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做个闲人，真好！”

闲话“做个闲人，真好！”

陈宣章

国安学兄转发的“深度好文”《做个闲人》，说到闲人、闲书、闲心、闲酒、闲磕、闲时、闲力、闲事、闲情（统称“闲*”），一切都因“退休”。文中说到“是非胸中有，曲直何须论。”又说“在物欲横流心浮气躁的当下，心如果依然漂着浮着悬着，依然被功名利禄勾引着，依然被那些有形无形的欲望缰锁捆绑着，人只能在世俗潮流的汹涌中，随波逐流，丢失自我，丢失自我生命中那份最可珍贵的从从容容和气定神闲，丢失了代表生命的心灵。心丢了，人生便将苦海无边。”看来，作者还是批评“物欲横流心浮气躁”的，并不是“曲直何须论”。另外，作者说“心如果依然漂着浮着悬着，依然被功名利禄勾引着，依然被那些有形无形的欲望缰锁捆绑着”，看来作者以前是“心漂着浮着悬着”，“被功名利禄勾引着”，“被那些有形无形的欲望缰锁捆绑着”，所以，所谓的“是非胸中有”也是个疑问。

现今，微信群极多。但是，大多数微信群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转发”与自己相同观点的文字或文章，以至于被人混淆“究竟是被转发的文章还是转发者的文章”。这也合理，因为大多数国人的文学修养有限，自己写不出文章，而且转发还可以避免文责。

关于“闲*”，请看苏轼《行香子•述怀》（别名《行香子•清夜无尘》）: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网上【白话译文】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值此良辰美景，把酒对月，须尽情享受。名利都如浮云变幻无常，徒然劳神费力。人的一生只不过像快马驰过缝隙，像击石迸出一闪即灭的火花，像在梦境中短暂的经历一样短暂。 虽有满腹才学，却不被重用，无所施展。姑且借现实中的欢乐，忘掉人生的种种烦恼。何时能归隐田园，不为国事操劳，有琴可弹，有酒可饮，赏玩山水，就足够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网上【评论】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我认为：1.怀才不遇则是文人退隐的原因。2.退隐免不了文人苦闷、消极情绪。3.苏轼能够豪放达观，还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优越，还能闲“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如果他连饭也没有，会这样吗？4.苏轼《行香子•述怀》之所以“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是因为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历史上，卖国求荣的汉奸不少见。至于《增广贤文》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讽刺死读书的人。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历来是文人提倡的。当然，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亡党亡国关我屁事”还不至于坐牢。问题是：党纪、国法与道德，这三者是不同的。如果是党员（党干部更要提高标准）说“亡党亡国关我屁事”，行不行呢？退一万步说，在“两学一做”中，党员不可以不学习《党章》和《习近平讲话》这些“非闲书”，不可以不“做合格党员”。入党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难道因为退休可以忘了吗？

其实，类人猿进化到人类，有两个原因：1.从树上下地，导致直立行走，手脚彻底分工。2.工具的使用。人类最早是旧石器时代，后来是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现在已经到了航天、核弹时代。实际上，人类社会始终与“理、利、力”相关。

一、理：这里的“理”是名词，即道理。其实，“理”与“道理”还有区别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的“理”，并不是“道理”。“道”是哲学范畴。它是人对一切的事、物、思维认知的代名词。它是讲自然有的（不管是被认知的还是不被人知的）都是“道”。 道有三个阶段：1.一切存在的即为“道”。2.存在就会有变化为“道”。3.变化就是消失灭亡也为“道”。三位一体自然永恒。所以，“道理”都指客观的“理”。

不管谁，写文章就是说理。即使是文艺作品，也是在说理。一个人对某事物、某观点有感而写文章，不管是同意还是反驳，都是在说理。但是，“理”与“利”密切相关。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立场有不同的“理”。所谓“不同立场”，与“利”密切相关。“利”可以是私利，也可以是阶级之利。有没有超阶级的“理”呢？没有。资本家说剥削有理，马克思说剥削有罪。现今思想界的混乱，就是各人从“不同立场”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有一种所谓“公理”，据说是超阶级的“理”。京剧《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有这样的念白:“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对于有些“至理名言”也不能盲从，要进行科学分析。例如：“责人先责己”。“责人”责得对不对，大家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争论。为什么要先责己？如果某人指责汉奸的卖国求荣，必须先说自己就是汉奸（责己），这不是太滑稽了吗？古今中外，哪一本书、哪篇文章一上来先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的？还有一种说法：“你如果要责人，必须自己是圣人。”如果真的推广这种说法，天下就会一片寂静。谁也不准责人！因为世界上没有“没有任何缺点错误的人”。

有一句教育名言：“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是真理。俗话说：“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缸水。”如果自己还没有搞清楚讲授的内容，怎么教学生？

二、利：这里的“利”指利益。《韩非子•五蠹》：“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就是人的利益。所以，中国人有句古语：“民以食为天。”人民如果要饿死了，大概任何统治者的“理”可能都会被抛弃。

还有一个问题：“阶级与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被许多人误解，认为是毛泽东发明的。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自己发现的。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早就有“阶级”一词。汉王符《潜夫论•班禄》：“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三国志•吴志•顾谭传》：“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五章：“阶级之制，不尽涤荡而泛除之，是下级人之苦恼无穷，而人道终无由至极乐也。”

人类社会产生至今，人与人一直是不平等的。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如此，即使是原始公社中，人与人也是不平等的。部落内部，酋长（有时酋长还分级）与一般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更早的氏族公社，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中，男女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由人创造的。”人类社会发展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制度的飞跃源于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3.产品分配方式。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人的利益融合在阶级利益中。

现今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就是：1.生产资料私有制。2.劳资在生产中的地位绝然不同。3.产品分配方式绝然不合理。一句话，资本家的利益高于社会公平。

三、力：这里的“力”指力量，包括权力、武力等。

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但是一直有弱肉强食的动物习性。

人类社会中，常常是“有权就有理”，甚至“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世界上为什么战争从未停止过？不管是世界大战还是局部战争，都是由战争贩子首先挑起的。被压迫民族或人民的反抗，则是被迫抗争或者“官逼民反”。

日本侵略者有“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汪精卫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论和“曲线救国论”，蒋介石有“攘外必先安内”论……其根源都源于利益。最有意思的是“孔孟之道”。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奴隶主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孔子处于春秋末期，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之时。孔子的儒学主张以周礼作为治国之道，它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潮流绝然相反。孔子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利益。因此，孔子生前如丧家之犬。但是，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偷换了概念，把“孔孟之道”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孔子也就被吹捧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

然而，每个朝代更替时，“孔孟之道”都被抨击，以至于封建统治者想出“儒、佛、道”三教合一。但是，“儒、佛、道”三教为了争“谁排首位”，相互攻击，于是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时，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的“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其荦荦大者有：南朝宋文帝时，儒、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之间的道、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北朝时因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和元朝时对道教的毁经灭藏。直到元明，儒、佛、道三教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其实，“儒、佛、道”三教之争也是利益使然，而且是“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

然而，对于中国工农群众来说，推翻三座大山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工农武装。这一点，那些痛恨毛泽东者也无法否认。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连那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无法否认。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不但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而毛泽东也不但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现今，世界各国考哲学研究生者必须熟读《实践论》《矛盾论》。

我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文章，题目大多是“闲话……”。这里的“闲话”与《做个闲人》中的“闲聊”绝然不同。因为这些文章是抨击社会病和解剖思想界混乱，属于“太沉重的话题”，属于“是非胸中有，曲直必须论”。之所以冠以“闲话”，只是因为“人微言轻”，也许是“说了也白说”。然而，因为信仰，“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

数学史上有个希勃索斯(Hippasus)，原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弟子。公元前500年，希勃索斯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其一边的长度是不可公度的。若正方形边长是1,则对角线的长不是一个有理数。这一不可公度性与毕氏学派“万物皆为数”(指有理数)的哲理大相径庭，使该学派领导人惶恐、恼怒，认为这将动摇他们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因此希勃索斯被囚禁，受到百般折磨，最后竟遭到沉舟身亡的惩处。

希勃索斯死了，但是他对以后2000多年数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人们从依靠直觉、经验转向依靠证明，推动了公理几何学与逻辑学的发展，并孕育了微积分的思想萌芽。

我的那些文章，虽然平均每篇阅读数只有近一万人，“人微言轻”，但是终究留在了网上，与我的那些医学论文著作、科普文章留在报刊杂志上一样。201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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