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3)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村民对待这个地主和他的家人似乎没有什么敌意，尽管，他们之间保持着距离。但是，就像所有的“阶级敌人”一样，分配给他们的活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他的两个儿子都比其他人少拿一个工分，尽管事实是，他们是村里干活最卖力气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非常有才智，而且，他们是村里最有教养的年轻人。他们与众不同，非常文静，非常优雅。我发现，与村里的任何其他人相比，我觉得，我更加愿意接近他们。然而，尽管他们有如此优良的品质，村里的姑娘却没人愿意嫁给他们。他们的母亲告诉我，她为了给几个姑娘买礼物而花了多少多少钱，姑娘是媒人给介绍的，她们会接受衣服和钱，然后走开。其他的农民能够把礼物要回来，但是，一个地主的家庭却无可奈何。对这样的事实，她会大声地叹气，叹长气，她的儿子几乎没有前程，不会有体面地婚姻。但是，她对我说，他们把他们的不幸看得很轻：在每一次失望之后，他们都试图让她振奋起来，他们会主动到市场干几天活，把她损失的礼物的花销挣回来。
她在对我讲述所有这些不幸的时候，语气平静，不带任何感情。在这里，似乎，即使是令人震惊的死亡事件也像是一颗石子被投进池塘，溅起的浪花，涌起的波浪一会儿就归于平静。
在平静的村庄里，在寂静的深夜，在我潮湿的小屋里，我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我刚来德阳的时候，金明送给我几大箱书，他的书都来自黑市，现在，他可以把这些书累积到一起了，因为，那些抄家的人，大多数都和我父亲一起，被打发到米易的“干校”去了。我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一整天，我心里都痒痒地，我想回去读那些书。(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贪婪地阅读我父亲图书室劫后遗存没有被烧掉的书。这些书里有鲁迅全集，鲁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中国伟大作家。因为他在1936年，共产党掌权之前，就去世了，他逃过劫难，没有遭到毛泽东迫害，甚至成为他的一位伟大的英雄---然而，鲁迅最得意的门生和最亲近的伙伴，胡风，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为反革命，他被监禁了几十年。就是对胡风的迫害导致了那场政治迫害，在这场迫害中，1955年，我母亲被监禁。
鲁迅曾经是我父亲最喜爱的作家，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们读鲁迅的杂文。当时，我还弄不懂这些杂文，即使有我父亲给我们做解释，但是，现在，我全神贯注地阅读。我发现，他讽刺的利刃不仅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鲁迅没有思想，仅仅是在启蒙人道主义。他怀疑的天才挑战所有的假设。他是另外一个，以他的自由智慧，把我从我的思想灌输中解放出来的人。
我父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藏书对我也非常有用。我随时都会读马克思的著作，带着我的问题去理解那些难懂的句子，我一直在纳闷，那些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辩论跟毛泽东的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被其中的某些东西吸引了，这些东西在中国是很少能碰到的。那就是逻辑，贯穿一个论点的逻辑。阅读马克思有助于我理性地，分析地思考问题。
我喜欢这些新地梳理我思想的方法。在其他的时候，我会让我的心滑入到一种更加含混不清的状态，我就会写诗，用古典的格式写诗。我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我经常会很投入地构思诗歌，这样，干活儿就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有的时候，甚至会很舒服。正是因为这个，我更喜欢独处，相应地，对谈话就不太感兴趣了。
一天，我整个上午都在干活儿，用镰刀砍甘蔗，吃靠近根部最有汁液的那段。甘蔗被送到公社的食糖加工厂来换取食糖。我得完成一个数量定额，但是，不要求质量，所以，我吃掉了最好的那段。当午饭休息时间到来的时候，得有人留在田里来看贼，我主动提出干这活儿，这样，我就有独处的时间了。当农民回来的时候，我再去吃午饭---这样，我就有更多的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了。
我躺在甘蔗垛上，草帽半遮住我的脸。透过草帽，我能够看见广阔无垠的湛蓝天空。一片叶子从我头部上面的草垛上伸出来，在天空衬托下，叶片大得不成比例，我半合上眼，在清爽的绿意中，感觉特别惬意。
这片叶子让我忆起多年以前一个类似的炎热下午一片竹林摇曳的竹叶。我父亲坐在阴凉下钓鱼，一边钓鱼，一边作诗，他创作了一首伤感的诗歌。我运用与他的诗歌同样的格律---音调，韵律的格式，和用词的种类，开始创作一首属于我自己的诗歌。宇宙似乎静止不动，除了能听到一点儿甘蔗叶片在清风中摇曳的声音。在这一刻，我感觉生命非常美丽。
在这段时间里，我努力抓住这个机会，享受寂寞，我很夸张地显摆，我就是不想与我周围的世界有任何关联，这一定让我显得似乎非常狂傲。因为农民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我做的却正好相反，我只注意他们那些消极的品质。我不想了解他们，或者与他们相处。
我在村里不太受欢迎，大部分农民都离我远远的。他们不赞成我，他们认为，我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去努力干活儿。干活儿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也是他们评判任何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在他们的眼里，干重活才是无可争议的，才是公平的。他们很清楚，我厌恶体力劳动，找每一个机会呆在家里读我的书。我一来到德阳，我在宁南染上的胃痛和皮疹就又犯了。实际上，每天，我都在拉稀，因为拉稀的影响，我的双腿也开始疼。我总是感觉虚弱，感觉晕眩，向农民抱怨也没有用，艰苦的生活让他们认为，所有的疾病，只要不是致命的，都是小病儿。
然而，让我最不受欢迎的事情是，我经常离开，我把三分之二我应该呆在德阳的时间都花在去劳改营看望我父母，或者花在在宜宾照顾俊英姑姑身上。每一趟旅行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没有法律禁止我这样做。但是，尽管我几乎不能挣足维持我生活所需的粮食，我还得从村里要粮食。农民摆脱不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他们也甩不掉我---他们不能把我扔出去。自然地，他们责备我，我也感觉对不起他们。但是，我也摆脱不了他们，我不能挣脱出来。
尽管他们愤愤不平，只要我喜欢，我的生产队还是允许我来去自如。这部分是因为，我和他们保持着距离。我知道，应付过去的最好方法就是做一个并不张扬的冷漠外人。一旦你变成“群众中的一员，”你立马儿就将自己置于被进犯，被控制的境地。
与此同时，我的姐姐，小鸿在邻村干得很好。尽管，像我一样，她总是被跳骚咬，被大粪熏，因此，她的腿会肿得那么厉害，以至于，她会发烧，但是，她继续努力干活，她得到一天八个工分的报酬。眼镜经常从成都跑过来帮助她。他的工厂，就像大多数其他的工厂一样，实际上停产了。工厂的经营已经被“砸烂，”新的革命委员会只对让工人参加革命上心，对生产却不上心，大多数工人，只要他们高兴，可以来去自如。有的时候，眼镜在田里代替我姐姐干活儿，好让她歇息一下。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和她一起干活儿，这可乐坏了村民，他们说：“这个很划算，我们领进了一个年轻姑娘，但是，最终，我们却添了两付人手儿！”
娜娜，我姐姐，还有我在赶集的日子会一起去农村集市，集市每周开市一次。我喜欢那些热闹的小巷，小巷两边排满了筐和扁担。农民为了卖一只鸡，或者一打鸡蛋，或者一捆竹子，得走上几个小时的路程。大多数挣钱的活动，例如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编筐，或者养猪卖钱都遭到禁止，理由是，这些活动都是“资本主义。”因此，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可换钱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钱，他们也就不可能旅行去城市，于是，赶集的日子也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娱乐的资源。他们会与他们的亲戚，朋友会面，男人会蹲在泥泞的步行道上吧嗒他们的烟斗。
1970年，我姐姐和眼镜结婚了。没有婚礼。在那样的日子，在那样的氛围当中，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办一个婚礼。他们只是从公社司令部领了结婚证，然后，带上招待村民的糖果和香烟，回到我姐姐的村子。农民非常吃惊：他们很少能享受这样珍贵的款待。
对于农民来说，婚礼可是一件大事。消息刚一传开，他们就拥进我姐姐的小草房来贺喜。他们带来了礼物，比如，一把挂面，一磅黄豆，几只鸡蛋，鸡蛋用红色的草纸小心地包好，再用草捆扎，打上一个非常好看的结。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礼物。农民已经割舍掉了他们自己最值钱的东西。我姐姐和眼镜都非常感动。当娜娜和我去看这对儿新人的时候，他们正在教村里的孩子跳“忠字舞，”---大家只是为了取乐儿。
结婚没能让我姐姐走出大山，因为夫妻不是自动地就在一个地方居住了。当然，要是眼镜想放弃他的城市户口，他会很容易地就和我姐姐住到一起，但是她不能搬到成都和他住在一起，因为她是农村户口。像千百万的中国夫妻一样，他们分开居住，规定允许他们一年有十二天的时间可以住在一起。他们很幸运，眼镜的工厂没有正常运转，所以，他们可以一起在德阳度过很多日子。
在德阳过了一年之后，我的生活有了一个变化，我进入了医疗行业。管我们生产队的生产大队开了一个诊所，诊所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诊所是生产大队之下的所有生产队一起开的，治疗是免费的，但是，非常有限。诊所里有两名医生。其中一名医生，长着一张好看的，充满智慧的脸，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德阳医专，毕业后回到他出生的村庄工作。另一个中年人长着山羊胡，它是以一个徒弟的名义师从一位老中医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1964年，他被公社派遣参加了一个西医速成班。
1971年初，公社机关命令诊所接纳一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名字大概是这样来的，因为这个“医生”被认为得像农民那样生活，农民忒珍视自己的鞋子了，在田里，他们舍不得穿上鞋子。在当时，有一场很大的宣传战役，鼓吹赤脚医生是文化革命的一项发明。我的生产队抓住这个机会来干掉我：要是我在诊所工作，生产大队，而不是我们的生产队，就会负责我的口粮和收入。
我一直都想当一名医生。我家人的疾病，特别是我姥姥的死，让我彻底明白了医生得有多么地重要。在我去德阳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向一个朋友学习针灸，我一直在研读一本叫“赤脚医生手册”的书，赤脚医生手册是少数几个被允许的印刷品当中的一本印刷品。
对赤脚医生的宣传是毛泽东的一个政治策略。他曾经谴责文革前的卫生部，说卫生部不关照农民，只关照城市居民，特别关照党的干部。他还谴责医生，说他们不想到农村工作，特别不想到边远地区工作。但是，作为国家的首脑，毛泽东自己却不承担责任，他也没有发出命令，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例如，发出指示，建立更多医院，或者培养更多合格医生。文革期间，医疗局面变得更加糟糕了。对农民没有医生的宣传在刻意地制造对文革前党的体制，对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包括医生和护士）的仇恨。
毛泽东给农民提供了一个神奇的治疗方法：“医生，”被证明是可以统称为---赤脚医生的。“根本就没有必要通过这么多正式培训，”他说，“他们应该在实践中来学习和提高他们的水平。”1965年6月26号，他做出了这个评论，这个评论成了卫生和教育的指导路线：“书读得越多，你就变得越愚蠢。”我去参加工作，绝对没有经过培训。
诊所在一个大厅里，大厅在一座小山的顶上，从我的小房子去诊所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挨着我们诊所的是一家商店，商店卖火柴，盐，和酱油---所有这些都是定量的。诊所里的一间房子成了我的卧室。我要负的职责很模糊。
我看过的唯一一本医疗书就是“赤脚医生手册。”我贪婪地研读这本书。书里没有理论，仅仅是各种病症的概述，病症之后是建议开的处方。我坐在办公桌前，其他的两名医生坐在我的后面，我们都穿着每天上班都要穿的白大褂，事情很清楚，走进来看病的农民都很明智，他们不需要我做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十八岁女孩，我只有那么一本他们不能看懂的书，而且，那本书甚至还不太厚。他们径直地从我身边走过，走到其他两张桌子前。我感到更多的是宽慰，而不是被冒犯。做一名医生，每次病人描述他们的症状的时候，我就得翻一本书查找，然后，把建议开的处方抄下来，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有的时候，在一种嘲讽的心情之下，我就会沉思，我们的新领导们---毛主席依然是不可置疑的---是否愿意让我做他们的私人医生，甭管我是否是赤脚医生。但是，然后，我告诉自己，当然是不行的：赤脚医生首先被认为是“服务人民的，而不是服务官员的。”我很心安理得，我仅仅是做一名护士，按照处方，发发药，打打针，打针，我早就学会了，我曾给我母亲打针，治她的子宫出血。
那个年轻的上过医专的医生是大家都想看的医生。他的中草药处方治愈了很多小病。他的医德也非常好，经常到村里巡诊病人，闲暇的时候，还会采集和种植中草药。另一个医生，长着山羊胡子的那位，他敷衍了事的态度都把我吓坏了。他会用同一个针头给几个不同的病人注射而不消毒。他注射盘尼西林也不做皮试，看看病人是否对盘尼西林过敏，这是极端危险的，因为，中国的盘尼西林不纯，它会引起严重的反应，甚至死亡。出于礼貌，我主动替他做这事。他笑了，没有感觉我的干预冒犯了他，并且，他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农民不像娇嫩的城里人。”
我喜欢这两名医生，他们对我都很好，当我向他们请教的时候，他们都乐于助人。这并不奇怪，他们都没有把我看做是对他们的威胁。远在农村地区，算数的是一个人的职业技术，而不是他华丽的政治辞藻。
我喜欢住在那座小山顶上，我住的地方离任何一个村子都很远。每天早晨，我很早就起来，在山脚下散步，直到太阳升起。我一边散步，一边背诗，诗句来自一本关于针灸的古代诗集。在我的脚下，田野和山村开始被鸡鸣声唤醒。孤独的太白星闪着淡淡的光芒，依然守卫在天空上，天空一分钟一分钟的越发明亮起来。我喜欢晨风中忍冬的芳香，还喜欢滚动着露珠的龙葵的硕大花瓣，鸟儿在四处啁啾，让我从背诵中醒过神儿来，我又走了一会儿，然后，走回去，生炉子，做早饭。
在人体解剖图和我的针灸诗集的帮助下，我已经相当清楚我应该在人体的什么部位扎针，可以治什么病。我在急切地等着病人。我有一些热情的志愿者---一些来自成都的男孩，他们现在住在其他的村子里，他们对我都非常热心。为了我的一次针灸训练课，他们得走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一个年轻小伙，卷起他的袖子，露出靠近他肘部的针眼，脸上挂着勇敢的表情，他宣布，“一个男性朋友还能图什么？”
我没有爱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我拒绝找男朋友的决心已经减弱下来，我曾下过决心，要把自己奉献给父母，要平息对我姥姥死亡的负罪感。但是，我发现，要放飞我的心是非常困难的，我的教养不允许我在我的心还没有投降的情况下，就与人有身体上的关系。在我的身边儿，从城里来的其他男孩和女孩都过着更加自由的生活。但是，我却坐在，孤独地坐在莲花宝座上。有话儿传出来说，我写诗，写诗让我坐在了莲花宝座上。
年轻小伙们都表现出了最棒的骑士风度，一个小伙子送给我一件乐器，这件乐器叫三弦。三弦由一个蛇皮碗，一个长把儿，三根丝弦构成，弦是用来弹拨用的，他还花了好几天时间教我怎样弹三弦。允许弹的曲子都是歌颂毛泽东的，曲子的数量也非常有限。但是，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我的能力甚至更为有限。
在温暖的夜晚，我坐在被藤蔓植物喇叭花圈围的药草的花园旁，和着药草的芳香，一个人弹起三弦。一旦隔壁的商店夜晚关门，我就完全孤单下来了。黑暗的夜色中，只能见到一点儿柔和的月光和远处山村闪烁的灯光。有的时候，萤火虫闪着亮儿飘过来，就像一个微小的，不可见的飞人举着一把火炬，花园的香气令我愉悦，愉悦得有点儿晕眩。我的音乐可比不过青蛙的激情合唱，也赶不上蟋蟀的伤感低吟，但是，我却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了慰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