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思念

在三教堂，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了5年的儿时生活，很快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了。又过了一个旧历年，我便吵闹着让母亲给我做新书包和新衣服，让父亲给我买笔和本，准备上学用。

母亲说：“你还小，到8岁才上学呢，这山上到山下又那么远，你姐和你哥也不能天天带着你，再过一年，你俩姐就小学毕业了，等两年再去上学也不晚。”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家里并不宽裕，两个姐姐，还有哥哥每天下山上学中午的饭就够母亲愁的了。我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再吵闹着去上学，而且还帮着母亲照顾弟弟，还给母亲干一些零活。

那时，家里的生活越发拮据和艰辛了，历历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我努力地想把那些辛酸的往事忘却，但是，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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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教堂到山下村庄，需要走7、8里的山路，我们住在三教堂的大人和孩子每年不知要往返多少次，院子里的人谁也说不清。特别是我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她们俩每天早上要背着书包从山上跑到山下小学校上学，下午放学，又从山下回到大山里，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循环往复。

大姐叫桂芝，人长得很漂亮，脾气又好，很带才，每天都是她领着二姐和哥哥上下学。

时间过得真快，几年的功夫，大姐就长成了大姑娘，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因为大姐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那时候读完高小的女孩子不多，脾气属性又好，十里八村的经常有人上山到三教堂来提媚，可是都被大姐拒绝了。大姐的心事家里人都知道，山下同村有个大姐同学，大个，帅气，写一手好字，他很喜欢大姐。但是，那时候还不能自由恋爱，民俗习惯都是男方求人上女方家里上门求亲。后来，他的父亲托个媒人带着聘礼上山来向父母给大姐提亲。父母很了解山下这家人家，很朴实能干。他们家和我们家两家平时就有来往，父母征求大姐同意后，便把大姐的婚事定了下来。隔了几天，山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定亲仪式，辽西农村叫认门，这样，大姐就以未过门的媳妇名义到她家去了。

大姐和这家定亲后，我们两家来往就更多了，每到年节，大姐都被接到山下未过门的公

公婆婆家去过年过节。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大姐由于上学期间长期往返山路，日子久了烙下了痨病的病根。

到了快结婚出嫁的时候，病魔越来越缠绕着她了。那时，没有条件到大城市去治病，小县城

对于痨病来说，基本就是不治之症，现在看来，痨病其实就是肺结核，注射几天链霉素、再

吃点药就可以治好的。

为了给大姐治病，父母和大姐未过门的公公婆婆只好到三里五村找民间郎中。汤药熬了

一壶又一壶，大姐一大碗一大碗地喝，然而，不但没有疗效，反而病情越来越加重了。

后来，大姐便卧炕不起了，母亲天天守在她的枕边，背着大姐默默地掉眼泪。

又一个晚上熬过去了，早上醒来，大姐的病情视乎有些平稳，母亲让父亲到菜园子里去割韭菜，准备做韭菜炒鸡蛋。父亲走后，大姐轻轻地跟母亲说：“妈，把他送给我的棉袄、棉裤找出来”。

母亲知道大姐说的他，就是大姐夫，母亲说：“找它干啥？”

“妈，别问了，你就找出来吧。”

母亲知道大姐的心思，便不再问了，到当年自己陪嫁时姥姥、姥爷送给她的一只牛皮箱子里，找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套大红棉袄、棉裤，这是山下我未过门的大姐夫家在认门那天送给大姐的嫁妆。

大姐让母亲把她慢慢地扶起来，帮助她把这套大红棉袄棉裤穿上。大姐干咳几声后，含泪跟母亲轻声说：“妈，我的病恐怕好不了了，可能等不到下山那一天了。我死后，你就把我埋到南台子上，我能天天看见咱们的家。”

母亲含泪把大姐抱在怀里：“傻孩子，别说不吉利的话，会治好的。”

大姐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喃喃地说：“妈，真暖和……”慢慢地睡着了，她睡得是那样安详。

就这样，大姐在母亲的怀里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去世那年，她才刚满19岁。

按照大姐的遗愿，父母把大姐安葬在南台子我家梯田边的一个山坡上。在大姐的坟前，既能看到我们的家三教堂，又能看到一直延伸到山下的那条小路。

过了几年，我们家从三教堂搬迁下山，而大姐却永远留在了那座大山之中。

生活的艰辛

山下搞起了人民公社，我们住在三教堂的5户人家也被吸收到山下的生产队，我家和二叔、老叔3户被分到第二生产队，那两户被分到第四生产队。第二生产队在前屯，由一条小河与后屯的第三、四生产队相隔。

我们入社之后，三教堂的土地划给了第四生产队，所以搬迁下山已是大势所趋了。但是，山下没有我们的房子，只好租用人家的闲置房屋先住下来，然后再考虑建新房子。

二叔和老叔家先下山了，后来，他们拆掉三教堂的5间正房，在山下和前后屯相隔的小河边共同建了5间新房，仍每家占用两间半。后来，安姓和张姓的2户也下山了。我们家是最后一户下山的，那时二姐已经出嫁了，婆家也在第二生产队。我家租了一户东偏房，便开始了搬迁下山的艰难历程。

尽管三教堂和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是，离开大山我们全家还是很高兴，我更带着幻想，一路欢碰乱跳、连头也不回地跑下山去。谁知，下山的路却那么难，我们等来的确是压得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一副副沉重的担子。

时光到了1960年，那时生产队工分分值很低，分值还不到6角钱。父母挣满工分，父亲每天挣12分，母亲每天挣8分，哥哥没到成年，挣半个劳动力6分，这样加起来，我家每天是26分。我和弟弟只顶口粮数，结果到年终一算账，家里不但不能开资，还欠生产队的钱。

我们家没有家庭副业，其实不像互助组那时候，搞人民公社了，也不让搞家庭副业，全家人只能靠生产队的工分收入。但是，我家欠生产队的钱，没有了经济来源，家里的吃饭问题越来越困难了。没有办法，我和弟弟下学后，便一起到地里挖野菜，母亲在生产队下班回家后，把我们挖回来的野菜冲洗干净，加一点玉米面，或做成馍馍、或熬稀糊糊。

那时，缺口粮的也不止我们一家，大家都去挖野菜。后来，地里的野菜都挖光了，我们就去山坡上扒榆树皮，把老皮去掉，留下里边的嫩皮做玉米面糊糊，因为榆树皮光滑吃下去顺溜。再后来，连榆树皮也扒光了，没多久，山坡上那片榆树因为被扒光了皮全都干枯了。

玉米面、红薯秧子面没有了，我家就只好吃嫩树叶子。最好的还是杨树叶子，山丁子叶子，蘸大酱吃还挺可口。最不好吃的是柳树狗子，也就是柳絮刚出芽的时候。还有桑树叶子，别看它是蚕最爱吃的植物，可是，人吃起来就不行了。最后，把母亲和我吃的全身浮肿，我撒尿疼的直哭喊，父母把我送到县城医院，住了一周时间的院才治好，但是，又拉了很多的饥荒。

当时尽管是这样，但对于我们家来说，吃饭的问题还不算最大的事，最大的事是房子问题。我家房东几次催着让我家腾房子，人家要娶儿媳妇等房子住。怎么办呢，父亲便跟二叔、老叔，还有二姐的老公公，商量盖房子的事情。最后，定下来顶着饥荒开始建房子，好在扒掉三教堂我家的三间偏房，房木还能用上一些。二叔、老叔、舅舅，还有大姐夫家（大姐去世后，未婚大姐夫后来娶的大姐和我们家仍然像亲的一样相处）、二姐夫家，后裕老家的几个叔叔，还有屯中友邻，都一致答应帮忙。

求得生产大队的同意，把三教堂我家那三间房屋拆迁下来，在靠近我二叔、老叔的东侧便开始建造我家的新房。

建房伊始，几顿饭还算凑合，前来帮工的人一天还能吃上两顿饭。高粱米饭，咸白菜炖豆腐。可是后来，父母东借西借实在是借不到钱买粮食，亲友家的粮食也借到了，最后，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了，父亲只是眼巴巴地抽着旱烟，急得团团转。

这情景早被细心的领头帮工的，也就是大姐的未过门的老公公看到了，到了快要吃午饭的时候，他冲着帮工的人们高喊一声：“大家伙听着，今天早点收工！”

他不好意思说东家已经供不起晌午饭了，让大家回家去吃饭。

大家听到喊声，木工、瓦工和帮小工的人们一个个默默的放下手里的活，回到各自的家中吃了中午饭，下午照常来帮工。到了晚上吃饭前，大家又像中午一样，默默地离开了。

就这样，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我们家总算把四间新房子建起来了，尽管因为盖房子欠了人家不少的债，欠了人家很多的情，但是，我们总算有了拥有自己的房子住了。

在三教堂居住的5户人家中，我家是最后一户搬迁下山的，那一年我8岁。

从此，我家便在大山中搬迁下来，离开了三教堂，但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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