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白纪念馆
在秋白纪念馆
出差常州，硬是挤了时间去看看秋白。
常州是瞿秋白的出生地。1899年1月29日，秋白诞生在常州，直至1935年在福建长汀为革命献身，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奋斗了36个年头，从一个文弱的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文化伟人。一生短暂，却一生辉煌。
“秋白”两个字看了就让人有诗歌的联想，读了就让人感受到诗歌的韵味。仿佛是一种心灵的呼唤，也许是情感深处的一种天然的景仰，秋白的名字使我格外关注有关秋白的文字，每当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那个文弱的书生正从尘封土埋的历史中向我走来，而我呢，也不自觉地挪着步子迎了上去，虽然我们相隔70多年的时间。
去的时候正是深秋，小雨，天气显得分外的清冷。
秋白纪念馆是两层楼四合院的仿古建筑，粉墙黛瓦，长檐耸脊，显得端庄肃穆。馆前的广场上清净开阔，有玉石铺地，有翠竹临风，四周种植着桂花，月季。三两个游人撑着小伞，点缀着寥落的生气。(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秋白纪念馆，凝望着记载秋白一生事迹的文字与图片，感受着馆内凝重的氛围，我的目光栖息在馆外的一带花木上，却穿不过那一片细密的雨帘。纷纷的雨丝，像我纷乱的思绪。
纵观秋白短暂的一生，我总觉得他有令后人敬仰的贡献与成就，也有令后人扼腕叹息的地方。作为一个文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残酷的历史现实中，秋白是显得单纯和天真了，对于政治斗争和艰难的革命实践，他从来就不是此中高手，更不会举重若轻地在政治舞台上挥洒自如。他总是用一种很善良的书生的愿望去看待革命这种充满血腥的暴力行为，势必在革命的实践中显得幼稚。从政的道路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然而，他更喜欢的是文学，可是，历史却没有让他在文学的舞台上驰骋才华。从共产国际回来后，1930年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到1931年10月即遭受到王明的打击而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句话，他不该与政治有缘，他的气质，他的文弱，他的才华，他的聪慧都适宜让他去从事着富有联想和浪漫的文学事业，虽然，他在文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建树。他醉心于理论，心灵深处长着一棵茂盛的文学大树，他喜欢用手中的笔去讴歌那些新生的事物，热情地赞美早晨的太阳，他内心里激荡着的是那些富有激情的文字。
身处于旧时代的灭亡与新时代的更替的过程中，能用如此的热情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的闯将实在不多。他感受着民族的命运与时代的呼唤，善感的心灵与过人的才华，使他自然地在文坛上会有可观的建树，因此，“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里理应该有一颗属于瞿秋白的星座，遗憾的是，这一颗星星因为政治的原因却没有发出应有的光芒。
1931年夏秋，身陷上海孤岛中的鲁迅正高举着杂文的旗帜，带领一批虔诚于文学的年轻奴隶，坚守着“左联”的阵地，左冲右突，于一片白色恐怖中竭力地呐喊厮杀，旌旗猎猎，杀声阵阵。谁会想到，文学会用神秘高雅的外衣掩盖着血淋淋的屠刀，文学本是抒写性灵的工具，却成了斗争的武器，成了政治的附庸，而政治考验着人的品性。在斗争中，有的人战死了，有的人隐退了，也有人“投进敌人的营垒，啃自己兄弟的骨头。”文坛上拼杀的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刀光剑影的战场；也许，正像疆场上那些擅长厮杀的英雄一样，阵隙之余，眼望着阵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血流满地的景象，死一般的沉寂带来的孤独常常油然而生。没有对手的战士才是最可悲的。鲁迅是一个斗士，却也逃脱不了作为人的共性中的这种孤独。就在鲁迅陷入精神的忧郁苦闷的时候，瞿秋白敲响了鲁迅的家门，两双大手终于历史性地也是戏剧性地相握一起。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每天都在“忍看朋辈成新鬼”的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鲁迅义无返顾地为秋白挺身而出，经济上接济他，生活上照顾他，甚至让秋白避难于自己的家里以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今天想来，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更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确实是有道理的。鲁迅对这段时间与秋白结下的深厚的友谊曾经挥笔写下一联以赠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鲁迅对这位朋友的钦佩。世俗中，“同甘苦”的朋友多，“共患难”的朋友少，鲁迅算得上是一个能与朋友“共患难”的人了。而秋白呢，在以后写给鲁迅的信件中也深情地流露出对鲁迅给予自己的友谊的怀念：“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们的友谊佳话也成为友谊史上的经典，常常是那些论及友谊的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事例。
1935年10月，当红军长征仅仅过了半年，瞿秋白就在江西落入了敌人的手掌，逮捕他的是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而宋希濂又是他在上海从事教育的时候亲自教育过的学生。历史常常是很滑稽的，一方面，是老师规劝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一方面是学生用镣铐禁锢了老师的自由，想来真的让人顿生哭笑不得之感，唏嘘不已之叹，人对自己信仰的追求可以不顾一切人伦关系，而一切人伦、社会关系在信仰面前又显得如此苍白贫弱。于是，这位学生执师生之礼，规劝他放弃共产党的主张，可是，秋白不为所动，还坦荡高雅地在监狱里写下了《多余的话》以表白自己的心迹。对于自己信仰的追求，秋白是坚定不移的。一介书生的执拗竟然让权势者胆战心惊，使得蒋介石恼怒地下达“就地枪决”的命令。
历史上有许多壮汉、豪客、英雄，义士，甚至无赖，不管他们一生做了什么，临死时的一些“壮举”豪迈得确实可圈可点，然而没有一个像秋白那样从容自如，坦荡磊落，神态安然。其坦然的程度，有1935年上海的《大公报》记载为证：“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菜肴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用“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等词语已不能用来修饰此时秋白的坦然了，他是那么的镇定自若；看透了生命中寻常的风景，当真的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以解剖生命的方式获得了一种平静。他指着一处草坪说：“此地最好。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是的，他是大休息了，然而死亡并没有让他的灵魂获得真正的“休息”。《多余的话》留给后人的是把他作为“叛徒”的依据。当我重读秋白留下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总是感受到文字之间流露出的是秋白对党内残酷斗争的厌倦，也许他早就看到了“死亡”之后的结局。他是那么的聪明，那么的富有智慧，怎么能没有一种事后的预感呢。
“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一个人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们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话》）此段文字最好不过地吐露出秋白对于名声的淡漠了，他只是想表现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他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无奈与不平，但是他必须要说，即使是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事实上，当历史的车轮旋转到“文革”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是把瞿秋白作为与毛泽东正确路线相对立的一种错误路线的代表来批判的，今天当我们正确地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正视自己的错误，去修补我们因为孤陋寡闻而造成的遗憾。不管是谁，在面对《多余的话》中那些充满忧郁、愤懑和苦恼的文字时，都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苦闷，都会有一种情感上的和鸣。这，权当作为我们对秋白的理解。
政治需要浪漫，也需要热情，但是更需要的是对客观形势的冷静的分析与判断，能够正确引领事物发展的方向。秋白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他需要在政治之外寻找一片属于他的天地，而文学弥补了他精神领域中欠缺的空间。做一个文人未尝不是找到了一处人生精神的避风港，文学也未必不是疲劳跋涉者的宿营地。看秋白的一生，主要还是要多看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少看他政治上的错误，这样也许会给秋白一个公正的评价。
徘徊在秋白纪念馆的台阶上，看暮色四起，游人寥落，一种寂寞感便飘上心头，几缕酸涩中含着几缕欣慰。秋天的风吹过来，冷冷的，我仿佛看到了秋霜闪烁着光芒，秋水汤汤地流淌，为秋白，也为那一段历史。
2008年3月写于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