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作者s：盖生
自结婚以来，一共搬了四次家，尤其是前些年，几乎平均三年就搬一次。为什么搬家的频率如此之高？简单说，就是水涨船高，与时俱进。因为那时候住房还主要靠单位分，随着具有分房资格的人在年龄、教职等方面的变化，所应分到房子的面积、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所以，每次搬家，都意味着比现有的房子更好。就是说，搬家频率高，不仅不是个麻烦，相反，还是件大好事。当然，也不是次次都是如此。譬如，第一次搬家，就充满了不情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多单位的青年结婚都一样，现成的婚房基本没有，因为那时还没有自己买房的概念，大多数是占自己住过的单身宿舍，这就是所谓“筒子楼”的由来：每家一个屋，用公共厕所，在走廊做饭。本来，我也是和另外两个人住一个屋，但他们都是有家有口新调入的老师，学校有房子当然要优先安排他们，也对，人家拖家带口的不容易。随着他们二位陆续搬走，我就一个人住了。女友是别系的老师，也住单身宿舍，一合计，都不小了，就结婚吧。
住在哪？当然是我的宿舍。如果先和学校说，肯定不会同意，还是先斩后奏稳妥些。于是，就开始张罗起来。由于父亲恢复工作不久，因为多年一直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早已作下病根，还没有大展宏图，就病倒了。就是说，家里没有积蓄，我自工作以来，虽然住单身宿舍，但是仍然每月工资给妈妈。倒不是家里需要这点钱，因为爸爸虽然生病，治疗全部公费，而且他自己的工资足够家里正常开支了。工资给妈妈，完全是为了让父母感到他们没有白养儿女罢了，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结婚总要买一些东西，记得妈妈拿出几百块钱让我们添置衣物。女友的家在省城，家境也比较殷实，所以根本不用她的钱。所以在准备结婚时，她有些神秘又不无得意地拿出工作几年的全部积蓄，大约是一千多元。一千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大米一角八，猪肉一元左右，万元户的概念刚刚兴起。由于住房不确定，所以没有打家具，其它费用我的基本就够了，这笔钱，就成为我家的第一笔存款。
常言道：“孔夫子搬家：书多”。我在读书期间就养成一个习惯，上街先去书店，免得把钱花没了才看到需要买的书痛苦。所以，这些年来，口挪肚攒的买了不少书。有书总得给它们安置个地方，以方便查找，就从学校工地捡来一些木板，钉了两个，结婚了，摆设总得好看点，所以就买了两个大书架。我们两个人都是教书的，总得有个写字的地方，大哥会一点木工活儿，就给打了一个写字台。最后，买一个窗帘，双方父母给做两套被褥，再把我们两个的单人床往一起一搬，就齐了。上学校工会开个证明，到派出所登了记，再买一些糖块，烟，分别往她的系，我的系发一下，就算结婚了。不仅和现在的年轻人，又是房、又是车、又是豪华婚宴的没法比，就是在当时，大多数也要有几响几转呢。就这，也没住长久。
学校知道后，因为还有几个占宿舍的，倒是没太绝情，就变通一下，在西校区腾出几间办公室，让我们搬过去，其实，人人都不愿意搬。原因是，这边再差也是住的宿舍，没有厨房可以在走廊做饭，起码有室内的公共厕所，而西面的房子，不仅没有公共厕所，连上下水都没有。后来，学校给接了自来水，厕所和下水道就免了。虽然几家人都不情愿，但是学校后勤叫各个系做工作，最后，还是搬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于我在那几个刚成家的人中稍大几岁，学校就格外开恩，把最大的一间给了我，大约是十七、八平方米吧。由于屋子是长方形的，因地制宜，就用书架在中间隔成两个空间：外边算作书房兼餐厅，里面算作卧室。所谓书房兼饭厅，就是除书架外，还有一桌两椅，靠墙，有一个能够收起来的餐桌，当时叫靠边站；所谓卧室，就是一张自己钉的简易双人床而已，好在两个功能区各有一扇窗户，显得好像真是两个屋似的。
虽然如此，和另外几家相比，却足以叫他们羡慕不已了。因为他们的屋子，分别是十一平方，九平方，五平方。那个五平方的，除了一张双人床之外，空间已所剩无几，就放一个书橱与衣柜混合家具，好在在中间，有一个能够拉下来，也能推上去的活动板，盘腿坐在床上，算是吃饭、写字的桌子，也填上了屋子最后的一点空间。这样的屋子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扫，因为根本就没地可扫。开门，人或者立刻上床，或者就站在走廊。自己家怎么都能凑合，最麻烦的是来客人，总不能让人家就站在走廊，或者上床吧？吃饭更成问题，平行坐在床上，最大容量是三个人，后来，他们生个孩子，自己家就是三个人了。所以，和他们相比，我的屋子简直就是豪宅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那儿里住，最大的问题是上厕所，没有下水道可以用桶接，然后拎到下面去倒，当时没有厕所，最近的距离，是二百米之外的外校的办公楼。如果门卫不高兴不让进，就只能到半公里的公共厕所了。白天还好说些，远就远吧，就当是换换脑筋，强迫锻炼了，晚上就麻烦了，尤其是女人们。由于没有下水道，脏水自然得自己拎桶往下倒，楼的南面是块空地，就往那里倒。脏水是倒出去了，苍蝇也来了。尤其是傍晚，苍蝇劈天盖地地涌来，几乎是数以亿计，天花板完全被苍蝇占满，本来是浅黄，现在是黑色的。早晨一进走廊苍蝇嗷嗷叫，都打脸，拼命地往鼻子、嘴、脖子里钻。所以，每到吃过晚饭的黄昏，当务之急，我们不是在夕阳下散步，而是每个人拿两把芭蕉扇从里往外一起往外扇，只见一团黑雾滚滚而去，常常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关门，苍蝇又卷土重来，如此反复不知多少次，才能关上门。好在这几家人还都比较通情达理，容易相处，有活抢着干，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大家都互通有无。所以，在那里住的几年，留下的不全是无奈和苦涩，也有一些有趣的记忆。
譬如，既然我比他们早来学校几年，长他们几岁，就成为他们天然的大哥。我也不禁好，觉得大哥就应该有个大哥样儿，所以，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我都应该做出点表率来。于是，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核对几家人是否都在，然后再插门，因为公共大门只有插销，没有门锁。再如，冬天暖气不热，是因为我们那栋小楼是一个独立的锅炉，谁都知道，在单位，正式工没有干活的，每年烧锅炉都是现雇市郊农闲的农民。这些临时工干一天挣一天的钱，往往偷懒，一个人值班没人监督，常常更不好好烧，这就需要和他们交涉，甚至斗智斗勇了。根据几次交涉的经验，我意识到，和锅炉工好说好商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得把他们的短处抓到手。于是，我就注意瞄着他们，终于发现，半夜时，那个锅炉工常常用手推车往外拉煤，跟踪的结果，是往他自己家拉。第二天，他刚刚走几步，我就把他逮个正着。我当时给他两个选择，或者是以后好好烧，既往不咎，或者我现在就去告发，他也不傻，挣点钱也不容易，自然选择的是前者。后来，锅炉烧的果然好了许多。
我们是二楼，有个粮店正在我们楼下。那时国有粮店虽然还没黄，但是已经有些不景气，为了补充收入，有的开始多种经营了。经理叫沈大胡子，长得很凶。一天，听他们说要在楼下接出一个小屋炸油条，已经开始规划了。我和另外几家商量一下，觉得必须阻止。因为炸油条的烟必然往上冒，我们就得整天挨呛了。想想粮店的房子也是学校的，应该叫学校出面交涉，于是，我就去找管后勤的副校长了。没想到，这个副校长是个没有好处就不想管事的庸官，不仅自己不想管，也不同意我们管。他说沈大胡子不是好惹的，在家就经常打老婆骂孩子，一喝酒就耍酒疯，左邻右舍没人敢理他，还是算了吧，等等。没办法，看来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解决了。一天，看到楼下拉来一车砖，我就拿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棒下去了。沈大胡子正正在和一个人在拉线呢，我就把铁棒往砖上重重地一戳，大叫道：“这是学校的房子，你们没有权力改变结构！”平时，我常常在楼梯缓台上打沙袋，有时，在西边操场上练拳舞棍的，沈大胡子在旁边看过，只是没有说过话。估计，这些对他也有些震慑力。但是，当着他几个下属的面，沈大胡子也不可能轻易示弱，他也气势汹汹地说：“学校都不管，你算老几！”我把铁棒又狠狠一撴：“学校不管我们管，因为你们炸油条我们挨熏！”沈大胡子腰一叉，气哼哼地说：“就凭我这砣儿，谁敢怎么样！”我把铁棒举起来，咬牙切齿地喊：“我就不信你的脑袋比这铁棒还硬！你修试试！”这时，楼上的哥几个也下来了，个个不仅帮腔，还作擦拳磨掌状。粮店的另外两个年轻人一看我们真要拼命，他们可能觉得能不能挣着钱还不知道呢，打架犯不上，就躲回粮店了。沈大胡子一看就剩他孤家寡人了，口气也软了下来：“咱们邻居住着，有话好好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每天低价卖给你们油条行不？”我坚定地说：“你就是天天白给我们吃也不行！”看我们软硬不受，沈大胡子只好悻悻地走了。过几天，砖也拉走了。经过这件事，楼上哥几个更团结了，而且，我们也兴奋了好些天。我觉得，知识分子有时应该还真得有几分匪气，你敢拼命就没有人敢和你拼命，对不讲理的人，往往暴力是制止暴力的最好手段，正所谓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第二次搬家，是因为学校盖了一栋宿舍楼，当然，有资格上新楼的是官至副处级以上，职称在副教授以上的人，当时我和妻子虽然都已经是讲师，讲师就是所谓的中级知识分子，这在前几年还真点待遇，譬如每月可以多领几斤细粮，出差长途可以买卧铺，连在学校浴池洗澡都可以享受盆浴等等。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水涨船高，讲师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上新楼自然无份。不过，那些上新楼的人所腾出来的房子就成为第二波次可分的房源了。他们弃之如敝屣，我们则趋之若鹜。同样，如果我们分到这类房子，我们腾出的现有住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三波次的可分房源。我们住的小黄楼再差，总归是房子，那些等着房子结婚或者已经结婚却因没有房子无法住在一起的人，我们不堪回首的过去，就是他们无限憧憬的未来。所以，每当学校盖房子，都要从上到下地折腾一番，好在房子不常盖。
我们原来住的叫小黄楼，人称“将军楼”（将就的谐音），这在别的文章中有所提及。即将投入分配的房源，主要散布在所谓四栋黄楼里，大约有几十户可重新分配。这四栋黄楼是以前农学院迁走时留下的苏式宿舍，两家一个单元，共用一条走廊，一个厕所，每家两居室，一个厨房。虽然这在今天看来还是太差了，但是在当时，尤其像我们住筒子楼的，简单就是豪宅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黄楼总算有两个真正的居室和完全属于自己的厨房，这一点是最令人神往的。虽然和别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再不方便，总归不必长途跋涉地到外面的公共厕所了。所以，一公布分房方案，大家就都行动起来，有的把身在外地的老爹老娘的户口迁来，混一个三代同堂分，有的甚至把岳父母的户口也迁来。谁都知道，这纯粹是弄虚作假，分过房后，哪个的父母都不会来住。但是户口就在这儿，这是不能否定的。当然，认不认，什么时候迁的认，什么时候迁的不认，关键还在学校对此事的态度。学校负责此事的房产科长是个小贪官，虽然喝起酒来可能连他爹都不认，但是一条烟就能让足以让他坚决认定子虚乌有的四世同堂。写到这，我想起前几年热播的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电视剧《金婚》中有个情节，佟志和大庄本来是两个多年的朋友，但是因为分房，也就差几平方米，彼此之间就闹起了别扭，而且还不是因为谁弄虚作假呢。其实，在当时情境中，这也是特别容易理解的。因为搬家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一平方米，就可能意味着能不能摆下一个家具的大问题。有时，真是寸地寸进，就差一公分，一个桌子或者一个立柜就死活安排不下。不过，从我们当时的房源看，最大的差别不过是六平方米，或者是楼层。最理想的，是二楼以上的，虽也与别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走廊，外面的屋子面积也都一样，但是里面的套间竟达十二平方，足足多出六平方啊！这种户型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竞争也最为惨烈。多年的同事、朋友甚至亲属，就因为谁弄虚作假得到了，又被谁去学校告发，如此反反复复，闹得不可开交。
常言道：捣鬼有术，也有限。尽管有人请客送礼，弄虚作假地把分挤到我前面，终归不会没有我的房子，只不过，面积、楼层吃一些亏罢了。最后，我还是分到了一个与别人家共用一个走廊，一个厕所，自己拥有里外套间和独立厨房的房子。而且，这个近邻还是一个系的同事，平时关系又很好，全家只是一个人的老太太。俗话说：邻居是个宝，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门对门。尽管这种格局使两家人都失去了应有的私密性空间，但两家人亲如一家不也很好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多了。
第二次搬家住的是一楼，住上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抢二楼以上的房子。这一楼，尤其是旧楼的一楼，夏天潮得地面冒水珠，冬天阴冷得像冰窖，下水道还会不是返味，就是返脏水。当然，优点也是有的，譬如，在南面窗下，可以圈个小院儿，种点什么随你。那都是好地，种啥长啥，长啥啥好。我记得那几年，每年种的玉米豆角能吃好些顿，向日葵够吃一秋天的，小葱、香菜、生菜随吃随拔。在城市里过上了田园生活，虽然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也不会对家庭经济生活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方便尝个新鲜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且，这次搬家虽然面积增加不多，外间不会超过十平方，里间也没有八平方，但毕竟是真正的两居室了。而且，儿子已经到了自己睡的年龄，也该给他添置一张床了。于是，这外间就身兼数职：既是儿子的卧室，也是我的书房，还兼具客厅、餐厅等诸多功能。看着儿子在属于自己的床，爬上爬下的兴奋，当时多少还有一点成就感呢。
第三次搬家是因为学校又盖一栋楼，比黄楼的条件要好一些的红楼，被腾出来一些房子。红楼要比黄楼结构好些，也刚盖没几年，但是优势毕竟不算大，也就居室大一点，仍然是两个屋。如果说，从小黄楼到黄楼是质的飞跃的话，那么，从黄楼到红楼就只是量的差别。因此，很多人因意思不大，不想折腾，就没要。看看竞争不算激烈，我就申请了，总归是个独立的单元，而且终于有了自己家的厕所，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避免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尴尬，还是值得的。住下后，发现虽然同样是两居室，但是总面积却增加了十几平方，而且格局更适合居住：以一个小过厅为中心，分别隔开厨房、厕所和一南一北两个屋，各自关上门后，互相就基本不影响了。因为儿子已经上学，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业了。因为仍然是旧楼，而且是过渡房，住几年不一定，所以家具基本没有变化。
第四次搬家是在A城师专工作的最后一搬，这次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其意义与以往自然大不相同。所谓自己的房子，确切些说，是集资房，就是大家出钱学校组织盖的楼，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当时，已经开始房改，我们这些一直住过渡房的自然与此无缘。就是说，住房完全靠学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后要改善居住条件，或者是自己出钱买，或者是单位出面张罗，提供使用土地，住户自己出全部工程所需款项，就是所谓的集资房。因此，与历次搬家不同的是，这回大家都置办了新家具，有的甚至还重新装修了一番。房子面积还是不算大，算上阳台，也就八十几平方，但是格局较之以前住过的旧楼要合理得多。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外加一个大阳台。由于当时还没有要离开那里的具体打算，所以，既然好不容易地上一次新楼，就要好好地置办一下了。毫无疑问，这次我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虽然不算大，除了留出门、窗的两面外，其余的两面墙都被新打的顶天立地的书橱占满。而且，诸如电脑桌，扶手椅，长沙发等，一应俱全，多年在梦中反复出现过的情景，已经成为现实。厅也成为真正的起居室，除了摆放了衣架、电视，和新买的真皮沙发及茶几外，其余的一概免进。卧室都是新打的床，连儿子的屋也有了自己的书架、桌椅，厨房安了新款油烟机，卫生间有了热水器，等等，可谓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一切置办完毕，我舒服地仰面躺在新床上对妻子说：“这些年总是折腾搬家让你受苦了，这回就在这里过下半生吧。”没想到，不到几年，我又远赴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教书了，这是后话。我在A城的四次搬家，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