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哲学思考
中西医结合的哲学思考
陈宣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中药是中医的一部分。1954年，毛泽东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我父亲自学中医中药，给我们弟兄治病；我军医大学毕业后，曾经“西学中”一年，先后在军队医院、职工医院、区中心医院和中医院四类医院工作（分别为20年、6年、5年与7年）；又在五十年医学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研究中医中药，尤其是在治疗急、慢性肝炎等的临床实践中一直深入研究。中医、西医之间究竟如何结合，我一直在脑海中思维。
中医中药，甚至草医草药，究竟处于什么历史地位？仅仅是没有西医时的权宜之计吗？中医、西医之间究竟如何结合？这个问题应该提高到哲学高度思考。
一百年前梁启超说，中医能治好病，就是没有人能把中医能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医学从科学高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与规律；从实践方面是研究疾病诊断、治疗的方法与结果。“治不好病的是科学的；治好病而说不清楚的是不科学的”，这是“胡说”（胡适自己的习惯用语）。所谓“说不清楚”，只是体系不同。中医自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用“猫论”讲：“不管白猫黑猫，治好病就是好猫。”
现今的医院种类有附属医院、综合型医院（分级）、专科医院、中医院和中西结合医院。附属医院因医学大学（或医学院）有西医、中医之别；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内设中医科；中医院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有的中医院也设西医临床科。中西结合医院则比较复杂。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是，这个伟大的宝库里不是现成的宝玉，而是比较原始的，和砂砾混合而形成玉石的砂矿、沉积矿；也有一些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原石“玮”，或是经过简单粗加工的“璞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和氏璧”，被奉为“无价之宝”，与“随侯珠”齐名，共为天下两大奇宝。和氏璧最早记载于《韩非子》、《新序》等书：春秋时期，楚国琢玉能手卞和在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内）得到一块璞玉，捧着去见楚厉王。厉王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说只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失去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三天三夜，眼泪流干，接着流出来的是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后来就是和氏璧。
西医起源于埃及医学、希腊医学和罗马医学。在1800年前属于“环地中海医学”，很原始。1800年后逐渐成了欧美医学，俗称西医。西医传入中国，最早是教会医学院：协和（美）、华西（加拿大）、湘雅（美）、同济（德）。后有中央医学院，即复旦大学医学院。
在西医确立并传入中国之前，几千年中医发展，确立中医学，这是历史的产物。但由于当时科学的水平，中医学不可能有西医的基础理论，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学是稀世璞玉，但是需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即使已经剖明是稀世之玉，也需要加工整理。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玉皮厚度，从小于1毫米、几厘米到20-30厘米。色皮形态各种各样。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璞藏玉，其价无几。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于无暇玷者，古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也不易得。起纵横五六寸无暇者，治以为杯，此已当之重宝也。”我们既不可把中医学（璞玉）说成是石头，抛弃之；也不可不去除砂砾、皮壳、围岩，全盘照搬。
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混合、中西医凑合、中西医并立，更不是中医融入西医。中、西医有许多差别：基础理论不同，中医有阴阳五行；病因病理不同，中医有中医病因学；诊断基础不同，中医有四诊八纲；治疗理论不同，中医有辨证论治。西医则是辨病论治。
中医的“证”不是简单的症状、症候，而是病因、症状、脉象等等全面的综合。所以，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特征。同病异治，就是同病分型；异病同治，就是注重机体整体调理，而不是单一地针对病原。西医主要方向是努力找病原，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而中医则侧重机体调理，提高自我免疫能力。西医免疫学的发展为中医治病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实，西医也清楚，许多病可以自我痊愈。例如：从根本上说，骨折痊愈就是机体自身作用为主，西医、中医都只是为骨折痊愈创造条件。中医小夹板与西医大夹板相比，由于骨折两端的关节始终处于活动状态，所以痊愈更快、更好。
疾病定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受病因损害作用，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异常生命活动过程。疾病是病因与机体两方面的斗争过程，但是，许多西医师常常忘掉机体的生物、心理、社会作用，单打一地抗病因。
机体在与病因斗争过程中，有不同阶段，这也是同病异治的理论根据。例如：“感冒”分风寒、风热。这是机体出于不同的反应阶段，治疗方法不同。又例如：“外伤”必然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其后果是局部循环不良，所以早期用冷敷，减轻局部出血、水肿程度。但是“外伤”愈合必须有局部“渗出性”机理，渗出物有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所以后期用热敷。“外伤”愈合主要是依靠机体自身的作用。病因、治疗方法（药物与非药物）都是外因，必须通过机体自身的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把病因、治疗的外因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从哲学层次上都是错误的。
西医讲的“炎症”大多指生物源性者，各种微生物作为病原引起疾病。但是，同样的流行季节和环境，人体因机体免疫功能不同，结果绝然不同。许多致病菌长期位于人体中，并没有引起疾病。中医中药中，直接针对致病菌的药物也不少，而起常常不引起抗药性，原因就是中药治疗是调理机体与针对致病菌双管齐下。
西医由于分科越来越细，造成许多西医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转氨酶与传染性肝炎之间并不具备特异性。许多西医师一看到转氨酶高就诊断为“传染性肝炎”。其实，转氨酶高是个很常见的情况，不一定是肝脏出了问题。因为转氨酶非常敏感，很多因素会引起转氨酶正常值的上下波动，许多疾病可以引起转氨酶高，即使健康人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检查，转氨酶测量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转氨酶高的原因：1。病毒性肝炎与其他类型肝炎，尤其是药物性（含化学制剂性）肝炎。药物性肝炎没有传染性，关在病毒性肝炎病房“隔离治疗”，后果如何？2。大量或长期饮酒者。3。肝硬化与肝癌活动期。4。胆道疾病。5。心脏疾病。6。其他感染性疾病，如：肺炎、伤寒、结核病、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7。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8。过度劳累、剧烈运动、检查前油腻食物、肾炎等疾病。
关于中医治病“不可重复性”问题。这是指责中医不科学的“杀手锏”。其实，根据数学“常态分布理论”，西医也从来没有100%治愈的事情。数理统计学有两条“线”：95%和99%。当P<；0。05时，有显著差别；当P<；0。01时，有非常显著差别。总是有少数人太敏感或太不敏感，俗话说：“两头小，中间大。”
所谓中医治病“不可重复性”，是因为用西医的“辨病论治”的模式去套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几千年来，中医治疗有效，这是长期总结出来的“可重复性”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搞清楚其中的机理，而不是一手抹掉。
1956年，毛泽东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就是研究中医，“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西医结合”的正确途径。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指出：“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著名中医蒲辅周治疗急性小儿肺炎有西医达不到的水平。许多被西医判为治不了的患儿，被几味常用中药救活了。用蒲辅周的理论还是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和脏腑辨证等等。我太太董桂英用高等数学对蒲辅周治疗急性小儿肺炎的用药规律（中药种类、用药病期、用药配伍、用药剂量、用药方略）等进行研究，在《中西医结合杂志》1990年第11期发表论文。
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治疗肝炎经验丰富。1978年他与中医医院电子计算机室合作，把治疗肝炎经验编制成“关幼波肝病诊疗程序”，为中医现代化做了大胆尝试，是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创举。
历来，著名老中医在去世后，除了书籍，医案留下了，而丰富的经验失去了。书籍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不是一回事。第谷一生留下来的天文观测资料与他的“地心说”理论不是一回事。开普勒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发现了行星三大运行规律。
毛泽东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首先应该认真研究医学发展史。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都受到当时社会哲学的深刻影响。医学方法则以当时的科学技术为基础。方法学的质变，常常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CT、核磁共振成像，为诊断提供有力依据。所以，医学发展离不开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基础科学发展。
其次是创立新的疾病学（病因学、病理学）以及基础医学。尤其是中医的经络这是西医没有的。中医的脏腑、“气、血、精、津液”以及阴阳五行学说应该批判性接受。
第三，创立新的“诊断学”。中医的舌诊、指纹、脉象等等应该进一步发掘，加以提高。中医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温热病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都值得发掘，加以提高。
第四，创立新的“治疗学”。中医的许多独特治疗方法，不应该失传。例如：发疱疗法、针灸疗法等等。中医的“辨证论治”是研究重点。
第五，创立新的“药物学”。中药之多，成分之复杂，研究之难度，都是引人入胜的。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任重而道远。中医派生出来的日本“和医”和韩国“韩医”，注重筛选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及分子结构。例如：茵陈蒿是治疗肝炎的重要中药，筛选研究其利胆、护肝等等有效成分，用动物实验证实，用分子研究确定，用工业合成生产。这就是发展中医中药。
当然，有人会说：“一副处方多种中药许多成分，有相辅相成作用，也有相反相成作用。这是整体观念。”那么，把每一种成分搞清楚，又搞清楚是如何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有什么不好？非要一锅粥混吃吗？
第六，创立新的“预防医学”。中医历来强调“治未病”，又有“食疗”理论、“冬病夏治”理论，也应该加以发掘、提高。
毛泽东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既然中医具有能治好病这个实际，“说不清楚”是暂时的。要“说清楚”，就要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
西医的退烧药、止咳药、止泻药等等不能盲目使用，因为发烧、咳嗽、腹泻也是机体自我保护机制，只有在发烧、咳嗽、腹泻过度时，才可以在对因治疗的同时，适当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械对症治疗并不是西医学的错，而是思想僵化的西医师的错。现代医学模式的进展，也注意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西医也有整体观念。
医学是科学，医疗是职业。中医、西医有理论的区别，有行业的隔阂，有业务的竞争，这给中西医结合形成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带来障碍。中医、西医有方法、设备的不同，如何结合也没有现成的途径。现有的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并不是样板。现今，许多中医有效的方法却未能普遍开展、进一步研究，还与社会习惯有关。例如：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现今医院中，只有西医治不了时，推给针灸科。
史书中，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妙术；《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性“头风”；《旧唐书》记载，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名医甄权仅针刺一次“肩髁”穴，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记载，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1955年，毛泽东对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他还“祝针灸万岁！”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参观了中国“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这个轰动世界的“针刺麻醉”，现在实际开展如何呢？有多少医院在开展“针刺麻醉”？为什么呢？
现代科学有“全息理论”：研究事物间所具的全息关系的特性和规律。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规律；反映事物之间的全息关系的全息等式。它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全息论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应用科学，既是研究一般的全息理论，又研究一切科学领域的全息现象与全息规律。
中医中，耳朵、头皮、手掌、脚掌都有全息。这都与经络有关。穴位与脏腑关系，其实质就是外周神经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皮层）的网络相互影响。神经细胞（神经元）有多个树突与一个轴突。神经元通过树突与轴突相互联系（用膜电位与神经介质），构成极其复杂的网络。神经元大多集中与中枢神经系统的灰质（尤其是大脑皮层）。在白质中散在的神经元小团，称为神经核。神经元兴奋与抑制会相互影响，这就是经络、穴位的本质。但是，具体的机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建国以后，中医药发展成为卫生事业不可替代的一支力量。《宪法》保障发展传统中医药；十七大党的工作报告中也说要中西医并重。国外已有160个国家在传播和应用中医药。中医药作为珍贵的国宝，既具文化价值、知识财富，又有治病救人的实用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发掘提高，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