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我是带着梦想从大山里的小学校考入县立完全中学的，可谁知，到了学校一切都变了，“文革大革命”开始了。
完中一年级新生的班级没有了班主任老师，因为，学校的校长、老教师多数都被打倒、靠边站了，只是本校高中班的在校学生给我们做辅导员，整天带着我们开批斗会。学校大食堂成了斗争会场，每到饭前，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都要把靠边站的校长、书记等人弄到台子上批斗一通。
那时，大概是年龄小的缘故吧，我们对城里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只是跟随辅导员天天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串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的口号。再以后，就不上课了，几乎天天手捧红宝书，上政治课，开大会，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有一位老教师，他是学校知名的生物教师，批斗组里的人也真是天才，批斗也要对口，因为这名老师是教生物的，所以就把他弄到学校的菜地里除草，说是他上课讲的是毒草，这回要让他到菜地里去除资本主义毒草。我们大家怎么也弄不明白，这菜地里的草还分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
在县立完中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连一天文化课也没上，唯一业余娱乐活动就是跑到街里电影院看电影，什么《万水千山》、《地道战》、《地雷战》，几乎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我们还赶上了到站前广场参加公审大会,跑到东大桥去看执行死刑犯现场。
不过，每天三顿饭还算及时，就是饭菜太单调，几乎顿顿是玉米面窝窝头，窟窿眼弄的大大的，这样，外表看着个头挺大，但实际分量还不足2两。副食更是简单，每顿几乎都是一碗飘着几滴油花的西葫芦汤或大白菜汤和萝卜片汤。
即使是吃不好，我们也没有怨言，毕竟能在城里中学读上书，同学们都是带着梦想来的。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过后，辅导员通知我们这批新入学的学生返回本公社去，他们叫“回乡闹革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返乡那天，父亲没有来接我，是学校用大卡车、挂着标语集中把我们分别送到各公社。就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便永远地结束了在县城中学读书的生涯，又回到了我再熟悉不过的大山中。
说是“回乡闹革命”，其实，像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懂什么闹革命，去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人家嫌我们年龄小，没有我们可以干的农活，我们只好去山上砍柴，去地里打猪草，帮助家里干些零活，但心里总还是想去上学。
后来，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我们接到大队部的通知，要我们“复课闹革命”，其实，啥叫“复课闹革命”？就是回本村学校继续念初中，不知怎么，干什么都要把“闹革命”摆进去。我们村小学办了一个初中班，叫七年级，这种形式叫“小学戴帽”。七年级的学生来源以我们66届小学毕业生为主，包括我们升入完中的和没有升学在家的小学毕业生，另外还有65届和67届小学毕业生，所以，我们这一届同学的年龄差距都很大，最大的跟最小的要相差4、5岁之多。
我们在本村读了半年七年级，后来，上级有指示，实行九年一贯制，就是小学5年，中学4年，要集中办中学，我们七年级这个中学班便集中到据我们家5里多路的片校，那时，学校的名称换了又换，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其实，所谓的片校，就是把邻近几个村的“小学带帽”的帽子摘掉，集中到几个村的中心校，但这所中心学校也保留了小学部。
学校的驻地是土改时没收大地主的庄园改建的，中间的教师办公室和两边的教室没有拆掉，仍保留着过去狼牙式建筑的原貌。我们七年级班在教室的东边，在这里总算能比较正规的上课了，虽然，教学受到“文革”影响，但是，我们的这所学校的文化课还算正规，语文、数学等教学还算按部就班，只不过，教材突出与工农相结合的主题，比如几何课，分成度量、划线等。老校长、老教师，还有从中师毕业或者是县高中老三届一批年轻毕业生做教师，他（她）们上课都很认真，那一年，我们学到的文化知识也很丰富。后来，老校长被打倒了，突出了政治教学，我们也慢慢地不喜欢学习文化课了。
在片校中学读了两年后，又实行十年一贯制，即小学6年，中学4年，各片中学统一到公社中学。
那时仍是“文革”期间，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学军、学农、学工。农村中学主要是从学校组织上学军，取消了工会、学生会、班级等组织，以“红卫兵”组织代替。学生班级，按军队建制。各班级为排，各年级为连，学校为团。班级干部为排长、校学生干部为团长。班主任老师为辅导员，年部负责人为连长、指导员。
我们公社中学为红卫兵团，下设3个连、11个排，1年级为 1连，设1、2、3、4排,2年级为2连，设5、6、7排，我们3年级为3连，设8、9、10、11排，在后趟房，我被分到11排。
就这样，尽管如此，我们总算真正开始了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时间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代初。
在这所公社中学里，没有了“文革”时期的集会游行、喊口号了，但活学活用、讲用的活动还经常搞。课程基本是按部就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是主科。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是上海人，大学毕业，细高个，教语文课，普通话讲得还算很好，但也带一点上海方言。他很敬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上海老家去了，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已经很早就病逝了。
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是一名化学老师，他除了教化学课，还兼农业课。他高高的个子，经常带着一脸胡须，他非常乐观，每每见到他总是张着大嘴笑个不停。他很朴实，经常穿着黑色粗布衣服。由于文革期间挨过批斗，他为人很低调，后来他调到县城高级中学，也就是我们以前考到那里的县完全中学，仍然教化学，前几年因患重病也去世了。
我的最后一位班主任老师是县一高中返乡的学生，“文革”时期，停止了高考制度，高中一、二、三年级统称老三届，家在农村的统一回乡，在城市的统一下乡插队。这个班主任老师很年轻，才大我们四、五岁，教语文课，字写得很漂亮，无论是板书，还是批作文，我都很喜欢模仿他的字体。
除学习文化课外，学校还突出了学工、学农。那时学工很单调，因为是农村中学，没有工厂，我们学校自己开办木工班，制作课桌和凳子，学生到木工班学习和实践。学农就有很大优势了，我们经常到农村生产队、校办农场参加农业生产义务劳动，参加各种农业大会战，诸如修渠大会战、修梯田大会战、秋收大会战等，总之，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参加农业生产义务劳动。由于总是参加劳动，农业课老师给我们提问啥叫“三秋”，有的同学调侃说：秋衣、秋裤、秋袄，弄得大家哈哈大笑。其实，所谓“三秋”是指秋收、秋种、秋翻。
那时，我们除了参加一些农业大会战外，主要是农忙时节帮助生产队搞秋收，扒玉米、拔花生、摘秋梨、割高粱、砸石头子，集中在村里食宿。那时，同学们都盼着劳动，因为参加劳动，由生产队供饭，能吃上熟米干饭大豆腐。晚上集中住宿，大一点的男女同学还有机会约会，不过，像我们年龄小的，还不懂那个男女之间的事，像我这样的“老实人”，只是一下课就靠墙跟那伙的。
那时，学校还要搞一些勤工俭学，我们有时还背着粪箕子、挑着羊草担子去上学。我们上学很辛苦，我家距离公社中学15里地，没有自行车，每天和同村的几个同学一起徒步上学、下学。由于路远，我们村里没有一名女同学到公社中学上学，有几个男同学也没有坚持到最后就辍学了，剩下我们几个男同学基本都是有一定毅力的，我们每天太阳没出来就在家里出来，晚上太阳落山才回到家。
那时，我家因为建房欠下的饥荒一直没有还完，生活还是很拮据，但我从不因为穿戴和吃喝怪罪父母。每天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中午能吃上高粱米干饭和盐豆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村盛产白梨，我们几个同学到生产队果园里偷摘一些白梨，装满书包背到学校，分给同学们吃。
那时候，我很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书，我就在同学那里借许多书。起初爱看反映战争年代的小说，《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大八义》之类的繁体、且近乎文言文的书只是大致的读，故事情节了解的只是一知半解。后来，偶尔看到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更爱不释手，我为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感人故事所打动，特别是他的那句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很喜欢保尔•柯察金这段名言，被他以惊人毅力战胜自己的精神所感动，这些，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后来我走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开卷有益，那时我每次写作文，老师都给5分，还经常把我的作文拿到别的班级做范文去读，这大概就是看书多的缘故吧。
三年以后，我们读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其实，我们这一届学生，小学毕业后在中学的学习生活整整6年时间，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前后读了12年，后来，我参军到部队，部队政治处是按照高中生对待我们的。
在中学即将毕业时，同学们都渴望升学，考大学，但是，那时已经取消了高考制度，不能考大学了，我们只能填了一份表格，学校盖一个红印章，大家便离开了这所中学。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这些同学分布到各地，可谓是五湖四海，有在省城的，远的有在湖北的，进城的不少，但大部分都还生活在农村，但他们的生活也都挺好。我们进城的这些同学，现在都用上了智能手机，还建立了微信群、朋友圈，大家互相传递信息，互相交流，感觉很好。
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还依恋着我们的中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