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媳妇和婆婆”
闲话“媳妇和婆婆”
陈宣章
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封建家庭中，媳妇头上不仅是皇权、族权、夫权三座大山，还有婆婆。家务事总是婆婆说了算，对与不对都得听婆婆的。媳妇受婆婆管束统领，含辛茹苦地劳作，要干家务活中的苦活累活，饱受体力之苦，还要忍受婆婆的挑剔、审视、责备、呵斥的感情折磨。婆婆健在，媳妇永无出头之日，只能忍气吞声地苦熬！所以，她们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媳妇一旦熬成婆婆，却比以前的婆婆还要凶狠。大概是当媳妇时一直琢磨报复的招数却无处施展，现在终于有了“大展宏图”（出口气）的机会了。
在婆婆和媳妇之间，“有权就有理”，怎么说都有理。但是，出了家门就不一样了，这个“有理”有局限性。有人要焚化毛泽东遗体（理由：毛泽东本人提倡火化，不留遗体。但是毛泽东遗体供人民瞻仰是人民的意志），拆掉“毛主席纪念堂”（理由：纪念堂为西式建筑，与周围中式建筑不协调。其实加一个中式屋顶就可以解决），简直咬牙切齿。这两件事情老百姓不答应，就泡汤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不管用。三上三下时的怨气，一旦当了婆婆，不出气怎么行？于是，从开国到“两个凡是”，中间的事情统统否定，（除了反右，因为D是组长）。问题是：烧饼翻过来了，该批的不该批的统统批了。历次运动受冲击的人怨气出了，下面怎么办？现在他是婆婆呀。
首先，经济制度要改，但是那一套马列主义理论已经宣传半个世纪多，有难度。就在香港旁边搞试点。那些皮包公司都是官二代的市面。样板有了让人参观，哇，老板们富了，特区官员们富了，眼红吗？于是三点论出台了，广东人说：“只要没有红头文件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干。”连粤语也成为时髦语。古人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时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过时了；计划经济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乌托邦”。理论家出来说话：“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搞出一整套理论。
一种经济理论必然有相应的政治理论，党政军三权分开（还曾经列入宪法），学校、企业甚至政府内撤销党组织，开放舆论，文艺自由，马列主义理论被说成是“僵死的教条”，与国际接轨……1986年1月，彭真视察温州模式时说：“现在有这么一种议论，似乎一提要讲马列主义，一提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保守的，就是反对改革的。”同年10月，在人大常委会上彭真说：“国外说什么改革就是‘非马列化’，坚持马列的，就是反对改革。国内是不是也有人持这种看法呢？恐怕不好说没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相反，1986年中宣部长朱厚泽表示，要引进外国学术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中的‘好东西’。胡耀邦则连西方生活方式的‘引进’也不回避，他鼓励干部穿西装学拿刀叉吃西餐。而那些知识分子“精英”走得更远，“他们力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的束缚，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胡绩伟、苏绍智、严家其、王若水、于浩成、李洪林、方励之等，都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医治中国大陆‘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培植人的价值观念和权利自主意识，使人民从愚昧和祈求恩赐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丁望《六四前后》）
丁望十分惊奇：“彭真、胡乔木、邓力群之流虽吃过‘文革’苦头，却不愿作家太多描写‘文革’苦难而加剧读者对‘社会主义’的‘三信危机’，因此要人们忘记‘文革’的恩怨，要作家尽力回避这类题材。”（《六四前后》）这就是地位变了，考虑问题的立场变了。与其让方励之之流颠覆国家，不如坚持马列主义；个人的恩怨是次要的。
谢静宜说：1950-1970年初，毛泽东身体很好，经常离京到各地视察，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每次外出轻装简从，他从求学时期就注重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实践家，所以才有了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他不满足于列车上“走马观花”， 还经常让停车“下马看花”。看得出，他心中思虑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领袖。1965年，专列到江西，停在一个铁路叉道上，铁路旁是水沟。工作人员下沟摸鱼给主席改善生活（主席饮食很朴素）。主席开完知道此事，主席说：“谢谢同志们噢，告诉他们，把鱼放掉吧！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谢静宜辩解，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不是谁家的池塘。主席说：“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毛泽东不吃江西人民的鱼，那是对江西人民的爱。这说明老人家仍然牢记并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人民争利，秋毫无犯那一条。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主席有之有特殊感情。（李光彩《幽默风趣话主席——再访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
解放后，江西人民生活得并不太好。上个月，我遇见一对江西夫妇，他们说：生活不下去才来上海打工。国家真有愧于江西人民。毛泽东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大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办学，提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学。
还有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然而，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史书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在有些人看来，下放劳动就是“整人”、“迫害”。我国自古以来把体力劳动作为“整人”、“迫害”的手段。而毛泽东认为，这是改造世界观的途径，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措施。这也是立场不同，结论迥异。末代皇帝溥仪就是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改造过来的。
现今宪政派甚嚣尘上，他们把自己比喻成“小媳妇”就是为了当婆婆。他们把宪法规定的执政党比喻成“封建婆婆”，不管他们有没有拿别国的外币，都是适应敌对国的需要，并不是为了中国国民。一旦他们上台，情况与他们的承诺完全相反。台湾的陈水扁就是榜样：借着宪政要民主、自由，一上台就搞台独，就贪污腐化。至于那个日本后裔李登辉卖国，就更不用提了。李登辉上台固然有蒋经国的责任，但是主要还是李登辉善于欺骗民众。
人走过一段路以后，总结经验教训是应该的。扪心自问：谁没有犯过错误，谁没有干过傻事？问题是不要重复历史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也有一个立场问题，不要总是纠缠个人得失，而应该立足于“为人民服务”。当然口头的“为人民服务”，实际的“为人民币服务”就是一件极大的错误。一棵树上结着许多毒果，应该砍掉毒枝，而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的砧木连根拔掉。那些宪政派要这样做，本身就是用心险恶。201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