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7)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在1972年五月底，在我们和唐，还有他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说，我父亲已经被允许离开营地了。林彪倒台之后，营地的医生最终给我父亲做了诊断，他们说，他得了高血压病，血压高得非常危险，他的心脏和肝脏也都出了严重的问题，他的血管硬化。他们建议他到北京做一个彻底检查。
他坐火车去成都，然后飞北京。因为没有供接机的人去机场的公共运输，我母亲和我只得在城市的航空终点站等他。他很瘦，而且，几乎被太阳烤成了黑人儿。这是，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第一次走出米易的大山。在最初的几天里，在这座大城市里，他似乎很迷茫，他会把过马路当成“过河，”把乘公交车当做“坐船。”他犹犹豫豫的走在拥挤的大街上，看上去，他对所有的交通感到有些困惑。我担当起了他的向导的角色。我们和他从宜宾来的一个朋友住在一处儿。这位朋友在文革期间也吃尽了苦头。
除了这个人和唐之外，我父亲不去拜访任何人---因为他还没有被平反昭雪。他不像我，我满是乐观，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心事重重。为了让他高兴起来，有的时候，在气温超过华氏100度的情况下，我拽着他和我母亲出去看风景。有一次，我半强迫地让他跟我一起去长城，我们坐在一辆拥挤的长途公共汽车里，车里的尘土味和汗味让人没法呼吸。当我瞎说的时候，他听着，脸上挂着忧伤的笑容。一个农民妇女，怀里抱着小孩，坐在我们前面。小孩开始哭泣，她用力地拍打小孩。我父亲噌地从座位上站起，朝着她吼叫，“你怎么能打孩子！”我连忙拽他的衣袖，让他坐下来。整车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像这样管闲事是非常不寻常的。我叹息着想，我父亲和他打金明和小黑的时候比，变化得有多大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北京，我还能读书，读书为我打开了新的眼界。那年二月，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用官方的话说，他是“带着白旗”来的。美国人是头号敌人，这个想法，到这个时候，已经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和这个想法一起消失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灌输。对尼克松来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的访问催生了一种新的气候，在这种气候下，一些外文书的中译本可以买到了。这些书被贴上了“供内部传阅”的标记，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这些书，只有那些被授权的人士才可以阅读，但是，却没有特别的规定说这些书可以给哪些人传阅，要是有一个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有特权搞到这些书，这些书就会在朋友之间自由地传阅。
我能够接触到这些出版物。我喜出望外，我读了nixon’s own six crises(有一些删节，当然了，把他的反共内容删掉)，David halberstam’s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willliam l.shir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和herman wouk 写的the winds of war，这些书的作者（为我）描绘了外部世界的现实画面。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一书对肯尼迪的统治做了描述，与我们自己的政府相比，美国政府宽松的统治氛围令我感到惊奇---我们的政府是那么遥远，那么可怕，那么地神秘。我为这些写实作品的写作风格而感到着迷。多么清爽，多么独立呀！甚至nixon’s six crises，与中国媒体的大锤风格相比，也是一个平静的典范，中国媒体的大锤风格充满了恐吓，斗争，和断言。在 the winds of war 一书中，与其说，我被书中对时代的宏观描写所打动，还不如说我被一些细小的花絮所打动，美国妇女对衣服很挑剔，她们会对某件衣服的花色而大惊小怪。我感到非常惊奇，美国妇女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衣服，而且，花色和款式的选择非常宽泛。在二十岁的时候，我仅仅有几件衣服。款式和其他人的衣服完全一样，几乎每一件衣服都是蓝色，灰色，或者白色。我闭上眼睛，在想象中抚摸着所有那些我从没有见过或者穿过的漂亮衣服。
可以了解到更多来自于国外的信息了，这部分是因为，林彪倒台之后，思想控制总体上放宽了。但是，尼克松的来访为放宽控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中国人绝不能丢脸，不能表现出对美国一无所知。在那些日子里。放宽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得拿出一些牵强的政治理由。学习英语，现在是，一项值得去做的事业---是为了“赢得来自全世界的朋友”---因此也就不再是一项罪行。为了不惊着或者吓着尊贵的客人，街道和饭馆也丢弃了那些好斗的名字，好斗的名字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强加给这些街道和饭馆的。在成都，尽管尼克松没有来访问，火药味餐馆改回了原来的旧名字，香风徐徐。
我在北京呆了五个月。只要我独处的时候，我就会想戴。我们彼此不写信了。我为他写诗，但却把诗自己留了下来。最终，我对未来的希望战胜了我对过去的懊悔。特别是，有一条消息，盖过了我所有其他的想法----自从我十四岁以来，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前程的可能性，关于这个前程，我甚至都不敢梦想：我可能能上大学。在北京，前两年，有少数学生已经被大学录取。看上去，似乎，全国的大学不久就要开学了。周恩来在强调一条毛主席的语录，这条语录的大意是，特别是对于科学技术来说，大学还是需要的。我不能再等了，我要回成都开始学习，我要考进大学。
1972年9月，我回到工厂，看到戴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太多痛苦。他也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是偶尔地露出一点忧伤地感觉。我们又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们不再谈论诗歌了。我在忙着准备大学的课程，尽管我不知道该准备哪门大学课程。学习哪门课程并不依赖于我的选择，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教育必须得进行彻底地革命。”这意味着，大学生被分配课程，而不考虑他们对哪门课程感兴趣，---因为那将会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恶习。我开始学习所有的主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语。
毛主席还颁布法令说，学生不必都来自传统的生源---中学毕业生---而应该是工人和农民。这一点适合我，因为，我曾经是一名真正的农民，现在，我又是一名工人。
将会有一个入学考试，周恩来已经做出了决定，尽管他把“考试”这一术语换成了“对考生做一个调查，以了解他们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他们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个原则基于毛主席的另一条语录。毛主席不喜欢考试。新的程序首先是由工作单位推荐，然后是入学考试，再然后是负责录取的机关对申请人的考试结果和“政治表现”做一个权衡。
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我把我所有的夜晚和周末，还有在工厂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读教科书上。这些教科书是从红卫兵的烧书的火焰中幸存下来的。教科书是从很多朋友那里攒上来的。我还有一个辅导教师的朋友网，他们很高兴，很热情地牺牲掉他们的夜晚和假日。热爱学习的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融洽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将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这种反应出自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民族，这种高度的文明曾经一度遭到几乎是灭顶的灾难。
1973年春天，邓小平被平反昭雪，并被任命为副总理，他实际上是周恩来的副手。我非常兴奋。邓的回归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肯定的信号，文化革命正在被颠倒过来。众所周知，他热衷于建设，而不是破坏，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毛泽东把他送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拖拉机工厂，雪藏他，以防备周恩来死后后继无人。不管毛泽东对权力多么疯狂，他一直都非常小心，他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
邓小平被平反昭雪，我感到非常高兴，我高兴还出于个人的原因。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非常了解他的继母，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大院里和我们做邻居做了很多年---我们都管她叫“邓姨。”她和她的丈夫遭到批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邓小平的亲属。大院里那些在文革前曾经向她献媚的居民现在都躲着她。但是，我的家人还像往常一样跟她打招呼。而同时，在我父亲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大院里就没有几个人仰慕我父亲了。她却对我的家人说，她是那么地仰慕我父亲。在那些日子里，哪怕是一个点头，一抹微笑，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两个家庭建立起了非常温暖的感情。
1973年夏天，大学录取开始了。我感觉，似乎我在等待生或死的判决。四川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名额被分配到了成都第二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属下有23个工厂，我的厂子是其中的一家工厂。每个工厂都要提名一个考生参加考试。我们工厂有好几百工人，有六个人提出了申请，其中就包括我。选拔考生的会议召开了，工厂有五个车间，其中四个车间都推选了我。
在我自己的车间，还有另一位候选考生，她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十九岁。我们两个都很受欢迎，但是，我们的工友只能选出我们当中的一个。她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出来；人们很尴尬，出现了一点儿骚动----很明显，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极度痛苦----要是有很多票投给她了，投给我的票就会减少。突然，她站起来，她笑着说，“我愿意放弃我的候选资格，我投票选jungchang。我比她小两岁，我过年还可以再努力。”工人当中爆发出欣慰的笑声，他们承诺，第二年投票选她。他们做到了。1974年，她上了大学。
我为她的高姿态而深深感动，也为投票的结果而感动。似乎，工人们在帮助我实现我的梦想。我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对我造成伤害。戴没有申请：他知道，他没有机会。
我参加了汉语，数学，和英语的考试。考试的前夜，我心情很不平静，以至于，我没有睡好觉。午休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我姐姐正在等我。她轻轻地按摩我的头，我睡着了，小睡了一觉。试卷考的都是基本知识，很少触及我花大力量复习的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和化学。所有的试卷，我都得了高分，英语口语，我在所有成都考生当中得了最高分。
在我能够放松一下之前，又来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七月二十号，一篇关于“白卷”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不能够答出大学入学考试试卷上的问题，一名叫张铁生的考生，他曾经被送到锦州附近的农村，交了白卷，和白卷一起交上去的还有一封信，在信中，他抱怨说，考试无异于是“资本主义复辟。”他的信被毛泽东的侄子兼个人助手毛远新抓到了，当时，毛远新正管理着哪个省。毛夫人和她的同伙指责说，强调学术标准是“资产阶级专政。”“即使全国都变成文盲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宣称。“这并不妨碍文化革命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我参加的考试被宣布作废。现在，上大学仅仅依靠“政治表现”来决定。应该怎样衡量政治表现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工厂在电工班的“选拔推荐会”之后，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戴起草了推荐信，我的先前的女性电工师傅将推荐信刷色。推荐信把我搞成一名绝对的典范，搞成现存的最出色的模范工人。我一点也不怀疑，其他的二十二名候选人也一点儿不差的有着同样的资历，正是因为如此，也就没有办法在我们之间进行甄选。
一个曾经被广泛宣扬的“英雄”喊道，“你问我要上大学的资格？我的资格就是这个！”---，说到这儿，他举起他的手，指着他手上的老茧。但是，我们手上都有老茧。我们都在工厂工作，大多数人还曾经在农场工作过。
这里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后门。
四川录取委员会的大多数主任都是我父亲的老同事，他们已经被平反昭雪了。他们敬仰他的勇敢和正直。但是，尽管他们非常想让我接受大学教育，我父亲却不会请求他们帮忙。“这对于没有权力的人是不公平的，”他说，“要是什么事都要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开始和他争论，最终，我流泪了。我看上去一定真的很伤心，因为，最终，他苦着脸说，“好吧，我来办这件事吧。”
我挽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来到一英里外的一家医院，录取委员会的一名主任正在医院里做检查：因为磨难，几乎所有文革的受害者健康状况都很糟糕。我父亲拄着拐棍，他走的很慢。他过去的能量和锐气都已经消失了。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行，不时地还要停下来休息，他的心和他的腿一样在打仗，我想说“我们回去吧。”但是，我还是迫切地想走进大学的殿堂。
在医院里，我们坐在一座低矮的石桥的边沿上休息。我父亲看上去很纠结。最终，他说，“你能原谅我吗？干这种事我真地觉得很为难----”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感觉怒气冲冲，我想朝他喊叫说，我没有其他更公平的选择了，我想说，上大学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我刻苦工作，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并且因为我被推选上了。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知道所有这一切。并且，就是他让我渴望知识。然而，他有他的原则，并且，我爱他，尽管他如此这般我都得接受他。我得理解他的矛盾心情，他是一个讲道德的人，却生活在一片道德缺失的土地上。我忍住眼泪说，“当然。”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默默地走回家里。
多么幸运啊，我有一位足智多谋的母亲。她去拜访录取委员会头儿的妻子，然后，哪位妻子和她的丈夫说了这件事。我母亲还去看了其他的头儿，争取他们支持我。她强调我的考试成绩。她知道，对那些前走资派来说，考试成绩是最能说事儿的论据。1973年十月，我走进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