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司马光论秦”
闲话“司马光论秦”
陈宣章
史学上，司马光与司马迁一样闻名，水平却差了一大截，原因是：司马迁忍辱写史，尽可能接近史实，不受权势干扰；司马光是宋朝豢养的御用文人，以儒家信条为最高准则，不惜歪曲、捏造史实。司马光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
司马光是正统的儒家，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宋史·司马光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十七日，神宗御迩英阁听讲，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尽遵萧何旧规（即“萧规曹随”），“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历史是发展的。司马光不但要倒退到西汉，甚至提倡“常守禹、汤、文、武之法”。禹是原始社会；汤、文、武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质变到封建社会时期，秦国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是标志。司马光论秦中，最能看出其顽固的儒家立场。所以，儒家奉司马光为三圣之一（另两人为孔子、孟子）。
1。司马光论商鞅（卫鞅）：“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商鞅变法两大措施：重农耕发展经济实力，富民强国；郡县制代替诸侯分封制，形成此后数千年统治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商鞅在秦执政约二十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六国之上，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基础。商鞅变法本身符合当时民众向往大一统，摆脱战乱苦海的意愿。司马光却说：“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商鞅变法要点有三，一曰明法正名，二曰重赏严刑树立威信，三曰鼓励农耕富民强国。司马迁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太子触犯新法，商鞅刑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必罚立威。这就触犯了司马光的儒家信条：“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司马光骇人听闻地说：“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商鞅欺其民甚矣！”
2。司马光论范雎：“穰侯魏冉拥立秦昭襄王，替他剪除所有的政敌。举荐白起为大将，向南攻取鄢、郢（楚都），向东拓地至接境齐国，迫使各国俯首称臣。秦国能够益发强大，得归功于穰侯。虽然他的骄恣专权与贪婪，足以惹祸上身，但也没有到范雎所说的那个地步。而范雎这个人，也并不是忠心为秦国谋划，初始就是想取穰侯而代之，所以才刻意寻找穰侯的软肋下手。结果使秦王断绝了母子大义，失去了舅甥亲情。范雎真是颠覆他人的能手。”
范雎是韩国人，在韩国遭到凌辱，差一点被埋葬。逃到秦国后，秦王嬴稷（即昭襄王）用范雎为相，白起为将，采取范雎的“远交近攻”政策，大破韩、魏、楚军，夺取邓、宛、河东之地，攻取楚都，建立南郡，节节胜利，又联合各国破齐，并大败赵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北），使秦疆土日广，为日后秦的统一奠定基础。仅长平战役，赵军被秦军歼灭45万，主帅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国“壮者尽死长平”，国力大损，从此没落。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攻击范雎呢？因为范雎是法家。司马光吹捧的穰侯魏冉是个什么东西呢？嬴稷母宣太后芈八子的同母异父弟弟，即舅舅。嬴稷是秦武王异母弟，曾作人质于燕，武王死后归国，公元前306年继位时才19岁。魏冉拥立秦昭襄王是为了自己专权。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前，宣太后、魏冉与贵族外戚（四公一母：加上宣太后同父弟弟华阳君芈戎、宣太后另两个儿子泾阳君公子市封和高陵君公子悝封）骄横跋扈，大权旁落。嬴稷心里很不好受。范雎出现改变了这种格局，经一系列的策划和实施，嬴稷废黜太后，将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重整纲纪。嬴稷用范雎为秦相，后封应侯。
司马光指责“范雎真是颠覆他人的能手”。秦昭襄王需要范雎重整纲纪；范雎需要秦昭襄王实施他的“远交近攻”谋略。就像司马光自己，为要废除新法，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一样。司马光认为魏冉有功于秦国，就应该容忍其已经骄横贪暴、专权横行42年，还要让他们继续下去，因为司马光不是秦昭襄王。在司马光眼中，骄横贪暴、专权横行的受害者是百姓，而范雎这个小人物推翻四公一母的当权派，违反了儒家“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铁律，这才是万恶之首。
司马光的借口是“使秦王断绝了母子大义，失去了舅甥亲情”。但是，秦昭襄王并没有弑母杀舅，只是为了秦国利益，夺取了他们的权柄。司马光说范雎“刻意寻找穰侯的软肋下手”，何为“软肋”？“骄恣专权与贪婪”。这还有什么说的？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这种人把持朝政，刻意下手的更应该是秦昭襄王。李斯《谏逐客书》评价前辈范雎：“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司马光在评论孟尝君（田文）时说：“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为什么对待范雎，就先追究动机，先给扣上一顶“不是忠心为秦国谋划，初始就是想取穰侯而代之”的大帽子（即“怀诈谖之心”）呢？他忘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司马迁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3。司马光论韩非：“君子爱他的亲人，也爱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勋业伟大，美名照耀宇寰。而韩非向秦王国献策，第一就是要先覆灭他的祖国，目的只在证实他的学问和才能。他的罪恶并不是一死就可了之的，不必怜悯他的遭遇。”
韩非，韩国人，法家学派巨子。据其他史书记载：嬴政拜读韩非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怨自艾说：“我能够跟这个人做朋友，死而无恨。”嬴政知道韩非是韩国人后，对韩国发动攻击，不是为土地，而是以战争作要胁，逼韩王命韩非出使秦国，为得到韩非。
《资治通鉴·秦纪一·韩非使秦》：“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知。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韩非这份卖国上书，十分蹊跷。这是司马光故意抹杀真相。是嬴政迫不及待要见韩非，怎么会是韩非哀哀上告，卖国求荣？韩非有口吃毛病，不致自暴其短。韩非更不可能用幼稚言论、以脑袋担保一连串灭国保证。韩非的著作一句话一个钉，完全诉诸理性；而“卖国上书”却像江湖郎中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毫无学者风度。
《史记》、《战国策》都没有这个“卖国上书”，还指出另一桩公案（被姚贾陷害）。《史记》成于公元前91年；《战国策》成书更早，“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资治通鉴》成于1084年。竟然在1200年左右冒出来这个“卖国上书”，令人不得不怀疑是司马光的栽赃。司马光的对手是王安石（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韩非是法家始祖。司马光的目的是丑化法家：“法家就是卖国贼。”
4。司马光论荆轲：“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司马光的观点：1。秦国灭燕是因为燕丹派荆轲刺嬴政。这是瞎说。不管有没有荆轲刺嬴政的事情，嬴政都要灭燕。这是历史规律，难道司马光不懂吗？2。荆轲为私情而刺嬴政，“不顾七族”，“不亦愚乎！”荆轲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儒家历来主张以家族利益为重，所以崇儒之国就叛徒频出。许多平时高叫“忠君”的高官，一旦危及家族利益，立即改换门庭，另外“忠君”了。3。司马光引用扬子（扬雄《法言》），“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荆轲为燕国献身，而西汉扬雄“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扬雄作为儒家，反对王莽，却没有勇气，校书于天禄阁，后为了家族利益，接受王莽的“大夫”官位。扬雄却有脸诋毁荆轲，可见儒家脸皮之厚。儒家蒙学经典《三字经》于孔孟之外标举诸子五人：荀子、扬雄、文中子（隋朝大儒王通）、老子、庄子。扬雄也是司马光的祖师爷之一。4。司马光恶毒形容“荆轲怀其豢养之私”，诋毁荆轲的人格。秦国灭赵，兵锋直指燕国。燕太子丹与田光密谋，派荆轲刺秦。荆轲提出：以秦国叛将樊於期之头和燕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肥沃土地）地图进献秦王，相机行刺。太子丹不忍杀樊於期，荆轲只好私见樊於期，告以实情，樊於期为成全荆轲而自刎（可见，荆轲刺秦不是为了燕太子丹的私情）。临行，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荆轲吟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相反，司马光自己则是宋朝豢养的文化走狗，扬雄是王莽豢养的帮凶。5。司马光的结论：荆轲只是一个强盗。
司马迁则完全相反：“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燕丹子曰：‘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丹乃仰天叹，乌头即白，马亦生角。’”“风俗通及论衡皆有此说，仍云‘厩门木乌生肉足’。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
5。司马光论合纵：“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
儒家历来只谈仁义，不提利益。这里突然提到利益，又主张“以信义互相亲善”。其实，信义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六国之所以被灭亡，就是因为局部利益而背信弃义，被张仪的连横，分化得四分五裂。司马光赞扬合纵，大谈六国利益，出发点是不愿意看到秦王统一六国，因为秦王代表法家。
《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於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说得何其好也。
6。司马光论长城：“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这段对蒙恬的评论因扬雄《法言》而起。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蒙恬筑长城是把以前的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连接起来而已，工程仅为三四百公里。而扬雄嘴一歪，把五千公里的账都扣在蒙恬头上。司马光以此进一步诋毁嬴政：“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还以赞扬蒙恬“忠贞不移，不生二心”。来诬陷栽赃嬴政残暴地建筑万里长城。
长城不是游山玩水的去处，而是抵御外侮的屏障。以前七国分裂，各自为政。嬴政统一中国后，把三段长城连接起来是理所当然之事。扬雄诬蔑蒙恬、诋毁忠良是明目张胆；司马光借蒙恬忠良抨击嬴政，更是恶毒。
其实，在司马光眼中，统一中国并不是罪状，关键是“谁”统一中国？宋朝出兵西夏，用兵征辽，司马光从来没有说是“荼毒天下”。嬴政反儒尊法，就是司马光的仇敌，不管做什么，都是“罪”，如此而已。
司马光唯一与司马迁说法一致的是郑国渠。《资治通鉴》：“昭襄王元年（乙卯，公元前二四六年）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关中由是益富饶。”
郑国是韩国水工，虽然是奉韩王使命“延数年之命”，但是，他知道“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于老百姓有利。郑国渠凿成，秦增加良田四万馀顷，“关中由是益富饶”。但是，司马光心里一定很恼火：韩王真是一个傻帽。人家苏秦多么聪明，为了使齐国没落，就纵容齐王把国力浪费在堕落性的消费上，盖宫殿，造御花园等等。
韩国地居中原，物产丰富，教育发达，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半数以上在韩国，例如：吴起、公孙鞅（商鞅）、孙膑、范雎、乐毅。但是韩王就是把他们赶到别国去。假如韩王重用这些人才，也不搞那个郑国渠。统一六国的可能是韩国。历史就会是另一种模样。可是，历史是无法倒退的，即使是暂时的复辟，终究会被滚滚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司马光比司马迁不是一般的水平低，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