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8)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那年冬天，有一天，街道工厂有一个批斗会。在开会之前，在参加会议的人在食堂吃中饭的时候，我母亲和她的同事被命令在外面盖着沙土的大地上跪一个半小时。外面下着雨，她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寒风透过她湿透的衣服钻进她的骨头里。当会议开始的时候，她得深深地撅着腰站在台上，她在试图控制住打哆嗦。当粗野空洞的喊叫声在进行的时候，她的腰和脖子疼得令她难以忍受。她轻轻地动了一下身子，试图抬起一点头，减轻一点疼痛。突然，她感到后脑挨了重重一拳。这一拳把她打倒在地上。
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才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妇女坐在前排，她曾经是妓院老鸨，共产党严厉打击卖淫活动时，她曾被送进监狱坐牢，她变态地盯上了我母亲，或许是因为在台上我母亲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我母亲抬起头的那一瞬间，这个女人跳上台用一把锥子直接刺向她的左眼，站在我母亲身后警卫的那个造反派看到锥子刺过来，他机警地一拳将我母亲打倒在地。要是没有他，我母亲就会失去自己的左眼。
当时，我母亲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她很少提起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当她不得不说起像跪碎玻璃这类的事情时，她总是说得很轻松，试图让事情听上去尽可能地没那么严重。她从来不让我们看她身上青紫的肿块，她总是很镇静，甚至还很快乐。她不让我们为她担心 。但是，我姥姥能够察觉她到底吃了多少苦，她的双眼焦虑地跟着我母亲转，她也试图掩饰她自己的痛苦。(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天，我们先前的女仆来看我们。她和她丈夫是少数几个在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和我家断绝联系的人。对他们带给我们的温暖我感到非常感激，特别是他们是在冒着危险的情况下来的，他们很可能被指控为“走资派的同情者。”很笨拙地，她对我姥姥提起，她刚刚看见我母亲正被游街。我姥姥要求她再多说一些事情，然后，突然地，就晕倒了，她的后脑磕在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她失去了知觉。慢慢地，她苏醒过来。脸颊上滚着泪水，她说，“我女儿干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惩罚？”
我母亲染上了子宫出血的疾病，在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在大多数的天数里，她都在失血，直到1973年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有的时候，失血那么严重，以至于她会晕倒被送进医院。医生为她开了荷尔蒙的处方，用荷尔蒙控制血流，我姐姐和我为她注射。我母亲知道，依赖荷尔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她能够忍过批斗会的唯一办法。
与此同时，我父亲部里的造反派升级了对他的攻击。作为省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我父亲的部有更多的机会主义分子。先前，很多人是旧的党的体制的工具，现在他们变成了激烈地好斗的造反派，他们处在邵夫人的领导之下，邵夫人打着8月26的旗号。
一天，一帮造反派闯进我们的公寓，冲进我父亲的书房。他们看着书架 ，宣布我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死硬分子，”因为他依然保存着他的“反动书籍。”前一阵子，在得知十几岁的红卫兵烧书之后，很多人已经烧了他们的藏书。但是，我父亲可不烧。现在，他还抱着一丝希望企图保住他的书，他用手指着成套的马克思的精装书。“甭想糊弄我们红卫兵。”邵夫人咆哮着说，“你有大量的毒草。”她拾起一些中国古典书籍，用手指着书里粗糙的纸页。
“你说，‘我们红卫兵’是什么意思”我父亲还嘴说。“你岁数够大了，可以做他们的母亲---你也应该更懂事一些。”
邵夫人用力地抽了我父亲耳光。人群愤怒地朝他狂吠，尽管有几个人试图掩饰住他们咯咯的笑声。然后，他们把书从书架上弄下来，再把书扔进他们带来的几条大麻袋中。麻袋装满了，他们就把麻袋弄下楼。他们告诉我父亲，第二天，在开完他的批斗会之后，他们就在部里的院子里烧掉这些书。他们命令他去看篝火，给他“上一课。”同时，他们还说，他必须得烧掉剩下来的藏书。
那天下午，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发现我父亲在厨房里，他在大水泥槽子里点起了一堆火，正在把书扔进火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他哭。哭声痛苦，心碎，无所忌惮，这是一种不习惯流泪的男人的哭声，不时地，间歇地会有强烈的抽泣声，他用脚跺地板，用头撞墙。
我如此地害怕，以至于，有一阵时间，我不敢做任何事情来安慰他。最终，我伸出双臂从后背抱住他，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说一句话。我父亲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买书上。书是他的生命。篝火之后，我能够看出，他发生了变化，变化发生在他内心深处。
他得到很多批斗会上去挨斗。邵夫人和她的那伙人通常会从外面找很多造反派来，以增大人群的数量，还可以在暴力上帮忙。开场白反复呼喊：“万岁，万岁，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每次喊三个“万岁” 四个“伟大”的时候，大家都一致地举起小红宝书。我父亲不会这样做。他说，“万岁”是用来称呼皇上的，称呼毛主席，一个共产党人，是不合适的。
这给他带来了像洪流一样的歇斯底里地咆哮和耳光。在一次会议上，所有的靶子都被命令向一张巨幅的毛主席画像下跪叩头，巨幅画像在主席台的后面。其他的人都听说，照着做了，而我父亲却拒绝了。他说，下跪和叩头是没有尊严的封建做法，是共产党承诺要根除的。造反派嘶喊着踢他的膝盖，打他的脑袋。但是，他依然挣扎着站得倍儿直。“我不会下跪。我不会叩头。”他愤怒地说。被激怒的人群命令他说，“低下你的头，承认你的罪行。”他回答说，“我没有犯罪，我不会低头的。”
几个大块头的年轻男人跳到他跟前，试图将他按下去。但是，他们刚一松手，他就又站得倍儿直，高昂起头，双眼挑战似的瞪着观众。攻击他的人揪他的头发，拽他的脖子。我父亲激烈地挣扎。当歇斯底里的人群高喊他“反对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愤怒地喊到，“这个文化革命是什么玩意，没有一点儿文化，就是野蛮。”
打他的人嚎叫道，“文化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你怎么敢反对它。”我父亲提高嗓门喊道：“我就是反对它了，即使它是毛主席领导的。”
会场彻底静了下来。“反对毛主席”是要判死刑的。很多人死掉了，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这项罪行。看到我父亲一点儿都不害怕，造反派晕了。在他们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又开始打我父亲，要求他收回他亵渎的话语。他拒绝了。他们被激怒了，把他绑了起来，拖着他来到当地派出所。他们要求警察逮捕他。但是，那的警察不肯逮捕他。他们喜欢法律，秩序，和党的官员，他们恨造反派。他们说，逮捕像我父亲这样的高官需要被批准，还没有人下这样一道命令。
我父亲反复的遭到毒打，但是，他一意孤行，绝不动摇。他是大院里唯一一位有如此表现的人，确实是我知道的人当中的唯一一个人，很多人，包括造反派，都在私下里敬佩我父亲，时不时地，在大街上，一个从我们身边过的完全陌生的人会悄悄的嘟囔，我父亲是多么地打动他们。一些男孩子告诉我的兄弟们，他们想有一副和我父亲一样硬的骨头。
在经历一天的折磨之后，我父母就都会回到家里接受我姥姥的照料。到这时，她已经把对我父亲的怨恨放到了一边了，他对她也很温和了。她用药膏涂他的伤口，用特殊的热敷方法削减肿痛。她让他喝药水，药水是用一种叫白药的白色粉末制成的，以帮助治疗他的内伤。
我的父母被命令得永久待在家里等待召唤去下一个批斗会。藏匿是很成问题的。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监狱。人民自觉地警视着每一所房子，每一条街道。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藏身的地方。
我父母也不能走出去放松一下，“放松”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书，画，乐器，纸牌，象棋，茶馆，酒吧---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公园被毁坏了，花和草被连根拔起，驯服的鸟和金鱼都被弄死了，只留下一片荒芜的土地。电影，戏剧，和音乐会都被禁演。毛夫人清空了所有的舞台和银幕，只为八部“革命样板戏”腾地儿，她插手了八部样板戏的生产，样板戏也是人们被允许上演的唯一剧目。在省里，人们甚至连样板戏也不敢演。一个导演遭到了指控，毛夫人认为他给一部戏里一个被用刑的英雄的化妆忒重了。他被投进了监狱，因为他“夸大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我们甚至都想不起来要出去散步。外面的气氛非常可怕，街上有暴力的批斗会，还有所有那些大字报和标语；外面转悠的人都像僵尸，面部表情严峻而胆怯。况且，我父母青肿的脸已经标明他们是挨批斗的人，要是他们走出去，他们就得冒挨骂的危险。
因为报纸是那个年月恐怖的标示，所以没有人敢烧掉或者扔掉报纸。每张首页都有毛主席的画像，每隔几行都引用毛主席语录。这些报纸都得收藏起来，要是有人看见你不当处理报纸，你将灾难临头。保存报纸也是一个问题：老鼠可能会啃坏毛主席画像，或者，报纸可能就是烂掉了---这两种情况都被解释为是反对毛泽东的罪行。确实是这样，成都第一次大规模的派别间的战斗就是因为一些红卫兵不经意地坐在旧报纸上而引发的，旧报纸上有毛主席的面部画像。我母亲的一个校友被造反派纠缠，造反派逼迫她自杀，因为她在大字报上写“衷心热爱毛主席，”其中一个字中的一个笔画不经意间写短了一点，让“衷”这个字看上去像悲哀的“哀”字。
1967年2月的一天，在这个深度恐怖的时期，我父母之间进行了一次长谈，多年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谈话的内容。我母亲坐在他们的床沿上，我父亲坐在对面柳条编成的椅子里。他告诉她，他知道文化革命到底是什么了，这种认识打碎了他的整个世界。他能清楚地看到，文化革命和民主化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跟给普通人更多的话语权一点关系也没有。文化革命是一场血腥清洗，为的是增加毛泽东的个人权力。
我父亲不慌不忙的说着，小心地选择着用词。“但是，毛主席总是那么地宽宏大量，”我母亲说。“他甚至饶过了溥仪，他为什么不能容忍他的同志，这些人和他并肩作战，一起建立起了新中国？他为什么对他们那么严酷？”
我父亲说话时，语气平静，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溥仪是什么？他是战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什么也做不成。但是----”他陷入沉思当中。我母亲理解他：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可能的挑战。然后，她问，“但是，为什么是我们大家，无论如何，我们大家都是在执行命令？为什么要牵连所有这些无辜的人？并且造成这么多的破坏和苦难？”
我父亲回答说，“也许，毛主席觉得，不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他就没法达到他的目标。他是一个不达目的不肯干休的人---他从来没顾忌过会造成伤亡。”
停顿片刻后，我父亲继续说：“从任何角度说，这都不能是一场革命。为确保个人的权力，就以整个国家和人民为代价，这肯定是错误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犯罪。”
我母亲感觉到灾难即将降临。在经过这样的推理之后，她丈夫一定要行动了。正像她期待地那样，他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
我母亲把头埋进双手里，“那有什么用？”她脱口说道“你怎么能指望毛主席会听你的？你为什么要毁掉自己---什么也不图？这次，别指望我把信带到北京去。”
我父亲倾过身去吻了她“我没想过让你去送信，我把信邮出去。”然后，他用手抬起她的头看着她的眼睛。用一种绝望的语调，他说，“我还能做什么？我还有什么选择？我必须得说出来。也许有用。即使是为了我的良心，我也必须得做这件事。”
“为什么你的良心这么重要？”我母亲说，“比你的孩子还要重要吗？你要让他们变成‘黑孩子’吗？”
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我父亲犹豫地说，“我想，你必须得和我离婚，你自己把孩子带大。”沉默又一次降临在他们之间，这让她认为也许他还没有下决心写那封信，因为他知道写信的后果。那肯定是灾难性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