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与黑市——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十四

大集与黑市

——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十四

说起“赶社会主义大集”，那可新鲜哩!那年冬天，辽宁整了个“哈尔套”经验，然后在全省推广。要用“社会主义大集”，战胜“资本主义黑市”。啥是资本主义黑市?农贸市场是也。

盖县南片的“社会主义大集”设在熊岳城，包括十六个公社二百多个生产大队，近千个生产小队。以一个小队派十辆车、一百人计算，“大集”那天进城的车超过万辆，人员在十万以上。

为了确保大集成功，从上到下，层层发动，一直落实到各家各户。要求每户至少派一人赶集，并带上一种农副产品。但不许带“四辣”（辣椒、黄烟、元葱、大蒜），因为“四辣”就是资本主义。到了赶集这天，生产小队把猪、牛、羊赶到拖拉机里，牛角系上红绸，车上挂标语。队里没肥猪，就把母猪赶车上，因为在拖拉机斗里，从外边只能看见猪鬃猪背，谁能看见下垂的猪奶子呢?赶集的社员则挑上自家产的白菜、萝卜、地瓜，脑子活的带上几把笤帚、几块干瓢、两只母鸡，跟在拖拉机、大车后面，浩浩荡荡向城里奔去。

上了公路，各村队伍便汇合了。这时候，见了母驴的公驴使劲嗥叫起来，受了惊吓的骡子横冲直撞。不知哪位大嫂篮里的母鸡生了蛋，咯嗒咯嗒叫个不停。忽然，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好，老母猪下崽子啦!”原来，老母猪由于人拽车颠引起早产，那母猪为了护住自己的娃，一口将旁边的母猪耳朵咬去半个，咬得鲜血淋漓。车上没有软草，生下的猪娃落在冰冷的铁皮上，不一会儿便冻死了，死的猪娃又被其它的母猪当成了美餐。由于路上拥挤，一步挪不了二寸，可苦了挑担的汉子们。有人骂道：“这简直是报庙!”（报庙是丧事议程，老人去世后，亲属、子女到山神庙送盘缠，须小步慢行）临近中午时分，总算进了城。这大集，可真热闹非凡，大集入口，跨街一条横幅大标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街两侧彩旗飘飘，锣鼓阵阵。大广播喇叭反复播送口号和歌曲。街筒里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中间让开一条道，让“赶大集”的车辆和人员穿行。穿行时任何农副产品也不许出售，要的就是这气派，以显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游街过后，再把带来的农副产品卖给指定的商店。至于猪、牛、羊，不过是摆摆样子，再拉回生产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到了大集中心地带，又是一番盛况，令人耳目一新：大平板车上，县样板戏学习班正在演出《沙家浜》，杨运公社的文化彩车一辆接一辆，一车一台样板戏外加《青松岭》，万山大叔正手持红缨鞭批斗脖子上挂着红辣椒串的钱广，喇叭里唱：“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北关小学（当时改名叫红卫小学）的一百名红小兵扮成一百名小铁梅高举红灯高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带队的花队长看了叹服地说：“我老花也没这些花花肠子呀！耍真枪的不如耍花枪的。”在大集中心游过之后，挑担的汉子眼睛都气红了：“这一担菜还卖不上一块钱(定价每斤八厘)，干脆喂猪算了!”于是愤愤地将菜扔到拖拉机斗里，让猪们享用，挑起空箩往回走。卖地瓜的也不肯二分钱一斤卖给商店，偷偷挑到了亲属家。回村时，天已黑下来。这时，村头大喇叭正播送本县新闻：熊岳社会主义大集盛况空前，广大贫下中农踊跃参加……社会主义大集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倾刻间宣告灭亡……

社会主义大集后，农贸市场被关闭了。老百姓为了换点油盐酱醋钱，便在熊岳大桥南侧自发形成了“黑市”。这“黑市”是名副其实的：大约凌晨两点便有人带着农副产品来这里交易，天不亮便散集了。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驮着半麻袋白菜到这里卖，没想被公社“人保”逮个正着。我们这些“钱广们”被押到了公社。大白菜被没收了，送进了公社食堂。正巧，食堂伙食长是我亲表叔，表叔朝群专的头头使个眼神儿，那头头便叫我从食堂角门溜走了。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要是登上记，把我的名字转给公社教育办，我的民办教师资格肯定被撸掉。

没过几天，岳父家也出事了。原来，岳父的小舅子，我的舅丈人从敦化来串门带了十几斤黄烟，岳父以两块钱的价格卖给要好的朋友二斤烟。这事被人告到了大队，大队治保领人来到岳父家，把所有的黄烟都没收了。理由是黄烟是“四辣”之一，“四辣”就是资本主义，卖烟就是搞资本主义。治保走后，岳父气愤地说：“伪满时，吃大米是经济犯；现时抽黄烟成了政治犯了!”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我们家的两口壳郎猪已长成了空架子，家里糠水不足，又没处去买饲料，卖架子猪又没市场，这可愁坏了父亲。再说，全家人过年的衣袜还没着落。为这事，我找到了村支书关二叔。二叔说，干脆勒死算了，叫由大（兽医）写个病死证明不就解决了吗?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腊月二十六的晚上，城里的大表哥带了几个人来，帮着我伯父（伯父是杀猪好手）把那两头架子猪用绳子活活勒死，以每斤肉一块七的价格（商店平价肉八角三一斤）让表哥他们连宿搭夜把肉驮走了，总算让我们过了年关。为了答谢书记二叔，我起早给二叔送去了一只猪后腿。

我们家真正犯事是在转年的五月，我们村以育地瓜苗出名，辽阳一带每年都有人到我们村购地瓜苗。那天，熊岳市场管理所丛豁子带两个人来到了大队，说辽阳有人用一百斤粮票从我们家换了一万株地瓜苗。父亲被传到了大队，如实交代了地瓜苗换粮票的事儿。父亲问：“用地瓜苗换粮票就等于地瓜换粮食，犯的哪门子法?”丛豁子张着露风的唇：“你懂不懂倒腾粮票犯法?行了，你是交粮票还是跟我们走?”父亲无奈，只好交出了一百斤粮票。在我的记忆里，这个丛豁子是我最恨的人，那年月，一百斤粮票可是我们家的命脉呀!为这事，父亲窝囊得害了一场大病。

说起市场管理所，老百姓没有不咬牙的。那时，管理所人员大多由打、砸、抢分子组成，吃、喝、嫖、赌啥都干，没钱花就袭击黑市，钱、物大多被他们分掉。

咱村有个叫林荣新的，这人迂讷老实，地主成分。有一天他去“黑市”卖肉，被市场管理所全部没收了。他跪地上磕头说：“还等钱回去给老娘看病呢!”管理人员吼道：“你们村没有合作医疗吗?来这一套!”说着，一脚踢在林荣新屁股上，林荣新一头栽倒在地。管理人员一阵狂笑：“好哇，狗抢屎!”有个姑娘卖苹果被管理所抓住了，所里头头见这姑娘长得挺水灵，给关了一天一宿才放回。这个姑娘苹果倒是拿回来了，却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这事当时谁也不知道，倒是那头头后来“进局子”了自己交代的，那头头贪污钱物不算，光女人就叫他祸害一打。

一说起那极左年月的事儿，真能讲一千零一夜。那时候，老百姓卖点啥，说没收就被没收，说拍卖就被拍卖。那时熊岳城流传着这么两个故事叫老百姓解恨。一个是市场管理所没收了黑龙江客人的两提包大豆，这两位客人趁黑夜砸了管理所，提着大豆连夜赶回黑龙江；另一个故事是军长和警卫员穿便衣带苹果进火车站，管理所的人楞是不让进，被警卫员打倒在地，军长出示了军官证说：“要告上中央军委告去。”这两个故事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了老百姓对市场管理所痛恨至极。

咳!那年月总算过去了。如今，每当我徜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农贸市场时，总是忘不了那“赶大集”的岁月。妻总是说我逛市场逛出瘾了，她哪里知道，我是想从市场上找回我曾失落的感觉，拾回那曾遗失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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