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谣言和真相”
闲话“谣言和真相”
陈宣章
最近看了王旭明的文章《公众更需要3000条真相》，谈到“谣言更止于真相”、“披露真相、及时辟谣应该成为各部委各单位新闻发言人一种常态，一种工作机制，我希望今后对沉默面对谣言的部门和发言人一律视为失职，一定要问责。”“其次，以下三种渠道面对谣言和披露真相时尤其该有所作为：政务微博应该提高发布活跃度，使信息公开更加彻底；媒体应当加快对于未证实消息的确认速度，便于跟进或辟谣；各门户网站推送的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推送应注意及时跟进，尤其是推送热点谣言的辟谣信息。“第三，跟踪和监控所谓网络大V的信用体系，对于经常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网络意见达人，在转发和搜索等功能上进行一定限制。“此外，作为微博的运营商，想要把谁的微博推到拥有上千万粉丝，完全有运作的可能，所以运营商也有一份责任，出了问题难逃其咎。”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要分析谣言，首先要了解谣言的概念界定。“什么是谣言？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所以无法确定谣言的真假。”（《百度百科•谣言》）古代汉语中，谣言指流行于民间的歌谣或谚语。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杜诗传赞》：“诗守南楚，民作谣言。”明•孙高亮《于谦全传》：“兄等曾闻得近日小儿谣言否?”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一回：“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
被称为“谣言研究之父”的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就将谣言解释为“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的、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美国学者彼得森和吉斯特则将谣言定义为“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后来，谣言被定义为“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话。”
194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等在其著作《谣言心理学》中提出谣言传播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并指出：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就不会产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文语义中“谣言”更具有贬义性，指不依据事实，而是凭空想象或根据主观意愿刻意编造的传言。制造这种传言的行为被称作“造谣”，传播这种传言的行为被称为“传谣”。 《现代汉语词典•谣言》：“没有确实依据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造谣》：“捏造虚假事实”或“虚构”情况。学者刘建明定义“谣言是众人传播虚假事件的行为”。由于谣言产生的根基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其真实性无从谈起，谣言往往会被真实的信息所揭露。要想终止谣言传播，就应及时披露事件的真相。这就是所谓：“谣言止于真相。”
社会生活需要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必须直面谣言的干扰。就像传染病有的三要素（传染源、传布途径和易感人群）一样，谣言产生有三要素：本质的不真实、传播者缺乏自我规范和受众的易被迷惑。
谣言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大众传媒。从人们开始探索外在世界时起，谣言就是他们相互影响的一个基本因素 。历史上，谣言总是和宗教巫术相联系。纵观社会不稳定时期，谣言往往四起，成为政治斗争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通常认为谣言总是和愚昧、信息交流不畅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讲，言之为谣，它们无不具有事实的虚拟性、传播的广泛性、诉求的主观性、影响的深远性等特征。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所以，谣言也是一种历史现象。
一、造谣的目的：以往谣言的目的多与宗教巫术或政治斗争相关联，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散布的“大楚兴、陈胜王”的谣言。又例如：戈培尔的造谣理论。历史上，有关开国皇帝出身的谣言很多，无非是天意神授，愚弄百姓而已。所以，开国皇帝不怕“戴绿帽子”。
“谣传”起因有三种：1.因利益驱动（为出名而炒作，其实也是利益驱动），故意捏造虚假事实。2.对事情合理臆测、逻辑推理、主观臆测、自主判断，结果却距离事实和真相愈来愈远。例如：光大乌龙指事件发生后，各种臆测、推理、判断蜂拥而起而且大多是专业人士。如果不及时公布真相，知名度越高，传言越容易扩散。3.有些流言是在传播过程中被慢慢捏造出来的，并且经过众多环节的加工。大部队夜行军中常常“传口令”。从领队首长发出口令，传至队尾有时“走样”得出奇。因为“传口令”既要轻声，又要迅速，加上“传口令”者的各种乡音，传递过程中就越来越走样。所以，从事件开始到成为谣言一定有一个质变点：第一种情况谣言质变点在过程的起始点；后两种情况谣言质变点在过程的中间。
第二种情况，过程的起始点已经稍微偏离事实，但是尚未成为谣言。例如：2011年9月，温州高三学生（90后）马文聪撞人，奔驰豪车被砸毁一事，争执起因、经过起先有两个版本。不知从何时开始，围观人群中开始流传，肇事方说：“我爸是市长”。于是，微博上称：“开奔驰者撞倒人，还打人，伤者伤势严重；肇事方气势嚣张，喊出‘我爸是市长’。” 9月20日8时左右，人民网针对此事件连续发出3篇新闻，标题分别是：“温州90后撞人豪车被砸毁 传喊‘我爸是市长’”、“温州奔驰男打伤2岁女童碾压路人 喊：我爸是市长(图)”、“浙江温州19岁奔驰男街头撒野惹众怒 自称我爸是市长”。至此，“我爸是市长”的谣言已完全作为新闻事实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这样的新闻标题对普通民众的道德神经具有强烈刺激作用，也迎合了大众对于肇事者身份背景的猜测，进而引起更为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正是这种缺乏依据的报道和偏离事实的借题发挥，使得谣言逐步发展成为公共危机事件。然而，谣言质变点在“围观人群中开始流传，肇事方说：‘我爸是市长。’”而微博引起网上扩散；人民网新闻使谣言“成为”事实，又一次飞跃。
第三种情况，过程的起始点是真实的。在传布过程中，一点点添油加醋，结果变样。这一方面是接受者和传播者的理解、记忆错误所致，更重要的是各人在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加上自己的主观色彩。究竟何时由何人发生谣言质变点，一般难以追查。后两种情况虽然难以追查“造谣者”，它们的结果十分相近：谣言不胫而走，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假”变身为“真”，谣言猛于虎。
二、“谣传”时态有三种：1.过去时：针对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2.现在时：针对一件正在进行的事情。3.将来时：针对一件将来发生的事情。后两种时态，常常难以辟谣。
三、真相是消灭谣言最有力的武器，但是，真相常常难以搞清。即使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真相也常常扑朔迷离。例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各种传说很多，也各有“证据”，但是，至今尚无定论。同一细节有不同“说法”，例如：戴安娜怀孕就有正反两种说法。而且，同一“证据”有不同解释，例如：司机血液酒精超标3倍多，有“酒驾”的解释，也有“交通事故后，胆汁分解出酒精流入血液”的解释。许多事情，即使是档案解密，也可能有事实偏离或附加倾向的干扰，尤其是政治事件。现在时“谣传”，因为事情会向不同方向发展，即使错了，也很少追查责任。将来时“谣传”，则更肆无忌惮。
前几天，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据专家推测，2025年北京房价为80万/平米。”那位“砖家”不知根据什么来推测的？按此计算，一套100平米房子要8000万元。这只有两种：1.2025年中国人都是亿万富豪.2.那时候人民币就像金圆券一样成为废纸。上嘴唇顶天，下嘴唇立地，那位“砖家”还要脸吗？
刻意掩盖真相之事太多。一个企业出了事故，保安奉命拦阻记者，董秘奉命……老板为了利益，首先想到的是“对策”，而不是坦露真相。一个医院出了事故，医院领导首先想到的是病历中是否有漏洞？怎么弥补？如果涉及政治，各国都有机密，军队都有秘密，即使许多年后解密，还会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所以，正规的新闻报道或官方媒体也会有假新闻。美国攻打伊拉克，结果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英国通讯社发消息说：“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情报与谣言常常没有绝对界限。记者刻意获取真相，抢新闻，常常被称为“狗仔队”。
以前，我国由新华社统一新闻口径。现在，全国有1958家报纸、9400家杂志，还有电台、电视台，为了利益他们各自为政抢新闻，甚至出现对抗中央指示的新闻事件。网站情况更复杂，有近6亿网民。许多网站主管大有“霸主”（吧主）之风。虽然有网络管理部门，但是，谣言、色情之事层出不穷。网站主管对网络管理部门只是应付，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
最近，北京公安机关打掉一个网上蓄意造谣传谣、扰乱网络秩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网络红人“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刑拘。据说，此二人自2010年3月至今共制造并传播谣言3000多条。最近，所谓“网络反腐维权斗士”、“网络知名爆料人”周禄宝因涉嫌敲诈勒索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被苏州警方抓获。
王旭明说：“有些部门和官员宁愿用超过披露真相几倍、十几倍的力量去镇压造谣者，却不愿及时、有效、准确、全面的披露真相。几年前，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1+1白岩松专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常常是这种现象，当谣言传遍天下，真理刚刚穿鞋，当谣言已经深入人心，真理开始上跑道，当谣言已经深入骨髓，真理开始全方位地出动做工作，老是慢半拍，所以事倍功半。”在微博微信时代，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还有，许多“谣传”，等到真相披露时，造谣者已经达到目的。例如：2010年百家企业串通发布绿豆涨价谣言（“豆你玩”事件），2011年联合利华散布日化产品涨价谣言，无不是出于攫取不正当经济利益而蓄意为之。因为“造谣”的成本很低，甚至为零，所以，商业谣言层出不穷。政治谣言更是如此。
四、王旭明说：“根据媒体报道，秦火火等造谣集团被捣毁的引爆点是因为把谣造到了雷锋的头上。他们说：‘雷锋1959年为自己添置了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等全套高档行头。皮夹克、毛料裤、皮鞋加起来当时在90元左右，而当时雷锋一个月才6块钱。’毫无疑问这是谣言，但真相是什么呢？无媒体、无单位也无人告知。日前，我通过记者向一位雷锋研究专家请教，对方说，雷锋是买过一件皮夹克，这是事实。他当时也挣过6块钱一个月，这也是事实。但关键是时空错了，他买皮夹克的时候在鞍钢当工人，一个月工资将近40块钱，雷锋挣的工资不算低。尽管皮夹克是当时的时尚行头青年人的奢侈品，但以雷锋的经济能力，他完全能够攒得起来这个钱。此外，雷锋是孤儿，在家庭生活上开支很少。不过，这位专家说，这件皮夹克雷锋只穿过一两次，还拍过照片，但被领导批评过一次，后来就收起来了。瞧，这样的解释就远比笼统的说秦火火是造谣充分和有力得多。”
这里有个问题：对于皮夹克、毛料裤、皮鞋等，不能定性为“当时的时尚行头青年人的奢侈品”。以为皮夹克等实用、耐用。“被领导批评过一次”，可能是因为“不符合部队着装规定”（战士一般不准穿便服），而不是“生活奢侈”。
现今，有多少人穿打补丁衣服？添置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等的青年能定性为“生活奢侈”吗？我看，连铺张浪费都够不上。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高度概括了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为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学习雷锋精神的方向。
五、新时期谣言的特点：1.利益驱动更为凸显，尤其是政治谣言。2.“科学”外衣日益华丽。例如：所谓包含了秘藏信息的“信息茶”，只不过是经过了“科学”包装的中国传统的神仙法术的现代翻版。3.网络化散布已成主导，传递的时空更大。借助传播速度堪比光速的网络媒体，谣言可在极短时间内传遍五大洲。日本地震期间，中国大陆发生的“抢盐风波”就是谣言网络化生存的典型案例。4.无意识传播大行其道。以往谣言包含的信息或多或少对传播者来说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甚至关乎人身安全。所以传谣者往往以相对审慎、严肃的态度对待谣言。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更容易感到压抑枯燥，不关心真伪的围观与跟风成了新兴时髦。人们甚至以猎奇、娱乐的态度来制造或传播谣言，使得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大行其道。例如：“安庆暴尸”事件中，造谣者仅仅是出于无聊；2010年4月，陕西咸阳两个中学生以美国专家口吻散布地震谣言，也仅仅是为了提高空间的人气。5.谣言的传播过程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自主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都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因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核实；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不到位，信息“把关”难度大大增加。在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传播过程所受到的“阻力”就变得很小。
六、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荀子•大略》：“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意为任何谣言在善于思考的人面前都会被揭穿及无视。
德国社会学家诺利•纽曼提出“沉默的螺旋”效应：“在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上，人们对于民意的散布形成印象。他们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然后判断民意是否会朝赞同他们的方向改变。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站在少数人的意见这一边，他们会倾向于对该议题保持沉默。他们越是保持沉默，则其他人便越是觉得这种看法不具有代表性，而他们便越是继续保持沉默。”所以，“谣言止于智者”常常导致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非理性情绪的蔓延将逐渐掩盖对真相细节的追问。
刘谦《谣言止于智者》：“随手拈来两个例子。在历史上，宋朝和明朝有两位爱国英雄，一位姓岳，一位姓袁。因为相信了这句话，相信自己问心无愧，相信即使不为自己辩解，老天爷也会给他一个公道，结果这两位老兄的下场很闷……诛九族。前几年一位香港著名影星，在当红的时候被人恶意中伤，他也相信了这句话，认为自己问心无愧，结果在香港被众人唾弃得几乎活不下去，最后只好远离自己居住的地方……是的，短短两个月，让我看到太多人性丑恶的一面。让我了解到‘谣言止于智者’根本就是一句笑话。许多谣言与攻击，你越不去响应，越会被认为是好欺负，按照常理来想想，我有可能不跟某台续约只因为‘上了春晚后，电视台高层没来跟我打招呼，没主动涨价’吗？我有可能授权电视台公开播放我针对专业魔术师所制作的教学DVD吗？我有可能认为电视上播放魔术揭密是推广魔术的行为吗？我有可能提出‘配车配房子’这种愚蠢又荒谬的要求吗？还有，‘刘谦大学时代吸毒……’‘刘谦的戒指入雞蛋创意从国外魔术师偷来的……’我理解言论自由，也理解嘴巴长在你脸上，你爱讲什么，或爱吃什么那是你的事。但是人类是有思考能力的动物。要指责，或攻击别人，那也请拿出证据来才够看，才算有点大脑。若是说话没有根据，不经大脑，那么只能让人怀疑你没有正确的使用你的嘴巴。说出来的话是那么不堪，那吃进去的东西有可想而知。至于什么‘魔术垄断’，‘拒绝跟其它魔术师同台’，‘只会表演近景魔术’，‘只会表演180种魔术，在某卫视中已经表演掉了150种’，‘不知名的刘谦徒弟评价师父’，‘不知名的刘谦好友叙述刘谦等等言论’，这些如同笑话集锦一般的言论，竟然一本正经的登在报纸或新闻上，真是不可思议。我很忙，懒的理这些人，不代表我怕，也不代表这些是事实。纯粹只代表，我懒的理。而现在我有空，所以响应一下。就这样。最后，对于某些电视台为求收视率播放魔术解密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这种行为伤害了这个行业中前人智能及心血的结晶，也伤害了靠这些表演生活的艺术家，也伤害了观众欣赏魔术的乐趣。我为这种行为感觉到遗憾与悲哀。”（有人因为“简体字”怀疑不是他本人写的。原文是诗的格式。）
群体的成见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公众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因而会助长有关谣言的迅速传播。这是传谣者的普遍心理。
七、传播学先驱之一库尔特・卢因在1947年发表《群体生活渠道》，提出“把关人”的概念：信息的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对信息进行把关，过滤信息的进出流通。具体而言，把关过程包括四个方面：搜集信息、过滤信息、加工信息和传播信息。
信息“把关人”缺位是谣言迅速传播的一个因素。甚至于，他们不但没有起到过滤的作用，而且对谣言进行夸张和加工，增加谣言的“可信性”，进一步扩大谣言的传播范围。
秦火火造谣说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中国残联新闻发言人没有站出来予以澄清并谴责这种造谣行为。相反，原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污蔑举报刘铁男是造谣。
公众需要辟谣，公众更需要真相。能够及时提供真相时，信息“把关人”失职，却没有追究渎职罪。不但“造谣”成本极低；而且信息“把关人”失职的成本也极低。因此，对于“造谣”、“传谣”、信息“把关人”失职都应该予以法律追究。
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介已成为现代社会最为活跃的“信息集散地”。但是，我国对于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来进行有效管理和规范。因此，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加强网络媒介监管就成为能否有效打击散布谣言等不法行为的重要依据。
八、要让真相跑赢谣言，减少谣言对社会的伤害，政府等权威部门要有作为。法律的空白给谣言的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政府权威信息发布的滞后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谣言的“生命力”。在“信息过剩”的网络时代，仅靠个人的知识水平已无法对信息的真实性做出有效判断，普通民众“人云亦云”的心理很容易导致“三人成虎”现象的产生。
有人说：“新的传播环境下，要求政务活动更加公开透明，有了质疑及时回应，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要主动说、尽快说、如实说。发现谣言苗头，及时、理直气壮地公布真相，澄清事实，让真实、真相挤压谣言的空间，让谣言‘见光死’。”“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部门，要带头遵纪守法，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不断提高公信力。” 因而政府部门科学及时、公平公开的权威信息发布渠道就成为预防谣言产生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九、要减少谣言的产生、传播，减少谣言对社会的伤害，要让真理战胜谬误，就要有正确的是非观、美丑观、善恶观。尤其是对公务员的教育、监督，为提高公民的素质、道德和法律意识提供榜样。还可以利用部分公民的信息优势、地缘优势、专业优势，主动参与阻击谣言，消除谣言。发动民间组织对谣言的反制，造成“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全民氛围。让群众充分掌握真理，要求公共机构和每一个公民，都要做负责任的传播者，形成有责、有序的传播新秩序，使社会变得更加健康、成熟起来。
十、公共机构和媒体，还承担着传播真理、凝聚共识的社会责任，要通过各种方式、途径理直气壮地宣扬正确的是非观、美丑观、价值观，真相、真理要大声讲，要用理性态度、科学观点消解偏激的情绪、固执的偏见，让错误的价值观、不实的谣言没有生存的空间。
最近3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反复复，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下，全面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幌子下，全面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更有甚者，基于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一种复古浪潮开始涌现。为了修复文化传统，“儒学热”、“读经热”和“大师热”开始大肆流行，形成以儒学为骨、道家为肉、医家和气功家为肌肤的国学体系，其基本特征是：1.大力倡导国家主义，试图仿效董仲舒，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儒家专制。2.国学倡导者多以“大师”自居，道貌岸然、装神弄鬼，以叩拜、下跪和个人造魅的方式，制造老式的圣人偶像。3.各种名目的国学班，从总裁国学班，到幼儿国学班，都收取高额费用，将国学当作高效敛财的工具。4.把国学定义为“国粹”，借此否定“西学”，进而否定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而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它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的结果。
十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保障群众利益。目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等民生问题很容易激发社会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而演变成公共危机事件。当这些事件或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谣言往往成为民众表达真实意愿或抒发不满情绪的载体，甚至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升级的“催化剂”。
谣言内容虚假，但谣言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往往是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例如，对“官二代”的仇视心理来源于人们对社会资源不公平、不合理分配的不满，而“我爸是市长”的谣言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真实写照。谣言的扩散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普通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对自身利益难以维护的愤慨。
从某种意义上说，谣言产生的根源在于广大民众的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因此，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成为控制谣言产生和蔓延的关键。
十二、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真相在纷纭复杂的网络生态中及时呈现？官方媒体中的歪风邪气应该清除，新闻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兵，还是官员、老板、明星？官方媒体的新闻发言人必须挺立潮头，及时发声（不仅是政治、外交），不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更不能成为沉默的羔羊。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提高官方媒体在国民中的威望？有一种说法：“官方媒体要反过来看和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值得深思。201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