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18）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6“谈恋爱”-------革命的婚姻（1948-----1949）

一个天气柔和的秋日上午，我母亲出发去见王同志。秋天是锦州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夏天的暑热已经退去，空气开始凉爽起来。但是，穿着夏装不会感觉凉，风和尘土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会侵扰这座城市，但是，这时，非常好，没有风，也没有尘土。

她穿一件传统的浅蓝长袍，围一条浅蓝的丝绸纱巾。为了迎合新的革命的时尚，他将头发剪短。当她走进新的省政府司令部大院时，她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一棵大树下，背对着他，他正在花坛边刷牙。她等着他把牙刷完。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发现，他快三十岁了，黝黑的脸色，大而伤感的眼睛，从他宽松的制服上，她可以看出，他很瘦肖。她想，他看上去比她还要矮一点儿，他身上有一股东西，一股像梦一样的东西。我母亲认为他看上去像一个诗人。“王同志，我是夏德鸿，从学生会来的。”她说，“我来这儿向你汇报我们的工作。”

“王”是这个男人的假姓名，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父亲。几天前，他随共产党部队进入锦州。自1945年底以来，他一直是这一地区游击队的司令。他现在是书记处书记，又是锦州共产党党委成员，不久还将被任命为城市公共事务部的部长。公共事务部管理教育、文化、健康、报纸、娱乐、体育、青年和民意调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21年，他出生在四川宜宾，四川是中国西南的一个省份。宜宾距锦州约1200英里。宜宾当时约有三万人口。位于岷江和金沙江交会注入扬子江的地方，扬子江是中国最长的大河。宜宾附近地区是四川几个土壤肥沃的地区之一，以“天府粮仓”闻名，温暖多雾的气候使宜宾成为种茶的理想之地，英国人今天消费的红茶大部分就来自这一地区。

我父亲家有九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他的父亲十二岁开始在一家纺织工厂做学徒。当他长大成人后，他和他弟弟，弟弟也在这家纺织厂工作，决定要开自己的买卖。仅仅几年的功夫，他们就发达了。买了大房子。

但是，他们过去的老板嫉妒他们的成功，把他们卷入一场官司，指责他们从他那偷了钱开了自己的买卖。案子持续了七年，兄弟俩把所有资产都花在洗清自己上。每个与法庭有关系的人都从他们身上敲诈钱财，官员的贪婪令人难以满足。我爷爷被投入监狱，他弟弟能把他弄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使那位前老板撤诉。为此他募集了1000根银条。这彻底毁掉了他们，因为焦虑和劳累，我的叔爷在这之后不久就死了，死时才三十四岁。

我爷爷发现他得照顾两个家庭 ，十五口人。他又开始做起了他的买卖。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买卖开始兴隆起来。但这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军阀们都征很重的税。征税，再加上大萧条的影响，是这段时间成为开办纺织工厂的极端困难的时期。1933年，因为过度劳作和紧张，我爷爷去世了。家人卖了工厂偿付债务，家庭也解散了。有的参军成了士兵，当兵被认为是生存的最后一招。因为战争一直在进行，士兵很容易就送命。其他兄弟和堂兄弟们都去打零工，女孩们尽可能地使自己嫁得最好。我父亲的一个堂妹，十五岁，和我父亲特投脾气，不得不嫁给一个比他大几十岁的鸦片瘾君子。当轿子把她抬走时，我父亲在后面追她，他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见到她。

我父亲爱读书，刚刚三岁，他就开始读经典散文。这在当时非常特别。我爷爷去世那年，他不得不辍学，他那时刚十三岁，非常不情愿放弃学业。他不得不找个工作，所以，第二年，1935年，他离开宜宾，沿着扬子江来到重庆。重庆是一个比宜宾大很多的城市。他在一家杂货店找了一份学徒的工作，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的一个活儿就是给老板拿大水烟斗。老板靠在竹椅子上，竹椅子由两个人用肩膀扛着，在城里四处转悠。老板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炫耀他雇得起一个仆人替他拿水烟斗，水烟斗本来是可以放在椅子里的。我父亲没有工资，每天，只有一张床睡、两顿素饭吃，他没有晚饭吃，空着肚子上床，肚子一个劲的痉挛，他总是被饥饿折磨着。

他的大姐也住在重庆，她嫁给了一个教师。他们的母亲在死了丈夫之后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天，我父亲忒饿了，他走进他们的厨房，吃了一块凉甜薯，他大姐发现了，和她翻了脸，大叫道，“对我来说，养活咱妈已经够呛的了，再养活一个兄弟，我可负担不起”我父亲被伤得很厉害，他再也不来大姐家了。

他请求他的老板给他晚饭吃。他的老板不仅拒绝，还破口大骂他。我父亲感到极度愤怒，他回到宜宾，靠打零工过活。他做为学徒在一家又一家的商店里打零工。他碰到的苦难，不光有他自己的，还有他周围人的。这位老人，吃力的磨蹭着走路，他驼背，驼成弯钩大虾，还是个瞎子。为了吸引过路人的注意，他唱歌唱出撕心裂肺的曲调，每次我父亲听到他的歌，他就想，这个社会必须得变。

他开始苦苦思索未来的出路，他总是记着他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那是在1928年，他七岁的时候，他正在他家附近玩儿，他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他挤到人群的前面，在那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双腿交叉坐在地上，他的双手被绑在他的身背后，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粗壮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大砍刀。奇怪的是，这个年轻人被准许谈论一会儿他的理想，谈论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思想。然后，那个侩子手抡起大刀，朝他的脖子后部砍去。我父亲惊得尖叫起来，并且用手捂住眼睛。他的心在颤抖，但是，那个人在死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平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后半期，即使是在宜宾偏僻遥远的落后地区，共产党也组织了相当规模的地下党，他们的核心原则就是抗日。在日本侵占满洲里并不断向关内进犯的情形下，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集中精力企图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让他集中精力抗日。1936年十二月，蒋介石被他自己的两个将军绑架，其中一个将军是来自满洲里的少帅，张学良。蒋介石能得救部分是由于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蒋介石得以获得释放，条件是蒋介石答应成立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只得答应，尽管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知道，统一战线将容许共产党生存和发展。“日本是肌肤之痛，”他说，“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被认为是联盟，但是，共产党在大多数地区还是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1937年七月，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我父亲，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灾难感到震惊和焦虑，在这段时间里，他正好在一家书店工作，这家书店卖左翼作家的书籍，晚上，在书店里，他如饥似渴的读书，一本接着一本，他实际上还起到了在书店夜间值守的作用。

除了在书店工作得到一部分收入外，他晚上还在电影院充当解说来增加他的收入。大部分电影都是美国的无声电影，他的工作就是站在银幕旁边来解释电影里在发生着什么，因为电影既没有翻译，也没有字幕。他还参加了一个抗日的剧组，因为他是一个身材纤细、性情细腻的年轻人，他总是饰演女人的角色。

我父亲热爱那个剧组，他在那交了一些朋友，就是通过这些朋友，他和共产党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共产党关于抗日、关于建立公正社会的立场点燃了他的想象力，它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当时，他十七岁。就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对四川境内的共产党活动保持着高度警惕。1937年十二月，首都南京，陷落于日本人手里。蒋介石只得把他的政府搬迁到重庆。随搬迁降临在四川的是一阵忙乱的警务活动。我父亲的剧组被粗暴的解散，他的一些朋友也被逮捕，其他的人只得逃走。我父亲很受挫折，他不能为他自己的祖国做任何事情。

几年前，共产党的部队在6000英里的长征过程中，曾经经过四川的边远地区，长征最终引领共产党部队到达西北小城，延安。剧组里的人，曾经谈论延安，谈得很多，谈那里的同志关系，那里没有腐败，那里工作效率高，------这正是我父亲的梦想。。1940年初，他出发踏上了自己去延安的长征。他先来到重庆，在那，他的一个姐夫，是蒋介石军队的一个军官，他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帮助他跨越国统区，通过蒋介石围绕延安设置的封锁线。这趟旅程花了他将近四个月时间，他到达延安时已经是1940年四月。

延安在黄土高原上，黄土高原是一片荒凉的土地，位于遥远的中国西北地区。延安城里，九层佛塔高高耸立，一排又一排的窑洞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窑洞是在黄土崖壁上挖出来的。我父亲把这些窑洞当做家，要住上五年多的时间。在1935年到1936年的不同时间，毛泽东和他的损失惨重的部队陆续到达那里。长征一结束，延安就被定为他们的共和国首都，延安被敌对的领土包围着，它的首要的优势就在于它的遥远，要进攻它非常困难。

在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父亲申请加入党的声誉最高的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入学考试相当僵硬，但是他还是考了第一名，这是他在宜宾书店阁楼苦读到深夜的结果。他的同伴考生都非常惊奇，他们大多来自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我父亲有点儿像乡巴佬，他们看不起他。在马列研究院，在他的同事当中，我父亲成为最年轻的研究人员。

我父亲热爱延安。他发现，这里的人充满激情，乐观向上，活得有奔头儿。党的领袖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活简朴，这和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对照。延安没有民主，但是，和他来的地方比，这里似乎是公平的天堂。

1942年毛泽东发起了“整风运动”，就延安的一些工作方法征求批评意见，研究院的一群研究人员在王世伟包括我父亲的领导之下，贴出大字报，批评他们的领导，要求更多的自由，要求更大的个人表达的权利。他们的行动引发了一场风暴，毛泽东亲自来读大字报。

毛泽东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东西。王世伟被指责是托洛斯基，是间谍。我父亲，作为研究院最年轻的人，被说成是“犯了非常幼稚的错误”。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父亲和他的朋友在很多刻意安排的会议上遭受无情的批判，他们还得强迫自己做自我批判，他们被告知他们在延安引起了混乱，他们削弱了党的统一，削弱了党的纪律。这会损害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救中国的伟大事业，损害从贫穷和不公正中解救中国的伟大事业。一遍又一遍地，党的领袖向他们灌输，为了伟大的事业，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

研究院被关闭，我父亲被送到中央党校教古代中国历史，教那些由半文盲的农民变成官儿的人。但是，考验使他发生了变化。像那么多年轻人一样，他把他的生命和信念都投入到了延安，他不会让自己轻言失望。他认为对他的粗暴对待不仅是正确的，而且甚至是一种高贵的体验。是在为拯救中国的伟大使命而清洁灵魂。他确信，要实现伟大使命，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守纪律，也许得通过剧烈的措施，包括巨大的个人牺牲，甚至彻底的作践自己。

党校里也没有什么硬性要求参加的活动。他游览了附近地区，收集民间诗歌。在西式的舞厅跳舞，他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优雅的舞者。跳西式舞在延安非常流行，------很多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未来的总理周恩来都喜欢跳西式舞。在干燥的，满是浮尘的小山的山脚下蜿蜒着一条深黄色的、河床充满淤泥的延河。延河是黄河的一个支流，它注入伟大的黄河。我父亲经常去延河游泳。他喜欢仰泳，仰泳时可以欣赏那座古朴牢固的延安宝塔。

在延安的生活极端艰苦，又令人欢喜。1942年，蒋介石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粮食、布匹和其他必需品变得严重短缺。毛泽东号召大家拿起锄头和纺轮，自力更生，生产生活必需品。我父亲成了出色的织布能手。

那年，我父亲全年都呆在延安。尽管有封锁，共产党还是加强了对广大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在抗日大后方。毛泽东计算的非常好，共产党赢得了生死攸关的喘息机会。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声称，他们统治着十八个“根据地，”九千五百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获得了在艰苦条件下经营政府、运转经济的经验，这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组织能力和他们的统治体系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1945年八月九号，苏联军队迅速开进中国东北，两天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军事合作，打击日本，但是被苏联人拒绝了。因为，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开始命令武装部队和政治咨询家进入满洲里，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样的举措是至关重要的。

日本投降一个月之后，我父亲接受命令，离开延安，去一个叫朝阳的地方，朝阳在满洲里西南，靠近中国和内蒙古的边界，在延安东面700英里的地方。（待续）建议从（1）开始读完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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