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浦城的“酌海楼”文化
解读浦城的“酌海楼”文化
真正意义上走进早已被历史风云煙灭了的“酌海楼”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
原先，曾经从史料中看到“酌海楼”三个字，偶尔与前辈交谈中也听到过“酌海楼”三个字。然而，也许是原先对浦城的历史文化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也许是烟消云散的“酌海楼”离开我们已经太久太久。总之，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藏书楼，每每如一片浮云从我头顶飘过，每每如一缕轻风从我耳边拂走，仅在记忆里留下淡淡的涟漪与浅浅的印迹。
数天前，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在“章仔君练夫人研究会”余奎元君办公室内，徐德明君郑重地将一本《酌海尘封——纪念李公迪瑚诞辰一百四十周年》送给我，并说，此书中的资料十分珍贵。借助于黄昏的余光，我接过了这本封面底色庄重、份量沉重的《酌海尘封》。
在此后的一些时日里，在办公室，工作之余，我很认真地翻阅了该书，并对其中的若干篇章进行了仔细的研读。猛然间，不禁有了一种冷汗涔涔的感觉——身为浦城人，并且多年从事着文化工作，竟然身在宝山不识宝，对于这座几乎可以与宁波“天一阁”相媲美的本土文化资源宝库“酌海楼”了解甚微，对于创建“酌海楼”的前辈先贤李迪瑚先生知之甚少，这种职业上的失职、知识上的欠缺，给我造成的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亏欠，几近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于是，满怀着顶礼膜拜之虔诚、亡羊补牢之急切，一头钻进资料堆里，轻轻拂试去历史的尘埃，重重激荡起文化的情愫，去与曾经辉煌一时的“酌海楼”进行一番心灵的交流、感情的碰撞。(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酌海楼”——李迪瑚心血的倾注
讲到“酌海楼”，自然得提到它的建造者李迪瑚先生， 根据《浦城县志》记载：“李迪瑚，字聘珍，号葆珊，浦城城关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末拔贡，授候补通判。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经济。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创办浦城两等小学堂并任校长。次年就任浦城县劝学所总董、浦城商务分会总理。宣统年间，福建设咨议局，李迪瑚当选为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初建，任军政府闽省督府财政部会计科长。民国3年（1914年）回乡任县劝学所所长和商务公断处处长。民国5年，在县知事胡子明赞助下，他捐资创建浦城私立中学，为浦城县第一所中等学校，自任校长，定学制四年，因省不立案，无固定经费，仅一年就停办。民国7年，任县商会会长。民国8年，当选省参议院候补议员，后任福建省公署咨议、闽北镇守使咨议、福建陆军警备司令部咨议、福建第五区烟草局局长。
李迪瑚曾旅居上海，在上海他置图书，精书法，研古琴，治金石，在沪为古琴研究会会员。民国33年回浦城，1952年3月，病卒”。
浦城有幸，曾诞生过李迪瑚。
李迪瑚先生，多才多艺，擅长书法、治印、诗词、楹联，对于园艺、棋艺等也颇精通。同时，李迪瑚先生还是一位爱国者、教育家、大善人、闽派古琴传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加入同盟会，为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国民政府而尽力。
李迪瑚先生十分重视教育，留学回乡后，深感山区教育落后，力主新式教育，他一生创办多所学校，如“浦城公立两等小学堂”、“浦城劝学所”、“浦城私立乙种实业工业学校”、“浦城师范传习所”、“浦城初级中学（浦一中前身）”、“浦城豫章小学”等。
李迪瑚先生不仅捐资办学校兴教育，而且还热心社会各种公益活动。自1916年前后，先生每年捐稻谷50担维修迎远桥，浦城大西门外通往水南的木桥（当地名草桥头），每汉被洪水冲坏，都由他出资修建。因为其行善有名，以至于穷苦人家要弃儿时，常把婴儿趁夜深时放在他宅门前。李迪瑚先生发现后，总是先找保姆喂养，后找合适人家或送育婴堂。此外，李迪瑚先生从年轻时便开始钻研医药学，为老百姓义诊、施药终其一生。
祝桐君是闽派古琴领军人物，李迪瑚先生则是闽派古琴的重要传人。1985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古琴协会主席吴景略曾说：“李老前辈（指李迪瑚）昔在沪时为古琴会员，习闽派祝桐君之艺，为闽派代表，是当时古琴有影响之人物”。
纵观李迪瑚先生丰富多彩的一生，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当然还是作为藏书家的他所创建的他一生的精神家园藏书楼——“酌海楼”。
我们知道，藏书楼，是中国古代供藏书和阅览图书而使用的建筑。中国最早的藏书建筑见于宫廷，如汉朝的天禄阁、石渠阁。宋朝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印本书的推广，民间也开始有人建造藏书楼。而“酌海楼”就是这么一座民间建造的藏书楼。
“酌海楼”到底是什么个样子呢？现今我们已无缘见识其庐山真面目了，只能从前辈的回忆中去瞻仰其丰采，去领略其神韵。
根据华荣《李迪瑚小传》记载：“爱书、惜书，家中有了不少图书，建楼藏书一下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以当时家中的经济状况，立马动工的场地、经费都不成问题。然迪瑚办事素来稳重缜密，决定先打人咨询，立个方案然后实施。此时迪瑚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交际颇广，可咨询的专家学者不少。著名翻译家林纾、省教育厅厅长林寄南等人都给予鼓励并提出不少中肯的建议。迪瑚心中建藏书楼有了清晰的目标：（1）藏书规模以宁波‘天一阁’为范本；（2）藏书以珍本、善本文史类书为主，兼顾书籍的工具性、资料性；（3）书楼以藏书为主，兼具阅览、抚琴、书画、会客等功能。一九零二年藏书楼正式动工，翌年落成。”
以上这段文字，粗线条的勾勒出了李迪瑚先生创建“酌海楼”一些基本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建造这座藏书楼寄托着自己多少精神的归依。
根据詹秉辑先生在《李葆珊先生及其“酌海楼”》一文中介绍：“‘酌海楼’座落于谭处弄，（解放初为工农青妇联合会驻地，现为公安局宿舍），建于清末（1904年以前），完善于民国初年，是先生一生心血之结晶。楼分两层，长约十六米，宽约十二米，首尾建耳房，整体呈U字型。西北向辟宽大之天井，内置巨缸两只，蓄水养鱼，幽兰、棕竹，点缀其间。东向开百叶窗面对花园，园中植芭蕉、方竹、斑竹，奇花异卉，相间布局。同时置钟口大缸八只，金鱼悠游其中，浮影聚翠，临窗泛波，楼园偎守，雅朴沁心。室内靠墙设楠木、花榈木书箱，一字排开，书箱镌阴文或浮刻多种字体之书目，书箱大小按书册而定，但又浑然一体，契合有致，其书箱本身即为精美之艺术品。图书则按部用樟木或桐木制成夹板，用绢绶系之。沿天井向为半落地明窗，沿窗设楠木几座，室中有大会议桌，为练笔赠字所用，西首为供佛之几桌，东首为书案。琴室在东耳房，西侧耳房为先生起居室。二楼亦沿墙放古箱，书架排列在楼厅，二楼西侧耳房存放墨拓、卷轴、画册、地理图册、手抄本书籍以及从日本购回为数颇多之科技图书，二楼东边耳房存放医农技艺之书”。
可以说，詹秉辑先生的这段回忆文字，既详细有致，又形象生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相当珍贵的“酌海楼”游览图。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詹秉辑先生如何会对“酌海楼”如此了解呢？为此，我专门查阅了《福建省浦城县谭处弄李氏家族世系表》，原来詹秉辑先生是李迪瑚先生次女李慧纯女士的儿子，也就是李迪瑚先生的外甥。正因为有着此种不同寻常的关系，难怪他对“酌海楼”如此熟悉了解。同时，这也说明，詹秉辑先生的这段文字不仅是可信的，并且也是颇具权威性的。
另外，李迪瑚先生四女李慧庄女士的儿子张定钊在《酌海楼——我的精神家园》一文中，对“酌海楼”也有记述：“外祖父的书房很大，它位于外祖父的藏书楼‘酌海楼’的下面一层，应该也属于藏书楼的一部分吧。因为在书房靠墙放置着许多楠木制的大书箱，它们层层叠叠堆成了一堵墙，这此书箱的门上都刻着字，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可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最上面的那一层书箱门上刻的是‘古今图书集成’这几个字，是粉绿色的。
书房里的正中摆放着一个两头呈椭圆形的很大的红木长桌。在书房的一角是外祖父的红木大书桌，上面放着他常用的笔墨纸砚，在墙角的红木花几上摆放着一个红橙色的北瓜，听大人说是我们自家的花园里种的。儿时的我常常看到外祖父在书桌前看书、研墨挥毫、或是篆刻图章。
书房的墙上挂着好多幅字画，其实在李家的每间房里都挂着字画，我还记得在保姆的房里都挂着任伯年和吴昌硕的画。在靠近外祖父书桌的那面墙上还挂着好几张七弦琴，式样还都不一样呢。
书房的楼上是藏书楼，外祖父一生呕心沥血收藏的数万册图书就藏于此楼中。一般人是不能随便上楼去的，我们小孩子也不例外。”
还有就是，李迪瑚先生的曾孙李秉鸿在《书香府第——李家大院》一文中也有回忆：“李家大院最值得叙述和自毫的一处建筑物，就是‘酌海楼’。它是我曾祖父李迪瑚先生倾注了一生心血修建的。它是一座中西结合的楼宇建筑。上面一层是书库，下面一层是阅览室。阅览室中间放置一张长条花梨木桌，是读者的书桌。两面是带玻璃门的书柜。靠长条天井的一面是一大排玻璃窗户，十分敞亮，上下结构都是如此。据说这座藏书楼在藏书量和藏书品种上可与宁波的”‘天一阁’媲美。‘天一阁’藏书七万多册，‘酌海楼’藏书六万多册，但两者的命运大相径庭。”
写到这里，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书的世界、知识的海洋。同时，我们对于“酌海楼”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尚属清末民初，在浦城这么一个地处偏远的山区小县城，要建设一座如此规模的私人藏书楼，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寻么，李迪瑚先生为什么就能做到呢？
刘秀清先生在《惜哉“酌海楼”》一文中，对此有一个颇冷静客观的分析：“在清代，在闽北山城，要建一个颇具规模的私人藏书楼谈何容易，至少必须具备三个要件：第一，楼主必须是个读书人，是学者，懂书爱书惜书如命；其二，楼主必须是个有钱人，无论什么时候，君子固穷，但书籍永远都是奢侈品；其三，楼主必须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交际广泛、见多识广的人”。
李迪瑚正好具备了这三个要件。
李迪瑚是清末拔贡，这表明他不仅是读书人，还是读书人当中属于出类拔萃之辈，同时，他还曾留学日本，又是属于中外兼修的读书人。李迪瑚在社会上担任过许多的职务，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再者，李迪瑚出身浦城望族，家族中有当铺、钱庄、布庄、商铺等，当时处于相当富裕的社会阶层。
一个李迪瑚不同凡响，一座“酌海楼”同样不同凡响。
“酌海楼”——知识海洋的涓涓一脉
李迪瑚先生给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酌海楼”，究竟有何深义呢？
华荣在《李迪瑚小传》中是这样说的：“迪瑚为其取名‘酌海楼’，‘酌’符合楼主稳重、三思而后行的性格。‘酌海’表明楼主对浩瀚书海的崇敬，自己的藏书仅仅是书海中的一部分。”
刘秀清先生曾介绍说：“一个私人藏书楼为何取名为‘酌海楼’呢？据楼主的外甥詹老先生解释，酌为考虑、思考；海，大也，表明了楼主的藏书规模和构想。另一种解释：酌为品味，海为博大精深，意为茫茫书海，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个藏书楼只取沧海一粟也”。
另外，李秉鸿先生也曾介绍说：“为什么取名为‘酌海楼’，我不得而知。长大后，我也总在思索这个‘酌海楼’的名字。大概曾祖父是要建立一处‘书的海洋’。‘酌’为思考的意思，书就是知识的载体，思想的载体，是历史的载体。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壮阔的华夏文明被这些书一代一代地流传，在人们心中播种。‘酌海’就是思想的海洋之意。”
当然，没有资料显示，李迪瑚先生自己对于“酌海楼”含义的解释，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花毕生心血、倾注巨资兴建的这么一座藏书楼，对于它的命名绝不会是草率或随意而为之的，其中之深义，或许只能成为一个后人难以破解的谜。
不过，以上几位先生的解释应该是不无道理的，或者说是解释者的一家之言吧。其实，“酌海楼”这个名称，我们也没必要非要去寻找一个太高深的答案，也许，李迪瑚先生当年也就是想通过简单的文字来诠注他的一个思想理念，因为，通俗中同样可以蕴藏深义。所以，按照我的一己之见，“酌海楼”我们不妨就将其理解为收藏书的海洋中的一滴、品尝书的海洋中的一味也未尝不可。
“酌海楼”是一座藏书楼，这座藏书楼到底收藏有多少图书，这个数字好像不太好确定，因为相关资料所记载的数字不是很一致。
《浦城县志》记载：“李迪瑚平生广置图书，建‘酌海楼’，藏书达数万卷。”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八闽古邑浦城》一书记载：“到了他（指李迪瑚）晚年，藏书总数已达四万卷（册）之巨。”和这个数字相统一的是詹秉辑先生的说法：“酌海楼藏书约四万余册。”而李秉鸿先生则说：“据说这座藏书楼在藏书量和藏书品种上可与宁波的‘天一阁’相媲美，‘天一阁’藏书七万余册，‘酌海楼’藏书六万余册。”这里，李秉鸿先生用了“据说”这个词，其实也就表达不太确定的因素。还有一份资料也记载了“酌海楼”的藏书数字，李迪瑚第四子李斯彰于1987年3月26日写了《为保护国家文物古籍要求清理福建著名藏书楼——‘酌海楼’的报告》，报告中写到：“楼内藏书在解放初期有资料注明七万册左右，又据当时接收人报计为四万余册。”
“酌海楼”到底有多少藏书，现在似乎也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只能用“藏书丰富”这个词来形容了。
“酌海楼”藏书丰富，不管是七万册也好，六万册也好，四万册也好，在这么丰富的藏书中，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类似于全书目录这么一个资料。所以，到底主要收藏了一些什么书，这些书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购进的，也只能是通过某些人的回忆来看一个大概。
李迪瑚第四子李斯彰在《为保护国家文物古籍要求清理福建著名藏书楼——‘酌海楼’的报告》中写到：“我所知该楼收藏的部分图书有《四库全书目录》、《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五彩殿本《史记》、《篆刻緘度》、《正谊堂全书》、《四部备要》、《福建通志》、《三希堂碑拓》、《资治通鉴》、《汉书》、《宋本左传注疏》、《文献通考》、《鹿川全集》、《国朝六家书钞》、《通志、通典》、《东华录》……”
刘秀清先生介绍说：“（李迪瑚）在文化界、政界都算是知名人士，他的交游极广，因而他建藏书楼的购书渠道是多方面的，一部分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买了许多科技图书和一些国内少见的古籍，如《古列女传》、《三希堂法贴》，据说还有少量宋刻本。第二部分来源于文友推荐，当时在福州的著名翻译家林纾是林葆珊的忘年交，多次交流买书建楼之事。时任省教育厅代理厅长的浦城人林寄南，也是李的书友，经常为他提供指导购书信息。第三部分来源闽北邻县建阳，建阳是宋元时期中国制纸刻印古籍的中心，当时建阳的‘刻印堂’就有九十家之多，闽北在清末民初留存在民间的这些古籍尚能找到，林寄南是书虫，曾多次与李葆珊在闽北地区访书、淘书、收古籍，乐此不彼。还有一部分是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包负责人和李葆珊很熟，只要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所出的书，有收藏价值的均由他推介，如《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以及当时全国只发行500部的《四库全书目录》、《古今图书集成》，每部书都在大洋500元以上，藏书楼均有馆藏。”
据詹秉辑先生回忆说：“‘酌海楼除藏书之外，并收藏名人字画，如明代周氏兄弟之山水人物画、文徵明之牧童骑牛图、清代吴昌硕之石鼓文，近代齐白石之国画小鸡金鱼、汪亚尘之雄鹰独立和张聿光之猫猴戏扑等。”
爱书之人惜书如命，李迪瑚也不例外。
据有关资料介绍，他对“酌海楼”内图书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曾定下藏书不出楼之规定，他在世时，为防止图书散失，无论谁都仅能在楼内阅读。“酌海楼”的书是不对外开放的，就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只能让其进楼读书、抄书，概不外借。
据李毅、陈景清、祖期钊《接管酌海楼藏书记述》一文介绍：“县内文人学者，每登门求教、商借图书均必使李先生愉悦，且遵守所定规约，否则是不能如愿的。闻有一人每不厌烦登门借阅或酌海楼翻看，在取架橱上书本时，小心谨慎将全叠书本托出。置于案上，再逐一翻阅，上扶下托，书不卷、页不折、本不乱。当抽阅其中某本某卷，先托出上层书置之一旁放好，再仔细翻阅，阅书时更是轻轻翻页，不压不折，有所发现必摘录时，定将杂物移开，不靠油渍水盂茶盅，用镇纸压书，净手拈笔抄写，其爱护图书这情景，深得李老先生所喜，如此借阅每每顺利。不然是不能随意为之的。这也是酌海楼藏书数十年中，画画若新，本本干净，册册完整之故。数十年中虽经历劫乱，李老先生赴沪客居，抗战期间敌机轰炸，酌海楼藏书均能大部分完整如故，无尘、无蛀、无霉、无缺页破损、无水渍油痕，这是其保管得法，和李老家中人等均尊重爱护其藏书处所至。然而有书必供人阅，虽私人藏书家并不明文规定借阅章约，能与李家有些来往人的人们借阅参考，均按要求，相互保管爱护也很有关系。”
李迪瑚先生虽然早已驾鹤西去，“酌海楼”也走进了历史，但是，古语说得好，千年文字会说话。透过以上的文字透露，李迪瑚和他的“酌海楼”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笔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个时时都可以谈论的文化话题。因此，失去的虽然无法重返，但让其成为文字、成为话语，是否也可算得上是一种文化的回归呢？
“酌海楼”——文化的阵痛与历史的警醒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得知，“酌海楼”作为浦城县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场所，既倾注了李迪瑚先生无穷的心血，又给无数的读书人提供了精美的精神食粮。
然而，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如此风光无限的一处文化宝库，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可以说，“酌海楼”的命运是一部经历着历史风云的历史悲剧。
据李毅、陈景清、祖期钊《接管酌海楼藏书记述》一文记述：“解放后，李家的酌海楼藏书室在谭处弄所在地曾于1952年为县委驻地办公之用，县委书记刘全有同志与副书记李东成同志对古籍图书均很珍惜，据县委会工作人员李镇楚、陈吉秋等均常谈起该外藏书丰富，县委也曾告诉过不得损坏抛散。当时限于条件，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工作之时，常借宿或工作于此，不免也有将散本书籍暂作枕头之用。为防散失，1954年春，李老先生第四子李斯彰同志向文化馆李毅同志建议，报请县委会研究将该书全部移交县委文化馆收藏保管。”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较为详细地回忆了当年接管“酌海楼”图书的一些珍贵情况。
一是搬运。粗略估计，连藏书所用之橱、架、箱、几、函、扎，全部搬运用手车，从谭处弄至民主街文化馆，纸需三天左右，我们周密计划分为三个组，一组在馆接书安放，一组在李家酌海楼整理，并把橱、架、函、扎，统一编号用粉笔写在外面，把散装图书整理包扎，用墨笔在包装纸上编号，另一组人员则在装运卸中负责押运及装卸。先运易于装车之箱、函、几、扎和散装书，最后搬运橱、架、大件。搬到馆内时，按照所编序号分别堆放。通过初步整理，计大排架六层，书橱二眼，二号大排架六层，书橱四眼，书架二个，书箱大小共347个，布画本与木版书扎本计1714扎，书几二个，散装书七包，七弦琴二架。另外还搬来一些破散的书箱，林板书橱，木板等。
二是摆入。得到上级领导重视支持后，按照因陋就简节约原则申请拨款三百多元，修造一间不到六十平方的藏书室，添置十二个大排架，扩展外借处，才将原有图书和搬来古籍初步整理安置好。
三是整理。主要做这么几方面工作。1、按现在安放情况登记编号列册。2、按列册书名归类收拢。3、尽量设法做到将原书归原箱、原架。
“酌海楼”图书的整理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据老同志回忆，大致经历了这么几次：第一次是专请季资敏老师协助登检列册，费时几个月，登编成四本目录；第二次是1955年3、4月，为了保护古籍报请上级检查拨款，由省图书馆派来工作组一行四人，来馆协助工作半月左右；第三次是1956年春，福州（福建）师院黄寿祺教授、徐中元教授和本县人詹秉绶教授受省文管会之委托，莅浦城视察检查，在我县视察文物，在文化馆书库检查古籍，他们逐架浏览翻阅，并对于些珍本善本书作了指示，我们根据指示特地抽出时间作了些调查，使这些书另外装箱上架。第四次是本县人姚秉唐同志在筹办省（福建）第二师院的时候，持介绍信来县收集古籍资料，要把古籍让售一部分，经过领导同意，就进行了第四次的大清理。
关于“酌海楼”图书的去向问题，我们以上谈到的一部分图书搬运到县文化馆、后来存在县图书馆内，这是“酌海楼”图书最好的一个归宿了。就是如今，我们走进县图书馆古籍书库，还可以看到许多当年“酌海楼”的古籍，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了非常珍贵的文物。
还有一部分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姚秉唐先生筹办省第二师院时，他亲临书库翻捡，选出他认为需要的古籍装箱运走，价拨千元购买新书。
还有就是古籍库中大部分酌海楼碑贴、墨拓约200多张本，又由浦城一中商议借去观摩展出，并加以装裱整理，这对于收藏之碑贴、墨拓起了有益的保护作用和充分利用，但却于十年动乱中火烧孔庙时尽付一炬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和笔触顿时无比沉重了起来，就像让我们狠下心来去揭开一道历史的疮疤，让血淋淋的过去重见天日。
1953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千人大会，大队支书、生产队长进城，部分农村干部就住在李宅，“酌海楼”被铺上稻草打统铺作为开会干部的宿舍。书楼的古籍，被就住宿的干部拿去当枕头、上厕所、包东西。书房一片狼籍。会议结束了，搞卫生的后勤人员清理场所，把散乱的书籍和稻草一起堆放在院子里焚烧，大火持续了2天……
关于李迪瑚先生和他的“酌海楼”，李秉鸿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书香府第——李家大院》中有着令人揪心的描述：“老人的晚年十分凄凉和悲惨，最终被撵出了他心爱的书房。大部李家大院都被没收。……‘酌海楼’贴上了封条，他的书房被钉上了钉子。如今他要撑起饱经风霜的躯体，颤巍巍的挪动他曾驰骋中原大地的双腿，离开他铺满自己心血、精心创建的世界。……他成天躺在黑暗的小屋，贫病交加，饱含泪水，黯然神伤。捂着被刺痛了的胸口，终日喃喃自语：‘阿弥陀佛’、‘妖魔鬼怪’，那时他痛苦得神智已砂太清楚……如今那里的‘酌海楼’已荡然无存，烟消灰散，李家大院再也见不到片瓦残垣。”
关于这段历史，刘秀清先生在《惜哉“酌海楼”》中也有着描述：“在解放初期，时年75岁的李葆珊这个楼主已经做不了酌海楼的主了，那时，李家已被充为政府办公用地，常有政府官员到书楼视察随意取书看，随意放置，他非常心痛，口中喃喃地说：‘手是咸的，手不洗去摸书，藏书会被虫蛀的……这段时间，常常深夜起来，一人在书籍前呆立，不肯离开，家人每去劝慰，他总是眼中含泪，黯然伤神，这样，大约延续2个月，不久就出现了痴呆症。……1952年李葆珊在酌海楼逝世，死因却是因为生活困难，无钱医治疾病，贫病交困，抑郁而终。”
华荣在《李迪瑚小传》中也有一段叙述：“一九四九年五月浦城解放，土改时因先生被列为开明绅士，且有一孙儿在上海军管会工作，属‘军属光荣’，固李家大院大部及‘酌海楼’均予以保留。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县总工会进住李家大院南侧部分房屋，又不久，县里召开全县扩干会，安排部分农村进城开会要保员住宿‘酌海楼’，图书不论其珍贵与否，工随意翻阅，丢弃，或当作枕头侍寝，或当作手纸如厕（线装书尤其成为首选），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第每清理一大堆废弃图书焚烧。……先生逝世两年，先是县里接收‘酌海楼’全部图书，又过一年李家后人被迫全部迁出李家大院。”
我在阅读和引用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痛的，我的感情是凝重的。有相当多的文化资源是无法再生的，失去了便成为了永久的伤痛、千古的遗憾。“酌海楼”的灰飞烟灭，是浦城文化一种永远也寻找不回来的历史残缺。
假如，“酌海楼”仍在，浦城文化定将多了一份沉淀；
假如，“酌海楼”仍在，浦城人们定将多了一份自豪；
假如，“酌海楼”仍在，浦城大地定将多了一份荣耀；
……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存在的仅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存在的仅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回望。况且，身心俱疲、绝尘无望的李迪瑚老先生现在只能在故纸堆里与我们对话；况且，风华绝代且又踪迹杳然的“酌海楼”现在只能依靠人们的回忆去展示当年的风采。
这不仅是历史跟浦城人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以为，更应当成为浦城文化一种绝望之后的警醒。
因为，伟人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2014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