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官儿
负 官 儿
盖生
在那非常的年代，爸爸曾多次莫名其妙地被封一些子虚乌有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越大，对他越不利，所以只能说是负官儿。其中，官衔最明确、最系统，还是“文革”后期的“深揭深挖”运动。
一天，爸爸正在地里干活，突然被公社来的两个人叫走，然后就关了起来。爸爸犯了什罪？ 为啥关他？没人知道。只不过饭还得吃，而且必须吃自己家的，因为广大群众口粮还不够吃呢。于是，当天下午，就通知我家去送饭。可能是因为我最小，不至于惹祸，妈妈就叫我去送饭。
爸爸被关在生产队的碾房里。门口有两个武装民兵把守，很威风的。虽然平时也都认识，甚至还说话，但这时却象不认识似地叫住我，瞪着一双警惕的革命大眼睛上上下下把我看个遍，然后命令我打开饭盒，好象里面埋藏了炸弹似的。一看就是最普通的小米干饭泡茄子酱，仍然不放心地用筷子在里面挖一挖，直到仍然没发现诸如手枪、匕首之类的在电影中常见的东西，才有些失望地挥挥手，叫我进去了。我既挺害怕，又感到有些滑稽。
碾房里很暗，因为只有一个气眼算是窗户。一股腥臭的牲口粪味直扑鼻子。看了半天，才见到爸爸安然地坐在碾盘上，那一定很凉。爸爸对我笑了笑，问：“啥饭”？我知道他这是没话找话。我突然发现爸爸的胳膊肘被绳子绑着，但还能自己拿筷子和饭盒，虽然挺费劲。我不禁有些害怕，吓得甚至不敢和他说话。爸爸默默地吃饭。因为他知道，此时至少有四只眼睛四只耳朵贴在门缝上呢。看来爸爸是饿了，他很香甜地吃完满满一大饭盒的饭菜，满意地打个饱嗝，说：“告诉你妈园田地（自留地）该铲二遍啦”。我点了点头，看爸爸一眼，拿起饭盒就走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关于爸爸的罪状，屯子里开始传扬，而且越说越玄。有的说，爸爸是个特务头子，管好几百号人（真不明白那好几百号人为啥不去救他们的头子）。有的说，我家有电台，还有信号枪（那时候，全村只是生产队才有一台收音机）。立刻就有人证明看见过信号弹（其实那是流星）。很快，爸爸的官衔又升了。因为这既不长工资，也不与分房面积挂钩，所以这些人的想象力还是很慷慨的。有的说，爸爸是东北三省的特务头子。再过些天，又有说他是东北五省特务头子。再过些天，爸爸又成为东北九省的特务头子了。仿佛东北被划分的省份越多，爸爸的官儿和罪恶就越大（真不知道他们所指的东北是哪年哪月的东北）。但无论如何，由于历史和地理知识有限，他们的想象力一直越不过山海关，直到最后爸爸也没升为全国最大的特务头子。虽然他们并不担心戴笠、毛人风、陈果夫、陈立夫们会抗议侵犯他们的官位权。
听了这些无稽的指控和审问，只是在读中学时，当过年级三青团区队副（区队副相当于团支部副书记）的爸爸只有惭愧地苦笑：“我要是当过那么大的官儿就好啦，如今起码能参加省政协”。可公社、大队专政组的官员们还是愿意这么说，别人也愿意这么信。要知道，真的挖出这么个大特务，那功劳该有多大！至于传扬的人，其实也未必是恶意，谁不希望这“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出个“大人物”？虽然不值得崇拜，起码挺热闹嘛。不然，拿啥说事儿呢？
后来，又说我家屋里有个地下室，曾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开过会。爸爸对这无稽的审问，也只好抱以歉疚的苦笑：“我家厨房是有个‘地下室’，不过连二百个土豆都放不下，哪儿能装那么多人呢？”其实，审问的人也都知道，我们屯子在坎下，挖地三尺就上水，连挖个白菜窖都费劲，可他们还是把我家翻个底朝天。以前看《地道战》给他们的启发这次都用上了：灶坑、锅台、柴火垛、甚至厕所都挖遍了。那真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胡适之为何许人。
随着运动的深入，专政组的想象力也枯竭了，对爸爸封官的热情也就逐渐冷了下来。我们屯子平静下来了，可别的屯子由于受我们屯的启发倒热闹起来。有个村子，一夜之间就挖出几十个特务。据说，一开始时，也只是揪出个国民党上士，其实还是兵，于是专政组就命名他为“特务”。由于被拷打不过，急中生智，就指着那个打他最卖劲的人说他也是他们一伙的，还发给过那人两个月的活动费。于是，这个倒霉的家伙也就成了“特务”。直到把他也打得灵魂虽然还没出壳，却也脑筋开了窍，又连连指出十几个正在打他的其他“特务”，他才被放到一边。到后来，竟然没有人敢再拷问特务了。于是，这个村的“深揭深挖”才算告一段落。当然，也有死心眼的，被人活活打死了。
平心而论，爸爸还是挺幸运的，虽然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他缺乏起码的捕风捉影、信口雌黄转嫁危机的自卫本领和机智，但由于他是最先被挖出来的，“臭名在外”，甚至在县里都挂了号，为了挖出更大的特务，反而不好在肉体上过于难为他了。
中国国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热闹，反右时那么多人一哄而上，一下子揪出那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跃进后期又挖出大量的右倾；“四清”运动中又清出不可胜数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夜之间就揪出那样多的叛徒、内奸、走资派；那次，也过是一个动员大会，就挖出了比土豆还要多的特务吗？其实，如果说这些爱整人的人就都是心术不正的坏蛋也不尽然，但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及其同样贫困的精神生活，不整人，实在乏味得很。因此，只有整人，那无名的怨恨才能得到宣泄，单调的神经才能得到足够的刺激，心理才能获得平衡。而趋同、从众又是其附产品。所以一有运动，总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激动起来。被整的对象与他是否有利害冲突并没有关系，甚至明知是无辜受害，也丝毫不会引起他的恻隐之心，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群情激奋”和“义愤填膺”。好在，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机会总是很多的，所以这些人的才智、精力和残忍总有用场。
不过，大多数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整人还是不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更关心每天的口粮是否够吃。更有不信邪的，由于出身贫苦，没有任何政治把柄，在运动中竟仍然与爸爸这类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称兄道弟，甚至暗中保护他们，这应该是被鲁迅称为“脊梁”的一类人吧？
爸爸被莫名其妙地关了半年，在一天夜里，被悄悄地放了回来。第二天，爸爸就去上工，并没有人诧异，甚至人们忘记了他那一阵子被炒得沸沸扬扬，名目繁多的官衔。他们不提，爸爸自然也不提，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似的。政治运动就这样，运动来了，想抓谁就抓谁。运动过了，大家又都一样了，该咋过日子还咋过日子。没有人给你个说法，也不存在恢复名誉的事，因为谁也谈不上有什么名誉。即使爸爸后来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那些整过他的人，见面仍然可以毫不费劲地问长问短，说说笑笑。其实，也不能说他们这就是在阿谀奉承，没有运动，他们还是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