髦耋老人冰清玉洁
关于老陈（香营）人生的一段经历两年多以前已经写好，这两年间常到他家去。时间稍微长一点，他就会打来电话，说“你有时间时，希望你来坐坐！”虽然他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的思维敏捷，眼界开阔，国内外的大事了如指掌，你和他说话总会有所裨益。关于他的事，既然结稿了，我就没有再多问。倒是他曾给我说过一两次，说他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我。既然他不愿说，我也就没有多问。“十一”过后，他的腰疼病又犯住进区中医院。前几天给他打电话，知他手术（往骨骼里注粘结剂）很成功，即将出院。近几天，将前边的《流人》和《劫遗》正式结稿，规整到一块，准备成束外寄。今早（10月30日）接他电话，说他已出院，外孙女明天乘飞机到乌鲁木齐来接他，后天坐火车回湖南。他要我和戴斌今天下午到他那儿去一下，有一个事情要告诉我。
放下电话，给戴斌打电话说了此事。
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呢？
原来他倒是说过有一件事儿等以后告诉我，我也没有过多追问什么事儿。只是想听他自便，想告诉我了就告诉我，不想告诉我了就不告诉，这都是他的自由。中午饭后午休，还在想他会告诉我什么事呢？是不是关于他自己做的错事儿，或隐瞒了的历史问题呢？我不怕他告诉我新的事实，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细节了，但最怕的是他不要告诉我以前他没告诉我的他做的错事儿或他隐瞒的历史问题，那样将会影响我书中对他的褒扬和心中对他的敬佩……
我胡乱猜测着。
三点多，骑车即往，到时张天中在，戴斌还没到。我在那儿等着，说些其他的话。他不停地看看表，意思是在等戴斌。等了好一阵，还不见戴斌来时，他便开始给我讲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说：“我1948年还当过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军法官。”
我一听这个，心也就放下了。在前文他的介绍中，是“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了几个月”。县党部也好，国民党军队的军法处也好，都是在为国民党工作。
他说完这句话后问我：“你感觉意外不意外？”我说：“这有啥意外的！”
原来他曾说过：“那几个月的工作比较压抑，但在我一生当中我觉得那是最不错的时光，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至于什么有益的事，当时问过他，他没有回答，而回答的是“以后我告诉你！”
现在他即将回湖南衡阳了，才正式向我谈及了那件事。他说：
在学校毕业前，我和一些同学都讨论过工作的问题，毕业后应不应该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当时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应当参加，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参加，但是看你是以什么立场参加的。我是赞同这后一种意见的。
父亲朋友的朋友是空军总司令部地面勤务司令官。他给淮阴第七绥靖区司令张雪中写了封信。信是由淮阴第七绥靖区四处的一个参谋递给司令官的。那个参谋和我一个亲戚段择栋是黄埔军校同学。就这样我毕业后到淮阴第七绥靖区军法处当了一名少校军法官。
刚到那里一看，哎哟，我受不了了。关押的那些人的生活条件太差了，我看着他们就难受、心里就不是滋味，就想走。突然，我想到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衙门里面好修行”。就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做好事的地方，最坏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做好事的地方，于是我留了下来。
新四军的司令部曾在淮阴驻扎过，他们撤走后，住的房子还在，城外不到十里地就有共产党活动。国民党情报部门在淮阴县侦察出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抓了七个人，为首的是以开澡堂为掩护。
亲戚段择栋在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单位，是个股长。有人找到他，他又找到我，说愿意送钱送礼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对那个亲戚说，他也不要送钱，也不要送礼，他要送钱送礼嘛，我就一概不管了。如果他不送钱不送礼，我保证他出去。不送钱不送礼，万一事情暴露了，我也没有收钱也没有收礼，只能说是我的工作错误。
军法处的处长董舒翘50多岁，湖北人，少将军衔，师级干部。他对我很好，只所以我能够在军法处待下去，与他很有关系。他对我的关心、照顾和支持，在我的一生里是最难忘的。当时我刚大学毕业，文笔还可以，也没有什么特殊嗜好，他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
军法处里一共十几个人，处长、副处长、军法官、书记员等。一次，一个姓宋的女人揭发另外一个女的，说他丈夫是新四军还说了什么话。那个女的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靠拾粪生活。我听了姓宋的话，我说她说了什么话，只有你们两个知道，没有第三个人能够作证，她又是靠拾粪过日子，能够有什么呐！过后，我就把那个女的释放了，又对她说你赶快回去把你的娃娃找到，看他跑到哪儿去了？她说他姥姥离这里十里地左右，可能他到他姥姥那里去了。她感激的不行，要跪下给我磕头。处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还把那个姓宋的女人找来，打了几十下手板，拘留了五天。
一个新四军的侦察员在淮阴市里边搞侦察被抓到了，他又交待了。我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判了两三年刑，写了一个处理意见逞报给处长审批。处长批了一个“重签死刑”的报告。这可让我为难了，我为难了两三天，最后又写了一个报告，结尾的话是“究应如何处理，请批示”。我又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他。他看了之后，说：我把你报告的内容看了一下，有些情况是要认真考虑的。他批了一个“管训一年”了事。
从死刑到管训一年，比我判的还轻。
司令部有一处二处三处四处，一处是人事，二处是情报，三处是作战，四处是后勤，后勤的一个参谋私卖武器，被抓住了，而且是把买家抓住了。这个事情可是个不得了的大事。那个参谋和我的亲戚段择栋是黄埔同学，就是把别人给我写的介绍信转交给司令的那个参谋。亲戚对我说，这个事情太严重了，你不要管这个事儿了。那个参谋是江西婺源人，还有个夫人。他找到我，说他准备要跑。我说你先不要跑，先不要动，沉住气，真是情况严重了，我马上告诉你。这个事是大事，军法处长要亲自过问。司令部里有不少江西人，他们也找人疏通。买军火的这个人，有病，就让他保外就医了。保外就医，你想他还能不跑掉吗？买家跑掉了，卖家也就没事了。他没有跑，职务也保住了，他很感激我。
还有一件事情，是差一点掉脑袋的大事情。一个农民推着车子到王营子赶集，国民党检查的很严格，在他的车子上查出来有子弹。被淮阴县的一个区抓起来以后严刑拷打审讯，这个农民很有骨头，连一个字都没说。区政府交给军法处想邀功请赏。我看他被打的惨不忍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阵心颤。我也没有问他，就把他送到看守所去了。我当时很激动，气得七窍生烟，没考虑那么多，就写了一个传票，把那个区长传来讯问。没过几天，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军队方面参加的都是司令部处长以上的官员，地方上参加会议的都是县长以上的要员。会上，那个淮阴县的县长讲了两句话，说：“我们区里抓了共产党私运军火的人，也审讯了，送到军法处，军法处不办私运军火的人，而把我们的区长传去了，不知是何原因？”司令官一听，大发雷霆，当时就把军法处长一顿大骂，并说回去赶快给我严办。军法处长回来以后，连饭都没吃就把我叫去了。军法处长满头是汗，就把我带到司令官那里去了。司令官张雪中正在午休，还没有起床。他的副官说我进去看看。副官进去没多长时间，司令官就出来了。军法处长立正：“报告司令官，我把军法官给你带来了！”我当时没有任何顾虑，非常轻松，一点也不惧怕。司令官就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农民说赶集路上，一个人把那个袋子放到车上让捎一程，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农民被抓住了，那个人跑掉了。把子弹放到车上的人他没抓住，却把推车的人拷打了一顿，他严刑拷打农民是非法的！司令官张雪中听了这个话后，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说：“哦，王营子有两个王营子，究竟是哪一个王营子呃？”之后又说：“你很年轻，以后要多注意！”
我和处长出来之后，处长头上的汗还没有落。回来后，处长也要耍耍威风，对副处长说：“去，把那个县长押来！”副处长当然知道咋回事，就说后边的事儿我来办，给他了一个下马的台阶。
一次战役的前夕，国军到了沭阳县，而沭阳县的县长早都跑到了后方。军队到了，一县之长要负责军队的后勤工作，你跑了还行？把那个县长抓起来之后，专门把军法处长、副处长和我们都召集去开会，司令官气得要抢毙他。军法处长非常婉转地说，原来我的上级汤恩伯在战争前曾杀了一个县长，后来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司令官一听就明白了，只说了一句：“好吧！”就散会了。处长把那个案子交给了我，我大概看了一下，副处长就亲自把那个县长送到了看守所。县长穿着长衫。第二天第三天，江苏省的秘书长就写信来了，和司令官称兄道弟的，过了几天就把那个县长放掉了。
军法处的一个书记员，年轻，人比较正派，和我靠的比较近。他说话中常说“匪军”，“共匪”。这个说法在国军里很正常，你不说“共匪”“匪军”了，反而倒不正常。我给他说，不要这样说，共产党把国民党也叫“国匪”“匪党”。国家的事情，谁办的好，谁上来，谁办的不好，谁下去。我写报告我写的都是共产党，八路，土八路，我就不说共匪。他听后，连连点头。
第七绥靖区和第一绥靖区要合并，有些人要退役，我被留用了。军法处里存有查禁扣留的不少物资，合并前要处理一下，军法处报到司令官那里，批示是就地处理，所换资金不上交，作为大家的奖金发给大家。自然，军法处也分成几个级别，军法处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分给我的一份是两千万金元券，折合成现在也值个千把块钱。这钱不是我的，我就不要。其他的人说你这样怎么能行，你不要算啥？你不要，大家要不要呢？他们这样一说，我就再没吭气了。钱发下来时，我也签了字。我把那钱交给一个叫和睦的勤务员，让他送给淮阴师范学校，作为学校购置图书的资金。和睦，是苗族。他把钱送到学校，学校的校长还写了一封感谢信让勤务兵带回来。我正在看信，司法处的那个书记员过来了。他看了信，感到很意外，我说工资以外的钱，不管什么钱，我都不要。额外的钱不能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从此，那个书记员对我更加钦佩。
那个书记员叫唐静湖。
两个区合并后，军法处的处长把我介绍给淮阴驻军51师的师长王严，他说你要有个好的上级，找一个好的上级，对你很重要。他介绍我到51师，给师长当秘书兼军法处的处长。我不想再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大的形势，再者师部里边，上边叫干啥就得干啥，他师长一说话，我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让我杀人，我是绝对不干的。我说我父亲有病，我要回家。晚上，司法处长让我到他的公馆里去，他把师长也邀来了。师长说，你到我们那儿去了以后，除工资以外还有补贴。我还是说父亲有病，我要回家。他说：“可以，你先报到后再回家！”
回到军法处，军法处里的人都说，因为你是人才都抢着要。可是我有苦难言。我找到我那个亲戚说，我不干。他说哎呀，你这个人，别人磕头作揖都找不来的工作，给你送到跟前你都不干。我让他想想办法。他到邮局里写了一个电报。第二天一早，师长就让他的副官接我来了。我就把那个电报交给了副官。他走后，我身上没有多余的钱，就把我手上的金戒指取下来换成钱，回家了。
“这些事情你都坦白了吗？”
“坦白了！”
原来给我判的无期，我一直不承认有罪，因为那是没有的事啊！1978年高级法院来给我改判，两个法官来找我谈话，我又和他们谈了1948年在淮阴第七绥靖区军法处工作的那些事情。谈了以后，法官问我：“当时你为什么那样做？”我说：“我同国民党从政治上经济上划清界限！”他们说你当时有那么高的思想水平吗？我说两位法官，如果我的这个解释你们想不通的话，那就请你们两位法官另作解释吧！两位法官就哈哈的大笑了。
在国民党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要升官发财，我有官不做，有钱不要，我到解放后还会去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组织吗？我说了那些事情后，他们对我都感到非常佩服。那时，我说的那些当事人都还在，说不定都当了共产党的官，他们要去淮阴了解的话，是很容易就能得到证实的。两个法官当时就确定我这是个冤案，说：“你不要着急，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我们一定会给你处理，只要认真查，还可以查清楚的。”1980释放是减刑释放的，但还没有裁决平反。我又去找他们，他们就给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写信，说：“陈香营为反革命一案多次来我处上访，我院在讨论此案时，决议复查此案，现转去你院处理，故请你院尽快复查！”原来还写了一封比这封信的口气还要严苛的信，写成后似觉不妥撕了，于是又写了这封。他们还对我说，你不要找复查办公室的王主任，你就找那个副院长。我把信交给他后，一段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我又找到了高级法院的信访办。信访办是一个女的，四川人，姓廖。我还没有开口，她就说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她就给信访办的主任说我的情况。说他的这个事情耽误的时间长了。并对我说你先回去吧，他们两个亲自到乌鲁木齐市中级院去，王主任就在那里作梗，说我们现在是办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案，以前的先不办。他们说陈香营的这个案子，是副院长专门给你们院长打过招呼的。你们办还是不办，你们讨论做出决定，给高院汇报。为此，两下还吵了起来。最后，事情还是拖下来了，一拖就是20多年，到了2003年才给我平反。
“唉，你这个老陈，这些事儿你为啥不早点给我说呢？”
“我为什么不愿意说？我是对共产党有功的啊！”
“有功，更应该说啊？”
“我不愿表功，我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啊！”
行笔至此，我不想让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复查办公室的王主任的大名埋没，就起来打电话问老陈。老陈说，时间长了，他的名字已经忘了。
我有点遗憾，想以后如有机会再打听吧！
现在是2013年11月1日13时。老陈就要在外孙女和张天中、唐恩礼的搀扶下搭“的”到火车站。15时，开往广州的火车就要驶离乌鲁木齐了。
东去的列车，你可知道，在你的软卧厢中有一位1921年1月出生的老人，他的年龄比共产党的年龄还大半岁。1947年中山大学毕业，1956年到新疆水泥厂工作，无罪入狱23年，46年才冤狱平反。他一手建了第四监狱的文光水泥厂，生产科长，质量检验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最后则以12年的工人工龄待遇退休。上访十多年，上边批转落实政策，可是下边就是拖着不办。这个落实政策的尾巴要被这趟列车拖到湖南、拖到衡阳、拖到常宁，拖到……
2013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