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书”生涯
◇李清明
二十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村办中学读书。班长是村支书的女儿，成绩平平，因她父亲是村里最高领导，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她便是班里的终身制班长。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想当个班干部，好扎一个红袖标与漂亮的女班长一起值日。于是我拚命地发挥我的长处：写好作文，争当语文课代表。如果说我现在还能在经商之余拿起笔来写写划划的话，这与当时打下的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久，我便如愿地当上了班干部，实现了每个星期与女班长扎着“执勤”的红袖标，一起值日的愿望。后来，当了班干部，去了点自卑，增加了些自信，又梦想着长大后一定要当个像女班长父亲那样的“大官”。因为她父亲在我们那个几千人的村庄里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谁不听话，他可以立马叫民兵营长带上两个武装民兵，背上两杆三八式步枪，用毛绳捆住不听话的人，一是开批斗会，二是拿面铜锣游街示众，还要边走边喊：“为人莫学我的样——锵！锵！”。再有，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当村支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全村几百户人家，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都得请支书去喝酒呷肉。
水乡习俗，结婚、生子、寿庆等等都称红喜事，老人高寿去世则被称为白喜事。诸如此类，一天之内，村里总会遇到一、两桩喜事。这样一来，村支书也就能天天过年、餐餐吃肉了。
当然，不知是村支书职务的原因，还是其人生阅历丰富、自身威信高、处事公平公正的因素，反正全村几百户人家，谁家婆媳不和、兄弟吵架、邻里纠纷等家务琐事，都须恭请支书“现场办公”。往往只要他背着双手往现场一站，“吼——吼”咳嗽两声，场面立马安静。待问完当事人双方的情况，默然思索一小会，支书就能将右手一挥，说出个一、二、三、四等多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意见。一场清官都难以断定的“家务事”，支书三下五除二就能圆满解决。在我年少的心灵深处，村支书高大威严、智慧而又安逸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
一位哲人说，理想是现实的开始，人的理想有多大，出息就会有多大。我年少的理想是做一个村支书，想不到才十来年的功夫，我便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当了一名和村支书一样大的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十七岁当兵，入伍第八年，二十五岁的时候便从机关下到一个王牌师所属的导弹连，当了一名政治指导员兼连队党支部书记。如果套用地方的行政级别，连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属正连级，刚好与我们村党支部书记的级别对等咧。
然而，初做支书，等待我的不是颐指气使，也不是喝酒呷肉、天天过年，而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当时连队有上百号“大头兵”，老连长长期患胃病住院，不理“朝政”；还有，副连长资历比我老，他来自云南农村，是一个孤儿，性格比较孤僻，心胸也较为狭窄。我的到任，他个人认为我挡了他的升官道，于是在工作上不予配合，还尽出些难题。比如，他利用我出差之机，经常跟几个平时表现较差的战士在一起吃吃喝喝，还许诺给其入党、开车提供方便，弄得连队党支部的工作很是被动。平时，两人目光相对，他投过来的多是挑衅和不服。支委中还有一名志愿兵司务长，三名肩扛红牌子刚从军校毕业的排长。这几个排长刚来部队，见头头们有分岐，工作起来明显有些顾头顾尾、摇摆不定，责任心和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
我寻思，我这个当支书的要想踢好“头三脚”，把连队工作搞上去，首先得把副连长“摆平”。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发扬人民军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副连长的思想沟通工作。于是我便找到副连长单个“交心”，在我的卧室兼工作间，我和副连长谈得还算投机。当时我们两个谈到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既然走到一起，便是缘分，应好好珍惜；还有，我和副连长都是连队党支部成员中的“领头羊”，如果我们俩不搞好团结、不做好表率，连队的全面工作就无法搞上去；同时，还谈到我从机关下来，工作干好了还将回去，腾出位置刚好可以由副职替补，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云云。副连长当场答应得挺好，可是过了不到两天，他又习惯性地回到了从前。
头一“脚”失利，我又考虑用“诚心”来感召副连长。即从生活上关心副连长：给他向团里申请了救济；连队杀猪，尽管只有一个猪心，连队当时也只有我一个正连级干部，但我还是没有独自享用，而是交待司务长给副连长家送去。然而，吃了“猪心”的副连长面对这一切似乎有些铁石心肠，根本不为所动，依然是我行我素。
第二脚又踢“歪”了。夜深人静，苦恼的我独自一人坐在连队猪圈边的山包上抽起了“闷烟”。也许受那一闪一灭的烟头火光的指引，不知不觉中营党委书记、教导员老闵坐到了我的身旁。教导员来自湘北农村，父亲曾任村、乡、区党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一直干到县委书记才退休。也许是“生姜总是老的辣”，抑或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在“会诊”中教导员十分轻松地给我开出了一味“药方”：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召开帮助副连长的支委会，进行组织解决。
当主持支委会议的二排长将许多战士给副连长的意见条一一展示的时候，副连长立马就坐不住了，站起来想拒绝参加会议。因为在支委会召开前，二排长出面收集了全连官兵给连队支委成员的意见，结果多半是副连长一人的。后来听我说要将支委会意见上报营、团党委，让上级来解决他的问题时，副连长才无奈地选择坐下，等待大家的批评帮助。
紧接着，我和其他四名支委一边读一段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边联系副连长的“实际”上纲上线谈感受、讲体会，对副连长进行帮助。因会前我将开会的方法和目的等事先与其它四名支委交心通气了一番，所以支委会也就开得比较“圆满”。副连长从没见过我如此严肃，也可能从没有参加过如此严肃的党的基层组织会议，更谈不上领教过组织会议的厉害了……打这以后，副连长见到我，再也不是四目相对，而多是回以友善、柔和的目光；工作当中不但能友好地与我配合，而且还能模范带头，甘愿做我的左膀右臂。其它几名支委见此情景，也就更加坚定了团结和干好连队工作的信心。
一年后，我离开连队时，向上级推荐了副连长作为连队指导员的第一候选人，当然这是后话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欢送我离开连队的晚餐上，副连长是第一个流泪的。
副连长“迷途知返”，我又紧接着在战士当中开始了“立威”工作。个中原因，是自己在收集各班排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对我的意见中发现，士兵们大多数认为，新来的指导员是一个秀才干部，柔和之气有余、阳刚之气不足。于是，我便把“立威棒”打在了一个叫蔡文华的老兵身上。该兵已超期服役，严格来讲他也不是连队最调皮的兵，但他块头大、兵龄老，刚好又遇到了在团里组织内务卫生检查评比中，他的背包没整好，使连队扣分未能在团里取得名次。于是我便利用连队晚上操场点名的机会，召开了对蔡文华的批评帮助大会。
首先，我为大会营造了一定的氛围：操场上扯起了横幅、竖起了标语，打开了球场上的两盏千瓦探照灯，布置了一个班的警戒调整哨，并用两张乒乓球桌搭起了一个临时“批助台”。紧接着由蔡文华上台作检查，然后是班排骨干，还有一名与蔡同年入伍的老乡上台进行批评帮助。发言前每人均准备了半天，批评稿也都由我亲自把关，字数都在一千五百字以上，其中有国际国内、军队地方形势，有毛主席语录，军队条令条例等等。最后由我作总结发言后，二排长还起头组织全连干部战士合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团结就是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铿锵有力、鼓舞士气的革命歌曲。
其结果是，整个批评帮助大会，使士兵们震憾不小，也触及了全连官兵及蔡文华的“灵魂”。散会后，蔡文华主动找到我的房间，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坚决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见此情景，我也就笑脸相向，跟他讲明，连队干部对你并无成见，批你之错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教育大家。只要你改正错误，党支部一定重用你。后来，我又专门召开支委会，指定副连长将蔡文华作为“一对一”的帮扶对象。让其改正错误，争当先进。不久，蔡文华果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半年后不仅当上了副班长，还被全连战士公开评议选送到了师部驾驶员训练队，做了一名让兵们羡慕的司机。
批评帮助大会效果奇佳，打那以后不听话的兵们只要听说要开“批助大会”、由连队支委成员“一对一”地进行帮扶，一个个便噤若寒蝉。
事后，教导员笑着“夸”我，问及对后进战士召开批评帮助大会，事先并无演练，他也未曾“授道”，为何运用得如此娴熟？我竟一时语塞……然而，只有我内心最为清楚，儿时的我虽不懂村支书怎样开支委会、为什么要“立威”“扬武”等等，但却常常耳闻目睹村支书经常在村头的土戏台上召开批评帮助大会，见多了自然也就熟能生巧了。
记得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能吸引我们这帮小孩子眼球的是每逢五一、七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总要在村中的土戏台上集中全村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人员”召开一次批评帮助大会，进行“斗私批修”一闪念。大集体时代，村民们都比较忙，批斗会大都会选择在晚上举行。燃烧的火把和土汽灯将古戏台四周照得如同白昼。这时候，所谓的坏分子都会被一个个点名，由两名武装民兵荷枪实弹地押着走上戏台汇报表现和思想，然后是积极分子发言，村支书讲话……最后是民兵营长带头山呼：“打倒一切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革命性口号。
回顾这些，起先只是感觉有趣好玩，继而是兴趣盎然地组织一大帮小伙伴背着大人们，待他们下田劳动去了便偷偷跑到土戏台上，将小朋友划分为敌我两边，惟妙惟肖地加以模仿。
“立威”工作做完，我又寻思怎样鼓励兵们的士气，将兵们带得嗷嗷叫。因连队长期驻扎在粤东山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十天半个月难见一个女性，用兵们的话说，就是见到一头母猪和一只母老鼠都是“双眼皮”。所以在连队鼓舞士气最好的办法不仅仅是奖励和杀猪加菜，如果能找一帮女兵来连队联欢，兵们的感觉更是胜过喝酒吃肉，再高兴不过的了。每当连队有重大任务需要完成时，我便利用以前在军、师机关工作过的便利，给战士们许诺：夺了红旗，就请师部演出队和师医院的女兵来连队联欢。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一年多的连队党支部书记任上，我共请过三次女兵来连队联欢。兵们杀猪宰羊，个个从床头柜里找出最新的军服，有的甚至还偷偷地洒上几滴廉价香水，以班为单位坐在连队门前的草坪上腼腆地和女兵们聊天，交换联络地址，互相签名留念。吃饭时，我没有将女兵们集中安排在干部桌上，而是每桌派上一个女兵。若是平常，兵们遇上加菜吃肉，肯定是大呼小叫、奋勇向前、风卷残云；可女兵在侧，整个席间却鸦雀无声，兵们一个个很有绅士风度，你谦我让，纷纷给女兵夹菜，一顿饭的时间比平日几顿饭的时间都长，兵们似乎还意犹未尽。此情此景，使其它连队的兵们羡慕不已，且一个劲地后悔，没有到导弹连来跟着我这个支部书记干革命。
一年后，我和我那些“嗷嗷叫”的兵们硬是将原先较为后进的导弹连，打造成了师里的“达标先进连队”，军区还在我们连队召开了“基层经常性思想工作现场会”；我则被集团军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不久，我就调回了机关，结束了在基层短暂的“支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