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0)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里，新诞生的红卫兵名声很大，他们被称作是毛泽东的孩子。没有人对我说，我得加入红卫兵，我就立刻把我的申请交给了一位红卫兵领袖，这位红卫兵领袖和我同一年级，是一位十五岁、名字叫铮的男孩，他总是不断地央求我给他做伴，但是，一旦我和他在一起了，他又变得又害羞、又笨拙。
我禁不住，总是纳闷，铮是怎样成为一名红卫兵的，而且，对他举办的活动，铮总是很诡秘。但是，我很清楚，红卫兵大多都是高干的孩子。学校的红卫兵头儿是李政委的一个儿子，李政委是四川党的第一书记。我本来应当很自然的；没有几个学生的爸爸的官位比我爸爸的官位更高。但是，铮私下里告诉我，人们认为我太软弱、“太不活跃，”在他们考虑吸纳我加入红卫兵之前，我必须得坚强起来。
从六月起，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规定说，每个人都得二十四小时呆在学校里，把自己完全贡献给文化革命。只有少数几个人不呆在学校，我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不知怎么地，逃学的想法让我有了一种危险的感觉，我觉着必须得呆在学校。男孩子们睡在教室里，所以我们女孩子就能睡在宿舍里。不是红卫兵的学生也在靠近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组织带上参加各种活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天，我回到学校之后，我和其他几十个孩子被带出学校为街道改名，以使街道的名字更加“革命。”我住的那条街叫商业街，我们讨论该把这条街改一个什么名字。一些人建议叫“灯塔路，”以此象征省里党的领导的角色。另一些人说，应该叫“公仆街，”因为按照毛泽东语录的说法，官员就应该像公仆。最终，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一个基本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街牌在墙上太高的地方，我们够不到。据我所知，我们没有人再回来过。
北京的红卫兵要热情的多。我们听说了他们办成的事：英国大使馆现在在“反帝路”上，俄国大使馆在“反修路”上。
在成都，街道正在去除它们的旧名字，例如“五世同堂”（孔夫子的美德），“杨柳青”（绿色不是革命的颜色），还有“玉龙”（封建权力的符号）。这些名字变成了“破旧，”“东方红，”和“革命”街。一个著名的餐馆叫“香甜风”，餐馆的牌匾被砸成碎片，餐馆重新命名叫“枪药味”
有那么几天，交通陷入混乱状态。因为红色代表“停止，”红色不可能被认为是反革命，红色当然应该指的是“放行。”交通不应该是靠右行驶，就像实践中做得那样，而应该是靠左行驶。有那么几天，我们命令交警靠边站，由我们自己来操控交通。我坐镇在一个街角，告诉骑车人靠左骑行。成都没有那么多汽车，也没有多少交通指示灯，但是，在少数几个大的十字路口，交通处于混乱之中。最终，旧的规定重新发挥作用，这要感谢周恩来，是他成功的说服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但是红卫兵为这一点找到了正当理由：我的学校的一个红卫兵告诉我，在英国，交通是靠左行驶的，所以，我们的交通就要靠右行驶，以表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她没有提到美国。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总是躲开集体活动。现在，我十四岁了，我甚至觉得更加反感集体活动了。我不断的告诫我自己，我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来锤炼自己的思想。要是有什么我不能搞懂的东西，我一定会改造我自己，让自己去适应。然而，我发现我自己在非常努力地试图避开动武的行动，例如，拦住过路人，剪掉他们的长发，或者剪他们的裤管或裙子，或者弄坏他们的半高跟鞋，现在，这些东西，按照红卫兵的说法，都变成了资产阶级堕落生活方式的体现。
我自己的头发碰到了我同学的批判的眼光。我得把头发剪掉，剪到与耳垂平行。尽管对自己如此“小资”而感到非常害羞，因为失去了长发辫，我还是流下了眼泪。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的奶妈有一种梳头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的头发在我的头顶上像柳枝一样直立起来。奶妈管这种发式叫“焰火冲天。”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把头发盘成两个卷，用丝质的花环把发卷捆住。早晨，在我匆忙用早餐的时候，我姥姥或者女仆就会用她们的巧手打理我的头发，在所有颜色的花环中，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
1964年之后，响应毛泽东过节俭生活的号召，更主要的是要适应阶级斗争的氛围，我在裤子上打上了补丁，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像个“无产阶级”，我还把头发梳成制服发式，留两条发辫，上面没有带颜色的花环，但是，当时，留长发还没有受到谴责。我姥姥为我剪掉了长发，剪发的过程中，她一直都在嘟哝着。她的头发逃过了劫难，因为，在那时，她从未出过家门。
非常有名的成都茶馆也遭到了攻击，被说成是“贪图享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我也没有问，在1966年的夏天，我镇压着我刨根问底的习性。大多数中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都是这样做的。
四川茶馆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茶馆通常坐落在有竹林环抱的地方，或者坐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底下。茶馆里有一些木质桌子，桌子是方形的，个头不高。围绕桌子放着一些竹椅，竹椅即使是在使用多年之后依然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沏茶很有意思。捏一些茶叶放进杯子里，再把开水浇在茶叶上面，再把杯盖盖在茶杯上，杯盖并不完全盖严，让蒸汽从缝隙中冒出来，蒸汽把茉莉花或者其他花儿的芳香带出来。四川有很多种茶，光是茉莉花茶就有五个等级。
茶馆对于四川人就像酒吧对于英国人一样重要。特别是那些上了点年纪的人，他们在茶馆里要上一杯茶，一盘坚果和一盘西瓜子，吧嗒着长杆烟斗，消磨掉很多时光。服务员拎着一壶开水在座位间来回穿梭，隔着几米远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将开水浇到客人的杯子里。技艺高超的服务员可以让水面高于杯沿而不溢出来。作为小孩，看着水从壶嘴倒出来总是令我着迷。然而，我很少被带进茶馆。茶馆里有一种令人沉醉的气氛，我父母不赞同这种气氛。
就像欧洲人的咖啡馆，四川茶馆提供报纸，报纸放在竹制的框架里。一些顾客走过去阅读，但是，茶馆主要还是一个碰面和聊天的地方，是一个互通消息和闲话的地方。茶馆里经常有娱乐活动，----伴着快板的节奏讲述故事。
也许是因为茶馆里有一种悠闲的氛围，要是人们都坐在茶馆里，他们就不出去干革命了，所以茶馆必须得关门。我和几十个十三到十六岁大的学生一起来到一家小茶馆，这些学生大多都是红卫兵。小茶馆在丝河的河岸上。桌子椅子摆放在茶馆外面一颗中国杨树的下面，从河面而起的夏日晚风把一簇簇白花散发的浓香吹送过来。当我们沿着用鹅卵石铺就的凹凸不平的河岸走过来的时候，顾客们，主要是男人，从棋盘上抬起头。走到杨树底下，我们停了下来，几声叫喊从我们这伙人中传了出来：“收拾起来，收拾起来，别呆在这个资产阶级的地方。”一个和我同年级的男孩从最近的一张桌子上抓起一个纸板棋盘，猛劲把棋盘扔掉，木质的棋子散落一地。
一直在下棋的那些男人都相当年轻，其中的一个人紧握拳头扑了过来，但是，他的朋友急忙拽住他上衣的衣角。默不作声地，他们开始捡拾棋子。扔掉棋盘的那个男孩叫喊着：“不许再下棋，你们不知道吗，这是资产阶级习气。”他猫下腰，划拉起一把棋子，把它们扔向河里。
对比我年龄大的人要礼貌、要敬重，我是在这样的教导中长大的。但是，现在，要革命，就意味着，得进攻，得好斗。温文尔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习气，我经常因此而遭到批评。这也是不让我加入红卫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文化革命的那些岁月里，有太多回，我看见，人们因为说了“谢谢你”而遭到攻击，“谢谢你”被贴上了“资产阶级虚伪”客套的标签；礼貌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但是，现在，在茶馆的外面，我们大多数人，包括红卫兵，对这种新的说话方式，对对别人逞威风感到不安。没有多少人开口说话。很安静地，几个人开始在茶馆的墙上、在杨树的树干上贴长方形的标语。顾客开始沿着河岸默默地走开。看着他们正在消失的背影，一种失落的感觉压迫着我。要是在几个月之前，这些成年人很可能会告戒我们，我们迷失了。但是，现在，他们知道，毛泽东的支持赋予了红卫兵权力。我能看到，在向成年人逞威风的时候，一些红卫兵感到的刺激。一句流行的红卫兵口号这样说，“我们能上天，我们能入地，因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司令。”就像这句宣言所说的那样，红卫兵没有享受真正的自我表达的自由。从一开始，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人家的工具。
1966年八月，尽管我站在河岸上，我还是被困惑住了。我和我的同伴走进茶馆，一些学生要求经理关张。另一些学生在墙上贴标语，一些顾客起身要走。但是，在远端的墙角处，一位老人依然坐在桌子旁，平静地品着他的茶。我站在他身边，感到很窘迫，因为得由我来对他发出命令，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恢复了品茶的声音。他脸上皱纹很深，就像宣传画里表现的那样，几乎是典型的“工人阶级。”他的手让我想起一篇课文里的故事，故事描写了一位老农民的手。这双手可以捆扎带刺的柴禾而不会感觉疼痛。
也许，这位老人对他无可争辩的背景、或者是对他的高龄信心十足。这些迄今为止都是尊敬的目标，或者，也许，他只是认为，我没什么了不起。不管怎样，他只是坐在他的座位上，对我不予理会。我鼓起勇气，低声请求他，“请你离开这里，行吗？”他没有看我，说，“去哪里？”“当然是回家，”我回答说。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尽管他说话很平静，声音里却带着某种情绪。“家？什么家？我和我的孙子同住一间小屋，我占一个小角落，角落用竹帘围着，就够放一张床的，就是这些。当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我来这里躲心静，为什么你们非得连这个也从我这儿拿走？”
他的话既让我震惊，又让我羞怯。听到第一手的关于苦难生活条件的叙述，这还是第一次，我转过身，走开了。
这个茶馆，就像四川所有其它的茶馆，被关张了十五年---直到1981年，当时，邓小平的改革颁布法令，茶馆得以重新开张。1985年，我带着一个英国朋友回到这里，我们坐在杨树底下，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服务员拿着一个水壶隔着两米远往我们的杯子里倒水。在我们的周围，人们正在下着象棋，这是那次归国旅行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当林彪要求将所有代表旧文化的东西全部毁掉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开始砸东西，因为我们学校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所以学校里有大量的古物，因此，学校也就成为破坏活动的首要场所，学校大门有古瓦铺就的房顶，还有雕花的椽橼，古瓦和椽橼都被砸得粉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庙的蓝釉的飞檐房顶上，大庙曾经被用来作乒乓球室。大庙前面的一对儿巨大的香炉也被搬倒了，一些男孩子往香炉里撒尿。在后花园，一些学生带上锤子和铁棍沿着砂岩石桥行走，一路上随意破坏小型雕塑。在运动场的一边有一对儿红色石头的长方形石碑，每个石碑都高二十英尺，石碑上有孔夫子的诗句，诗句用漂亮书法刻在石碑上。很粗的绳索绑在了石碑上，两伙人在用力拉拽。干这事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因为石碑的基础太深了。他们不得不从外面找一些工人来，工人在石碑周围挖了大坑。当纪念碑在一片欢呼声中终于倒地的时候，纪念碑倒地的冲击力扭曲了在它们身后延展的一段道路。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