽误的活儿。大字报斗争他，说他懒惰。我看见的其中一张大字报，是以这样的话来开头的：“同志们，你们注意到这个长着讨厌面孔的丑八怪，活骷髅了吗？”在西昌无情的阳光之下，他的皮肤被烤焦并且萎缩，大块大块地掉皮。而且，他被饿得没了人样：他的胃有三分之二都被切除了。每顿饭只能消化很小一部分食物。因为他不能像需要的那样吃很多次饭，他永远都处在饥饿的状态之下。一天，他饿极了，他走进厨房，找了点儿咸菜汤喝。他被指控企图往食品里下毒。他知道，他就要倒下来了，他给营地当局写信说，他要死了，请求别再让他干重活儿。对此，唯一的回答就是恶毒的大字报攻击。在这之后，不久，在骄阳之下，他干撒粪这活儿的时候，昏倒在田地里。他被送到营地医院，第二天，他就死了。没有家人守在他的灵床前。他的妻子是自杀死的。
在干校里受罪的不光只是走资派，那些与国民党有任何关系的人，不管关系有多么遥远，任何因为坏运气而和国民党扯上关系的人都成了一些人报私仇的目标，或者是嫉妒的目标---即使是那些不成功的造反派头目---在营地里都大量死亡。很多人跳进在山谷谷底咆哮的大河里。这条河被称作安宁河。在死寂的深夜，河水咆哮的回声传出去好几英里，这令犯人们脊骨发凉，他们说，这声音听上去就像鬼在哭泣。
在听了这些自杀的事情之后，我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我把帮助我父亲减压当做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减轻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我要让他觉得生活是值得过的，让他觉得人们是爱他的。在他的批斗会上，现在，这些批斗会大部分都是非暴力的，当同狱的犯人出完气后，我会坐在他能看到我的地方，这样，因为有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会觉得，他又重新得到了肯定。批斗会一结束，我们爷俩会一起独自离开。我会跟他说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让他忘掉批斗会的丑陋，我会给他按摩头，脖子，和肩膀，他就会给我背诵经典诗歌。白天，我帮他干活儿，这些活儿，当然了，都是最累最脏的活儿。有的时候，我会替他挑担子，担子重量超过一百磅。我尽力地向他表示我没事人儿一样的表情，尽管，在这个重量之下，我几乎都不能站稳。
我在那呆了三个多月，当局允许我在食堂吃饭，给了我一张床，让我和另外五位妇女住在同一个房间。她们只是简短而冷淡的和我说话，要是她们还和我说话的话。同狱的犯人，每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一种敌意，我只当没有看到她们。但是，这里也有善良的人们，或者，他们为表现他们的善意而争先恐后。
其中一位是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他长着一张敏感的脸，长着一副大耳朵。他的名字叫杨，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文化革命之前，他来到我父亲的部工作。他是我父亲所属的那个“站队”的“司令。”尽管，他必须得分配给我父亲最累的活干，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他可以做到的话，他就会不显山不露水的减轻我父亲的担子。在和他的一次简短谈话中，我告诉他，我不能用我带来的食品做饭，因为没有煤油，我没法点起我的小炉子。
几天之后，杨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溜达过去。我感觉有一样金属的东西被塞进了我的手里：这是一个小炉子，高大约八英寸，直径四英寸。炉子是他自己做出来的。这个炉子烧纸球，纸球用废报纸搓成---现在，报纸可以撕了，因为，毛泽东的肖像从报纸页面上消失了。（毛泽东自己停止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他的目的---“要极大地，特别地建立”他的“绝对最高权威”---已经实现了，继续这样做反而会导致过而不及。）在小炉子的蓝色和橘红色的火焰上，我做出来的饭菜要远比营地的饭菜高级。当喷香的蒸汽从锅里冒出来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父亲的七个室友都在情不自禁地吧嗒他们的嘴巴。我很懊悔，我不能给杨弄任何一点饭菜吃，要是他的好斗的同事听到风声的话，我们两个就都会遇到麻烦。
就是因为有杨和其他一些和他一样体面的人，我父亲才被允许接待他的孩子的来访，也是杨，在雨天的时候，允许我父亲离开营房，这也是他的唯一的假日，因为，不像其他的犯人，他在星期天也得干活，就像我的母亲。雨一停下来，我父亲和我就会走进森林，在松树下面采野蘑菇，或者，找野豌豆，回到营地，我们把野蘑菇，野豌豆和鸭肉罐头炖在一起，我们会享受一顿天赐的饭菜。
晚饭之后，我们经常会溜达到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我管这个地方叫我的“动物学花园”---一些奇妙形状的石头堆在林间空地上。看上去，他们就像一群怪诞的动物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之下。其中的一些石头有空洞，空洞能够容下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在这里休息，悠闲地欣赏远处的风景。从我们这里下坡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树。木棉无叶的，猩红色的花朵，比木兰的花还要大，直接从赤裸的黑色树枝上长出来，所有树枝都毫不妥协地向上生长。我在营地的那几个月里，我观察了这些巨大花朵的开花过程，黑色的树杈映衬着一大团朱红的花朵。然后，它们会结果子，果子和无花果一样大，果子炸开，会崩放出丝毛，丝毛漫山遍野的绽放，恰如暖风吹动如羽的雪花，木棉树的那边儿是安宁河，安宁河的那边儿是绵延的大山。
一天，当我们在我们的“动物学花园”里放松的时候。一个农民从我们身边走过，他长得那么疙疙瘩瘩，那么矮，以至于，他吓了我一跳。我父亲告诉我说，在这个闭塞的地区，近亲结婚非常普遍，然后，他说，“在这些大山里，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这是一个如此漂亮的地方，这里有着丰富的潜在资源。我愿意来这里，住在这里，来管理一个公社，或者也许是一个生产大队，做一些实际工作，一些有用的工作。或者，也许就做一个普通农民。当官，我早就厌烦了。要是我们家能来这里，享受农民的简单生活该多好呀。”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一个急着想工作，精力充沛，又有才干的男人的挫败感。我还看到，一个中国学者的传统的田园梦想因为官宦生涯而破灭，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换一种活法，对我父亲来说，已经是一种幻想，想法很奇妙，但却没法实现，因为，你一旦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你就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我到营地去过三次，每次都要呆上几个月。我的兄弟姐妹也是一样，这样，就总有温暖围绕在我父亲身边。他经常骄傲地说，他是营地嫉妒的对象，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人从他们的孩子那里得到这么多陪伴。确实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人有什么访客：文革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野蛮化了，文革还离间了无数个家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我的兄弟小黑，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被我父亲打过，现在，他逐渐地爱上了他。他第一次去营地的时候，他和我父亲不得不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因为，营地的头儿嫉妒我父亲有这么多家人的陪伴。为了让我父亲夜里睡好，---这对他的精神状况尤为重要---小黑从来都不允许自己熟睡，以避免，他伸胳膊伸腿搅扰到他。
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说，他责备自己曾经对小黑那么严厉，他会拍打自己的头，说道歉的话。“这似乎难以想象，我怎么会使那么大劲打你，我对你太严厉了，”他会这样说。“我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想得很多，对你，我感到很强的负罪感。有趣的是，文革倒把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营地的饭菜主要是煮圆白菜，因为缺少蛋白质，让人觉得总是很饿。每一个吃肉的日期都是人们热切盼望的日子，大家以几乎是狂欢的气氛来庆祝吃肉的日子。即使是那些最好斗的造反派似乎也有了一点儿幽默。在这样的场合下，我父亲会从他的碗里夹肉，强行放到他的孩子的碗里。这里总会有一种碗筷之间的战争。
我父亲总是处在一种懊悔的状态当中。他告诉我，他是怎样不邀请我姥姥出席他的婚礼的。他告诉我，在我姥姥到达宜宾刚刚一个月后，他就把她送上回满洲里的危险旅程。好多次，我听见他责备他自己没有对他自己的母亲表现出足够的钟爱，他责备自己是那么的僵化，以至于，甚至她的葬礼，也没有人告诉他。他会摇头说：“现在忒晚了！”他还责备自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他对待他妹妹俊英的态度，当时他试图劝说她放弃她的佛教信仰，甚至让她，一个虔诚的食素者，吃肉。
1970年，俊英姑姑去世。她的麻痹逐渐进犯到她的全身，她不能得到很好地治疗。她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死去，安静得就像她活着时展示给人们的安静性格一样。我的家人没有把她去世的消息告诉我父亲。我们都知道，他爱她有多深，他敬她有多重。
那个秋天，我的兄弟小黑和小芳正和我父亲呆在一起。一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正在散步，八岁大的小芳说漏了嘴，她说出了俊英姑姑去世的消息。突然，我父亲的脸色就变了，他站着不动，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看上去非常茫然。然后，他走到路边，泄气地蹲在地上，用双手捂住脸。因为抽泣，他的肩膀在颤动。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我的兄弟们都傻眼了。
1971年初的时候，有消息传出来说，婷夫妇被解职了。对我父母来说，特别是对我父亲来说，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们开始有星期天了，开始干轻松一点儿的活了。别的被监禁的人开始和我父亲说话了，尽管还是很冷淡。情况真地发生了变化，证据是，在1971年初的时候，一个新的犯人来到了营地---邵夫人，过去折磨我父亲的人，她和婷夫妇一起丢人了。然后，我母亲被允许和我父亲呆两周时间---好几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机会，他们呆在一起，事实上，这甚至是第一次，他们彼此能看上一眼。两年多以前，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在成都的大街上，我父亲离开成都去营地。
但是我父母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文化革命在继续进行。婷夫妇不是因为他们做的所有恶事而被清洗的，而是因为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怀疑，因为他们和陈伯达过往密切，陈伯达是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中一个头目，他已经冒犯了毛泽东。在这次清洗中，又产生了更多的受害者，陈茂，婷夫妇的助手，他曾经帮助从狱中保释我父亲，自杀了。
1971年夏的一天，我母亲子宫出血严重；她昏死过去，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我父亲不被允许去看她，尽管他们都在西昌。当她的情况稳定下来后，她被允许回成都治疗。在那，她的出血最终被止住了；但是，医生发现，她已经染上了一种皮肤病，这种病叫硬皮病。她右耳后面的一块皮肤已经变硬，并且开始萎缩，她的右脸颊变得已经明显地小于左脸颊，她右耳正在失去听力。她脖子的右侧变僵硬，她右手和右臂僵硬麻木。皮肤病医生告诉她，皮肤的僵硬最终会扩散到内脏器官的僵硬，要是这样的话，用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她就会萎缩，死掉。他们说，对此西药也没有什么办法。所有他们能够给出的建议就是使用可的松，她吃可的松药片，并在脖子上注射针剂。
我正在营地，和我父亲在一起，这时，我母亲来信了，告诉了我们她的消息。立马儿，我父亲就去请求批准回家看她。杨非常有同情心，但是，营地当局拒绝了。我父亲在整整一院子的同狱犯人面前放声大哭。来自我父亲部里的人被吓了一大跳。他们都把我父亲看做“铁人。”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时候，他去了邮局，在邮局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邮局开门。他给我母亲发了一个三页纸的电报。电报开头是：“请接受我的道歉，道歉来的太晚了，花了一生的时间。是我对你有罪，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我不是一位体面的丈夫。请你好起来，再给我一次机会。”
1971年10月25号，眼镜来德阳看我，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林彪死了。在他的工厂，眼镜被正式告知，林彪企图暗杀毛泽东，没有成功，他企图逃到苏联，他的飞机摔落在蒙古境内。
林彪的死布满疑云。他的死和一年前陈伯达的倒台有关。毛泽东对他们两人都产生了怀疑，他们在过分神化他的路途上都走得忒远了。他们这样做，他怀疑，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把他抬上天，给他抽象的荣耀，而剥夺他世俗的权力。毛泽东特别嗅出了林彪，他的继任者的阴谋，林彪就像后来的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闻名。毛泽东断定，林彪，按照排队，是下一个要登上皇位的人，注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甭管是毛泽东，还是林彪，或者两人都，在采取行动来拯救他们的权力和生命。
之后不久，公社向我们村子传达了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这个消息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甚至几乎不知道林彪的名字，但是，得到这一消息，我却暗自高兴。在我的内心里，我还不能够挑战毛泽东，我把文革怪罪在林彪身上。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赫然分裂意味着，我想，毛泽东已经否定了文革，他将结束所有的苦难和破坏。林彪的死亡，从另一个角度，又一次印证了我对毛泽东的信念。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持乐观态度，因为，有迹象表明，文革将被颠倒过来。几乎立马儿，就有一些走资派被平反昭雪，从营地里释放出来。
我父亲被告知林彪的消息是在十一月中旬。立马儿，偶尔才有的笑容出现在造反派的脸上。在会议上，他被请求坐下，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他被请求“揭发叶群”---林彪夫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叶群是他的同事。我父亲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尽管他的同事正在平反昭雪，一批一批地离开营地，营地司令却告诉我父亲说：“不要指望你现在就能逃脱惩罚。”他对毛泽东的冒犯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事件。
因为他挨打挨了多年，接下来，又在严酷环境下干累活，他处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在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为了能让自己安稳下来，他一直在大剂量的服用安眠药。有的时候，他服用二十倍的平常剂量，这样，就损坏了他的循环系统。他感觉身体的某些部位一直在剧烈疼痛；他开始咳血，经常会喘不上气儿来，还会伴有严重的晕眩。在五十岁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七十岁的人。营地的医生总是给他冷脸看，非常不耐烦的给他开更大剂量的安眠药；他们拒绝给他做检查，或者，甚至拒绝听他讲病情，每次去过诊所之后，都要听造反派吼叫着给他上课：“甭指望，靠装病，你就可以逃脱惩罚！”
1971年底的时候，金明在营地里。他是那么地担心我父亲，以至于，他在营地里一直待到1972年的春天。然后，他接到一封他的生产队来的信，生产队命令他立马儿回去，要不然的话，在秋收的时候，他就不能分到任何粮食。他离开的那天，我父亲陪他到火车站---一条铁路已经修到了米易，因为战略性的工业已经迁到了西昌。走了很长时间的路，他们两个却都保持沉默。然后，父亲突然犯病，喘不上气来，金明只得帮助他在路边坐下。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在挣扎着喘气。然后，金明听见他长叹气说，“看起来好像我没有多长时间好活了。生命似乎就是一场梦。”金明还从没听他说过死。他很吃惊，他想安慰他。但是，父亲缓慢的说，“我问过我自己，我是否怕死。我认为我不怕。我的生命就像现在这样，很糟糕。而且，看上去似乎没有一个了结。有的时候，我感觉很虚弱：我站在安宁河边，我在想，仅仅一跳，我就可以让生命了结。然后，我告诉自己，决不能那样。要是没被澄清，我就死了，对你们大家来说，就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我的童年生活很艰苦，社会充满不公。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我加入了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这对人民，就像对我一样，又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我到最终的结果却是毁掉我的家庭呢？信仰因果报应的人说，如果结果不好，就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一直使劲儿在想我一生中做过的事情。我曾经下命令正法过一些人-----”
父亲继续对金明讲他签署的那些死刑判决，讲在朝阳土改时恶霸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讲宜宾的土匪头子。“但是，这些人犯下了那么多罪恶，以至于，就是上帝自己也会将他们灭掉的。那么，到底我做了什么错事，让我得到这样的结果？”
在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之后，父亲说，“要是我像这样死了，就别再信仰共产党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