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尚的灵魂间行走
“寻找路上”的风景
看风景和观光成了撬动经济的一个支点，旅游和“驴友”成了一道风景，浮躁的心被短浅的目光鼓动到虚空里高蹈，人们匆急的脚步不知走向哪里？也许是条件和性格使然，我与这些无缘，却愿意在别人的文字中流连。在不断地阅读中，我得到了启发，有了“寻找”的意向。在“寻找”的路上，我走向了一个又一个的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人，像大时代里留下的一个个黑色孑遗。他们的人生道路中有过光明、坎坷、曲折和磨难，但他们的品性，或者说是心灵、精神、灵魂透溢出来的光，却在那里闪耀，连接成一道心灵的风景。
朱世奇 陈香营
《囚徒•酒仙•歌王》在新疆经济报上见报后，我找到了书的作者常治中。由他我结识了戴斌、朱世奇、陈香营、韩延明等一串王洛宾的难友。
朱世奇1935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家有书香，七岁就能作“对”。哥哥给他出了“如海之深深有底”的上联，他对了“似书之广广无边”的下联。12岁当兵，两年后复员。之后进工厂，进株洲航空工业学校学习。1957年8月，在上海航空电器厂打成右派遣送回乡。他有文化，爱学习，有才气，心底善良，并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人。到桃林铅锌矿搞基建当小工，教过中学，后又流离到兰州、新疆的鄯善、乌鲁木齐、沙湾、石河子。因为亲历了三年灾荒的饥饿，对当时的粮食政策有意见，写信给毛主席。事发后被送进“高墙”内，成了王洛宾的“老同学”。朱世奇有古文根底，善诗。我与他交谈以往的人生经历时，事情记得非常零碎，但他写的诗都在他的脑子里装着，稍加回忆就能念出。
比如“非宾非主寄西楼，柴米油盐尽付愁。几度求工空往返，借钱敷口几时休？”、“忽报临湘事已成，蹙眉初展喜如惊。何来柴米教肠断，此后方闻鼓腹声。”、“五谷丰登纸上谈，饥寒交迫史无前。今年就比明年好，更信明年胜后年。”、“桃花江上杏花村，一片锣声杂鼓声，处处丰收呈喜报，家家尘甄听蛙鸣。”、“流亡似蚁离乡井，盗贼如蜂蹿市城。少女因衣争嫁狗，书生为食敢屠人。”这些诗记录着他的人生经历，都是与他有着切肤的记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的诗词我给他整理了一下，有一百零八首，题为《泥途履痕》。他的诗词我喜欢的是平反以前的，后来的应酬唱和大都流于溢美虚夸。这与他的品性有关，他为人宽厚、心底善良，不言人之过，甚至还会有意媚承，让你心里充满着甜意。他走出“高墙”结婚时，王延亭送给他一张沙发床。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份厚礼。他和王延亭并无深交，心中惴惴。他就问老王：“你咋给我送这么厚的重礼？”王延亭说：“你没整过我！”
“高墙”内，不打小报告，不整人就是好人。
朱世奇把我介绍给陈香营。他和陈同是湖南人，两人交好。
我与老陈相距很近，脚程50来分钟，骑车10几分钟即到。打了两次电话，老陈都拒绝了，说“那没什么意义”。不得已，我只好直言激他：“那你觉得你不冤枉了？对你那样的处理是不是正确的了？”这下把他激活了。
我敲响了老他的门。
他站在门口，个子不高，偏瘦，但精神尚好，不像九十岁的人。他开玩笑说“进！这房子像狗窝一样。”进门，凄凉的情景扑面，房子年久未刷，满目脏旧，窗户玻璃黑黑的，不知多少年没有擦过。客厅里一个长沙发，一个单人沙发，长茶几。茶几上摆着一摞《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参考消息》，还有一台袖珍收音机。
陈湖南常宁人，1921年元月出生。1947年中山大学毕业。1951年招干到新疆水泥厂工作。56年底从云南出差学习回来，书记让他写个材料，看解放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的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这使他一头雾水：“解放前我干了什么，都一五一十地向组织交待过了啊？怎么会又有什么问题呢？”
领导、组织一遍遍地让他交待。老陈说：“你叫我说什么嘛？”
原来，厂里审干外调，湖南公安部门提供一个材料，说他参加了“常宁复兴会”。“常宁复兴会”定为反革命组织，在当地已审结。老陈在厂里边工作边被审查，1957年底，老陈被送进“高墙”里，判无期。“高墙”里，老陈年年申诉。
老陈工作认真、踏实，得以减为有期。刑满时已在里边待了22年零4个月，但冤案仍在。他一边为筹建文光水泥厂竭尽心力：写可行性报告、跟着局里的两位领导跑有关厅局立项、筹建、生产；一边申诉。
公、检、法一个系统，官和官也相通。老陈整天跟着劳改局的领导，但对于他正为自己洗冤的申诉，一个字都不提，而还有意地避免提及，更别说求他们通融了。可谓是迂之又迂，正之又正。
23年监刑，46年申诉路，直到2003年12月28日，差不多到了他83岁生日时，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才下达了“宣判陈香营无罪”的判决书，还他了一个清白。
但，仍留着一个赔偿、计算工龄的尾巴。
退休时以工人待遇，工龄从新生后计算为12年。而以前的工龄和正式聘任干部的聘书，生产科长、质量检验科长、企管办主任和副总工程师都子虚乌有了。
91岁的生日快到了，他还在上诉，走在“要求赔偿”的路上。
儿子、女儿、老婆早已不在了，孙子、孙女、外孙女远在湖南老家，他一人孑然边城一隅。看着《炎黄春秋》，看着《南方周末》，看着《参考消息》，读着胡锦涛的讲话，读着温家宝的讲话。他的视野广阔，头脑清醒，认识深刻。他能看清中东战局的根源，他能看清胡锦涛和温家宝讲话的不同之点，他能看清吴邦国“五不”的实质，但就是看不到工资待遇纠正的日子！
在谈及毛主席功过的“之三”时，我说“带领一个国家不容易，带领一个国家走向一个正道更不容易。”他驳我说：“国家的大小，道路的正确与否和这个不是一回事。毛是一个诗人，幻想，狂想，梦想，他搞的大跃进，放卫星，简直是胡说八道。人家一个卫星要搞几十年，你一天能等于二十年？错了，还不许人家说。饿死几千万，这是多大的罪恶啊，这于国家的大小有什么关系？”他说，“解放前别人骂共产党是共匪，我反对。我说国民党是国匪。”
在谈到三年灾害时，我说了我小时候受的苦，末了又说母亲以前受的苦比三年灾害时的更大。他又纠正我说：“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要分开！”
在谈到有些问题时，老陈更是异常激动，在房子里不停地走着，甚至把桌子拍的“啪啪”直响……
真可谓是“陋室天下，忧心斗牛！”
（注：老陈人生境界的一个亮点无法融入本文，可参看《髦耋老人 冰清玉洁》篇。）
李果
同事老李（忠信）常常给我说起他堂兄李果的事儿：如何在文革中没有挨打，如何收藏，如何捐资让家乡种核桃树，如何准备将自己的收藏遗留给社会。
这些事儿，有些颇具传奇色彩，有些以大众看来又有点怪异、不可思议。
“寻找”不久，我和老李走进了李果的家。
李果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颇有大人物风范。他家俨然是一座小型的展览馆，名家字画占满了客厅墙面，过厅的墙上是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章，房间的桌子上放着各种工艺品，墙边的一角立着一尊一米多高的明代汉白玉净水观音。雕工精湛，神态端庄，婀娜动人。
李果，原名李荫浓，1923年生，陕西洋县人。1946年至1948年在西北大学边政系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从西大投奔到延安。延安大学毕业后在《晋南日报社》工作。西安解放后，在西安宣传部，后随军进疆。先后在新疆日报社和天龙钢铁厂等单位工作，1962年到自治区博物馆（原来和展览馆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任第一任馆长。
他说我脾气不好，不是一个好的工具，经常和他们对抗，在文化系统是不受欢迎的。刚到博物馆时，来了18个讲解员，我要分批送出去学习，上边说要五年以后才让出去学习。我给厅长说，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请厅长下来撤销我的职务。于是，分期分批送他们到外地学习，第一年送出去五个人。这五个人，现在都是馆里的骨干。1982年，馆里提出要办《新疆民族民俗陈列》，文化厅不同意，也不给资金。我们想方设法办了，让他们审查，他们也不审查。开展后很成功，把王恩茂请来，他又带来一些老同志，边展览边修改。新华社搞了一个内参，总书记胡耀邦看到后给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批示说“这个展览办的好”。随后，各地到新疆参观取经，全国形成了“民族民俗展览”热。
文化大革命中，李果也受到了冲击，但没挨批斗也没受皮肉之苦。不是没人批他、打他，而是他把他们“震”住了。他说我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天在展览馆食堂外边，来自西安、乌鲁木齐、昌吉的红卫兵大概有二三百人，他们围着我，我顺手拿起一根棒子，横眉立目，对领头的人说：“来，小子，咱们试试看！”他不敢来了。又有一次，七八十个人把我围到图书馆，把我关到一个房子里。我从房子里拿起一根棍子，三脚把门踹开，对他们喝道：“来，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我赚一个！”
他们没办法，就说“交给他老婆，让她去管他！”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有深深的创伤：他惟一的三岁儿子因在保姆家生病，他忙于公务没及时治疗而丧命。
李果退休后，自筹资金举办《无标题展览》。展览分“古代书画拓片”、“当代书画”、“少数民族风俗风情”和“文化大革命实物”四个部分，在新疆各地和陕西、河北等地布展13次，观看人数4万多人次。
他已有藏品两万件，价值数百万。这些藏品大多都是各界朋友捐送，其中不乏珍贵之品。他有一个更大的宏愿：建一座“新疆民族文化城”，将他收藏的所有展品都贡献出来，让子子孙孙拥有一块高雅的文化阵地。
他不顾年迈之躯奔波、走访、筹资，虽有了地，有人无偿设计，但筹到的资金与七百万数目相比仍是杯水车薪。无奈，他又把数万元的个人捐款一一清退。
他缺钱，但不是为了钱。一位外国人要以50万元收买他的那尊明代汉白玉净水观音，他回绝了。那老外以为他嫌钱少，说可以加到他满意为止。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人民的，不是我李果个人的。我之所以收藏，完全是为了对各族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李果的这些收藏，即使他的“新疆民族文化城”落空，他也要在他的居室里办一个李果收藏陈列室，委托专人管理，以享后代。
李果的老家离洋县不到15公里，是一个穷山村。他为了让村里人致富，给村里捐了2.5万元，让种植核桃树。先种山核桃，然后请专家嫁接。核桃树长起来了，请人嫁接过了，可管理人员不给人家钱。负责联系的小伙子生气了，带了几个人一晚上把嫁接长出的枝子都砍掉了。
隐约中，我知道抗战时期他参加过中国远东军。当我一提到“远东军”几个字时，他勃然变色，说：“如果要采访那段历史的话，请回！”好像他因有了那段历史，而成了反革命的罪状。对那段历史他耿耿于怀，无法释然：“我那么爱国，把我关进监狱，说我反动！”
提到文化大革命，他说“让后世去评论”。
展板中有这样一段话：“惨酷的斗争，正直、善良的人们在辱骂、诬蔑毒打与屈辱中，艰难地忍受着不见尽头的苦难岁月，他们不像人，但绝不是鬼，更像冤魂在十八层地狱中游荡着……”
“关于文革内部资料展出的说明”，他是这样写的：
文革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当然对亿万人民来说，是痛苦的、辛酸的历史。当时我也是黑帮分子，和大多数受害者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惊恐与屈辱中苦度岁月。我唯一的三岁儿子，病了不能看护和医治，离开了人间。当我亲手给他制作棺材，让他进去安息，并放进他喜欢的玩具时，我泪如雨下，感到凄凉伤心……
王百谷
王百谷的性格与李果相仿，都是两个字：直、倔。相仿的还有身材、体格，都是高、大、魁伟，也许王的个子还要高些。两人的家都在友好北路，相距两站。李在路西的展览馆家属院，王在路东的地矿局家属院。两人住所相望，如同双子星座。
王百谷的名字我听说得较早。
1997年夏与老梁（作振）相识不久，他就送给我一本王百谷的《余生断草集》。这是老梁为地调处文友出的书之一。书是诗词集，竖排，开本狭长。封面底色淡绿，自题书名。书名白框竖写，下方有个红色小印章，既古色古香又有异样之感。拿回未读，只是束之高阁。隐约中知道王曾受过冲击，一只手伤残。
人和人的相识有个机缘，缘未到，即便同处一室，也不会相交、相识、相知。
2010年我开始“寻找”后，才想起相距不远的“他”。
盛夏的一个周日，我与老梁到了王老的家。
王老清瘦矍烁，形容沧桑，背有些驼，耳极背，尽管戴着助听器，大声说话他仍听不到，不得已只能把要问的话写到纸上，他看后再回答。他说话家乡味颇重，不易听懂。
王老1920年2月出生在江苏泰州。父亲王小梅，擅书画，在当地颇有名望。王家是个大家族，富裕殷实，书香门第。王老兄弟三人，他是老大。13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活就困难了。在部队的师范学校里上了一年，毕业后想到苏中边区办的一所学校上学，手续都办好了，母亲不让去。两个弟弟还小，母亲要他帮衬着。
1948年大年初一，他给母亲说了一声，就和六个同伴去参加革命了。部队里看他有文化，就让他参加农村工作队。渡江解放南京后，到四野参加西南工作团。生病住院后，又回到二野。到四川分配在沪州军分区第七区当武装部长。他既拿枪杆子剿匪，又拿笔杆子写材料、文件，是部长又是干事，许多事全靠他一个人。组织上让他去考学，他不愿去，“工作哪能离开呢？”。组织给他做工作，说去上学是为了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组织上这么一说，他只有服从。一千多名参加考试的，他考了个第三名。他报考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可被成都石油学院录取了。
1954年毕业后，在西安工作，后又到新疆石油地质调查处。他曾和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陆同在一个野外队工作。一次在野外遇险差一点命丧沙漠，但却被“王冠杨戴”移花接木。他的脾气直，爱说。报纸上说老百姓生活好了，他就说“什么好了，吃都吃不上”。1957年反右，别人揭发、批判他让他认错。他说“要我承认错，我没有；要头，你们拿去！”
地调处开会整他六十天，他始终不低头。余处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说：“老王你承认个错误，这处理我说了算，又不降工资，又不处分你。”可他就是不承认，“我没错！我在搞土改时，老百姓连三两油都吃不上，你怎么能说好？”
当时不允许打人，只是批斗。他就不理视他们。
最后把他定为“极右”，开除公职，到南山煤矿劳动教养两年。后下放到农七师122团。喂猪、放羊、掏厕所、扛麻袋，什么活都干过。他个高力大又不惜力，100公斤的麻袋一手就甩上去了。他的右手是夜里粉碎饲料时，被轧掉了四个手指。文化大革命开始，天天开会。农场开会不像城里开会，实打实地打，哪个队能把人打死就是最革命的。一次有人请示要把他打死，民兵排长看他年纪那么大，想等等再说，就没有松口。
这一等，他就逃过了一劫。
当时，他也不想活了，准备跑掉。跑了不远，想来想去，想到了母亲把他养活大也不容易，就又回来了。
文革后期，农场看他精通英语，让他到总场中学教英语。他说“我不教，我是个坏人！”他们说好话。他又说“我的手不行，无法改作业！”他们又说：“你不用改作业！”
他这才走上了讲台。
落实政策后，他回到离开了23年的原单位复职，到资料室搞翻译。干了两年多，到了退休年龄，让他退。他发脾气了：“叫我上来，是让我退休的吗？不退！”
又干了一年多，他才退休。
1983年，王老63岁时才成家。他一生无出，对老伴的三女一子视如亲生。几个子女对他也非常孝顺。
“坏事往我身上推，好事往别人身上安。有人还说我的手是不想干活自己搞的！不能谈，一谈就伤心！”
王老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声音也哽咽起来……
王老每天散步，看书，握管挥毫。他赠我“奇书古画本无价，红树青山定有诗”墨迹，又题签送我《余生断草集》。
我古文根底浅，又缺诗词修养，看过他的诗词，对他的人生有个大概了解，遗憾的是那23年痛苦的人生经历着字不多，对人生世事多是趋世附事的“且随时鸟共鸣春”，少见“冷眼看人间”之光。也许，他那一辈人背离家庭，革命一生，能有一身儒雅之气已是难能，再者直声铿词在那样的年月岂敢留下迹痕？
集中的“年来偏爱家常话，越是情真越是诗”、“啮雪吞旃偏不死，要留冷眼看人间”和“沧海横流势若奔，呼天无路欲谁论。绿杨摇曳知风色，红树缤纷记血痕；故里哭干慈母泪，空山愁绝旅人魂。自怜不是西来佛，何处容予净六根”句，读来令人下泪，印象颇深。
2011年9月18日，我和老梁、于（钟珩）老师又顺便看望王老。
我们走到他的书房门口，他正埋头看书，仍未觉察。打了招呼，于老师近前查看，才知他看的是《世界全史》。他拿出他的书法，有一首是用金文（即大篆）写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诗。他还展示了一幅联句：敢因述作称名士，企少睚眦恼路人。
于老师是新疆诗词协会的副会长，一眼即明其意，说这是有过切肤之感的人才能写出的句子。并自语“敢”字，是“不敢，哪敢”的意思。我反复地琢磨着，竟喜欢起这两句诗来：哪敢因写了一点东西就自称名士，总希望少些因为多看了别人两眼而惹来的白眼。
这两句活现出王老谨言慎行善良的心态。这与“要我承认错，我没有！要头，你们拿去！”的激越倔犟反差极大。细思并不矛盾，善极才能倔极，如一币两面，互为基底，实则一也。
王老住在三楼，书房的窗户正对着友好路，每次我乘车路过，都举目张望，希望能看到王老的身影……
雷霆
为找蒋大忠到《绿洲》编辑部，到雷霆家。
雷霆原是《绿洲》副主编，退休后曾在《亚洲中心时报》编过副刊。94年年底送稿曾到过他家，后没联系。一晃，十几年过去。他住的那个大院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他住的房子还没变。
雷霆高个，显得有些消瘦，有点苍老。他祖籍西安郊区沙坡村，父亲上过九年学，曾在杨虎城部司事副官。杨虎城出国，杨部星散，他父亲离开部队。之后工作时有时无，家境渐衰。父亲虽在讲武堂学习一年，但家里祖传的是“积善堂”。家里有不少线装书，客厅里挂着于右任给写的条幅。父亲是很进步的那种，曾资助过汪峰的爱人陈芳到延安上学。雷霆生于1930年，初中毕业后，失学在家，曾干过零工、挖城河、擦皮鞋、学汽车修理。兰州解放时，他正流落在兰州街头。兰州解放的第六天——1949年9月1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开文化工作队。
雷霆原名叫雷醒亚，参军后改名雷霆。部队徒步西行进疆。新中国成立那天，部队在酒泉庆祝扭秧歌，他是拿镰刀代表农民的领队，演的是兄妹开荒。他小时候受抗日文学的影响很深，听的是抗日的儿歌，看的是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秧歌剧。所在十六师师部有图书馆，他就白天黑夜地看。边看边写，21岁就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调到师《战旗报》当编辑、通讯干事，主管全师的通讯报导。1955年4月，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战线报》编辑部，是第一任副刊编辑。当时，他是最能写的。小说，散文，诗歌，各种体裁都写。在王亚平主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一首一百多行的长诗。当时全国还没有诗刊，《说说唱唱》实际上是当时全国惟一的诗刊。《新疆日报》连载他写的文艺通讯。那时他风流倜傥，才华出众，能写能跳。
1957年对他来说有三件大事，一是组诗《尤鲁都斯牧歌》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二是诗集《天山南北散歌》在新疆人民出版社送审后，进了工厂的排版程序；第三件大事就是“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使他的前二件大事化为乌有并导致了他的厄运。
6月2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战线报》编辑部邀请兵团驻乌市的文学、美术、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三十余人，在编辑部召开座谈会，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行座谈，并对兵团各级党委和领导以往对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
这是兵团动员整风运动的最后一个会。兵团宣传部文艺科长张克迅主持。
编辑部要在报上发个“座谈纪要”，本来是让朱定搞这个版面的，碰巧朱定外出采访不在，编辑部就把这个差事安排给了雷霆。他连夜奋战，以“迎春东风来，花开鸟又鸣”为大标题整理了两个版面。整理到最后，版面上还空有一块地方，这咋办呢？总不能版面空上一块罢。会上他没有发言，于是，他综合大家的意思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以《暴风骤雨何其多，宜人阳光实在少》为题，写了八百来字的“补白”。
报纸印出，两个版面颇为壮观。
编辑部有人看着报纸，说这次整风不知会有什么结果？他说这要看“七一社论怎么说了？”意思是现在谁也看不准，还要看看上边的动向。
七一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风向回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人又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四层办公楼的每个过道里挂满了大字报。
报上他写的那段八百来字的“填空”也成了一个话把子。
领导给他说“你没事儿，你有名利思想，检讨检讨就行了！”他做了一个检讨。报纸头版头题的大标题是“右派分子陶今野批判”，副标题是“雷霆同志检讨”。他的作品虽然多，但没有毒草，况且他是城市贫民、工人出身，所以反右初期没有他的一张大字报，也没有斗争他。他还照常采访、编报，报导兵团各单位反右的情况。
后来，有人画了他的漫画。他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不知道这是“右派内定”后宣布前的铺垫。
情况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兵团宣传部和文化部召开大会，宣布反右成果。宣布的第一个右派是陶今也，第二个是肖飞，接着是武联魁、朱旭、尚野、徐舜山、史献琨，最后念到了雷霆的名字。他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懵了。
他没有想到有他，谁都没有想到有他！
明明宣传部的领导和报社的领导都说没他的事儿，怎么偏偏把他也定成了右派呢？
他说的“看七一社论怎么说了”，别人揭发时说他说“看共产党怎么下台了？”；座谈会的文字“补空”成了话把子；编报时常写打油诗“补白”的落款“甫白”，说他还想当李白、杜甫；北京出了个刘绍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得找一个小刘绍棠；27岁发表了那么多作品，还要出书；《解放军文艺》发表的组诗《尤鲁都斯牧歌》；连他老婆漂亮也成了他们嫉妒的对象……于是，雷霆就成了兵团宣传部和文化部的最后一名“右派”。
对他的处分决定是连降三级，解除团支部委员、开除团籍，下放伊犁劳动。
这一去就是二十年。
1979年3月，雷霆的“右派”问题平反回到乌鲁木齐，在文化厅当编辑。他情系兵团，1984年又调回兵团《绿洲》编辑部，后又聘为副主编。其时洋雨是主编，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1989年5月出版诗集《伊犁河的涟漪》，2000年5月出版散文集《伊犁纪事》。
1983年，《绿风》召开全国诗会。他认识了林希、公刘、周良沛等十几位诗人。他们也都是右派，他们成了“右”友。
《中国作家》在武汉召开全国地市一级刊物的会议上，雷霆第一次见到了牛汉。两个“右”人，一见如故，牛汉非让雷霆当主持。宴会大厅有二十多桌，包厢里有一桌都是比较老的、名气大一些的作家、诗人，牛汉硬把雷霆从一般的桌子上拉到包厢里。
雷霆心善、性直、脾气也倔。退休后深居简出，淡泊名利。中国文学馆搞“签名烙印”通知他，他没有参与；《艺术家大辞典》向他征收辞条，他也拒绝了。
文联办公室给雷霆打电话说易中天来了，兵团文联要开一个座谈会以示欢迎，希望他来参加一下。雷霆说他不知道易中天是谁，不参加啦。另一个又给雷霆打电话，说：“雷叔，人家要见你，说你是人家的老师。”他想在新疆编报、编杂志这么多年，认识的人很多，人家认识我，我不认识人家？想来想去，他就穿着皮大衣、拄着拐杖勉强去了。
上到三楼，在会议室里坐等。后来说要到楼下门口迎接易中天，之后照个合影相。他不想下去，郑幸福说下去罢下去罢，于是挽着他下楼走到门口。到门口，郑从中门走出去站到了前面。文联主席（？）向易中天逐一地进行了介绍。雷霆是从旁边的门走出去的，走出去正好站在易中天的身后。雷霆想既然是人家认识我，就打个招呼吧。于是，在易中天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把手伸了出去。易中天扭头一看，眼前出现了一张不认识的老面孔，就没有和雷霆握手。雷霆的手也缩了回来。
大家都站在台阶上照相时，雷霆就站到了后边。宣传部长等几个人都在前边叫，“雷老师前边来！雷老师前边来！”雷霆就没有往前边站。开座谈会时，坐了两排，雷霆还是在第二排坐着。座谈会开始前，秦安江对易中天说，“易老师，你和郑老师是咋回事啊？”易中天讲了他和郑幸福相识的过程。之后，秦安江又说，“你和雷老师是咋回事啊？”易中天准备说话了，是那种准备发火的劲头。坐在他旁边的郑幸福就拉拉他，小声地说“算了算了”。易中天算是没有发火。雷霆一看易中天这个样子，站起来拄着拐杖退席了。
他想文学界什么大的人物没见过啊，肖军，牛汉，郭小川……，还差你这个易中天嘛！
这个事使雷霆十分懊恼。两年的时间，他的心里都不舒服。
后来易中天有个访谈的节目，易说：“我是新疆第一个最早发表组诗的诗人。”
雷霆想“我的《尤鲁都斯牧歌》是1957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齐鸣的长诗《风雪祁连山》是1956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著者用的是笔名星曲），洋雨的诗集是1961年出版的，更别说闻捷、伊萍啦。这些人哪个没你早，他们发表作品时你还在哪里呢？”
自那以后，任何人请他，他都不去。
与雷霆同龄从事写作的人中，他写东西比他们都早，结果职务最低，工资最少，房子最小。比他搬到这个楼上晚好多年的年轻人，早都又搬了大房、新房，而他至今仍然住着这二十来年前分给他的70多平方的房子。
2011年夏天，他的女儿及外甥从西安来探亲，房子住不开，只好让娘儿俩去住宾馆。
他说“想想挺窝火的，倒不是钱的问题。虽说是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摆在眼前的现实不是证明着自己是最没本事的人吗？”
洋雨去世后，他的书被卖给了收破烂的。雷霆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把自己的书全部送给了石河子大学文学院。
雷霆说，我没想到能活到八十岁！我也没想到打成右派造成的失眠，一直跟随着我！
陈坚评说雷霆：“第一，那个人有才；第二个是聪明。”虞翔鸣和雷霆在一块工作多年，两个人的关系也一般，属君子之交，虞说：“老雷那个人嘛，你告诉他让搞谁的鬼他都不知道怎么搞？”
最近雷霆的身体很糟糕，他给老伴说，我“走”了以后，一切的一切从简。所有的活动一概不搞。不告亲友，不发讣告，不祭奠，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树碑。不希望任何人来看我。朋友、喜欢的人来看我，反而增加我的感伤；不喜欢的人看我，会使我不悦……
段蔷
段蔷的名字我是在报上看到的。
段蔷住在延安路新疆歌舞团家属院的一栋三层楼。楼房建筑年代久远，外墙的水泥风化，单元门洞两边的水泥剥落。段蔷孑然一身，养了两只狗，房子破旧，室内没大装修，但摆设高雅，四个书架在客厅的左边，右边是沙发、茶几，墙上不少他的照相，凉台上放有桌子，上边堆满了他的资料，还有花；卧室是他的工作室，有电脑和画图用具；小卧室的一张桌子是他的工作台，上边还安有一个台钳，右边是他的单人床铺。室内虽然简陋陈旧，但透出书香和音乐气息。
段蔷中等个子，面色白晳，花白胡子飘飘似仙，长长的白发束成一个顶天立“脑”的发髻，既有艺术家的风范，又给人一种平常人的亲切、慈祥、和蔼。他1931年1月生于山西浑源，父亲在大同经营一家电影院。大同沦陷，父亲随傅作义部队南下，又到西安、兰州。
兰州解放后的第十天——1949年9月6日，段蔷背着小提琴参加了西北野战军一野一兵团文工团，即新疆军区文工团的前身。
段蔷从小喜欢音乐，性格内向，喜静不喜动，8岁学二胡，高中时就可以独奏广东音乐《三潭印月》等名曲。
段蔷背着小提琴参军时才18岁。在酒泉他认识了王洛宾。自此，王洛宾不仅成了他的师长，还成了他的酒伴和难友。
到新疆后，他赴麦盖提学习多浪音乐舞蹈，随文工团赴南疆巡回演出，被留在南疆军区文工团，后又转业到南疆文工团。
南疆文工团是新疆当时三大文工团之一，190多人。段蔷能歌能舞，会拉小提琴，舞台美工，还承担乐队识谱、指挥的任务。他带队到麦盖提和巴楚学习《多浪木卡姆》，创制新疆的“艾捷克”。1953年10月1日，南疆文工团组成60人的大型乐队，段蔷担任指挥，参加了新疆首届文代会。由段蔷记谱、编配，把民间口传心授的维吾尔木卡姆《木夏吾莱克间奏曲》呈现给了观众。这是新疆第一次将叶尔羌十二木卡姆从民间搬上艺术舞台。
新疆是丝绸之路音乐宝库的故乡，为搜集民间音乐素材，段蔷利用业余时间，白天走街串巷和老艺人促膝谈“琴”，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记谱、作图。晚上整理音乐资料，常常通宵达旦。
卡斯木•吐尔迪、吐尔地•阿訇两个是南疆叶尔羌十二木卡姆两个流派的两座山峰。万桐书重点整理了吐尔地•阿訇的资料，段蔷整理的是卡斯木的资料。段蔷还得到了卡斯木刚健、粗犷的舞蹈真传。几年间，他遍访民间艺人不计其数，收集了8000多首民歌，还有很多维吾尔剧的资料，以及五部维吾尔古典长诗。他还收集了新疆本土近百种乐器，包括已经失传或将淡出人们视线的一些民间乐器，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新疆乐器图志》初稿。
段蔷还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两篇音乐论文：《卡斯木•吐尔迪和十二木卡姆》和《多浪木卡姆》。后者应该是新疆第一次通过媒体把“多浪”音乐文化传播于新疆内外的文章。
1954年年初，段蔷调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筹委会。1955年州文工团成立，柯尔克孜还没有形成本民族的舞蹈。段蔷深入民间，大量收集民间音乐及生活中的舞蹈元素，借鉴塔塔尔、吉尔吉斯、蒙古、哈萨克的舞蹈语汇，孕育出了柯尔克孜的舞蹈及舞蹈音乐。
在文工团、在南疆地区对于搞音乐的段蔷来说，如鱼得水。为了挖掘、收集、整理、传承新疆音乐的宝贵财富，他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可宣传部的行政工作纠缠着。他心急如焚。
“反右”时，因他说“我是搞音乐的，不适合在州党委宣传部工作，请让我集中精力搞音乐罢！”而被推定是“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而“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
段蔷相信“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还有人身自由，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出来”的话，想“到那里一边劳动教养，一边整理、研究自己的民族音乐”。他把民间乐器资料和一把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托人保管；而把民歌音乐资料、衣物、书、还有一把日本小提琴装在七八个箱子里，随身带进“劳教”的大门。
进了那个大门，就像进了炼狱。在里边段蔷曾两次自戕。第一次是在“认真改造早点出来”的梦想破灭之后，他从库房找来两瓶汽油，从头浇到脚，点着自焚。第二次是在被人栽脏陷害，判刑8年又减为5年期满后，申冤洗不清自己的罪名、还不了自己的清白时，又喝下了柴油。
在他欲死不能时，一个老者的话让他清醒了：
“你杀人了没有？”“没有！”“你强奸民女了没有？”“没有！”“你放火了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自杀？你看看《红楼梦》，人活的要有骨气。活着就证明你自己没错！你死，有些人高兴，他们巴不得你死呢？你知道吗，谁最希望你死？是那些整你的人啊！你高兴了，他们反倒难受……”
几句话，段蔷的心忽然开窍了。
段蔷开始下决心干好自己的木工。
段蔷聪明，有人说他是化学脑子，见什么会什么，不管做什么，他只要一见就会。木工大班主要是盖房子、狱舍，架梁构屋。这些活只要用心，有点知识就可轻易入门。不多久，段蔷就由木工、小班长，进而当上了木工大班的班长，领着几十号人架梁盖房了。
1979年3月3号，段蔷平反，摘掉了极右分子的帽子。9月，巴楚县看守所基本完工时，他交待了一下，结束了21年半的监禁生活。
21年给了360元的营养费。
他到监狱去要那一箱子音乐资料和文稿时，得到的答复是：“烧了！”
段蔷听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了。
他又想起了老者的话，带着一身伤疤、一个被绑残了的手指和装进大脑里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及其语法、两种语言国度里的诗歌格律知识、盖房架屋的木工技术，走在克孜勒苏的大街上。
1980年10月，段蔷到乌鲁木齐参加自治区文艺工作创作座谈会。他在民主路上走着，秋日萧索，人亦寥落。一抬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啊，那不是老友王洛宾吗？就在他抬头看到对方的同时，对方也抬头看到了他。
“啊——”
“啊——”
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王洛宾的山羊胡子抖动着，两行泪水从沧桑的脸上淌下；段蔷也泪如泉涌，哽咽着难以成声……
1983年，段蔷到州文工团做领导工作，中断了20多年的音乐梦又回到了他的生活中。他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文工团的团员进行更新、培养，规划批准了。可他率团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30年大庆慰问演出归来，又参与了故事片《冰山脚下》的音乐工作后，规划招收的文工团员已经到位。这下他傻眼了：人头够了，可没有能达到他要求的。心中刚刚扬起的风帆，却又断了桅杆。令他更伤脑筋的事是一个又一个让演员来“陪陪”的电话。
段蔷生气啦！“我不能拿我的孩子们去供他们玩乐！”气只能憋在肚子里。“能说吗？再说又成了反革命！”段蔷毅然挂冠离职。
段蔷带着音乐集成搜集的资料来到新疆音乐研究所，完成了“集成办”的民歌集成卷本。由于这份工作的需要，段蔷又攻克了哈萨克语言文字，至此他通晓了母语外的英、维、柯、哈、阿拉伯、波斯六种语言文字，是一个工作不靠翻译、而且能把汉文诗剧歌词译成柯尔克孜、维吾尔、哈萨克语言文字的人。
新疆艺术研究所成立，所长曹启志大胆启用段蔷为《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和《中国曲艺志•新疆卷》的主编。专家学者论证会上，段蔷既不唯名、权、势，也不畏名、权、势，坚持学术原则：“别人写的书、主编的书，怎么写我不管；但我写的书、和我搀和在一起的书，我至死都不改变！”
一个音乐工作者把十二木卡姆的一部分曲子说成是维吾尔族裔的曲艺，段蔷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硬要放进去，段蔷不签字。文化部部长周巍峙也找段蔷，他仍然坚持。最后以文化厅盖章的方式绕过了段蔷这个“石头”。
段蔷主编的两部书出版了。
书中有他不尽的心血，也有他硌心的硬伤。该坚持的坚持了，坚持还是白坚持，权力大于学术。书是沉甸甸的，段蔷的心也是沉甸甸的。那“硬伤”留给后世，不是以讹传讹“讹”的源头了吗？
谁之罪？
段蔷不轻易说什么，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他在研究中也否定自己。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上，他提交了自己否定自己的《论<多浪木卡姆>不是木卡姆》的论文。
挂在段蔷嘴边的一句话是：“我赞美，并不是为了讨好；我非议，也决不害怕反对。”学术不是经济，文化经济也不能绑架学术。
退休后，段蔷带着衣物、书和那把意大利名匠制做的小提琴，蜇居一室。孑然一身，沉潜于自己的音乐之梦。他放不下的有三本书：《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段蔷音乐艺术论文集：一法•一学•一论》和《柯尔克孜民歌700首》。
《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于2010年由新疆电子出版社出版。他的其他两本书不久也会面世。
2011年《航空旅游报》1005期是给段蔷做的一个专题：《一个人的音乐之旅》。陈超在“专题导语”中写道：
“我们是要为一个新疆音乐人——段蔷，留下其应有的历史印记，他的‘另类’音乐之旅，让人唏嘘，但更让人敬佩。”“《新疆乐器图谱》不但填补了此一领域的空白，还为世界留下了很多已经失传的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乐器图谱及详细的尺寸规格。”“在音乐理论上，段蔷写有400余万字的理论文章，并提出了‘音乐地理’的概念，为现代音乐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不但是音乐理论上的突破，还将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带来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狭隘的以民族划分音乐形态的模式，而从自然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角度揭示了人性中的一些共性——美的共性。”
“在一个曾经的流放之地，一些漏网之才得以艰辛却自然地生长。边缘，不能躲避权力的侮辱与异化，却远离了话语中心。在阿猫阿狗都能登台表演的时代，真正的美常常孤立一隅，这是谁的悲哀？如果说王洛宾让世界知道了新疆音乐的魅力，那么段蔷则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独有的新疆音乐档案。也许只有当时代从浮华自卑归于沉静自信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价值。”
陈超的“导语”很到位，而我更崇尚和敬重的是深隐于“独有的新疆音乐档案”之中的那个精魂：品行、人格和精神。
罗绍文
罗绍文和雷霆都曾经是报人。
20世纪50年代，他们只在报上见到对方的名字而不相识。“反右”中，罗绍文从军区报社打成右派送到库尔勒草湖劳教农场，雷霆从兵团报社打成右派下放伊犁。60年代初，雷霆到乌鲁木齐办事，在八一大楼照相柜台碰见王舒林，两人说话，雷霆才知道她的丈夫是罗绍文，才知道罗绍文也打成了右派。
雷霆认识王舒林是在50年代初，王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到哈密农五师慰问演出，雷在师《战旗报》当编辑、主管全师通讯报道，于是两个乡党相识了。1979年3月，雷霆从伊犁回到乌鲁木齐后，才和罗绍文相识并成为朋友。
我是在雷霆那里知道罗绍文的。
罗绍文，湖南邵阳人，1929年生。高个，瘦削矍烁，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说话声高气足、掷地有声。
自小，罗绍文的眼睛里就充满了怀疑，爱抱打不平，有正义感，什么也不怕。他说“我对什么东西都有一种和别人不同的看法，所以很‘捣蛋’。”
他没读过私塾，5岁开始学习时进的就是新学堂。初中三年级时，邵阳导群中学的训务主任把一个学生打了。他没法和他讲理，就联合了一些学生把办公室的玻璃砸了。衡阳含章中学的校长是国民党的党棍，要求学生都要加入三青团，他总感觉到学校的学生不应该加入什么组织，应该以学习为主，所以就喊出“党团滚出学校去”的口号。
高中时，他对每周写作文不感兴趣，就写小说。一写十几页，每次还写不完。他的人缘不错，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46年，一个学生在衡大商场和女老板争执、被打，学生不愿意就闹开了。商场比较厉害，有28个商铺都出来替她说话。罗绍文听说后，带着学生拿着枪把28个店铺都砸了。警察出动抓了20几个学生，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登了这个消息。惹得学校和商家打了一场官司。
有怀疑才有求索。求索就是到处寻找和求证，于是他就特别爱看书。
罗绍文的父亲是教学的，家里有不少书，他都看过一遍。1947年考到武汉大学，他是“有兴趣的学，没有兴趣的不学”。在武大整整坐了两年的图书馆，学过日语、历史、中文。读书之余，经常在学校的《星报》和邵阳的《劲报》上发表点诗、散文。常看苏联大使馆编的《新闻类编》，其中有苏联、中国及延安的一些消息。那时候他认为共产党说的就是对，《论联合政府》说蒋政权的弊病一针见血。几个同学加入共产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以后整编到四野）。应同学之邀，大学没毕业他也随同学参加了那个部队。解放广西部队南下，罗绍文因故没去。
1951年，王震到湖南招收干部，罗绍文应招到新疆，分配在新疆军区报社。
军区报社大都是解放西北的学生，只有马寒冰、延国民、高发鉴是从延安来的。罗是文化教育版的编辑。他的新闻业务水平很强，写的退稿信，他们都认为写的好要在报上发表。
新中国成立，一片新气象。到新疆的作家黄碧野说“谁给我稿费我就给谁写，他要什么我就给他写什么。他就写了新疆的棉花，说是人民解放军到了新疆，新疆才有棉花的。”对这种胡说，罗绍文很反感。储安平到新疆什么也不问，就到图书馆看《新疆图志》，然后下去写东西，很准确。批武训、批俞平伯，反胡风时，罗绍文感觉到了什么。南斯拉夫被共产国际开除，他觉得有问题，就买了南斯拉夫的《根本法》，想研究共产国际怎么能把南斯拉夫随随便便就开除了？56年苏联赫鲁晓夫的报告，他开始有些觉悟。按“某”的说法，就是这个家伙开始反动了。57年反右，开始他并没发言，最后领导要他表态时，他说反右运动过分了，马克思讲过“对思想的惩罚是反动的。”
这下不得了了！
“对思想的惩罚是反动的吗？”
他们知道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罗绍文是不会胡说的。
开会，罗绍文一杯茶，一条烟往那里一摆，等着他们批判。他们问“你在哪里看到的？”罗说：“不记得了！”
这下卡壳了。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句话。他们组织了一个小组，都是些大学生，到处找资料，看马克思在哪个地方说的这句话。查来查去，没找上。也没法开会，大家在休息状态中过了十几天。报社副主编李长流到罗的宿舍套近乎，借去马克思的书才找到出处，又“调虎离山”看了他的日记，才找到了批判的“子弹”。小会一个接一个，大字报铺天盖地，几百人的干部大会。发言的都是部长级的干部，照着写好的稿子念。开小会左齐从来不发言，开大会那天他说话了：“罗绍文的会我参加了，但我没有说话。我为什么没有说话？今天我别的话也不说，我就说说我为什么没有说话。根据会议的情况，我说什么，罗绍文也不会听我的话。我说的没用，所以我就没有说话。”
这个话很有意思，只是说他为什么不发言，而不说批判罗绍文的什么。话很简短，但很厉害。因为那时他是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7年12月31号，罗绍文被“开除军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劳动教养。”
开会宣布后，保卫部的人来了。
“罗绍文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办的，要多长时间办？”
“我什么事情也没有，现在就走！”
罗绍文的身上还有一些餐卷，他掏出：“这个你要不要？”
“不要！”
罗绍文一把把那些餐卷撕了，往地上一扔。又把军服也都撂了，随着他们走出宿舍。他的决绝和倔，把保卫部的人震了一下。
罗绍文被送到炉园街看守所，之后送往库尔勒草湖劳教农场。
劳教农场虽说都是被劳教的，但也分上、中、下三等。无疑罗在那里属上等。他在那里编报，那报叫《草湖建设》。
三年灾害时期，夹边沟农场饿死二千多人，草湖农场也有过饥荒，不过不像夹边沟那么严重。罗绍文在编报，人说饿死人了，他还不相信。他找出《列宁格勒日记》一对照，死人的状态和那上边一模一样，他这才相信了。
死了多少人？官方的消息是200来人，主管干部说是400多，一个埋死人的组长说是700多。那时农场没有不偷的，但罗绍文说“我宁愿饿死也不偷”。他也饿，但他没饿死，因为他老婆给寄点粮票，姐姐在湖南给寄点烟丝，还有机会出差，买点点心（实际上是甜萝卜渣子，加点糖）。
1962年，罗绍文离开草湖农场，1967年解除劳动教养。
军区报社的总编赵其，让罗绍文回去见见面。罗说“在我平反之前，军区的大门我是绝对不会进的！”
罗绍文解除劳教后，当小工，技工，大工，领工，给刘肖无当助手。“右派”改正后，到新疆文联史志办写文艺志。
罗绍文送我一本他的《西域钩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32开，592页，54万字。看过书你就会知道这可不是一本一般的史学论著。
50篇有关西域（新疆）史论、驳文章，每篇均不落窠臼、有独特新颖的论断。推翻了新疆玉雕艺术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谬论；否定了新疆蚕桑是由中原传丝公主传入新疆的历史结论；改写了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年代；尤其是澄清了新疆现代史中1928年“三七”政变的真相；为民国时期新疆的重要历史人物杨增新翻了案，洗去了樊跃南杀杨的不白之冤；抹去了“草包主席”李溶脸上的白灰……
全书多驳议之论。
罗的研究缘于他的怀疑和对有些历史学人把历史当成妓女任意遭践的不满。他是怀着求索的精神和不满、不平之“气”钻进历史故纸堆中的。
他的研究是在平反之后（79年）才真正开始的。首先他看到的是樊跃南、杨增新的事。都说杨是樊杀的，樊是个文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法律，到新疆来也提倡法治，他怎么能去搞暗杀呢？杨是个很好的人，樊和杨两个人的关系也挺好。一个文人没有枪杆子，他怎么能在军阀割据的时候暗杀杨呢？
为此他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待了半年多，看了冯玉祥上千万字的日记，又从长沙、上海的图书馆借到《申报》十几年的合订本，一篇篇的看、摘抄、做卡片。他发现杨增新的死与冯玉祥有关，又查了冯玉祥与金树仁的关系，费了好几年的功夫，先写了樊跃南传略，又写了杨、冯之间的矛盾和新疆的“三七”政变。后者二万多字，新疆当然不会发，就寄给兰州大学的《西北史地》。来信说要用，但太长了，作为一个特例让压缩到一万五千字。快件寄来，改后寄去，但寄来刊物时却是按原稿发的。
《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给新疆社会科学院院刊，一个老朋友看后说：“老罗你写的好，我们要用。”编委会上研究时，有人说“米是什么人，二十年代就有人研究，没有结论。他罗绍文是什么人，他能给他做出结论？”结果讨论没通过。罗把退稿寄到北京《历史研究》，不到两个月就发表了。他们知道后说罗与《历史研究》有关系，查了查没有关系，他们又写文章说罗的这篇文章如何如何好。
罗是一个正直、执着、固执的人。他能坐得住，图书馆中看资料，一坐就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几十年中，他不知有多长时间是在图书馆的冷板凳上度过的。五十年代初，他到自治区图书馆看资料，那时区图书馆在南门清真寺隔壁，图书馆的馆长张琪玉对他很支持，专门给他一间房子。那时，全国省级的图书馆可以互借图书，一本两本、一百本都可以借，不收钱。从北京图书馆借来《清实录》和《东华录》共二百本，也向湖北图书馆借过。以后他就直接到各地的图书馆去看。重庆市图书馆，也叫罗斯福图书馆，他在那儿一坐就是几个月，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图书馆的主任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查资料的！”
他写的驳论文章刊出后，没有人写过一篇文章与他商榷。他写的稿子这里不发那里发，很少有死稿。他不畏什么，只尊重历史事实，只要你说的、做的不在理，他就驳斥。一个专家有本研究历史的书，嘱意他写篇文章。他仔细看后，发现有问题，书名和所写内容不切，没有研究、只是资料的堆集。他肯定其“收集了许多新疆没有的资料，作为新疆的文史资料也很有价值”的成绩，同时指出“作为研究很不够，有很多应该提到的都没有提到，应该看的资料都没有看”，还举了些例子。
他写的驳论文章刊出后，没有人写过一篇文章与他商榷。他不唯权、不畏权，不管你是什么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只要你说的、做的不在理，他就驳斥。一个专家嘱意为其《新疆流放史》写篇文章。他仔细看后，发现许多问题，书名和所写内容不切，没有研究、只是资料的堆集。他肯定其“收集了许多新疆没有的资料，作为新疆的文史资料也很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作为研究很不够，有很多应该提到的都没有提到，应该看的资料都没有看”，还举了些例子。
一个历史学教授，欲向自己带的学生收取资料费，罗知道后很生气。罗碰见了那位教授就问他。教授说他是“功利主义者”，罗正声直言斥他不能那样做，自己带的学生导师只能帮助，学生的成绩也有导师的一份。“功利主义”于你是“不道德”的。不久，那位教授辞世，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病。人说是罗把他骂死的。
罗直言正声、不卑不亢，没有那些虚妄矫饰互相吹捧的恶习。
兰州大学教授樊保良先生为他写的“序”中说，“他苦熬几十年心血，博览群书，遍查中外史籍，对西域（新疆）历史文化方面诸多问题，进行了重点深入研究，钩隐探微，发前人之所未发，勇陈己见，提出新观点”，“还有不少填补空白之作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好文章。”
罗在自序中说：“拙文与别的史家、学人所写的同类主题的结论，大都南辕北辙。为别家所否定的，为拙文所肯定；为别家所肯定的，为拙文所否定，有些甚至是针锋相对的驳难。”
故此，在新疆的历史界有人说他“捣蛋”。
罗绍文说“我爱人很伟大！”
罗绍文的爱人王舒林，刚解放时在陕西回文中学参军进疆，开始在十七师文工团，后来到军区文工团。两人1951年认识，罗绍文被批斗时两个人相爱了。快受处分时，她不听罗绍文的劝说跟他结了婚。为了不被整，毅然辞职回到西安。罗绍文在草湖农场，她带着儿子曾两次到农场看他。
对他的看书和研究，王舒林一直很支持。罗在“后记”中说，“在资料的摘抄与文稿的誊清工作方面，亡妻王舒林女士，桴鼓相应，近三十年。”
我问他：“你这一生从来没低过头吧？”
他说过“一生没低头”后，停了下补充道：“我检讨‘对思想的惩罚是反动的’，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的。说原来一般是那样认为，没想到马克思是针对普鲁士说的，我是对反右运动说的。应该也算是低头了。”
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要不承认，不枪毙你了？”
罗还有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没结集，准备的资料还能写二十多万字，王亮写信催他先写自己的自传：“你以为你多大了？”
我不知道现今的新疆乃至全国的学界中，有几个人有他那样的无功利之心和沉潜之功？有几个人有他这样的直言正声、独言特行和真执着见？
捧着《西域钩玄》，想到当今的书。
有的书如花朵锦翠的瓶花饰件，有的书如骚首弄姿倚门卖俏的女郎，有的书如眼前的轻烟浮尘，有的书如铅泥沉涌的岩浆，而他的这本书则如磐、如山。
可惜可憾者，知者不多，时不为重！
王亮 江帆影 李甲群
催罗绍文写自传，说他“你以为你多大了”的王亮，与罗绍文是在库尔勒草湖劳教农场熟识的。罗绍文负责《草湖建设》的“编”，王亮负责他所在队里的写。王亮的人生路也曲曲折折，充满了传奇与风雨。他写的自传书名就是《破涕为笑》。
王亮，1924年生于山西清徐县平泉村，自幼好文，勤学不厌。生在军阀混战之时，经历过日寇侵略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乱世中的遭际本就无常，况他还怀有一颗爱自由的梦想，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离家求学投入到乱世中，在山西沦陷区参加地下国民党，反对党团进入学校；为了能继续上学，他承诺了父亲为他的包办婚姻。新婚十天，井水河水，一床两清；为求生出逃北平、参加青年远征军、山海关外当军报记者；东北解放，到绥远、兰州。兰州解放，参加解放军，在军区后勤政治部；到新疆日报社，参加伊犁减租减息、土改运动。肃反中被关押两年，57年出来后，58年又被送往库尔勒草湖农场劳教。62年解除劳教后回到山西老家。在老家成为戴帽不戴帽的四类分子十几年。
可喜的是走出阴霾后，他在山西引种的新疆哈密瓜成功，成了当地的一位名人。自传《破涕为笑》不但出版，而且还在网络走俏。
我在罗绍文处借到《破涕为笑》，此前曾在网上浏览过。看书与在网上浏览很不一样，也许前者是挑拣着看，前后不连贯，有了“觉得语言有些不实在，没有如实地写，也没有写尽”的感觉。看纸质书时，这种感觉没有了，反而觉得写的还不错，以至看到后半部分常常落泪，直为他坎坷传奇的人生唏嘘。
书中最后说，“历史留下人的足迹；人，也应该给历史留下点墨迹。”但我想不应局限在“墨迹”上，而应该留下历史真实的影子。
掩卷回味，可以感到王亮简单浮表的文字背后，心里的阴霾和余悸仍在，所经见的事远没写出。
江帆影和罗绍文也是朋友。在草湖劳教农场时，江在四队。
江1924年出生在上海，父亲做进出口贸易，是资本家。江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蒙山都化学公司工作。1951年6月，江放弃了美国的优厚物质待遇，不顾老板的劝说，怀着一颗爱国心毅然回国。从美国回来的有200来人，回来后文化部、外交部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到北戴河疗养。他分到国务院专家局，费孝通是局长。费建议他到外地工作两年再回去，回去后工作任你选，愿意干啥就干啥。
于是，他来到新疆，分配到自治区交电公司。58年3月17号戴上“极右”帽子。58年6月2日，到草湖农场劳教。62年2月过完春节离开农场，到和静水利工程处。文化大革命开始，工程处撤消，分到和静县上游公社，算是关牛棚。彻底平反是80年3月17日。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如此，戴上帽子和彻底平反是同月同日，并且都是星期一。其间间隔22年，一天也不少，一天也不多。
他感叹说“时也，运也，命也！”
江是化学专业，他的脑子机灵、睿智。打成“极右”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不足为据的。在草湖农场挖煤为了少挨管教的训斥，他看透了当时的形势，也制造场面大放卫星，把挖煤的产量扩大成天文数字，落得上下都高兴；饥荒时节，他建议队上割草换取牧人的牛、羊；管教难为他不给食堂发面粉，他就领麦子大喊大叫煮麦子吃，让管教被劳改局下去视察的局长好好地训斥一顿；在和静上游公社关牛棚时，他为了不被歧视受屈，以生命为赌注建水电站。
他的所长是化学化工，水电站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他大话应承后一边看书一边干。水电站建成合闸时，他的思绪万千，如果发电不成功，他的人头就会落地。当他狠了心推上闸刀时，电流的指针转动了，他像抽去了筋骨一样瘫软在那儿。
他成功了，接着又建了第二个，第三个。于是，他的名字在巴州不胫而走。
他现在近九十了，身体硬朗，思维敏捷，讲起他的人生故事有声有色。夫人多病，他亲自照顾着她。他的时间都花在了家务上，只有夜半起来记下他的人生。他把这些文字命名为《西域行》。
李甲群住在红山东路自治区军队干休所。这个院子住的都是师级以下的军队退休干部，门卫也没那么严。虽有登记会客的桌子，不登记也没人管，不像再往东走几百米的将军别墅区：两道门岗，登记，还要押下身份证。
李到楼下接我。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他老伴起身端葡萄、洗苹果，腿脚不是那么利索。我为李呈送上拙著，他亦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他的几本著作：《情系军魂——一个小兵的经历》、《天山放歌》、《春水西流》和《屯垦军魂》。
他大概讲了他的人生经历。
李甲群，1935年10月出生在湖南邵阳。他是在母亲的嫌弃中长大的，这使他孤傲、怪僻，自小就自强、自信、自爱、自尊，有一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思想。1950年底，小学文化程度15岁的他参加了解放军，来到了新疆。在伊犁参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时，王亮是他的队长，他是队员。王亮的勤于笔耕影响了他。
他的出身简单，没有什么曲折，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忧边心切、知新疆军队不比内地而“坚持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和为在京的王恩茂捎了粮票和钱，说他是“5•16”分子、诬他还健在的父亲被镇压而靠边站了15年。可惜满腔爱国情，一颗向党心，竟被派性及派性中的人性恶戕害得几乎绝命。
他说起这些事儿时，只是淡淡而过，可看他的书，知道对他心灵的伤害还是很深、很深的。
陶天白 张治中
陶天白的《天山鳞迹》，我是在李相亭家借读的。
李低个，和善，1929年生，河南方城人。幼时家贫，卖给人家，改姓魏。到陶峙岳部队不到一年，随军进疆。49年“9•25”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驻哈密。后来集体转业，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在师部搞文体。李多才多艺，唱歌、吹笛子、写文章，打篮球当裁判，用木工锯条演奏乐曲。“肃反”时被揪“辫子”，57年因为一首诗，打成右派。修乌库公路，修兰新铁路，调兵团子校，养禽厂学校，最后调到农机厂中学。
陶天白的书侧重介绍古今名人七律诗话、词、曲、名联及中国大陆、特别是新疆重大事件的轶闻轶事，内容丰富，颇有文史价值。这样的书我很喜欢，想拥有一本，边看边在书旁用笔圈划批点。
经李相亭联系，陶的外孙女李婷赠我《天山鳞迹》，知道陶老先生已于2007年仙逝，并知道陶老先生大儿子陶晓元在广东汕尾及其博客地址。从博客中看了他回忆父亲的文章。陶晓元夏天来疆时，我特意拜会了他，见到了陶老夫人赵光辉。
我与晓元一见如故，心有相通。他原在汕尾电视台工作，退休后曾经商。他说毕竟不是那块料，不赔亦不赚。现在，汕尾广播电台聘请他主持一个“夜话”栏目。他接触的人多，视野开阔，谈起现今社会，两人看法相同。
我给他带去拙著《濺离杯子的一滴水》及《布衣智者》，他回赠我陶老先生的《沙原寸草》。在他起身拿笔题签时，我到陶老夫人跟前坐了一会儿，说起过去她被打成特务嫌疑，关在地窝子里，老人就哽咽起来，气的喘不过来气来。老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我真不愿提起过去，让老人伤心，恐怕伤心过度引起什么不测。她儿子陶晓元见母亲欲哭之状，大声说她不要想那么多了，她女儿晓英也在屋里不知喊了两声什么。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起身。
晓元说他妈的心态不好，他爸的心态好，即便在磨难中，住在地窝子中，见了大雪天，还欣赏雪景、吟诗。
从《天山鳞迹》与《沙原寸草》中，我认识了陶老先生。
陶老先生，安徽合肥长丰县人，1916年生。出身农家，青年时抗日，后追随张治中先生为他的私人秘书，1945年随张到新疆。在重庆桂园时，亲自接待了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新疆解放前夕，参加了“9.25”起义的工作。
他熟读历史，刚建国时他一腔热血，在新疆政策研究室工作。王震喜欢读书，不认识的字经常写在手上来问他。“三反”开始，他因为曾是国民党张治中将军的私人秘书，差点受牵连。王震将他重新安排到新建的八一农学院任预科主任。“肃反”时被审查，关进石河子的一处地窝子里。一年后说没有问题，放了出来。当时他感到困惑、失望。因为起义时抱着一腔热血想参加建设和平的新中国，但却屡遭不信任。出来后组织给他安排工作，他说什么都不想干了。他想去图书馆，但还是被安排在兵团速成中学做主任。半年后速成中学解散，他到石河子中学任副校长。
学校离家很近。因为学校没有正校长，所以他每天很忙。当时他每月工资170元，拿回家仅70元，其余留少部分自己用外，多资助了家境贫穷的学生。
“反右”时，因为他和张治中的关系被划为右派，送石河子总场劳教两年。这时，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在重演。他对儿子陶晓元说：“那么多开国元勋都遭不测，我们算什么呢？”两年后安排在石河子子弟小学当教务员。62年下放到农七师高泉农场园林队，后又被安排到更偏远的托托分场畜牧连。
“文革”中，一次造反派抓他去批斗，让他在毛主席像前下跪，他不肯。他说不是有毛主席语录吗，看看毛主席在第几页上有让人下跪的，我一定跪。造反派拿他没办法，只有还他一顿拳脚。对这些他没有怨气，知道这是在胡闹。连队一度没人搞生产，因为他是右派、是国民党起义人员，不能参加文革，所以只有他一人在一片水稻田里拔草、浇水。
他把水稻田看作“稻香村”，吟诗作乐：“苇花伴宿露凝香，穗穗弯腰粒渐黄。鸦雀飞来惊变色，荒滩不复旧迷阳。……”
“文革”结束，他年满六十，月工资仅四十几元。1977年底，伊犁州教育局长和州教育学院两位副院长推开了他低矮的泥房，请他到师范教育学院教书。他不相信，断然拒绝了，甚至连门都没让进。一个多月后三位又来了，62岁的他重新走上了讲台。
第二年，学校派人外调，当面销毁了档案中关于右派的全部材料，并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平反。20年，他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家人也饱受牵连。
62岁的他夜以继日地查资料备课，在中文系、历史系、艺术系担任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西域史、古典诗词等课程。
平反后，工资应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正团级，但当他得知学院领导也只是个正营级时，他就说到正营级就很好了。20年的工资一分未补，他一点也没计较。他需要的是胜似黄金的时间，他最怕过节和请他吃饭喝酒，他躲到儿子晓元家，闭门谢客自编教材。
令人称道的是，凡他任教班同学毕业，他都请同学们留一件作品，或文、或诗、或画、或书法，附照片，注明年龄、性别、籍贯，永久通讯处。他把它分别装订成册，题曰《鸿迹》。从1978年到1995年，他已装订58册。
泱泱中国之教坛，有这份细心、热心与真情的不知还有没有？
陶老先生为人正派、忠厚坦荡，淡泊名利、与人无争，诲人不倦、终生进取，一生简朴、为人清廉，反对腐败，关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其品格精神堪为楷模。
读陶老的书，不但走近了陶老，也走近了陶老书中写的人。比如读《为和平奔走——张治中将军一生主要事迹》一文，就对张治中将军有了初步的认识。张“早年受过艰苦的磨炼”，“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具有民主作风，五次统兵，绝无拥军自重的野心”。“和蒋介石及周恩来都有密切的关系，一生坚主国共合作，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和富强。”
张治中将军品德高尚，从他为子女起的名字可见一斑。张有二子四女，子：一真、一纯。女：素我、素央、素初、素久。
真、纯、素，大概是他欣赏的人生境界罢。
常治中 王洛宾
1975年，王洛宾结束了15年的囚徒生活，走出“高墙”。
虽然自由了，但还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期，还背着莫名之冤，原单位自然不会接受。六十多岁的他骑着一辆破车车，时东时西，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穿行。看工地，当小工，砌火墙。
1977年，常治中也从“高墙”内走出。常治中没有“看工地，当小工，砌火墙”。他有烧砖的技术，出来后就被一号立井、红光砖厂先后聘为烧窑师傅、砖厂厂长。他每月有二百来元的收入，比看工地，当小工的工资高，也比当时工厂工人的工资高许多。王洛宾常常到常治中的砖厂或家里。常治中知道，他来肯定有事，不是生活接济不上了，就是想喝酒了。常治中不是掏给他三十、二十的，就是两个、或再找上几个人弄上几个菜，买上两瓶酒，边饮边歌。王洛宾租住的小屋里，常治中和爱人党荣提着半面袋子馕去看他。他见王洛宾还穿着印有“劳改”字样的衣服，就把他的夹克脱给了他。
王洛宾为自己平反的事儿曾两次到兰州。为到兰州，他当了三个月的小工。在他去兰州前，常治中在工地上看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当小工，心里既心疼又埋怨，没好气地“甩”给他一个纸包。纸包里包着一百元钱。第二次去兰州是在81年的春节刚过，正好红光砖厂的田国新做东请王洛宾喝酒。席间王洛宾透出了还没平反的难言之隐，说准备再到兰州。厂长知此想到了他的困窘，就悄悄地跟老常几个人讲了讲，大家又凑了一点钱。王洛宾执意不收，厂长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平反后在鸿春园请我们还不行吗！”才硬塞给了他。
那次在兰州，兰州军区文工团请他为《带血的项链》谱曲。他谱曲的《带血的项链》获文化部二等奖。事后王洛宾说幸亏大家给凑的三百多元钱，多住了些时日才不至于露底儿。
段蔷出席自治区文艺工作创作座谈会，在街上碰见王洛宾，两人相拥洒泪后折身到一个小饭馆。要了几碟小菜，一瓶新疆地产酒，刚刚举杯时，一个衣衫蓝褛的求乞者伸来了一只脏兮兮的碗。王洛宾二话不说，又要了一双筷子、一只酒杯，邀他入座。三人一边饮酒、吃菜，一边寒暄。饮罢，瓶里还剩小半瓶，王洛宾把瓶子和一点花生米塞给那位乞者，说:“老哥，把这拿上！今晚你还不知宿于何处，这酒可以驱散一点寒气！”
王洛宾的歌唱红了世界，到美国演出回来时，他买了两支金笔。一支金笔给了常治中的大儿子，一支金笔给了常治中的小儿子。
王洛宾病重住院时，不少难友都去看他，韩延明也专门请了假从哈密来到乌鲁木齐。韩到病房时，王洛宾正靠在病床上喝面糊糊。最后剩了个碗底，他正要伸出舌头舔那碗底时，停住了。想了想，他说：“这要在监狱多金贵啊！”
段蔷说王洛宾伟大，不是说他挖掘整理的民歌有多伟大，而是他的品格伟大。
常治中参加完王洛宾的追悼会后，几个记者尾随着他追问“你们是啥关系？”常说“无可奉告”。说罢，几个记者还不依不饶地追着问。问的他不耐烦了，索性答道：“我们是在监狱里的难友，说出来你敢写吗？你写出来报上会登吗？”
他真想再大喊两句：“我们虽说是难友，但我们都是清白的！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
汪新泉
在罗绍文那里听到了汪新泉、彭志宪、王洪甲、刘文渊、朱旭几个人的名字，还听到了在石油学院有一个清华神童。除了石油学院那个清华神童和他未谋面外，其他几个都常常到罗绍文家。罗绍文与他们几个年龄相仿，并不比他们大，而他身上好像有一种什么魔力在吸聚着他们，成了他们几个的中心。
汪新泉、彭志宪、王洪甲和刘文渊都是由罗绍文联系后，我去登门造访的。
汪新泉的家在乌鲁木齐市六中。
爱人王以恒，曾在六中任教，是乌鲁木齐最早的特级教师；政协乌鲁木齐市第六、第七届常委，民盟乌鲁木齐市第一届主委，中国教育学会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他的岳父王一榴，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上海漫画》的创始人、编辑。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上海“左联”纪念馆二楼一进门有张木刻画，题目是《赞成的请举手》，就是王一榴的作品。左联成立后，他因故退出，改名王敦庆，毕生以教书为生。
王敦庆与汪新泉的父亲汪馥泉曾同在中华艺术大学教书。
汪馥泉，1900生于浙江杭县安溪镇上纤埠，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与俞秀松、宣中华、沈端先（夏衍）等人创办《双十》半月刊（后改名《浙江新潮》）。1922年留日归国后，与《共产党宣言》首位中译者陈望道、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纵火者匡互生、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刘熏宇和孙敬文五人，在家乡上纤埠“工读”。几个月后，因为求职几个人先后离开。汪馥泉在家乡、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去长沙第一师范任教（与田汉、赵景深等人共事），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等地任报社编辑。1928年回国，与陈望道合办大江书铺。书铺转手后，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任教，并编辑《现代》、《文摘》。抗日战争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编辑部主任。1940年任《学术》杂志主编。1945年任《大公》周刊编辑。抗战胜利前夕，去苏北解放区。1948年秋赴上海，秘密翻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等书，并编辑《透视》周刊。
他翻译有王尔德《狱中记》（与张闻天、沈泽民合译）、《恋爱与新道德》（与夏衍合译）、《社会的文学批评论》（与张闻天合译）、《初夜权》、《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等二十多种；主要著作有《椰子集》、《现代文学十讲》》、《文章概论》等六部。著名的文章有《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改造与监狱》等多篇。著名编著有《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中日战争预测》、《兽军兽行(侵华事件)》等十多种。与鲁迅及中国新文化运动有名的人物多有交往。
汪馥泉生在富家，却受西方人文主义影响，富有自由主义精神。他养着长发，落拓不羁，不讲究生活，穿着普通。家中简陋，满屋是书，子女们也整天扎在书堆里。他关心乡里、重乡情，每次回乡休养生息，总是带着大箱小包的书籍，将卧室置满。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衫，说话低弱缓慢，满口本地话中略带上海口音，好与乡邻交往而无半点狂气和洋气。
汪新泉1924年1月出生，是汪馥泉的长子。44年浙江教育学院毕业，开过木行，开过矿，解放初曾在“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草芥、集诗人作家艺术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于一身、风流倜傥”的邵洵美家一年，协助编辑出版过一批苏联文学和哲学译本。1950年考入北京新闻学校，1951年与郁达夫之子郁飞等六人一同到新疆，分到新疆日报社。任《新疆日报》记者、编辑，1958年划为右派，1962年遣返原籍，在余杭县獐山公社劳动；1979年改正，在余杭县广播事业局工作，为余杭县政协委员。1982年重返《新疆日报》社。
汪新泉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不低，娓娓道来。谈到他的父亲时，他说：“父亲一生无党无派，这是确切无疑的。有人说他是国民党；也有人说他是汉奸。这都不是事实。他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君子不党’。他认为一参加党派就会涉足到许许多多的纠纷中去；还是超脱一些，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好。他甚至对文化领域里也有派系斗争感到不愉快，因此他主张我学理工，将来靠‘一技之长’吃饭。可惜我没有听从他的话。他的一生爱好就是文化事业，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也表现在他的一生行动中。”
汪新泉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受书的熏陶，身上也有一种自由主义气息。
1942年他高中毕业，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父亲给他报的是理工科，在学校他就改念了文科。念了一两个月，身体因为不适应学校的环境生了点小病，他没告知学校，买了车票就回家了。他说当时年少气盛，什么都无所谓。
1957年反右运动中，汪新泉因为父亲在东北人民大学划成了右派，也受到了牵连。新疆报社反右领导小组的郎可对汪新泉也有点不满。那不满其实很简单，原来汉编部十几个人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朗可是副主任，有些好好的稿子让他给修改的一塌糊涂。汪新泉说他“你看看，一篇稿子被你整成什么样子了？”朗可喜欢人捧，汪新泉又不会捧。表面上大家都很客气，朗可却在心里嘀咕，经常找汪新泉的岔儿。汪新泉一看朗可并没有吸收他的意见，还心怀狭私，以后也就不大吭声了。
汪新泉打成极右后，送库尔勒草湖农场劳动教养。到草湖后挖煤、深翻土地、挖甘草，搞宣教。大家都想表现好点，争取早日解除劳教。表面上看，劳教比劳改要轻，没有刑期，改造好了就可以释教，但实际上远不如劳改。劳改有期，而劳教无期。有期好等，而无期难熬。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无限期延长下去。在草湖，汪新泉也很低调，虽然搞宣教常常不得不把政治口号叫得响些，表现的积极点，但内里却仍然保持着自由主义的那些习性。62年初冬，汪新泉解教。
汽车把到乌鲁木齐的七八个人卸下。汽车走了，汪新泉却愣在那儿：“往哪里去呢？学校的家门，是不能再跨进一步了。跨进去，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跨进去，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又说她与右派分子没有划清界限，还是藕断丝连……”
王以恒在反右时，也有点右派言论，因为书教的好，没有划成右派。但每到运动，总会牵到她点什么。夫妻两人没什么矛盾，但汪新泉划成右派后，她一直被学校逼着划清界限，最好是离婚。
谁逼的？具体的说不上哪个人，只能说是空气。那时的空气不是纯净的空气，而是充满了政治气味的空气，无形但却逼的你喘不过气来。王以恒独自带着儿子，右派的帽子戴在丈夫头上，却压得她抬不起头。她给他写信说：
“逼得没办法，日子很难过，咋办呢？”
他说：“不行，就办离婚手续吧！”
汪新泉想来想去，没敢往家所在的那一片地方走，而是到黄河路群众饭店的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约爱人到小饭馆里吃了个饭，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汪新泉到草湖去时，儿子才一岁九个月，这时已经六岁了。儿子见了他感到很陌生，有点胆小、怕人。
汪新泉在小旅馆住了四五天，和爱人见了两次面。他没钱给她，当然，她也没有钱给他。他身上虽然有200来元，但他要靠这200来元，从乌鲁木齐到东北看望母亲、弟弟、妹妹，还要到浙江老家安家……
1978年夏，汪新泉接到爱人托人寄来的一封信，说中央有个“右派摘帽、安排工作”的文件，让去活动一下。接信后，汪新泉到县上去了一趟。到县城找到统战部时，中午已过都在午休。一个小办事员在那儿油印东西。汪问他有没有一个关于右派全部摘帽的文件。小办事员一听就跳起来了，说：“右派就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工作？你睡昏头了吧！你赶快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吧！”这时，正好到了上班时间，统战部的负责人制止了那个办事员，把他让到办公室……
汪新泉被安排到广播局工作。广播局对他挺看重，他也有点发言权。广播局要招人，统战部那位“小办事员”找到他，说他有个妹妹想到广播局，让他帮帮忙。那个小办事员好像根本不记得他说的“右派就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工作？你睡昏头了吧！你赶快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吧！”那些话了。
汪新泉理解，那个年代的人说出那样的话并不奇怪，心里也没有报复的意思。他对那个小办事员说：“招人这个事不归我管，但我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把名给报上……“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以恒给汪新泉写了一封信。
这是十六七年以来，她直接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这次，她没有再让别人转寄，也许她感到了大地回暖的迹象。
1982年6月，汪新泉又回新疆日报社工作。大弟汪泽德，大学期间被划为右派、现形反革命判刑劳改，也被平反；二弟汪苏苏，现行反革命判十五年，服刑七年，也无罪释放；大学毕业后下放车间，批斗、关黑屋受刺激精神失常的大妹汪梅梅和因家庭影响未上大学的二妹汪瑞辉，是无法回复和补偿了……
汪新泉回来后，与王以恒复婚。
王以恒为了保护儿子，给儿子改姓了自己的姓，叫王一川。有个老师说：“还是姓汪（音）嘛，还是没有划清界限！”儿子生气了，又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儿子爸爸问：“名字用不用再改过来了？”汪新泉说：“不用改了，姓父亲或母亲的姓都行！”孙子生下来了，儿媳问汪新泉说：“要不要改姓？”汪新泉说：“不改了，留个永久的纪念也好！”
汪新泉说：
“我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思想的人，不封建，是个自由主义者。按传统思想，给儿子取名字，不能有与父亲名字相同的字。而我父亲则不管世俗这一套，从母亲的名字‘汪自新’和自己名字‘汪馥泉’中各取一字，连成了我的名字‘汪新泉’。大弟弟1936年出生，则从‘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取名“泽德”。由此也可以想见，父亲当时追赶新潮和崇尚革命的思想理念。我父亲划成右派，老伴的父亲没有划成右派，但他好像也没有右派言论什么的。反正他就教中学的英文，对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来说，教中学像玩儿一样。他活到91岁去世，一天就是看书。”
报社的人有个特点，一般说话都比较谨慎。汪新泉父亲汪馥泉的事儿，大家都不知道。90年代的一天早上，汪新泉在菜市场碰到王谌，他说：“你父亲是不是汪馥泉？我看到关于他的文章了！”一次孟都（孟驰北）说要搞一个关于茨威格的讨论会，汪新泉说我有时间也去参加一下。孟很惊奇地说：“你也喜欢茨威格？”他不知道汪新泉从小就在书堆里钻，爱看书，即便是现在许多作家的书，他也都看。他爱看书的事儿和他父亲的事儿，只有几个常在一起深交的人才知道。
汪新泉回到报社工作了两年，一到60岁就办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应邀主编《新疆年鉴》，5年后即在家赋闲。搞年鉴时，和在反右中曾批判过他的易谦在一块，汪问他：“你还记得不记得你批判过我的事儿？”他说：“没有啊！我批判过你吗？”之后，他又说：“我想想。”停了会儿，他说：“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回事。”
“我不懂你的材料是哪儿来的？我写旧诗时，你还没来。”
“是领导给我的材料，我想领导给我的材料是不会错的。”
汪新泉也想起来了，那首诗是写在日记本里的。有点牢骚，却也不是什么反动。反右期间，领导小组把日记本从家里抄去发现了那首诗……
彭志宪
彭志宪在北门教育学院家属院九号楼住，房子简朴、整洁。他高个，清瘦，谦和，极善。
他是湖南常德人，1927年出生，五岁丧母，父亲外出不知所终。祖父是一位名中医，家境清寒。他中师毕业教过一年多学，47年报考兰州大学中文系，1951年毕业分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那时，他二十多岁，高个、白净、瘦弱，见人总是笑笑、点点头，不爱说话。他在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处工作后，编写过不少长、短篇政策宣传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印成小册子下发。1956年在吐鲁番农村搞社会调查，以工作组的名义写了《吐鲁番五星社开展民主办社学习和检查的总结》，《新疆日报》发表后，即被收入《新华月报》“全国报刊重要文章目录”。这条信息在区党委宣传部人的心中引起了小小的有点异味的波澜。
彭志宪出了一次风头，更安于自己“不跑不送”的信条。他在宣传部五年多的时间里，从没给中上层领导拜过年，也不串门子，只是埋头读书、思考。
他不知道，这次的“风头”和一向被别人认为的孤傲清高，成了他的人生祸根。
57年整风会议精神传达后，宣传部组织了一个七人农村调查工作组。组长是霍然，支部书记是崔天盛。在阿克苏地委招待所，彭志宪和崔天盛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因为地委宣传部分科有无必要而争吵起来。彭志宪说“地委的宣传部里就那么几个人，分科没有必要！要重新考虑！”崔天盛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分科不行，哪怕是一个人也得有科长。”争辩间，崔天盛拿出“反党”的大帽子压他，而彭志宪据理分辩。“长”字病，像扎在彭志宪心上的一根刺。没几天，他几次与人谈及这个“长”字病，有人也强烈反对他。
症结在彭志宪对党太真诚，工作太认真，他把党当成了自己的生命。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下乡扰民等一些现象看不惯。
全国鸣放高潮乃至尾声时，崔天盛和霍然闻到了一些气息，暗自搜集整理彭志宪的言行材料，与田化三个人签名后上报宣传部。
在宣传部召开的鸣放大会上，彭志宪对已经改变为“反击右派阶段”的情势一片浑然，仍大谈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及其他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向党、向党的领导人提出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是为了党的健康肌体，是为了党性的更加纯洁，所以他慷慨陈词，一泻无余。甚至有时还同别人争辩得脸红耳赤。他万万没有想到，鸣放是引蛇出洞，而大辩论就是集中火力反击，自己坦荡直言向党提的意见，在大辩论时却成了射向自己的炮弹！他成了宣传部唯一的靶子。
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下发了《彭志宪在宣传部几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记录》、《彭志宪下乡期间的错误言论》等油印材料。
开始时，霍然老成持重一句话不说，而崔天盛却拍着桌子指责彭志宪。这时彭志宪才知道，霍然和崔天盛早已收集整理上报了他的材料。一次辩论会上，霍然首先在会上公开指斥彭志宪和党“不是一家人”。其时，彭志宪又冤屈又愤怒。愤怒的是一个历史清白的人反倒被一个从污泥浊水中跳出来的人胡乱斥责；冤屈的是自己耿耿一心向党，现在却成了和党“不是一家人”。
会后他找到宣传处长穆廉，坦白自己对党的真诚、出身清白及一些思想活动，说到伤心处不由得流下了眼泪。穆廉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之外，还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不料，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穆廉远远地用手指着彭志宪，一边对宣传部部长林勃民的夫人吴少华和理论教育处副处长李凌说着，一边还装着一副苦脸，比划着流眼泪的样子。穆廉说罢脸上又露出灿烂的笑，吴少华是“吃吃”的笑，李凌则是“哈哈”大笑。随着那“哈哈”的大笑，李凌的双肩也一耸一耸地颤抖着……
这一切都被彭志宪看到。他实在想不通，捧着一颗滴血的心向“党”倾诉，而代表“党”的穆廉竟两面派，当面说是理解背后则是讥笑！？对刚买来的饭菜，彭志宪没有了一点食欲，心中有一股被侮辱、被出卖的怒火直往上冲。回到宿舍，他拿出笔写下了所感所想，又想到了死。正在他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忽然想到自己“死了”，所有的脏水都可以泼来，本来的清白倒成了无人辩白的污黑，倏而，他想要坚强地活下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彭志宪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
彭志宪打成右派，除了反右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功罪”外，还有林勃民、霍然、崔天盛的阴暗和耻辱，当然穆廉、田化、吴少华、李凌光鲜的脸上也有了一处永远抹不去的“黑记”！
有各种各样不同情况打成右派的，而彭志宪则是以出身清白、对党忠诚、能写敢言、孤傲清高而遭人嫉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到吐鲁番五星公社监督劳动，到小黄山煤矿钻煤窝子、天龙钢铁厂基建、重体力劳动，两次遇险差点丧命。摘掉右派帽子后，到鄯善园艺场劳动，到喀什师范学校大专部当教师。文化大革命中，爱人看情势不对，把他调到喀什拖拉机修配厂小学。
……一次次申诉。1979年2月份恢复党籍，1981年8月调到新疆教育学院任教。
良马被人骑，善人被人欺。
书生无用，在某种场合、环境或面对生活时，这句话概括的完全真切。尽管彭志宪站到了大学古汉语的讲堂上，生活中和工作上他仍是那么柔弱，不善关系，处处遭人挤兑、冷落。刚到学院，学院给他了一间满地垃圾的破屋陋室；评教授，系主任不通知他；统计发表的论文篇目，随意删减；住新楼的条件都达到了，却没有他的份儿；住房的取暖有了问题，一次次反应，学院就是不给解决，某年冬天不得已他只有到南方租房过冬……
幸亏这一切，有了能为他撑起半边天的爱人朱晋秀。要不，不知“能为鱼玄机洗去千年不白之冤、能将鱼玄机《寄题炼师》中缺漏了一千多年的两字善补”的彭志宪，将更何以堪？
彭志宪关于鱼玄机的研究成果，确实功大力伟，可惜是影响的面太窄了。
彭志宪瘦弱的躯体之中有架铁骨，铁骨之中有副菩萨心肠。
右派摘帽后允许自主择业，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想到自己的外语水平，想找一个更合适的工作。一天，他来到彭志宪的住处，说：“老彭呀，借给我点钱可以吧？”彭志宪说：“你要多少？”他说：“40元。”彭说：“行吧！”彭给他拿了40元钱，郁飞接钱后递给他两函书，说：“这两函书留给你看吧！”彭志宪并没问“你要到哪里去”，只是接过书看了看，是两函十二种的手抄石印本《清代笔记丛刊》，说：“好吧！”彭志宪想“你回来后，我再把书还给你！”
高岭找了一个对象要结婚了，可是手头的钱还不宽裕，他找到彭志宪。说：“老彭啊，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啊？我要结婚了，以后还你！”彭志宪说：“好，你要多少？”高说：“四百！”彭志宪就从存款里取了四百给他。彭志宪打成右派后，工资从18级降到了22级。22级的工资是70多元，一般的人都是40来元。再者彭志宪还是单身，祖父母先后辞世，孤身万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也没有喝酒、抽烟的习惯，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在远离乌鲁木齐百十来公里的甘河子大戈壁滩上，又能去哪里买书呢？
郁飞戴上手铐关进看守所，法院以“图谋叛国”罪判他15年徒刑，送进北京监狱。这时，他老婆牟翠真带着两个孩子在西安广播电台工作，生活困难的很。张仲智准备到口里去一趟，想让大家凑点钱帮帮她。
张仲智找到彭志宪，说：“郁飞现在被抓起来了，在服刑，他老婆在西安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的很，连吃都吃不饱，我们是不是帮帮她啊！”
彭志宪听后一阵愕然。他只知道郁飞走了，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更不知道判刑的事儿，就说：“好嘛！”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身上的一百多元钱全部掏出来，递给了张仲智。一百多元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时在三年灾害中，他差一点饿死。虽然身上有几个钱，但有钱能到哪里买上吃的东西呢？他想能帮就帮帮吧。
骨梗而倔的人最为善良。这在王百谷、罗绍文和彭志宪的身上体现的最为真切。
彭老的爱人朱晋秀，真诚善良、聪慧泼辣、直言快语。见了我总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心性相通，也许是她开过铣床、铇床，而我开过十几年车床同行的缘故。
每次到彭老家，夫妇二人总要端这拿那，弄得我不好意思。告辞时，他总要留饭。婉拒后，他或说那你吃桃子。我只好拿起吃了一个。欲走，他说不行，你再吃一个。无奈我只好再吃一个。一次打电话，彭老专门对我说：“以后到我这儿，你不要客气，一顿面条还是管得起的！”我总是想，“无礼”叨扰他们就够麻烦了，哪能再吃饭呢？一次次坚辞，彭老很不过意，某次也就从命，了了他的这个心愿。彭老夫人特意为我做了手工面，炒了几个菜，一个带鱼，辣子炒鸡蛋，炒豆角等四五个菜。
饭毕起身告辞，彭老一如以往，拉着我的手送到门外楼梯口，握手后双手合十，低头颔首，目送我下楼……
王洪甲
王洪甲住在新疆日报社的高层家属楼。住房面积一百多平米，客厅宽敞，中间沙发、茶几，一边墙有书架、书柜，书架中有不少中国的典藉，《史记》，《明史》、《全唐诗》。他个子不高，微胖，小腹突出，显得有点累赘。
王洪甲，1927年中秋节生于湖南醴陵。1949年8月参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大湖南分校学习，50年元月调武汉总校学习，8月毕业，分配到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工作。1954年10月调新疆军区“新疆解放军”报社工作。1955年5月，转业到新疆日报社。
爱人孙庆梅，1934年生于湖南长沙，51年从长沙参军到新疆。开始在军区电影队，后转业到电影公司。
孙庆梅在军区电影队时，王洪甲就见过她，但没有交往。她转业到电影公司派往伊犁电影站时，王洪甲在伊犁记者站，两人相遇，他乡故知，也就熟识起来。关系确定后，孙庆梅给单位写报告调回乌鲁木齐。57年3月9号两人结婚。结婚后不久，反右运动就开始了。
王洪甲到新疆日报社时，副总编朗可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朗可回来后，专门找王洪甲谈话，说我见到了你的老上级莫耶，她说你在那里工作得很不错，到这里来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党。并说我可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王说我的入党介绍人组织已经安排了，就不劳你了。
有次开会，王洪甲叫朗副总编，大家都笑，说：“朗可是他的笔名，他的名字叫王充！”“王充”，王洪甲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他在西北军区报社当记者时，报社的领导讲，晋绥日报的记者王充来采访，一发生情况，他就跑掉了。大家都说他是胆小鬼，看不起他。
王洪甲爱看理论书，通读了斯大林全集，上中学时就爱好古典诗词。书读的多了，就能发现别人说话的病误，所以他的话有时机智，有时诙谐，话到听者的耳中就成了刺心的辛辣。“反右”初期鸣放时，大家给朗可提意见，王洪甲插话说：“朗可有才子的脾气，但没有才子的才气。”因为朗可到团支部讲话，常常引经据典，把卡片装到口袋里，正式讲话了，他还一边讲，一边从口袋里翻找卡片。有时大家都等的很着急了，他还找不着卡片。
富文传达中央领导报告，说干部不能带家属自古如此。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就是讲的这！王洪甲说这首诗引的不确切，不如王昌龄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确切。肖渡说你不能那样讲，这是毛主席的讲话！王说毛主席讲的也要独立思考啊！其实这个报告是刘少奇做的。
……王洪甲说了不少类似这样的话，所以“反右”中就成了一个目标。
“反右”中，孙庆梅是电影公司“反右”五人领导小组之一。报社反右小组成员朱琦到电影公司调查，朱是个近视眼，从外面进到办公室，高度近视镜上起雾，他把介绍信往桌子上一放，就取下眼镜擦拭。办公室值班的正是孙庆梅，她一眼就看到了介绍信的内容。朱擦完镜子才看清，一怔：“这不是王洪甲的老婆吗？”他就把介绍信拿起来说，我要找你们的支部书记。孙庆梅就把朱琦带到支部书记那里去了。
孙庆梅回来对王洪甲讲：“你要打成右派了，你们单位到我们那里调查你的情况了！”王说：“你要小心了，你以后的情况不妙了，最坏的情况就是你成了‘右属’”！孙庆梅问：“什么是‘右属’？”王说：“就是右派家属，就是内控对象！”孙庆梅不知道“什么是内控对象”，问：“什么叫内控对像？”王说：“就是你只有好好干活的份儿，没有提拔的份儿，好处都是人家的！”接着王又郑重地对她说：“你现在前途远大，我们虽然结了婚，你现在还是自由的。你要是‘那个’，想划清界限了，我没有意见！”他说的“那个”,就是指的离婚。
孙庆梅没有“那个”的心。对两个人的婚姻，她基本上没有动摇，但精神上有无形的压力，有时也有烦恼。
几个朋友常到王洪甲家来。来了，孙庆梅一如既往总要下厨炒几个菜，让几个朋友在一起喝点酒。
反右中，首先向王洪甲发难的是颜金声，他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红甲乎？黑甲乎？》。颜金声是一个积极分子，比王洪甲年轻一点。大字报中说王洪甲到底是红的吗，还是黑的？他自认为是革命者，你看他最近怎么样，他对毛主席的话也要思考思考……
颜金声是受领导安排写的大字报。
高岭是报社出席全国群英会的代表，记者工作会上曾受到表扬。王洪甲和他共事四个月，丝毫没有发觉他作风品质上有与模范不相称的地方，对他怀有理所当然的好感。当发现有人把他当“右派”批判时，九年来党的教育、革命部队生活的陶冶、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都促使王洪甲不能缄默。那个时候的政治空气也使他无所顾忌。
自己不是问题的问题和替别人说话，得罪了朗可……
1957年12月份，王洪甲戴上了右派帽子，是右派中的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藉，下放监督劳动，每月给发20元的生活费。
先到达坂城五星农业社劳动、后到小黄山煤矿挖煤。在农村劳动时，生活比较苦，妻子孙庆梅给他买了很多罐头，是那种椰子罐头。食堂里做的饭没有菜，浇上罐头就可以吃了。她一买都是几十桶，王洪甲吃了几十桶、差不多近百桶的椰子罐头。孙庆梅一次评了奖，到北京去领奖。在北京，别人都买衣服，而她给王洪甲买了一套《资治通鉴》。
王洪甲很感动。
王洪甲到小黄山煤矿挖煤，矿长杨来原来是新疆日报社行政管理处的处长，他到乌鲁木齐开会时问了一下钟英。钟英也是日报社的一个支部委员，说：“王洪甲没有什么！”杨来说：“没有什么，怎么就给他定成右派了？”后来，钟英也被朗可整到地方志去了。杨来回到煤矿，就把王洪甲从挖煤组调到供应科当采购。
王洪甲去采购时，首先告白说：“我是新疆日报社的右派，领导要我来采购木头。我的工作希望你们监督，也希望你们支持！”几句实话，拉近了距离。他不论到哪儿采购都能得到支持。在煤矿挖煤的右派撤到天龙钢铁厂搞基建时，他被煤矿多留了一年。后到天龙钢铁厂蔬菜队，到焦炭厂当采购。
当采购的空闲时间，王洪甲看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算是补了一点课。
后来对下放右派有个政策，说右派也是人，不能让夫妻长期分居，要解决夫妻分居的问题。实际上是清理城市的道路，让右派的妻子也到下边的单位。天龙钢铁厂派人到电影公司调孙庆梅，电影公司不放，说她是电影公司的业务骨干。他们说要解决他们夫妻分居的问题。电影公司的人说，不行，把王洪甲调回来，我们安排！天龙钢铁厂考虑了一下，也就放了。
电影公司把王洪甲调到乌鲁木齐，联系了不少学校，但没有一个学校敢要右派的。无奈，电影公司把他联系到小地窝铺农场办公室。小地窝铺农场在乌鲁木齐郊区河南庄子和飞机场之间，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他既是办公室主任又是办公室干事。农场行政属乌鲁木齐市民政局，自治区民政厅负责经费。农场1964年成立，一万多亩地，300来人。300来人都是盲流或流浪的无业人员，大都是六十年代初饥荒从口里逃出来的，啥人都有。有小偷小摸的，有以卖血为生的，有卖淫的。右派只有王洪甲一个。
王洪甲和李成赐、刘志远住一个房子。李是人民大学政法系毕业，没有分配到合适单位而到农场去的。他主管组织教育；刘志远香港人，是广东农学院毕业来参加边疆建设的。三个人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中，全农场揪出73个牛鬼蛇神，但王洪甲没有受到冲击。李成赐和当时全国法院的院长是同学，后来他就到深圳当律师了。
1938年10月8日，日军侵略军轰炸醴陵县阳三石火车站，王洪甲同班两个同学的父母被炸死，正在诗道发蒙的他从此立下从军报国的誓愿，一心专注武事和与军事有关的知识，对诗文翰墨，心存鄙薄。直到1946年秋，他看到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时，才被词中睥睨千古囊括九州的气势及其雄浑的风韵所震撼，第一次认识到一首词也能具有如此巨大的认识、鼓舞、激励作用，从而开始奠定了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学习诗词。
1957年罹祸，他不得已借诗词聊为渲泄，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诗哉？予不得已也。”
诗词有固定的格式、韵律易于记诵，默志于心而不用着痕于纸，然而，时间长了，写得多了，光靠记忆深感吃力，于是他就采取藏头露尾、半隐半现的办法，留些文字符号，或在公开发行、传播的报纸（多系文革小报）上圈圈点点，辅以旁注眉书，秘藏诗词的内容。一是将这类藏稿与旧报纸堆放在自建的小杂屋里，二是将藏头露尾的文字符号，陆续记在零零碎碎的纸片上暗藏于砌鸡窝时预留的土匣中。前者称为“报缝藏稿”，后者称为“鸡窝藏稿”。前者与小屋不幸毁于一场多少年不遇的一场连霪雨中，后者得以幸存，与之续写的集成了一本《丹炉诗稿》。
彭志宪读过《丹炉诗稿》后赞赏他“颂怨并陈，无所忌讳的史笔精神”，罗绍文读他的《丹炉诗稿》诗，“言随心碎，字与泪俱。”评他“为人肝胆外露，从不阿世取宠，得人称道，亦为人所嫉恨。”《丹炉诗稿》的价值在于在那个“禁鸣”时代举国上下山呼万岁之时，“七字诗成六字藏，鼠偷捉笔倍辛酸。”的异声别音。
毛的《七律•冬云》写于1962年的12月26日，那天正是毛的生日，毛的诗是从国际上说的，而王和毛泽东《七律•冬云》的诗则着眼于国内：“大地冰封鸟绝飞，人间冻馁笑谈稀。薯粮超购炊烟断，骨肉流离风雪吹。度日恨难师龃鼠，藏冬无计学眠罴。神州饿毙盈千万，喜灭苍蝇性亦奇。”
他步毛泽东《沁园春•雪》韵的《咏雪》也颇富气势：“锦绣中华，千古文明，雨打风飘。看九州七亿，扬扬沸沸，人流车涌，滚滚滔滔，经济潇条，民生凋敝，假话牛皮吹更高。姿权欲，任锤镰锈蚀，尽失妖娆。// 行宫处处藏娇，有粉黛巡程任贴腰，更深堂召将，阴谋策划；绣纬重掩，戏调风骚。忌恼忠良，猜疑勤敏，宠任奸邪纵鹫雕。红旗下，竟黄袍护体，复辟王朝。”
王洪甲爱观察思考，又有中上层朋友，所以他知道的隐秘事儿多些，这些都成了他诗词的内容。至于“行宫藏娇”，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传言了。
观京剧《杜鹃山》，当柯湘临刑痛斥毒蛇胆时，相邻的市干校一公安干部私下对王说：国民党就是熊，我们行刑时，对不老实伏法的完全有办法制服，一是用推拿术将其下腭端下来；二是用一根细钢丝将其舌根捆紧，使其不能发声。王洪甲听到这些后毛骨悚然，晚上难以入眠，写了“七绝二首”，其一是：“下腭推拿骨脱颅，钢丝狠绞舌根箍。楚州若有封喉术，怎教冤娥法场呼。”
王洪甲说话辛辣，言词无忌。在西郊农场开会闲聊时，有人谈到现在怎么得了，总场所属工厂、农场大多亏损。王戏说：“了不起呀！我们创造了完成世界革命的经验！”众愕然。他又说：“把我们的经验向全球推广，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将破产成为无产者，世界革命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丹炉诗稿》中的有些简注也很有史料价值，“大跃进期间，农村普遍推行‘四化’，即赤膊化、花脸化、军事化、车子化（或水利化，田园化）。亲历者说，隆冬腊月打着赤膊，就必须拼命干才不致被刺骨的寒风刮僵，人们花脸化以后失去了本来面目，干部用扁担、荆条、皮鞭督责，就无需顾虑情面，子弟鞭打父兄叔伯的事屡有发生。”“因从山区拉运矿石和烧矿石的木料，毛驴倒毙近百分之八十。” “据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一位委员，同时也是自治区政协委员谈到，政协委员之间议论自治区有关干部赴京开会带的礼品，五、六十年代是葡萄干、哈密瓜、香梨之类；七十年代升格为三毛（毛布、毛毯、毛线）；八十年代是指名索要黄货（黄金），对于各口主管分配钱物的部门，备礼均需双份。”
王洪甲发现毛主席说“要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从未说过要团结反对自己反对得正确的人。
《丹炉诗稿》68页中有一段小字，代表了王洪甲理性思考的深度，也可以看出他理性思维的缜密：
文革后期批儒崇法，崇的是先秦晚期韩非倡导始皇奉行的法。它与先秦早期的法家有区别。早期法家在保民富民上与儒家相同，区别是儒家重义轻利，而早期法家则主张大开自然资源（土地、山泽、物产）之利，并以明确清楚的法律条文以取代含意笼统的礼，使民更好地遵循。
韩非辑先秦各家尊君驭民厉行专制独裁主张之大成，其中包括其师荀子（儒家）的性恶说（仅此而已）。他与其师性恶说的区别是：荀子看到人性恶的一面，因而主张用教育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用礼义以规范人的行动。而韩非所倡之法与早期法家之法也有区别，早期法家虽没有为君主制订必尊之法，却从不否定君主须尊崇礼制，并与儒家同主富民。而韩非却赤裸裸的主张君主可以无法无天，出尔反尔，使臣民摸不着自己的脾性和行为习惯，行踪诡秘高深莫测，以保权位安全。韩非公开反对富民，认为民富则逸乐懒惰，逸乐懒惰就怕艰苦怕死，不能成为勤劳勇敢的耕战工具。
韩非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其实都是人治。其区别在于儒家提倡有德之君行仁义之政；而韩非则主张阴险狠毒之君施暴虐之政。韩非法家之学自秦亡以后就臭了，但对其后历代君主和那些以阿谀逢迎邀宠干禄的人，其臭是臭豆腐的臭。所以历代专制王朝都是行的外儒内法。挂儒家的招牌，销法家的私货。因为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与法家学说是躯壳与灵魂的关系。缺了这个灵魂，就活不畅快，活不潇洒。这是它臭而不灭，灭而还魂的内因。也是“千古仍行秦制度”，现代还有人热衷“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隐情。中国崇奉性恶说的法家与西欧崇奉性恶说的法家区别尤其巨大，西欧法家认为社会最危险、危害最大的是权力的恶，因而着重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王老和善，心底坦荡、豁亮，提及现实话题，也无所顾忌，也没欲言又止。他说：“我还准备写一点东西，不是诗，写对反右的反思。我要写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我们国家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专制……”
刘文渊
刘文渊，辛酉年腊月二十九生，公历1922年1月26日，湖南岳阳华容县人。家有80来亩地，靠地租生活，属开明地主。刘文渊曾劝父亲把地卖掉，在城里买上两套房子，父亲不听，后来他后愧了。当时“解放”代表着他家的“向往”，刘文渊盼着解放。大哥刘灼生，也叫刘圃，黄埔第八期毕业生，国军北平陆军第二师见习官。军中名刘乐村，又名乐林，曾被盛世才关押过九年。二哥刘洪，字洁生，读七年私塾，1938年赴延安参加共产党，后分到晋察冀平山地区做电台工作，1940年冬日寇扫荡时作战牺牲。
刘文渊曾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读书，1946年毕业后在华容编辑《华容青年报》，属华容三青团的机关报，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半年后因没经费而停办。又到湘西辰溪编青年报。青年报属国民党三青团。那时国民党分为元老派和少壮派，元老派比较腐败，想把三青团拉过去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三青团嫌元老派腐败，看着他们日微势衰不愿加入。46年11月份到武汉报考武汉大学，政审没有通过落榜。47年春天到兰州，报考了兰州大学的法律系，专科。1949年6月毕业。找到法院，在皋兰地方法院（也就是兰州地方法院）当书记官。嫌学历不高又转入经济系学习，两年算一年学籍，课余就兼法院的书记官，只兼了2个月，兰州城就快解放了。法院给他薪水和退职后的费用，当时行的是金元券，他不要，让给折合成黄金（半块金砖）。法院动员他去台湾，他不去。刘文渊认为国民党的政府太腐败了。那时还可以从广州那边走。兰州8月26日解放，刘文渊8月29日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工作。
1949年12月，调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宣传部长邓立群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不常去，只是挂个名。陶天白也在政策研究室。 1950年3月，刘文渊和刘镇海、李飞行、孟克强四人奉命筹建自治区党校。刚去时，刘文渊是政治干事。刘文渊毛笔字写得好，50年人民广场镇压反革命大会，会场上那个 “新疆省暨迪化市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的大横幅，就是他写的。
党校开始分三个队，孟克强是三队的指导员。孟克强是抗日大学的，比刘文渊小，人称红小鬼，文化不高。他擅写美术字，党校的牌子是他写的。其他的都是刘文渊写的。筹备小组还有刘时平。后来，刘文渊当党校教研室主任，写字，写文章。他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教研室的人应该是党员，1950年6月6日，刘文渊写了入党申请书，候补期是一年半。到转正期时，说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又延长了一个候补期。第二个候补期到时，要不就转正，要不就不批。研究的结果是又给延长了一个候补期，并批示道：现实表现很好，等历史问题查清后再入党，再入党时不需要候补期”。
刘文渊喜欢结交朋友，51年冬天从湖南来了一批湖南兵，有老乡到学校找他，他就做东。
55年肃反、批胡风，刘文渊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审查一年多，审查的问题原来都有过交待，也就不了了之。1955年秋，从北京调来新疆1000名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因为出身或历史或自身有一点小问题而被清洁出北京的。分到党校的有周文杰、曲方明等。
反右运动补课时，刘文渊被划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送炉园街看守所、昌吉西戈壁农场、六道湾公安厅煤矿劳动教养。
解除劳教后到乌鲁木齐砖厂，1970年7月份疏散城市人口，被下放到轮台的一个公社劳动，三年后又回到砖厂。1980年平反改正，到新疆师范大学工作。他谈起挖煤和砖厂脱土块那些年月的活时，哭了起来，说那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啊……
提到周文杰，他说他左的很，反右时整过他。他当时只是一个小组长。65年，他在砖厂，他老婆开了一个茶馆。一个星期天，刘文渊在茶馆里，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人也显得很精神利索。周文杰到茶馆里时，两个人碰面了。周看着他，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改造好了没有？”刘说“你不懂，你还幼稚！”文化大革命中，周文杰也被靠边站，下放到吉木萨尔农村。与周文杰同时从北京来的曲方明，因为和司徒雷登合影的照片被揭发出来，也成了被挨整的罪状。80年代，刘文渊平反，周文杰也极力不让他回党校工作，最后到了新疆师范大学。
刘文渊，低个，现在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但精神尚好。爱写诗词，每月工资五千来元，雇了一个保姆。保姆七十来岁，陕西西安人，把家收拾的干干净净，很有条理，提醒他吃药，把药放到他的手边。两个人相处很和谐。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是满足了，心里忧的是我们的国家，美国在周围对我们的国家实行包围，国内形势复杂，体制改革一点不见动静。他的诗词中对这些亦有反映。他的境界比一般的人要高，看得远。
他九十岁大寿时，写了四首《七律•九十抒怀》，并书法于纸，张挂室中。书法与诗都颇耐咀嚼，并吟诵给我听：
一叶南湖九秩航，名垂宇内史留芳。南征百越燃星火，北伐三秦捣太行。式反独裁摧腐朽，高谈民主尚贤良。晨鸡早盼东方亮，万众山呼红太阳。
开基礼乐奏黄钟，天下英雄入殻中。一代忠良沉孳海，万家血泪哭秋风。冤魂遍野悲谁诉，饿殍载途腹累空。馨竹难书三十载，至今依旧讳尊翁。
崩溃边沿室磬悬，卅年生聚抱金砖。论资早并俄巴印，排座叨陪美利坚。宇宙飞天常揭秘，蛟龙潜海已钩玄。思维若不钻牛角，统一和平转念间。
声明决不搞西方，民主只能走过场。基础已然非昔比，上层哪得不更张。除残征讨经年月，反独包围薄海洋。时势潮流如指掌，逆之何若导之昌。
他边吟边给我说。他说每首七律都是一篇文章，一篇大文章。之一是解放前期望新政权时的民心，之二是解放后三十年的惨景，之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境况，之四是中国现在四面楚歌危境的忧思。他说他要把这几篇文章写成，以六十年的党龄向党中央写信建言……
耄耋老人，忧心天地；日月可鉴，心有私乎？
朱旭
乌鲁木齐文化路122号文联家属院一单元501室，朱旭老先生家。
朱旭和夫人正在客厅坐着。朱旭，瘦高个，脊微弓、背稍驼，精神矍烁，头上戴着一顶回族小白帽。
“你是回族吗？”
“不是！”
他把夫人扶到另一间房子，返回坐下。说：“夫人比我的名气大多了，她出过几本专著。”
说着说着，他起身拿出了夫人的一摞荣誉证书，国务院享受特殊津贴证等，还拿出了《新疆日报》专门介绍他夫人的文章。他说夫人是研究服饰的，先后出版过《中国新疆吐鲁番民间图案纹饰艺术》、《中国新疆古代陶器纹饰艺术》、《中国新疆佛教图案纹饰艺术》和《维吾尔戏剧审美思考》等，其中尤以《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为著，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朱旭的夫人叫李肖冰，1933年生于南京，195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瘦小单薄的她申请到新疆，分配到新疆军区22兵团文工团。从部队转业后与丈夫分到自治区文联。反右运动中，丈夫被打成“右派”，两人离开了文联，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两人才又回到文联。她在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朱旭还拿出了他和王震的照片。王震的全家福中有他。
“我和王震家人一块出去，登记时，有秘书，有警卫，而给我写的是家中客人。我与王震解放初就认识。我也参与过《王震传》的撰写。写《王震传》，新疆参加的有四人，北京的有两人。六个人写了八年。那八年太舒服了，有时在北京，有时在新疆，偶尔也到其他地方。可惜不会喝酒，要会喝酒就好了！”
不会喝酒，朱旭似乎还有点遗憾。
朱旭，原名朱近之， 1930年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书香剑鸣的地主之家。朱旭出生时正逢蒋桂（蒋介石、李宗仁）大战的末期。1930年6月，两军在衡阳交火，母亲抱着他跑兵，子弹就在头顶上飞。1935年红军长征开始后，他家常驻国军。军队出操时窗台上挂着一排排只塞着棉花而没有盖子的手榴弹，他进屋拿着挂在窗台上的手榴弹，取出棉花而没有拉那根导火绳。兵们出操回来一见吓了一跳，按住他的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不然结局可想而知；八岁时，日本鬼子轰炸衡阳，家里遭到轰炸，炸死了三个佣工，家人重伤几个而他无恙。同年，他与童伴到池塘嬉水沉到塘中，被童伴拉了一把才没淹死。1944年，日寇犯衡。大战之后必有大疫，他得了伤寒转痢疾，家里死了两个人。殓他的棺材都做好了，然而他又活过来了。真是历经大难不死……
朱旭的个子适中。 他在湖南上高中时，加入民盟，处世不精也精。1947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他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上了一年，参加学生运动，国民党军警缉拿他，他往浙南游击区跑。他刚上汽车，军警也赶到了。军警无奈地看着启动了的汽车驶离。前后只差了一两分钟。
如果说朱旭此前的生命是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过来过去的话，那么他跑到浙南游击区参加人民军队之后的政治生命，却又是在生死两界间摇来荡去了。
参加人民军队后，在 “四野”军大学习。再后调入新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当创作员。张仲瀚在22兵团向军区要一个搞创作的人，朱旭被选中。张仲瀚想让朱旭给他当秘书，但朱旭不想当秘书，他想要搞文学创作，写出像托尔斯泰《复活》那样的作品。54年反高岗饶漱石时，22兵团政治部处以上的干部开会作风，整那些骄傲自大的人。高岗是看不起党中央、刘少奇，朱旭是看不起张仲瀚，于是他成了被整对象。
整了半个月，22兵团整编，把他踢了出去。
1954年8月，也就是整风会后，朱旭和22兵团文工团的刘肖冰结婚了。两个人的婚姻没被拆散，算是给朱旭受伤的心灵些许抚慰。
22兵团整编，把朱旭踢了出来。朱旭列举兵团文化部几桩严重违纪事实告到中央纪委，中央批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纪律查办，这下不得了。兵团纪委主任杨南桂亲自到石河子把朱旭夫妇接到乌鲁木齐。兵团没法安排，只好把他送回军区。军区和新疆分局（那时新疆叫新疆分局，自治区还没成立）商量后，认为朱旭这个人不好惹，让他到省政府人事局帮忙，负责起草上报国务院的一些文稿。
开始反胡风时，赵守攻时任宣传部长，有些文稿还是朱旭起草的。到了反胡风的第二阶段，兵团向分局反映，说朱旭是和胡风一样的人，骄傲自大，看不起人，看不起领导，想成名成家，是新疆的胡风。
1955年9月24日，经新疆分局同意生产建设兵团把朱旭抓了起来，关在东门外兵团高干招待所审查。高干招待所就是后来自治区高级法院的那个地方。还好，没有戴脚镣手铐，没受刑讯逼供。下边受朱旭和丁朗牵连的所谓胡风分子就惨了，有些戴脚镣手拷，有的被刑讯逼供。朱旭被关了七个月。他是胡风案受牵连的3000个人之一，但不是胡风集团案36分子之一。
1956年4月份，国际形势骤变，苏联召开了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中国的反胡风运动收场。朱旭又恢复了工作，回到新成立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帮忙。
宣传部长富文让他到文联创办《天山》杂志。1957年反右，《天山》又成了一个暴风眼。
整风鸣放阶段，朱旭曾写过一篇《思想解放的前前后后》的文章，还写过不少杂文，提倡不要公式化、不要概念化、不要教条主义、不要说套话。毛主席曾看到了朱旭的文章并说，新疆也有那么一个青年，要解放思想的那个小青年，批判是要批判的，但还是要保护。
新疆文学界反右运动会上，朱旭像马三立说相声一样地辩驳，一说就是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朱旭不推脱责任、不诿过于人，而是大包大揽，把《天山》杂志社的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我，是我，还是我！”从而解脱了许克成和其他几个编辑。在谈到他和丁朗是反党集团时，大家问他集团里还有谁？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集团，我也不知道集团里都有谁？你们自己如果谁是，你们报名好啦！小会上发言的人少，批判不起来，文联就吸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作协会员召开大会。最后朱旭说：“我的行李已经打好了，儿子一岁多快两岁了，我已经送回口里老家了，我老婆也做好了准备，让到哪里就到那里！”
批判朱旭批了两个来星期，反右小组写的材料，不论写的什么，他都签字。反右领导小组还出了一本《朱旭言论集》，供大家批判用。
文联在“天山”杂志上的一则“简讯”说朱旭“对大家的揭发和批判采取了蛮横和抗拒的态度，曾激起大家的公愤。”
朱旭打成右派后，找到曾涤，把他转业到南京（他的人事组织关系还在军区）。右派摘帽时，他又回到新疆。文化大革命把他抓起来准备批斗时，他又砸破玻璃跑回南京，端着香烟盒子卖起了香烟……
他说这些时，异常的兴奋，连说带比划，有时还一边示范，有时让你惊心，有时让人蹙眉，有时又让你哈哈大笑。而他自己在说着这些时，也声情并茂，有声有色，有时边说边笑，有时的话就是笑着说出来的。他像马三立在说单口相声，但比马三立又生动有致，有时他在你对面坐着，有时就顺势躺在沙发上，身体弯曲，头枕沙发扶手，两腿曲起，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双手抱头和你说话。不禁使人想到“自然、潇洒、自得”几个词。他像个心地坦荡的老顽童。
我没问他在军区文工团是不是也演过节目或者话剧？但从他和我短短的谈话接触中，我知道他是那种生性活泼、心直口快、坦荡机灵、敢说敢言又心底无我的人。1956年一次调级，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说你看看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生活有多苦；80年调级投票时，他没有给自己投票，他正好差一票。领导一查，知道他没有投自己的票，上边的领导就专门给他一个右派改正调级名额。
在谈到与自己相处、相熟、相知的人时，也是一是一、二是二，直言无忌，有啥说啥，口无遮拦。说丁朗的脑袋瓜灵的很，运动来了就不行了。他不发脾气，但每个运动也都没有跑掉。他是那种遇事就缩头，事过就得意的人。50年冬天，青年团整他，说他骄傲自大，搞了一个冬天。整他的时候他就哭。运动来了就开脱自己，谁谁啥、谁谁啥。五七年反右，他也害了许克成，说许克成说了啥说了啥。
丁朗写的书《复活者笔记》，送给他一本，他不看。他说：“他写的书，我没看。他写了一本关于“研究红楼梦”的书，罗绍文要看。罗绍文说我要看他的书，不是看他写的啥，而是想从书中看看丁朗到底是个啥人？运动中，罗绍文也能顶得住，他是爱辩服理的人。
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肖廉厉害是厉害，平时爱说爱调皮，但运动来了也不行，是个混混右派。肖廉的丈夫叫刘家琪，满族，所有运动中表现最坏的人。他们一块来的四个人中，许克成最好。许是带队的，我救了他，不然他也要划成右派的。丁朗和肖廉是同学。刘家琪整人。许克成最讨厌他了，说他踩着别人往上上。文化大革命时，他是某某红旗的，搞过武斗……
“刘肖无是整人的老手，原来在六军文工团当团长，齐鸣就是被他从文联整下去的。齐鸣被整下去后，他到了文联。反右时，刘肖无是专门整我的。刘肖无出点子，宣传部整我。《天山》编辑部改组后，原来的人都调走了，刘肖无又组织了一帮子人，权宽浮、季麦林等。1958年到1966年，刘肖无是文联的党组书记，一人独抓了。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刘肖无也倒霉了，大字报和报刊上把他写的比我还坏。1958年4月以前的《天山》，我是一本账，这历史都在我的脑子里呐。以后我啥也不知道了。
“湖南人的脾气犟，人称湖南骡子。我的脾气和原子弹一样。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就吃了我的脾气的亏！运动来了是和他们辩，有时候也承认，大包大揽！极左报上说我是毒蛇，我就是毒蛇，我放的‘毒’最多，我的蛇毒如药能治极左疠痈！”
最后，他把自己的一生作了概括：
“哎，想到这些，真是坎坷可叹，诙谐可笑，疯痴可宥，坦荡可了！”
……人有十二属相，人的生性在动物界也有相对应的脾性，有的人机敏像猴子，有的人倔犟若牛，有的人活泼如兔儿，有的人威猛如虎，有的人三棒槌打不出一个屁蠢懒似猪，朱旭像什么呢？像机警欲逃的小老鼠吧，但比老鼠大器，像活泼可爱的兔儿吧，但又比兔儿更美丽，想来想去都不合适，我想到了松鼠，机警、敏锐、时刻准备着、跳动着逃离，身后竖起的蓬松而又美丽的尾羽，如他的一面旗帜一样招人喜爱。
田秀峰
罗（绍文）老多次提到清华神童田秀峰。
我要去拜访他时，才知罗老和他也未谋面，只是接到过他的电话，既没有联系地址，也没有电话，只知是石油学院的教授。
我找到80年代调到石油学院工作的同事鲁丽真。她领我到了田教授家。多次拜访后，才知道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曲折人生经历。
田秀峰，1933年12月出生在河北唐山，祖籍天津。祖父和父亲及两个舅舅都是铁路工人，父亲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幼时家里很穷，营养不良，胳臂三年折过两次。上小学时，每个星期天去做短工。十一二岁时在铁路机务段当学徒童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上了开滦煤矿一中。老师和同学都视他为神童。他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理化，绝对的第一名，读书过目能诵。无钱买书，早读课同学们读书，他听上两遍就会背了。他身体瘦弱，但爱抱打不平，仗义执言，从无畏惧。他的行为准则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1949年，高二的他越级参加高考，同时被北京大学地质系、清华大学水利系和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录取。他在清华也出类拔萃，依然是恃才自傲、散漫、天真、率意，像永远长不大的一个顽童。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屈原、文天祥，也喜欢干实事。大学毕业时，立志献身边疆，效仿班超、张骞、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大无畏精神，主动要求到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工作，想为祖国找出更多的石油。
1953年他分配到新疆喀什中苏石油公司喀什钻井处。后到独山子，又到石油地调处。他工作任劳任怨，工作业绩突出，深受群众和领导以及苏联专家的好感、信任。地调处党委和苏方专家组决定晋升他为地调处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科科长。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出现却使他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此时正值肃反高潮，某次会上一个美丽大方的姑娘被人批评追查，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但会后知道这位姑娘生活不检点，声名狼藉，他就有意地回避她，而她却穷追不舍，百般献媚……
最后，他的心理防线被她的悔恨之泪和甜言蜜语击溃了。他想了好多，他想到了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在《黛丝》中的话：“一个女人如果有了过失，但是这个女人并不妨碍作为你终身的妻子，你为啥斤斤计较她的过去呢？”他按照哈代的这种逻辑原谅了她，容忍了她。
他对她的接纳，激怒了“一些人”。“一些人”把对她的气迁怒于他。
晋升泡汤，1957年反右，又被打成极右，送公安部门劳动教养。
从此，他坠入了地狱。炉园街看守所、库尔勒草湖劳教农场、第三监狱、福海劳改农场，他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反抗磨难、以反抗来自卫、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来保护自己，有时也会顺从大势取悦领导。劳教解除后回到家，他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安稳稳的日子，可遭到了“那个女人”的背叛和抛弃，善良又一次遭到了愚弄。他心灰意冷，想到北大荒。在到北大荒路过家乡探望母亲时，被母亲死死地留住了。教书、打井队打井，他想当一个煤矿工人也被拒绝了。荒唐的年代又被牵连进了唐山看守所、南堡监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申诉、平反。1979年11月底，重新回到新疆地质石油局工作。
然而，22年的大好青春年华就消磨在了看守所、劳教农场、逃跑路上、监狱的非人的生活磨难中……
谁之罪？谁之过？
自然，恃才自傲不能不说是他人生路上的一个性格缺失，但如果是在另一个宽松的平和的政治环境中呢？不把对“那个女人”的气迁怒于他呢？他不被打成右派呢？
……当然，这都是假设。
但，即便是在他磨难的人生路上，他善良、无畏、正义的人性之光也依然处处闪亮。
落难中，他在乌鲁木齐西公园后门碰见马文辉。马文辉穿着一件大衣，说：“老田，你要不要大衣？我穿这大衣给你！”他说：“不要！”马又说：“你要钱不要钱？”他说：“不要钱！”其实他当时真需要钱，连路费都没有，但他想不能要他的钱，他也真想给朋友周行要上一点钱，但是他没有开口。
一个朋友把他“咬”到了唐山工宣队，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有问题，也让他两个姐姐停职反省。他的两个姐姐都很柔弱，他怕把两个姐姐折腾成神经病，就坦白了自己的所谓“罪行”。
监狱里的反革命队，大部分都是冤枉的，申诉平反成风时他就忙起来。别人让他代写起诉书，人家边说他边写，说完了他代写的起诉书也写好了。一个人说：“你也给我写一个吧？”他说：“你的我不写。”“为啥？”“你这个人一没有骨气，二你这个人不仗义，所以我不能给你这样的人写！别看我一天嘻嘻哈哈，但我的心里有是非标准，有为人原则，不与权势者沆瀣一气，看不上那些欺弱凌小的人，而且专爱抱打不平。”
平反后，他当了几年翻译。又到地调处中学当校长。因为他不收红包，导致和个别人的关系紧张，之后他就辞去校长的职务到石油学院教书。在石油学院工作期间，每年他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八五年被评为市级劳模和模范党员，以后又两次被评为市级优秀知识分子。1985年，学院党委书记公开说，“田秀峰要不入党，就没有合格的共产党党员了”。他脑子一热，成了共产党员。
新大教授夏松年，浙江萧山人，是解放前上海复旦大学的哲学研究生。在他遭到灭顶之灾时，妻子和他离婚。他平反后，妻子又和他复婚。他去世后，田秀峰和十几个同在福海农场待过的难友在火车西站给他选了块墓地，立了碑，田秀峰拟了碑文。下葬时，他妻子抱着夏的骨灰盒，眼里既没有眼泪脸上也没有悲慽，嘴里只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夏松年啊，夏松年，我跟着你没有沾你一点光……”
在谈到过去的往事时，他仍是出口成章，追悔慷慨：
……和“那个女人”的结合，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也可以说是我的堕落和犯罪，我丧失做人的准则和我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亏对于先人和家庭，我亏对于社会和国家，实属罪不容诛。如今罪恶已成历史，一切永远无法挽回。不论如何，我始终是爱国的，一腔热血献身边疆，只是因为太年轻太纯真太善良，受到了生活的嘲弄和欺骗。
诗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菲菲，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余今年八十有三，耄耋之年，年迈苍苍，归西之日，迫在眉睫，在余之思维还尚属清晰之际，特嘱告白纪事于文，以求警示后人。
董破晓
董（破晓）老我是从新疆经济报于兮的文章中知道他的，与他同在福海农场待过的田秀峰也谈到过他。
2012年2月13日，我到新疆大学家属区，问了两三个人就找到了董老的家。
开门的是照顾他的保姆。保姆姓魏，河南武钢人。
董老坐在沙发上，靠着沙发后背，身板直直的。虽清正儒雅，头脑清醒，但老体瘦弱，说话有气无力、上气不接下气，有些事儿也都忘记了。我送上拙著《溅离杯子的一滴水》，保姆翻看着，说“啊，你也是巩县的，你和他还是老乡啊！”
话题就从老家说起。
他是巩县老城南关的，也就是站街南边靠陇海铁路的地方。他出生在通许，文化大革命中在站街的大井沟劳动了二十年，平反后才回到新大。
从他的话中知道他上过延安的抗大，与党史研究者何方曾经是同学，在山东《大众日报》当过编辑，在山东出版社当过编辑，后调到新疆大学，57年打成右派，到福海农场劳教。
说到福海农场，我问刘士超（刘的儿子和我同事，又是邻居。）认识不？他说刘士超是他的救命恩人，让他到食堂做饭，才躲过了饿死、冻死的灾厄。反右中新大打成右派的有六七个人，说起具体的人名时，他想不起来了。
董老生活简朴，室内简陋，沙发的靠背上放着不少书，既有《随笔》、《书屋》、《炎黄春秋》等现代杂志，也有《辞源》、《李氏中文字典》等传统书籍。他卧室有个小书架，书不多，有些书已经送人，只有一套十几册的《中华汉语大辞典》。客厅门边左侧的墙上挂着一幅不大的一个条幅，上边是大篆写着的“自由”两个字，旁边的一行小字是：“人有多大的自由，就有多大的创造力。”落款是：“破晓先生嘱书，王堡”。
条幅没有装裱，白纸黑字上有一层旧尘。
董老1910年10月15日出生，属狗，已经快满102岁了。
看他气力不支，我起身告辞。他一再说让我常去，并说让把我看到的好书拿去与他交流。
回来的当晚，我上网搜索董破晓、何方、张弛几个名字，希望在我的心中留下董老的一个影子。
在“董破晓”的词条下，有一个简介：
董破晓（1910－） 河南巩县人。1938年在安吴青训班学习，1939年春去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被分配到延安市政府工作。1943年到延安大学俄文系学习。1946年到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1950年在《大众日报》社工作，1953年在山东工学院任教。1955年调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任教。1942年在延安向庄栋学习世界语，任过延安世界语协会联络部主任。20世纪八十年代参加新疆世运，曾任新疆大学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在邢小群写的与何方的“访谈”中，何方有这样的一段回忆：
陈唯实也常来我的窑洞里坐坐，一次看到我在墙壁上贴了一张毛主席的题词，他认为很宝贵，干脆坐下来抄了去。
提起这段题词，倒有一段故事。我1939年在政治队学习的时候，有位名叫董行的同学，年龄比我大十多岁，穿着皮夹克和皮鞋，留着山羊胡，显得与众不同。他到南门外的新市场买了一丈多白洋布，亲自送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地，留下一封请求题字的信。过了一阵，毛主席派人送了回来，他就得意地展开让同学们看。我觉得很好，赶紧抄了下来。上面写道，“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的（地）片面的（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的(地)全面的（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陈唯实是哲学家，所以对这个题词特感兴趣。我也因为在墙上贴了一阵，就一直默记到现在。六十多年来，我还没在别处看到过，为了“立此存照”和多方求证，2003年，我在一篇刊登于《炎黄春秋》6月号上的《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的文章中公布了这个题词。说来也真巧，过了不到两个月，《炎黄春秋》杂志社就转来这位同学的信，说我提到的就是他，并谈了请求题词的经过和他本人后来的悲惨遭遇。由于他经历稍为复杂和表现稍为特殊，在延安一直没能入党，抗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做文化教员。在1942年普遍整风开始不久的抢救运动中，他被抓起来关进保安处，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送到山东做教育工作，改名董破晓。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他的份，还变成了右派，被送往新疆，现在已九十四五岁，离休在家，仍然是位非党民主人士。
张弛在他的《反抗遗忘》中说：
我的中学老师董破晓是一位“右派”。我认为，他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大学教授。为什么从新疆大学来到我们这个遥远的边城——霍城一中的，我不知道。因为“文革”的原因，就在电影院看门。我因为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就跟他“进修”大学语文。有一次，他要离开霍城到伊宁市的什么地方“集训”，我为他“饯行”，请他上饭馆吃饭。他看到有一桌别人吃剩下的饭菜，便低声地说：“你们吃好了？让给我们吃行吗。”我不好意思吃这个，就意意思思地站着不动……
后来，董老师从新疆回到河南巩县老家，他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到河南巩县去看望他。当日，半夜里，大队干部立刻把我抓起来审问，我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和大右派“地下联络”……
从董老家回来的第四天，我接到小魏打来的电话，说董老希望我再去看他。
由家到新大，一北一南，来回三个小时。次日，早饭后即往。
董老一如前几天一样，身体没啥变化，打电话只是因为寂寞。他有一句没一句的给我谈了一会儿，精神就又不支了。于是扶他去休息。
在和小魏的闲谈和于兮的文章中知道，董老一生酷爱学习，酷爱阅读，酷爱研究汉字。 喜静，喜思考，喜欢读书。鲁迅、郁达夫、俞平伯、余秋雨、韩寒、郭敬明……无论是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还是当代的作家，谁的书都读。他说不管读什么书，“都有益处，都有精华，都可以滋养我。”“一天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万万少不得文化滋养，否则思想真是要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了。” 他一生都不在意物质需求，极重精神补给。即便是在福海农场劳教、生命饥馁垂危时，还向田秀峰借《唐诗三百首》。一两年前，于兮采访他时，正碰上他在聆听保姆朗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小魏说给他诵读已经有半年多了。由于视觉功能有所下降，读书看报这些增长知识、了解信息的人生嗜好，均由保姆代替，平均每天至少要读够三个小时以上，老人才允许停止。而在此前的数十年间，老人从未间断过阅读。他的性格梗直、率意直言。年轻时风流倜傥，爱运动，还好倒退走，跳交谊舞。所以，他找保姆要年轻的、精干的、会跳舞的、还要有文化能给他读书读报的。但他对人仁慈善良，不吝啬，常常接济别人。张弛说春节要从北京坐飞机回来看他，他就要给他寄路费。
董老有四个子女，山东两个，新疆两个。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一直在运动中被劳教和监督劳动。所以，子女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他过多的关爱，现在他们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内。因工作忙，倒是少有时间来探望。子女做点好吃的送来，坐一会儿就走了，父子之间并没有多少话。对此，董老从无埋怨。相反十分豁达：“找时间来看我，那是孝道，是情分；不来看，我也不生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轨道，不能因亲属关系就破坏了各自的轨道。”
董老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穷尽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汉字形声化字谱草稿》，不能整理成章。离休这几十年里，他不断聘请有文化的保姆，希冀对方能辅助自己完成这份研究，可都由于种种原因未竟。
他希望把自己的心血贡献给社会。
2012年7月13日凌晨，董老仙逝于家中。停放三天，火葬。生前嘱咐不通知任何亲朋好友，所以他家门口没有一个花圈，没有前去祭奠者，没有悼唁，包括与他咫尺之间的新疆大学的老干处也没有去，也没有给他送一只花圈。
我是7月18号给小魏打电话时得知这一消息的。
一切都成了遗憾：遗憾没有为他送行，遗憾没有再去看望他，遗憾与他相识的晚了，遗憾他坎坷磨难的人生活化石被他悄然地带走了……
齐鸣
采访丁朗，他谈到齐鸣的一段小故事。
军区“反右”非党人士文艺座谈会上，丁朗谈到“宗派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就是排外主义，自以为是，唯我独尊”时，举了宗派主义在军队的表现，说了二军里边有反六军的情绪、军区文工团里有看不起六军文工团的倾向，“在领导宗派思想的方式下，上行下效，对一些同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他并以丁辛和齐鸣为例。
从丁朗的嘴里，又一次听到齐鸣的名字。
齐鸣受到了什么伤害？是什么伤害他的？“极大”，“极大”到了什么程度？
一连串的问号，使我走近了齐鸣老先生。
齐鸣住在老满城干休所。房子老旧，一百六十多平米。他的书房三面有四五个书架，书架上摆的满满的，既有老旧的书，也有现时比较有份量的书，如《顾准文集》、《顾准日记》、《白鹿原》等。
齐鸣，1924年4月出生于河南内乡（现属西峡），家境清寒，错划成富农。1938年投奔延参加革命。1940年到鲁迅文艺学院学习，与贺敬之，李季等都是同学。之后在延安办《部队生活报》、《参考消息》、《新闻简报》。王震在酒泉组织二六军一兵团进军新疆时，他从一野战军调到一兵团宣传科任科长。其时，王玉胡和刘肖无分别是二军和六军的文艺科科长。部队进疆后，齐鸣与马寒冰、赛买尼亚孜三人组成文联筹委会三人小组，接管新疆文艺界。齐鸣是军管主任，任文化处处长。也是文联的第一任主席。
“三反五反”时，齐鸣在和田。刘肖无带工作组进驻文联，以“贪污、倒卖黄金、包庇地主分子”的“罪名”把他整下去。刘肖无随之成了文联主席。齐鸣到宣传部文艺处后，林渤民是宣传部长，两人桌子对桌子，曾因意见不合发生过争执。反右时，他是自治区反右五人领导小组之一，林渤民是组长，其他三人是刘肖无、王玉胡、林朋。反右后期又牵扯出他的家庭出身，最后讨论决定时，说“如果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就不作处理”。他下放到阿克苏，“阶级异己分子”尚未定论，开除党籍的决定却随后而至。林渤民的夫人吴绍华是区党委机关的支部书记。在本人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不知是如何做出来的？而且在既无决定文件又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工资级别莫名其妙地从十二级降到十六级，工资从300来元降到186元。
在阿克苏，齐鸣被安排在浑巴什乡一户农民家里，后又参加修多浪渠。
阿克苏距乌鲁木齐1012公里，还不算远。
1961年秋，齐鸣又接到了到喀什的通知。喀什距乌鲁木齐1480公里。喀什地委让他创作一个“红旗不倒公社”电影文学剧本，把他安排到疏勒县羊大曼公社。挂名副区长。文化大革命中，游街、批斗、被关16个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为他平反时，富文又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致使他的冤案又拖了几年。他又一次次地申诉，直到1988年，中纪委专门来人，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这时，他已64岁了。
齐鸣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88年平反的50年间，延安期间11年，新疆39年。延安期间的被审查可以忽略，而在新疆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9年，其余的30年均在被整、被打击、被歧视、被批斗、被看守之中度过，而在解放初的9年工作中，也是坎坎坷坷时风时雨。一心革命、一身正义、一腔热血的一个革命青年就这样走过了他向往革命、热切公平、正义的大好年华。1949年革命成功时是厅级，四、五十年之后又成了副厅级，工资40年没长一级……
丁朗当时说齐鸣受到“极大”伤害时，是1957年，这与他后来的20年人生遭际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齐鸣自小爱好文学，走上革命之后的几十年中，看了不少书，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诗歌，1956年出版了诗集《风雪祁连山》。下放阿克苏、喀什期间，他的《嗦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图都插好了，他来乌鲁木齐改稿，被宣传部长林渤民知道了。林就下了一个文件给出版单位，说新疆现在纸张很缺乏，出版一律面向民族同志。林朋打电话请示林渤民，林渤民说“汉族老大哥嘛，更应该面向民族，他会想通的。他的书以后再说。”他写的短篇小说有人性论的倾向被退稿，为了批判，编辑部诈说要发表又要了回来，发表时加了编者按、配了刘肖无的批判文章，成了批判右倾的活靶子。
对齐鸣，新疆是既不用，又不放。他要调往解放军报社、河南省文联，新疆不同意。他写的好几个剧本没处发，也不刊载他的文章，活活地把他压在了新疆，压在了新疆的天山以南，压在了阿克苏、压在了距乌鲁木齐1480公里的喀什噶尔……
三年灾难后，齐鸣到乌鲁木齐碰见了一个人，那人问：“你还活着啊！我们都以为你被饿死了呢？” 他一生都在写作，一生都在压抑之中。
齐鸣正直、真诚、善良、心胸坦荡。
在阿克苏浑巴什乡时，房东每天往他借火柴，有时他给捏几根，有时给一盒，有时索性给一包。最后，他点灯时也没了火柴，他又向房东借。他到多浪区修水渠，房东伊敏江赶着毛驴车，带着洋岗子（老婆）和巴郞子（儿子）去看他，给他带来了抓饭和桑仁干……
在羊大曼公社，那些盲流来疆的人找他都是踏着饭点来的。每每这时，齐鸣都让夫人叶戈搬凳加箸让来人坐下吃饭，有时他看来人的衣服破了、鞋子烂了，还让叶戈找出旧衣服、鞋子给他们穿。疏勒县民政科的人安排从口里来的盲流，问一个“你到哪儿？”说“羊大曼”，再问一个，还说“羊大曼”。回答“羊大曼”的人多了，民政科的人纳闷了，疏勒县十几个公社，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到羊大曼？他们回答说：“那里有个齐区长，他对人好……”
羊大曼的老乡给他送了杏子、鱼什么的，他都让叶戈给他们付钱，说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还是有工资的人。文化大革命，齐鸣被关了16个月送回喀什，从疏勒县走回羊大曼公社时，克里木乡长愤而不平，摘掉他脖子上坠了几个小时的大牌子；劳动回来，室内空空清锅冷灶，窗台上常常放着好心人给他送的吃食，还有人给他留条子让到某某地方，给他送饺子吃……
齐鸣的夫人叶戈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在日本飞机轰炸的炮火声中降生，自小就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从南京到湖南、到重庆、到昆明，又回到南京。父母离异，在生父、继父、养父，生母、继母、养母之间失所流转。叶戈比齐鸣小14岁，她热爱文学、热爱诗歌，患难中与齐鸣结为夫妻，是齐鸣的知音。她跟着齐鸣苦难多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那十几年间，陪斗、陪批、游街；齐鸣被抓被关，下落不明死活不知；她带着孩子从喀什到乌鲁木齐，钱粮停发生活无着；到北京上访，担惊受怕；又倍受亲人的白眼、岐视、冷落。三个儿子也在荒乱的社会中吃尽了苦。在他们的印象里，父母亲就是挨整，他们见到的都是丑恶的一面，勾心斗脚的事儿。大儿子前几年去世，二儿子心伤仍在，小儿子仍被后遗疾患（脱肛）天天折磨着……
齐鸣一辈子没明白，这一生一心向党，一心革命，怎么命运这么曲折？
一次，齐鸣到文联领工资时，碰到了王玉胡。齐鸣对王玉胡说：“你们到底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我到底怎么了么？”王玉胡说：“你主要是没向我们靠拢！”
王玉胡的一句话道破天机。“你”，齐鸣，一军的；“我们”，二军和六军的。“你”一个人从一军调来，到“我们”二军和六军组成的一兵团……
齐鸣回到家气得，说：“怎么向你靠拢嘛？就是没请你吃饭么，就是没和你们吃吃喝喝么？”
刘肖无和王玉胡在齐鸣之后曾先后担任文联党组书记。
齐鸣和叶戈到医学院高干病房联系病房时，碰上文联老干处的李金星，他也给刘肖无联系病房。有天晚上，李金星突然给齐鸣打来电话，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天我见了你以后，我告诉刘肖无他老婆，说你也在这儿住院。他老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肖无。刘肖无弥留之际，他老婆对他说，齐鸣现在也在这儿住院！刘肖无听后像是对她在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齐鸣！”
齐鸣听到这个话，沉默良久，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现在，齐鸣年事虽然已高，身体还算健朗。他对过去的事儿一点也不记得了。问起往事，他断断续续地说：“我那时是挨整的！我觉着那时就是胡球弄！胡球弄就是弄的不对！”说到文化大革命，他说：“都是胡日鬼，没球意思！”再问得详细点，他就说：“我也记不得了，真的是记不得了！”一副真诚无奈的样子，还说：“那都是无聊的事情！扯鸡巴蛋，共产党里边也有坏人。”他说“林渤民也不一定是坏，他是部长嘛，我是工作人员！” 说到刘肖无，他说“我和刘肖无说不来。那个人不咋个样。不是一个部队的，他是六军的，人品也有点毛病，整我的人中间就有他！”叶戈说到刘肖无许愿齐的警卫员石多贵让他当科长，让他揭发齐鸣时，他插话说：“人都死了嘛，还说啥？”
叶戈说到文革中和孩子们遭罪捧着吃雪时，泣不成声。他就大声地说：“说那干啥呢，都过去了！”提到关于他写的日记，他说“日记没有看头，我已经不给他谈思想了！”他还说：“我一生从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
我每次和叶戈访聊，叶戈都给齐鸣说。齐鸣还问：
“要实名写吗？”
叶戈说：“看样子是要实名写！”
齐说：“这样好吗！会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
世界上的风景名胜可以想见，也可以看到；而世界上人的心灵，而尤其是那些伟大的灵魂和高尚的灵魂，并不是一个人随便就能窥见的。况且，品格愈是高尚，灵魂愈是伟大，而愈是被权势体制遮蔽和被社会的庸常冷落，即便其名字也少为人知。
“寻找路上”，在人的心灵和灵魂间游弋，我常常被这些高尚的灵魂所感动，像被自然景色迷醉一样不能自抑。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除了心的原动力之外，还有他们高尚灵魂的感召和激励。继续自己的脚步，像背负着什么一样，一刻也不愿停留，异常的紧迫，于是就加快了脚步。可转念又想，这哪是加快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的脚步频率，冲刺一下就能阅尽这道幽暗的风景的呢？这如同大自然中的自然游一样，需要的是耐力、韧劲，既不能不急也不能太急，只能脚步不停地走着，至于走到哪里、能看到哪些风景，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前行路上，还会有一处处的景致，还会有金子样的亮光在眼前闪耀。
2011．11．4—2013．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