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4)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4 “请接受我的道歉，道歉来得忒晚了”---我父母在劳改营（1969年----1972年）
从成都乘卡车走三天的路程就到了buffalo boy flatland，buffalo boy flatland在西昌的北面。在这里，公路分叉了，一条路往西南去米易，我父亲的劳改营就在那里，另一条朝东南去宁南。
一个著名的传说成就了flatland这个名字。女神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女儿，曾经从天庭下来，在这里的一个湖里洗澡。（落在陨石街的那颗陨石被认为是支撑她的织机的石头）住在河边儿放牧水牛的一个男孩看见了女神，他们相爱了。他们结婚，生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王母娘娘对他们的幸福生活心生嫉妒，于是派了一些神兵到下面捕捉女神。他们把她带走，牛郎在后面追赶他们。正当他要追上他们的时候，王母娘娘从他的发髻上拔下一根发簪，她用发簪在他们之间划出一条大河。这条银河永久地将他们分开了，除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在这一天，从全中国飞来的喜鹊为他们搭建了一座鹊桥，通过这座鹊桥，这个家庭才可以团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银河是milky way 的中文名字。从西昌看银河，银河显得非常广阔，有很多星星，织女星，在银河的一边儿，牛郎星和他的两个孩子，在另一边儿。好多个世纪以来，这个传说都在吸引着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家庭经常会因为战争，土匪，贫穷，和狠心的政府而分散。讽刺的是，我的母亲就被送到了这个地方。
1969年11月她来到这里，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以前东城区的500名同事---他们当中有造反派，也有走资派。因为他们被命令匆忙地离开成都，所以除了一些棚子之外，他们没有地方住。棚子是修建成都到昆明铁路的军队工程师留下来的，昆明是云南的首府。一些人挤进了这些棚子里，另一些人不得不将他们的铺盖卷塞进当地农民的家里。
除了一些白矛属的草和泥土之外，这里没有建筑材料，泥土得从山上挖，再背下来。泥土跟水和在一起制成土坯，土坯用来砌墙。这里没有机器，没有电，甚至没有任何干活用的牲畜，flatland在大约5000英尺的海拔高度，在这个海拔高度上即使是一天，而不是一年，都被分为四个季节。早晨七点，当我母亲开始干活的时候，气温在零度左右，到中午的时候，气温可以高达华氏80度。在下午4点的时候，热旋风掠过山峦，简直能够把人刮起来。在晚上7点，当他们收工的时候，气温又暴跌下来。在这样严酷的极端天气下，我母亲和她的工友每天得干十二小时活儿，只是在中饭的时候，简短地歇息一会儿。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所有他们能吃到的东西就是米饭和煮白菜。
营地被组织得就像一支军队，由军官来管理，营地在成都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起初，我母亲被当做阶级敌人来对待，整个午饭休息时间，她都被强迫低着头站着，这种惩罚形式，被称作“地头批斗，”这种斗争形式被作为一种提醒别人的方法而得到媒体推荐，提醒那些能够休息的人，他们应该省点劲，别再愤恨。我母亲向她的连队长官提出抗议，她的腿得不到休息，她不能整天都在干活。这位长官，在文革之前，曾经在东城区武装部工作，他和她处得很好；他下令停止对她地头批斗。但是，我母亲依然被分配最累的活儿，她不能像其他的犯人那样，有自己的星期天。子宫出血更加严重了。然后，她被肝炎击倒了，她的整个身体都是黄色的，都肿了起来，她几乎不能站起来。
营地实实在在拥有的一样东西就是医生，因为，有一半的东城区的医护人员都被打发到了这里。只有那些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最需要的人留在了成都。给我母亲治疗的医生告诉她说，她在文革前曾经保护过他，他是多么地感激她，他说，要不是有她在，他很可能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被贴上右派标签了。这里搞不到西药，所以，他跑几英里路去采集诸如车前草和喜阳植物的药草，中国人认为，这些药草能够治疗肝炎。他还向营地当局夸大她的疾病的传染后果，当局马上就给她换了个住处，她完全一个人住在那里，这个住处在半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折磨她的人不管她了，因为害怕感染，但是，医生每天都来看她，他还在一个当地农民那里为她定了每日的山羊奶供应。我母亲新的住所是一个废弃的猪圈。同情她的犯人为她清理了猪圈，并且在地上铺了很厚的一层草，她感觉这层草就像一个豪华的床垫。一个友好的厨师自愿为她送饭。当没人看着的时候，她就会再加两个鸡蛋。当有肉吃的时候，我母亲每天都能吃肉，而其他人每周只能吃到一次肉。她还有水果吃---梨和桃子---是一些朋友提供的，他们在市场上为她买水果，就她所得到的如此这般关照而言，肝炎是老天降福给她。
在大约四十天之后，让她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她康复了，她被搬回营地，现在，她被安置在新的土坯房子里。Flatland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招闪电，招雷，但是却不招雨，雨都落在周围的山里。当地农民不在平地上种庄稼，因为土壤忒干燥了，在频繁的干热雷电中种庄稼忒危险了。但是，对于营地来说，这块地方是唯一可以得到的资源，所以，他们种植一种特别的抗旱玉米，他们从较低一点儿的山坡上担水。为了得到未来的稻米的供应，他们提出要帮助当地农民收割他们的庄稼。
农民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妇女被禁止担水，男人被禁止种稻，这是当地的风俗。种稻是已婚妇女带着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干的活儿。一个妇女儿子越多，要求她干的活儿也就越多，这种活儿累死人。信仰是这样的，一个养了很多儿子的妇女，她种的稻子就应该产更多的粮食。（在中文里，“儿子”和“种子”有一个同样的发音，那就是“子”）我母亲是这一习俗的首要“受益者。”因为她有三个儿子，比大多数她的女同事儿子多，每天有十五个小时，她都得撅着腰在稻田里干活，干活时，她的下腹发炎，流血。
在夜里，她和其他人一起，轮班看猪，防止猪被狼叼走。她们的泥草棚子背靠的那些山被恰如其分的称作“狼窝。”那些狼都非常聪明。当地人告诉新来的人说，当一条狼进了一个猪圈，他会轻轻地为猪抓痒，并用舌头舔猪，特别地舔猪的耳朵后面，让猪进入一种愉悦的迷幻状态，这样，就不会弄出什么声响来。然后，狼会轻轻地叼住猪的一只耳朵，把它引到猪圈外面，在干这事的时候，狼一直用它毛茸茸的尾巴抚蹭猪的身体。当狼扑向它的时候，猪还在梦想着被它的恋人爱抚。
农民告诉城里人说，狼---有时候还有豹子---都怕火。所以，每天晚上，猪圈外面都要点起一堆火，我母亲度过了很多无眠的夜晚，看着流星划破天穹，看着天穹之下狼窝山峦的起伏轮廓，倾听远处狼的嚎叫。
一天晚上，她正在一个小池塘边儿洗衣服。她从蹲的姿势一下子就站立起来，她发现，她在直愣愣地盯视着狼的红色眼睛，狼站在池塘对岸,离她大约有二十码远。她的头发都立起来了，但是，她记起她童年时的朋友大老李对她说的话，对付狼的方法是向后退，慢慢地向后退，绝不能表现出任何恐慌的迹象来，然后，转身，跑掉。所以，她后退着离开池塘，她朝着营地的方向后退，后退时尽可能地保持平静，她一直面对着狼，狼跟随着她。当她到达营地边缘的时候，狼停了下来。能够看见火了，能够听见人声了。她猛地转身，冲进大门里。
在深夜，在西昌，火几乎是唯一的光亮。这里没有电。蜡烛，要是能买到的话，贵得让人买不起，煤油也非常少。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太多可读的东西。这里不像德阳，在德阳，我有相当的自由来读金明的黑市书籍，干校被牢牢地控制着。唯一被允许读的印刷材料是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有的时候，一部新电影在几英里外的部队营房放映：电影永远都是毛夫人样板戏当中的一部戏。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艰苦工作，缺乏放松，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个人都在惦念着他们的家人和孩子，造反派也是一样，他们的愤恨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他们现在觉得，所有他们过去的热情已经被证明不会有任何结果，并且，无论他们怎样做，他们也永远不会在成都重新掌权。革命委员会里的空缺已经被填满了。在到达flatland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沮丧代替了批斗，有的时候，只有我母亲才能让造反派振作起来。她得到了一个昵称“观音”---慈善女神。
夜里，躺在她的草垫子上，她会回忆她远在童年时的岁月。她意识到，她没有太多的家庭生活可回忆。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她以牺牲自己的家庭为代价，把自己贡献给革命事业。现在，她在懊悔地反思，她的奉献没有任何意义。她发现，她非常痛苦地惦念自己的孩子，这种痛苦几乎令她难以忍受。
1970年2月，在中国新年前的十天，在flatland呆了三个多月之后，我母亲的连队在营地前面排队来欢迎一位部队司令，他是来视察的。在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这群人看见一个小的人影正朝这边走过来，人影沿着满是尘土的道路，由远而近逐渐走了上来。他们都盯视着那个移动的人影，他们断定，这不可能是什么大人物：大人物会坐在小汽车里，还会有随从人员。但是，他也不可能是当地农民：他低着的头上围着一条很长的黑色毛料围巾，他围毛巾的方法非常时髦。这是一位年轻妇女，她的背上驮着一只大筐。看着她慢慢地走得越来越近，我母亲的心开始狂跳，她觉得这个妇女很像我，然后，她又想，这也许是她想象出来的。“要是二鸿，那该多好啊！”她心里想。突然，人们兴奋地推她：“是你女儿，你女儿来这儿看你了！二鸿来这儿了！”
这是我母亲对我到来时的情境的叙述，她叙述说，她似乎是在等了一生之后，才看到我到来。我是到营地来的第一个访客，人们热情的欢迎我，欢迎里面既有温暖，也有嫉妒。我来这里坐的卡车和去年六月把我送到宁南去迁户口的卡车是同一辆车。我背上的大筐里装满了香肠，鸡蛋，糖果，蛋糕，挂面，白糖，和肉罐头。我们五个孩子，再加上眼镜，都节约着用我们的口粮，或者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那份粮食，我们把节约出来的粮食凑在一起，我们要好好地款待一下我们的父母。实际上，我都被背上的重量给压垮了。
两件事情立马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母亲看上去很好---她刚过肝炎康复期，她得过肝炎，这件事情，是她后来才告诉我的。她身边的氛围没有敌意，实际上，一些人已经管她叫“观音”了，对我来说，这个称谓绝对难以置信，因为，正式来讲，她是一个阶级敌人。
一条深蓝色围巾罩住她的头发，围巾在她下巴的下面打了一个结。她的脸颊已经不再那么姣好，那么细嫩了，风吹日晒之下，脸颊已经变得粗糙，变成深红色了。她的皮肤看上去已经很像西昌农民的皮肤了，她三十八岁，但是，看上去，她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当她抚摸我的脸颊的时候，我感觉，她的手就像干裂的老树皮。
我呆了十天，在新年那天，我要离开去我父亲的营地。我的那位善良的卡车司机会在我来时下车的地方接我。我母亲的双眼潮湿起来，因为，尽管他的营地离得不远，她和我父亲却被禁止彼此拜访。我把食品筐又背在背上，筐里的食品还没有动过---我母亲坚持，我把所有的食品都带给我父亲。在中国，为别人留下珍贵的食品一直是表达爱和关心的主要方式。我要走了，我母亲很伤心，她一再说，她非常抱歉，我得错过传统的中国新年的早饭，新年早餐是她的营地提供的：汤圆代表着家庭团聚。但是，因为怕耽误卡车，我不能再等早餐了。
我母亲和我一起步行半个小时来到公路旁，我们坐在长得很高的草上等车。满眼都是起伏变幻的景色，风吹动着很厚的白茅属草，掀起柔和的波浪。太阳已经很亮，很温暖了。我母亲拥抱着我，她的整个身体似乎在说，她不想让我走，在说，她担心，她会永远不能再见到我。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她的营地和我的公社会不会有一个尽头。我们已经被告知，我们终生都要呆在那里，我们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我们在彼此再见面之前，我们有可能会死掉。我母亲的悲伤感染了我，我想到了我姥姥的死，她在我能够从宁南赶回来之前就死了。
太阳越升越高，我们却没有见到我的卡车的影子。在远处，她的营地的烟囱冒出的烟曾经晕染了一大片天空，现在，烟已经稀薄下来。我母亲被懊悔的情绪纠缠着，她后悔，她没有能够让我吃上新年早餐。她坚持，她回去给我弄一些早饭吃。
她离开一阵儿后，卡车来了。我朝营地的方向看过去，看见她正朝我跑过来，白金草在她蓝色的围巾周围起伏着，她右手端着一个大的搪瓷花碗。跑的时候，她很小心，这告诉我，她不想让汤圆碗里的汤洒出来。她离我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能够看出，再用大约二十分钟，她就会来到我们身边。我觉得，我不能再请司机等那么长时间了，因为他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爬上卡车的后部。我看见，在远处，我母亲还在朝着我跑。但是，似乎，她已经不再端着那只碗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