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陈宣章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传16帝(不含南明、郑明)，共276年。通常来说，新生封建王朝的吏治相对清明，这是因前朝腐败的警示。刚灭亡的元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腐败的王朝。那么明朝为何覆灭呢？

一.朝代覆灭大多因本身腐败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彻头彻尾出身底层的皇帝。他的祖辈都拖欠税款，到处躲债，是赤贫佃户。他是兄弟姐妹中大难不死的最小孩子，其余孩子都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嫁。他给地主放过牛，后来家乡安徽凤阳遭大灾（先旱灾、蝗灾，后瘟疫），父母、大哥先后死去，无处掩埋。他与二哥去求田主，受到昂昂呼斥。“葬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非常凄惨。“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无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兄云此去，各度凶荒。我为兄哭，兄为我伤。皇天白日，泣断肝肠”。二哥走后，百般无奈，朱元璋入皇觉寺当和尚四、五年。后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大明《御制皇陵碑》）

社会发展不外乎两点：1.在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必须革命。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2.在生产关系适应社会时，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明朝初期顺应社会发展方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朱元璋励精图治，政治上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北伐残元，平定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统一中国；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解放奴婢，轻徭薄赋，实行全国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对外加强海外交流，恢复中华宗主国地位。经洪武朝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朱元璋称帝以后，在所有的恶行中最憎恶贪污。他颁布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肃贪法令：“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所以，古代反腐肃贪力度最大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其起因：元朝腐败根深蒂固，连朱元璋派去的知县，都曾有过被当地小吏捆绑吊打的龌龊事。气得朱元璋深感丢脸，一顿恼火大骂！朱元璋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带头执行法律，还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少有。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妻子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不顾朝廷禁令贩运私茶。河桥巡检司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此事。朱元璋下令赐死欧阳伦，还发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

然而，浩浩荡荡的“洪武反贪”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1371年，朱元璋规定：一品大员工资800石粮食/年，以此递减，最低只有5石/年。洪武25年，朱元璋规定：“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此后为永制。”（以后绝对不会涨）经计算，明朝普通五口农户家庭全年消费折合粮食约50石。《明史》评价：“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所以，官员想：贪污是死，不贪污也是死，还不如选择后者。因此，不管朱元璋怎么杀，贪官还是永无止境，甚至后来愈演愈烈，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国库空虚，统治阶级加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大量掠夺农民土地，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农民起义比比皆是，最终导致大明朝的覆灭。

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的哀叹。

朱元璋至死不明白：为何“不管怎么杀，贪官永无止境，甚至愈演愈烈”？朝代的覆灭大多由于本身的腐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铲除腐败的土壤，反腐败只能是“割韭菜”。

二.明朝废除相权，贻害无穷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大封诸将为公侯，部份追封为王。初封六公，以五大将、一大臣为开国元勋：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而后又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战死的丁德兴为济国公，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为郢国公。次年，朱元璋于鸡鸣山立功臣庙，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共21人。死者像祀，生者虚位。又以廖永安等七人配享太庙。

朱元璋一生共有四位宰相，下场无一不是以被杀告终。因为朱元璋对宰相这一职位心怀忌惮、寝食难安。明朝初年很多建国元勋，如果稍有不慎，自己江山就会不稳固，因此朱元璋必须要铲除建国元勋，以此来捍卫自己的皇权至上。

洪武四大案中，“空印案”属整顿吏治，但实为冤案，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其真正目的是杀人立威，杀鸡儆猴，想让官员尽心为明朝卖命。“郭桓案”属经济案件，但是那些被逼无奈补空缺的大户粮商富户却被定罪为协同者，遭杀头抄家命运。“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正是此案的真实写照。此案主审官吴庸在案后也被朱元璋处死以平民愤。此案更像是有预谋的一场国家剪天下羊毛的行动。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则是朱元璋大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其目的：活着是一人天下，死后是一家天下。

1380年，朱元璋制造胡惟庸谋反案，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牵连甚广。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从此中国再无丞相一职。胡惟庸被杀，此案并未了结，其罪名不断升级并不断牵连、扩大化，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面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数年未能了结。十年后，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权臣勋贵，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借胡惟庸案铲除相权，而皇帝就可一言孤行。

《皇明祖训》：“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使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想从根本制度上铲除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利用各衙门彼此互相制衡，保证皇权至高无上。皇权与相权是天生一对矛盾，皇权代表决策，相权代表执行。决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必然要使决策与实践状况有所折中调和，从权力结构上讲，两者很难保持完全一致。矛盾产生的原因，既有决策不完善或失误，执行时不得不修正，也有执行中人为干扰使决策走样。内阁制度是变相的相权复位，高度集权下，决策与行政之间的摩擦是很难避免的，关键是能否换位思考，互相体谅。朱元璋废除相权，大权一人独揽，这是办不到的。结果就对官员采取特务统治。

1393年，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再次株连杀戮功臣宿将，彻底铲除将权对君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此案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骁勇将领差不多被杀戮殆尽。朱元璋则设立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很多大臣惨死杖下。

民间谚语：“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也”。后来，刘伯温受明太祖猜疑、受胡惟庸嫉恨（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被解雇革去岁禄。1375年，刘伯温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不知是谁在朱元璋耳旁说，刘伯温墓地是风水宝地“九龙抢珠”。朱元璋带人亲自去挖刘伯温墓地，结果先掉出一本大明律，第一页上写着“开棺见尸者斩”。刘伯温早已算出自己死后，朱元璋会对自己墓地动手。于是，朱元璋让人恢复墓地，厚待刘伯温家属。

明朝废除相权，才会出现万历帝近30年不上朝的怪事。也有人说“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万历帝不上朝，处理政事通过谕旨向下递。在“万历三大征”后，他对大臣奏章更不感兴趣，不批示，不下发；经筵讲义也不参加。最高决策者皇帝不处置重大政务，又不授权大臣处理事务，导致朝庭运作严重不畅。以万历30年（1602）为例，北京和南京的尚书、侍郎缺员达25%和42%，地方行政也出现一个知县兼任邻县知县的现象。“长期不理朝政，皇权与官僚、社会关系之间的恶性互动，也为大明走向灭亡埋下祸根。”

万历帝对大臣“心生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储”。他偏爱郑贵妃及其孩子朱常洵，而群臣拥立皇长子朱常洛（其母王恭妃）。为此“国本”之争进行近20年。大臣、太后及皇后（无子）都对皇帝施压，万历帝只能沉默对抗。他想等王皇后去世，册封郑妃为皇后。但未如意，1601年，万历帝勉强同意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朱常洵为福王。

1611年王恭妃去世。1620年王皇后去世；同年七月，万历帝也去世，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朱常洛登基，想遵遗命，遭大臣们一致反对。月余，朱常洛暴病身亡，其长子朱由校登基，追封王恭妃为万历帝的皇后，并移葬定陵。1630年郑贵妃去世，灭了当皇太后的美梦。崇祯17年，郑贵妃亲孙朱由崧登基为明安宗，追尊她为太皇太后。

三.政治制度致命缺陷

明代宗室政策奠定于洪武初年，包括宗室政治权力、经济待遇和宗禁几方面。洪武3年（1370）始分封诸皇子为亲王，并规定一套严格的封藩制度，此祖训一直延续至明末。但靖难之役后，朱棣强化中央集权，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结交地方官员。但是，明朝继承者的政策反复无常，导致经济衰落。

明朝经济急转直下，并非市场力量使然，而是政治力量强行切断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即实行海禁。朱棣一上台，马上废除朱元璋的严苛进贡和贸易政策，最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海上贸易创造了经济繁荣，但士大夫们被仁政思想蒙蔽双眼，看不到商业是财富的源泉。

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1.政治上构建大中华文化圈。2.经济上发展海外贸易。3.外交上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4.招揽海外诸国称藩纳贡。但是，朱棣只允许国家船队贸易，民间还是坚持海禁。

朱高炽（朱棣长子）继位，第一道诏令：宝船队必须停止所有航行。10个月后，其长子朱瞻基继位，撤销朱高炽第一道诏令，赞成对外开放贸易。10年后朱瞻基去世，长子九岁朱祁镇继位，远洋探险和对外贸易终结，其原因是士大夫与宦官的权力之争。

1449年土木堡之变，1457年夺门之变。明朝由盛转衰。

“当一种体制，能让少数人的政治诉求超越公众的整体利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可以合法地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便只有关于政客的‘政治理性’，而失去了一个国家出台一项政策、实施一项法令的‘经济理性’，所谓的公平、正义也都将消失无踪。”（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格伦•哈伯德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蒂姆•凯恩联合著述的《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解释：“这些想改革的人受到重重阻挠，不仅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的威胁，还要处处提防朝廷里的政治阴谋。在那里，判断一项创新是否可行，看的是它会对权势等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每提出一项创新建议，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每出现一种新事物都会使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慌。而且，在所有层级的官员中，害怕受到训斥（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的心理压倒了对获得奖赏的期望。”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制度停滞。官员等级制度下所有的利益集团界限分明，导致朝庭制度落后僵化。我们可将其称作国家层面的损失，或者一个朝代的集体行动问题，最终导致朝代的衰亡。

四.明朝的特殊黑暗面

1.特务林立。明朝皇帝嫌“三法司”不能自由控制，遂大兴诏狱。洪武设立锦衣卫，永乐设立东厂，成化设立西厂，不经三法司直接受理词状，逮捕吏民。这是造成滥杀无辜、牵连民众的罪魁祸首之一。

2.宦官乱政。明朝宦官虽然没有东汉末和晚唐时气焰凶、势力大（操纵皇帝的立、废、生、死），但因为废除相权，皇帝只能依靠宦官，所以宦官用事最久、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尤其是许多本应有气节的文官武将却争着给太监当“干儿子”，甚至立生祠，其影响人物之众、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历朝历代，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3.大兴八股。明朝皇帝独尊“理学”，连科举“考试大纲”也规定，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其理解和运用必须严格遵循程朱注疏。其目的是控制社会思想观念。加上后来实行“文字狱”，对汉文化造成极大破坏与损害。

4.国家与民众负担深重：明朝皇帝耗巨资养了200万军户，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修建约6300公里长城。

5.国家公权力异化，失去“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作用，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主要表现为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最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万历帝求利心切，矿监税使四出。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上官民应和者及掮客推波助澜，终于成为矿税之祸。《明史》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明史•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1/3，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从中获取大量财富。“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集团。

6.晚明党争。社会矛盾复杂化，导致党争（以东林诸党为主），造成上层政治混乱。张居正殁后，朝中不再有政治权威，官员们为伸张势力相结成党，从上到下，风气甚至传入儒学，生员皆“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凶横。”

晚明党争，初以清流与当权之争，后渐成东林与诸党之争。但无论是东林，或齐、昆、浙、宣诸党人，所争者皆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已，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成为公众利益代表。其所争论之焦点，皆传统道德之争，非社会矛盾之所在，党同伐异之举重在争夺主政权力。而且党人为此多自相标榜，甚至哗众取宠，造成极为不良的政治风气。

纵欲成了晚明时代全社会风气：所有人都对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攫取表示愤怒的同时，每个人也都在想尽方法瓜分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利益，表现为拜金与追求享乐。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从国家层面提出危机原因：“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

利益集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游商小贩的强征，以税收为名的勒索，对富商大贾财产的权力寻租，对农民田地的侵占，对地方秩序的破坏，随意动用警力的失误，事后对隐瞒真相……加上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从万历27年（1599）临清民变到四处爆发农民起义，明朝怎能不亡？201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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