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公众和知识分子”
闲话“公众和知识分子”
陈宣章
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教授的微博写道：“即便是強奸，強奸陪酒女，也比強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引来9.4万多条评论及8.2万多条转发。为此，2013年7月17日央視《新聞1+1》播出《怎样“公众”?如何“知识分子”？》。白岩松说：“一个在众生喧哗的这个时代里头，如何发出公共之声，如何做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首先，题目的语法结构有问题：“怎样‘公众’？”“如何‘知识分子’？”其次，“称职的知识分子”说法不妥。
对个人而言，公众的基本含义有二：1.广义上，公众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具有排己性。2.狭义上，公众是除自己及与自己有相当关系或一定交往的人（或团体）外的人群，具有排他性。而与自己有相当关系或一定交往的人就是自己的特殊群体，如：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同事、员工、合作伙伴或单位等等。就个人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公众必须是狭义的公众。如果法律意义上的公众是广义上的公众，则立法毫无意义、司法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和法理混乱，从而造成冤假错案。“怎样‘公众’？”是什么意思呢？
知识分子是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是客观的，“如何‘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呢？
易延友的微博也引来《人民日报》发表微博說：“如果是陪酒女，強奸危害是否更小，广泛争议的背后，是公众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期盼。”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本来是“言论自由”的，出现错误言论的机会很大，因为掌握真理并不容易。出现错误言论并不可怕，因为可以争辩，“真理越辩越明”。最可怕的是“以势压人”、“谁的嘴大谁有理”。《人民日报》的微博则揭示了争议的实质，有利于争议广泛而正确的进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的是“证据法”，易延友的微博谈的却是強奸危害大小，而不是強奸的“证据”研究，应该说不是“本行”，难免出错。为什么出错？那是另一个问题，易延友应该扪心自问。易延友后来的“修正”微博更引起数十万网友热烈讨论，说明这个问题触及当今社会的热门议题。许多网友对之表示“气愤”，易延友之后“刪除了其关于強奸论的所有微博”，而且表示“道歉”。易延友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真正认识到错误，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从这次广泛争议，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期盼，也反映了对司法不公正的强烈反感。
白岩松对易延友微博的评论是“违反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
所谓“常识”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是公众的愿望，却难以做到。例如：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与奥巴马之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香港司法制度被许多人称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真正的罪犯被法院判处无罪释放的事情也不少见。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是合法的。在私营企业中，工人只有服从管理的权利，与老板之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所谓“底线”是指“法律这个最低的道德底线”。但是，法律注重证据。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律师就在“证据”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最低的道德底线”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同样会出现冤假错案。另外，任何法律都有“漏洞”，一个律师站在犯罪嫌疑人立场上辩护，本身含有律师本身的物质利益；而且，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如果处于某种特殊关系中，事情就更加复杂。
所谓“公众”是指狭义上的公众。白岩松说：“最要命的是冒犯了公众，那92.6%不认可这种说法的人，其实都受到了某种程度这样一种伤害。”“对社会最大伤害的是冒犯，一旦你冒犯了社会，冒犯了公众，要比虚假新闻带来的伤害以及反过来，对你的这种憎恶程度，以及要处理的程度都要重，因此，易教授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这番話是冒犯了公众。”冒犯公众是危险的，但是“是否冒犯公众”不是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里有三种情况：1.公众是正确的，冒犯公众必然要承认错误。例如：易延友这次就是错误的。2.公众是正确的，冒犯公众者还是强行到底。例如：多尔衮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结果遭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ya。针对当时各地汉人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陈名夏曾说：“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据说，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却是汉臣孙之獬的“杰作”。3.公众是疯狂的，冒犯公众必然要遭到残酷对待。例如：文革中的张志新。
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如何对待公众”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又因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正确把握真理很难，既要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曲意逢迎、如蚁附膻，又不能死顶硬抗，还要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你说难不难？元•脱脱《宋史•李垂传》：“今已老大，见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趋炎附热，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这个典故说的是：宋真宗时，有个叫李垂的官为人正直，对官场中拍马屁行为深恶痛绝。他因指责宰相丁谓而被贬，直到宋仁宗即位将丁谓贬职，李垂才又被召回京城。人们劝他去拜见新宰相，他却说：“我见有些大臣处事不公，常常当面指责，怎么能去奔赴权门，应和那些有权势的人呢？”结果他不久再次被贬。所以，自古而然的“趋炎附势”现象尚未根绝，与其将讥讽、谴责的板子打在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屁股上，倒不如不留情面地打在一小撮擅权谋私、揩公肥私、护短立威、贪污腐化、制造怂恿“炎热炎势”的非法权势者的头上。在这一点上，也要找准“源头”。因此，易延友的微博只是表象，公众义愤是对准司法不公的“源头”的。
有一件事情十分奇怪：早就有一种论调“现今是全民腐败时代”，“那些对官员腐败义愤的人是因为中国人痛恨的是自己没有腐败机会”。这本来是“冒犯公众”的极端错误的言论，为什么至今没有像易延友的微博那样引起网络热议？
白岩松说：“希望我们知识分子以后更加地去管好自己的嘴，如何去扮演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头，不捍卫常识的、突破底线的、冒犯公众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文字，其实一点儿都不少。”
1.其实，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常常标新立异。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起，知识分子常常“同行是冤家”。不捍卫常识的、突破底线的、冒犯公众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文字，哪个朝代少过？中国历史上，读书人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北洋裂变》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军警、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一筹莫展，而学生运动内部却相互攻讦。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学生总数的1/3，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效果。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胡适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胡适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的讲台上赶走。
可见，“希望我们知识分子以后更加地去管好自己的嘴”并不是正确的主张，而“百家争鸣”才是正确的方针。
2.“如何去扮演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提法也不正确。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四大劳动者之一（其余为工、农、兵）。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而不是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假的）。每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职位，以身殉职才是知识分子的任务。
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胡说八道，这是因为自古而然的“趋炎附势”现象尚未根绝，也是刻意“扮演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的结果。
古代读书人或“士”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为国（皇帝）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所以，不能因为某人写了几篇诗歌、文章“为民请愿”就冠以“人民诗人”、“爱国文人”，因为从本质上他是为了巩固皇帝的统治。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也有进步作用。
3.知识分子历来瞧不起劳动人民，以知识分子为敬语，尤其是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人。即使是元朝、文革及以后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的臭老九年代，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瞧不起劳动人民。这就需要好好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等，真正弄清什么是“知识”？
一个农学院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去工作；看到韭菜当麦苗，还自以为了不起。当然，农民需要农业科学，而农学院毕业生需要农业实践。所以，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所以，为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又要克服他们片面的一面，与劳动人民相结合。
4.社会进步必然使文化普及，全民提高文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不是知识分子能够独立完成的。品牌或者名牌取决于产品质量、企业信誉和售后服务。物质生产的最终完成者是工农劳动者，产品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工农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也是质量管理者的责任；企业信誉与产品质量相关，更取决于管理者的诚信（工农劳动者对假冒伪劣不负直接责任）；售后服务更是管理者的责任。所以，社会产品的负面责任者是管理者，是那些拿着工商管理硕士头衔的老板或者白领。从这一点而言，知识分子责任更重，而不是“管好自己的嘴”。
5.白岩松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专家教授的言行，影响甚大，特别是一些关于社会热点事件。”其实，“专家教授”们的言行相互矛盾的很多，胡说八道的不少，“影响甚大”往往是媒体炒作的结果。像易延友那样在自己研究范围之外领域胡说八道并不稀奇，更不用说那些“半瓶子咣当”的专家教授。
自从职称与待遇挂钩以后，职称就像什么呢？黑幕多多，包括“海归”。理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从三个不同层面入手：⑴“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但是现今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⑵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恩格斯：“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毛泽东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是，实际上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漫长的时期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会分化而附在各种阶级身上。⑶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包括那些人？这个问题也很复杂。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织部称“科技干部”，人事部称“人才”。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
知识分子鲜明的弱点是迂腐与顽固，有时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同时，知识分子往往循规蹈矩，没有胆略，不具侵略性，甚至过于民主，不愿意影响别人也固执地不被人影响，自己没有纪律性也不想用纪律约束别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命题是一个政治命题。实际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根据知识分子附在的阶级而不同，笼统地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是一种政治需要。
还有几个奇怪的现象：1.不管知识分子附在什么阶级身上，都以“公众代表”自称。例如：梁实秋自称代表所有的中国人。2.不管知识分子地位高低总是自以为是，而且很难认错。所以古人说：“死要面子活受罪”。3.既然“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而且经济待遇较高，于是这个队伍以几何级数扩大，滥竽充数者多多，甚至假文凭、假学位的级别越来越高。4.学历与素质不成正比，现今犯罪者中学历分布越来越高。国家公务员虽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相关数据推算，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什么意思呢？即：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5.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公务员以后，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变成了什么呢？许多人成了老虎、苍蝇。1989年9月15日，中央组织部透露：1949年大陆干部170万已经增加到3000万（17.65倍）。而总人口从1949年4.4亿增加到11亿（仅2.5倍）。1983-1987年，四千多万党员中656万人受党纪处分，其中15.3万人被开除党籍，他们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等等。1987年至今，党员数翻一番。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2012年3月10日在浙江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会议上发言：“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我们减过谁啊？谁敢减啊？都是上下级关系，面子拉不开啊！”“新中国成立至今，都还没有制定过‘编制法’，随之带来的是：乱设机构、乱定级别，临时机构林立，人员严重超编。”“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公务员每年多100万人。”“官满为患，老百姓养不起。”
白岩松说：“一句句雷人雷语层出不穷，一个个学者的言行，也引发了大家的不安。”“现在知识分子，正在到了该写‘遗言’这样的一个时刻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非常让人担心，有人问你，你是知识分子吗?回的话来说，你才是知识分子，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学术浮躁、急功近利，接下来是作风腐败、趋炎附势，再然后是脫离群众、不接地气，然后是高傲虛荣、死要面子等等。”白岩松也提出一些知识分子的榜样，可是就没有谈：知识分子堕落的根源。
我从1963年初研究马列主义，深感信仰的不易，作诗一首《有感》：“研究马列半世纪，深感信仰不容易。白色年代拿命换，和平时期被钱迷。主义从来有真伪，公众切莫浑水批。腐败根源要辨清，‘毛左’帽子别乱飞。”2013.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