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讲理平台”
闲话“讲理平台”
陈宣章
2012年8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文章《从水泼空姐看“讲理平台”的必要》说：“暴露出当下国人中一个让人哀叹的情绪：很多人并不习惯于桥归桥路归路的讲道理，在节奏快速而各方面服务常常滞后的氛围中，大家火气都很大，心理经常很失衡，可谓一点就着，发火的方向，常常是比自己更弱势的人，和自己比起来更没有对抗能力的人；而对于比自己强势‘不敢惹’的对象，总是能忍气吞声。”
这篇文章容易造成误解：“中国人欺软怕硬，死不讲理。”这不是“哀叹的情绪”问题，“心理的失衡”问题，而应该发掘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中国人“大家火气都很大”？乘客因为航班延误而有心火，这是必然的。难道乘客还要拍手称好？航空公司做好解释及善后工作，这是他们的职责。实际上，航空公司对公众却屡屡缺少解释及善后工作，认为飞机晚点的责任是老天爷，要乘客去与老天爷讨说法。乘客与航空公司比，他们是弱者。他们到哪里去讲理？找谁讲理？谁给他们“讲理平台”？
文章还说：“不得不承认，欺软怕硬，是很多人骨子里的‘智慧’，骂服务员、骂保洁员、骂小护士，在我们身边还少吗？”如果没有航空公司的欺软怕硬，怎么会发生乘客的欺软怕硬？“硬”者有权力，“软”者无权力。如果欺软怕硬仅是社会的个别现象，责任是个别人的修养问题；如果欺软怕硬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责任就是管理层。记者在强权面前也常常无奈，但是他们有媒体的“讲理平台”。老百姓有吗？
文章还说：“多数人会‘得理不让人’，因为一般总认为‘理’是很清楚明确的，殊不知世界上大多数的理绝不是那么是非分明。”在‘理’的问题上，是非不分明或者是非难分明的情况总是少数；有时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常常还有“有权就有理”。历史上“逼上梁山”的事情还少吗？为什么没有“讲理平台”呢？封建社会中，民告官先要“滚钉板”。薄谷开来故意杀人，而且是指使重庆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张晓军投毒（氰化物），案发后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重庆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总队原总队长、渝北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鹏飞，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王智却徇私枉法。如果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被蒙混过关，被害人岂不含冤地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文章还说：“社会心理有时是躁动的，也是失衡的，及早搭建基本的社会讲理平台，才是理顺各种情绪、建构正派社会的最佳出口，这也是管理者的天然职责。”那么，“基本的社会讲理平台”是不是一点也没有呢？不是！问题是：平民百姓有没有讲理平台？
人民法院既有刑事审判，也有审判；公安机关维护者社会治安；消费者维权机构、劳动总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等也应该是讲理的。可是，那么多“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那么多平民上访事件，有的公安机关成了黑社会保护伞，有的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连这样的“讲理平台”也被异化，还要什么“基本的社会讲理平台”？
一个普通乘客因为飞机晚点，状告航空公司，可能吗？告得赢告不赢是一回事，航空公司有专职的法律顾问，老百姓有那么多时间、精力、资金去耗吗？再说，律师事务所并不以“理”为本，而是以钱为准，辩护也只是找法律的空子。曾经发生的不到半年时间“深圳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律师说“与富士康无关”；公安局证明是“自杀”；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仅是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富士康更像一个封闭式的学校，并不是媒体报道的‘血汗工厂’，超时工作都有加班费。”北京心理危机与研究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认为：“发生这样的悲剧，跟企业制度、用工方式、企业对员工的心理关怀不够等，可能都存在一定关系。”这些跳楼者有“基本的社会讲理平台”吗？
文章说：“如果航空公司只从自己出发，怎么晚点都有理，显然是罔顾消费者权益。”可是，航空公司什么时候把乘客当做“上帝”过？
文章说：“如果能够做到宽容，做到‘有理也让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这大概只是良好的愿望。社会上有话：“有理的怕无理的；无理的怕不讲理的；不讲理的怕蛮横的；蛮横的怕不要命的。”社会怎么和谐？一个道德滑坡的人群，有什么和谐可言？
文章说：“一个社会的管理，必须努力建构起‘讲理的平台’。”两个人如果都是讲理的人，“讲理的平台”也要有裁判员（那些甲方乙方电视辩论还常常没有结论呢），更何况一方是不讲理的人。如果裁判员是“假金哨”，结果又会怎么样？
“理”是有阶级性的。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辩论了几百年，唯心主义者何曾服输过？资本家说：“剥削有理”；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陈水扁说：“台独有理”；日本人说：“大东亚共荣圈有理”……希特勒说：“把你脑袋割下来，你还有什么‘有理’？”所以，必须从无产阶级的理论作为是非标准，有坚强的判定是非的“讲理平台”，才有可能建立和谐社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