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掉明朝---碎金淌岭南33
在帝王墓中，最寒酸的恐怕是邵武帝君臣墓。虽然地处风景秀丽的越秀山南秀湖畔，与抗清名将王兴妻妾合葬墓比邻，却无封土，也无仪仗。只有一块朴实简陋的墓碑，上刻明绍武君臣冢几字，存在于四季青郁的阔叶灌木丛下。这还是当今重视文物，几经搬迁为他们寻到的最后安息之地。最初的墓地在广州城北流花桥边，为乾隆年间广州士绅所建，早陷于一堆败草之中，后来为建广州体育馆而迁走。
如果不是满清捡了便宜入主中原，唐王朱聿鐭也不可能坐上四十天龙椅。这个皇位坐得仓促，连黄袍也是向粤剧伶人借的戏装。国家大乱，龙子龙孙们惶惶不可终日，跟着朱聿鐭逃到广州的就有二十多个藩王，还有无数郡王。广东虽是富裕之地，但养活这么多寄生虫也告困难。幸而在南明王朝中，邵武朝廷寿命最短，王爷们还没有来得及伸手敛财，即被李成栋带清兵全部活捉并处死了。
作为皇帝，朱聿鐭还算死的得体，他是自缢殉国。包括崇祯帝、永历帝，都没有屈辱地求活，而是保留了明王朝的最后体面，主动赴死。但作为一个王朝的死，明朝却不是一般的窝囊。它不是死于李自成之手，也不是死于八旗铁骑之下，这些明面上的理由，掩盖了它真正的死因。是朱氏子孙们不耕不织，生下来就躺在国家的钱粮簿上，生生地吃掉了明朝。
没有哪个国家比汉人更会繁衍，更没有哪个家族比朱家更会添丁加口。汉族在明代两百多年期间，增加了大约三四倍，而朱家从朱元璋算起，增加了几十万倍。这是真正的人口爆炸，不是指国民，而是指朱氏宗室。国民从六千万到一亿五千万，还在正常的人口增长值里。而朱家从一个小家庭发展到上百万人，让人瞪目结舌。世界上最大的家族莫过于孔子家族，发展了两千多年，至今也不过两百万人。朱明皇室用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达到孔家的一半。
寿命同为两百多年的清王朝，爱新觉罗家族人口的峰值只有两万九千人，没有造成生死存亡的社会问题。但满清另有严重的包袱，八旗子弟是特殊形态的太子党，形成于军事民主时期。旗人生下来就由国家养着，一个最下层的旗兵，也有三四两月俸。每年几千万两的军饷，压得满清政府喘不过气来。最可悲的是，国家养活的是一群废物，打仗还要另外募集乡勇。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明皇族这些人能种田也好，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可惜他们不会种田，皇家的体面不允许。他们只会利用皇权，抢夺民产、抢占民女。他们能安邦定国也好，至少国家支出的俸禄不是完全打了水漂。宗室的男性都有空头将军、中尉等衔职，却不能领兵打仗。这也是祖制规定的。朱元璋起初封了二十多个藩王，是想让朱氏子孙众星拱月，紧密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周围。谁知事与愿违，宗室反而成了动乱的根源。动乱头子朱棣当了皇帝，以己为鉴，首先剥夺藩王的军权，又逐步制订严厉的宗室管理制度。比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授职任事，不得干涉地方军政事务，不得结交地方官员，不得擅自离开封地。封地宗室成员出城池一步，也得派专人千里迢迢事先向北京宗人府申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爷们成了高级囚徒，唯一能够稳定地增加收入，以维持王府排场的事，只有多生子女了。明朝对官员薪俸为历代最刻薄，对皇室却是最优厚。明制规定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两百石。公主及驸马两千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只要多生一个子女，就能多分得一份民脂民膏。于是，朱明宗室开展了一场延续两百多年的、轰轰烈烈的、生儿育女劳动大竞赛。
第一场比赛冠军，由山西的庆王夺得。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的明孝宗朱祐樘，接到山西巡抚杨澄筹的报告，截至弘治五年八月，庆王已生育子女九十八名。孝宗摇头苦笑说，他数得过来吗？
第二场比赛的冠军，也是由百年后的庆王夺得。他发扬老庆王的吃苦精神，在床上日夜耕耘，光儿子就收获了一百多个。以至于家庭聚会，还需要管家一一作介绍，否则，同胞兄弟也不相识。
其他宗枝也不甘落后，洪武年间河南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终明一代，实封亲王六十五位，追封亲王二十二位；各王府封郡王六百二十四位，所封将军、中尉不可胜数。由于他们不辞辛劳，奋战床帏，继承先祖以来的光荣传统，到明末时，把皇室人口推到无限风光的一百万高处，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和寄生集团。
也许没有一百万，毕竟那时没有科学的人口普查，至今说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的都有。哪怕只有三十万，也绝对是一个让人恐怖的数字。这些人不劳而获，连去趟茅房也要人服侍，家里的佣人要超过正主儿几倍。这些主仆们体重加起来，足以压垮一个王朝的脊梁，这些大口张开了，足以吞没一个王朝的生机。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官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俸禄是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三十一年，全国的税赋总收入是2285万担，各王府的俸禄就要853万担，占三分之一强。明眼人都在担忧，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此时离明亡还有百年出头，朱氏宗室还在疯狂地制造人口，享受特权带来的盛宴。
不仅于此，寄生阶层还包括其它皇亲国戚。明代外戚不能干政，少有封为实缺官职的，皇帝就从经济上加以弥补。比如生活简朴的明孝宗，一次就赐给张皇后的兄弟上千顷良田，还有两次赐给官产宝源店房各六十七间。这些皇亲国戚和藩王一样，只要不养兵造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都不要紧。开金矿、夺民田、抢民女、霸民产，样样都来。明初宗室的食邑基本上都在河南，不久河南土地不够了，食邑就向全国扩张。各地农民要么沦为租户，要么投献权势，免缴国税。当然，投献的代价也不轻，起码自由之身丧失了，成为赤贫的农奴，但至少可以避开贪官污吏的压榨。
土地和国有资产高度集中于权贵手里，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最充足的理由。
堂吉诃德的同胞，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写道：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样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因此登记的纳税人口远远少于应纳税的人口。
宗室人口呈现几何式暴涨，只有把负担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政权机制才得以继续运行。即便如此，国家税赋收入也是锐减，以至于筹备抗清的辽饷成为崇祯帝永远的噩梦，至死也没有结束。特权阶层无所顾忌地享受权力盛宴，不仅成为国家之害，国民之害，也成为自身之害。天造万物凭劳而取，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果报应终归要发生，祖上狂欢作乐的欠债，将由子孙后代连本带利来偿还。
民怨沸腾，明代早该灭亡，它已经被龙子龙孙们吃得只剩下一副空壳，只差一个契机。中国人忍耐力非常强悍，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造反。一个偶然因素，拉开了李自成造反的序幕。朝廷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裁剪了陕西驿站传递文书的兵卒，李自成失业了。那时再就业形势很严峻，既没有外资企业，也没有合资厂矿，只有同样被逼上梁山的人招兵买马。深层次原因是，明王朝的盘剥，又遇十七世纪上半叶连续不断的天灾，让勤劳朴实的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明末十三家义军演化为李自成、张献忠两大流寇，给明王朝敲响了丧钟。到了这时，皇子皇孙们才觉悟，他们享受的盛宴不是免费的，不仅要付费，而且要为他们的列祖列宗付费。起义军刀锋过处，宗室成员的脑袋最先落地。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李自成没有嗜杀的名声尚且如此，人称屠夫的张献忠杀起朱氏宗室成员更像割草。
朱氏子孙毕竟太多了，农民军只杀了一部分，余下的留待满清解决。只是南明各帝没有料到，殚精竭虑辅佐残明政权的，是被这个政权敲骨吸髓的农民。面对亡种的威胁，亡国的仇恨已不重要，张献忠的养子李定国和永历帝为抗清走到一起，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南明朝廷孤苦奋战。直到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死，李定国才忧愤成疾病逝于云南。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保卫华夏衣冠吐出最后一口气。
埋葬在越秀山的邵武朝，短暂四十天没办什么好事。它把两百年来藩王不能参政的积郁爆发出来，与永历帝争正统打了一仗，看谁更有资格成为食物链的上端。邵武帝胜了，虽胜犹败。在李成栋率领清兵杀气腾腾扑向广州时，邵武朝已经没有可用之兵，只能束手待毙。南明失去富裕的广东，回旋之地大为减少，永历帝慌慌张张逃往广西大山之中，也成了当初明朝追击过的流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