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我 的 高 考
陈光陆
今天，天很沉，稀稀落落下起了小雪。我躲在书房想起写一篇应合盖生的《我的高考》命题作文至今还没有兑现，心里煞是不安。沉寂了很久，没准盖生以为我会虚晃一枪便就偃旗息鼓也未可知！无奈，还是凑合着写写吧！
1978年10月6号，我和额穆中学的同事们一起在额穆西桥南面的八队地里从厚厚的积雪中抢扒苞米。这种活计我们已足足干了近一周。10月1日那天，敦化地区普降大雪，厚达半米。来不及收割的庄稼全被大雪覆盖。抢收，是当时的政治任务，各行各业停摆，所有能动的人第一时间就是到雪地里抢收。我和我的同事们连续数天，穿着棉袄棉裤在地里扒苞米。劳累，寒冷自不必说，只是一块心病被这大雪和高寒压得透不过气来。此前的高考成绩（346.5分）虽然不高，但在敦化文科类考生中还能位列第二，而且作为准入生也进行了例行的体检，自愿也填写完毕（只有两个自愿，1.重点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2.非重点大学，延边大学中文系），就等着录取通知书了。但过了10月1日快一周了，也没有录取的消息。听说各大学录取通知书十.一前都已发放完毕，莫不是我的高考又名落孙山了不成。心里一阵阵发毛，天不佑我，我又何奈？
算这次高考，我已是第三次参加高考了。我是1965届敦化一中高中毕业生。当年参加高考，自以为成绩不错，至少能考上一个普通本科。谁知，最后等到的是一纸安慰性的落榜通知书。连收容性的延边一年制师范学校也未被录取。我心里隐隐约约知道，这个中原因是我的政审出了问题。我父亲在五二年三五反运动中因经济犯罪被判三年监禁。58年因不堪养家重负而选择自尽。58年，是一个政治敏感年，自我了断，被视为对社会不满。这两件事自上高中起就未主动跟班主任坦白过抑或认识过。加之因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窘迫，交不起每学期六块钱的学费。至到高三时还欠两个学期的学费。因此，多有与班主任催缴学费时的语言顶撞和态度不睦。我预感到这可能铸成了我的终生大错。后来的历史揭秘果真验证了这一点。上世纪六四、六五届高考，政审是很严格的。考生所在学校给考生鉴定盖的章分四种：盖一类戳的，可以录取保密院校（如军事院校）；盖二类戳的，可以录取普通高校；盖三类戳的，视情况可上可下；盖四类戳的，不宜录取任何学校。我的考生鉴定就是这最末一类。
为了生计，65年秋，接受敦化教育局安排，到当时成立了三年的半农半读的额穆农业中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8年后才转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的第二次高考是66年。性格木纳的我仍抱着一线希望”觊觎”自己的前程，再试着参加66届的高考。因为对美术的爱好，加之报考艺术院校的政审可能宽松一点，我决定报名美术院校（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术科考试是在吉林艺术学院进行的。共三科：素描（纺织女工李素文头像），彩色写生（水果），创作。因为没有专业教师辅导，临时抱佛脚，结果未能拿到专业合格通知书，悻悻而归。文革开始后，大学招生停摆，再后来，“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招的都是工农兵学员，我算老几啊！我自知此生的大学梦已完全破碎，并且随着对政治的厌恶开始回归草民的居家生活。精神的昂扬全仰仗各种业余爱好稍加支撑，显得还不算太过寞落。
我的第三次高考，就是78年的高考。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77年高考时，我曾有一丝心动，但看了招生简章，心又凉了下来。因为那上面分明写着，“由于历史原因，66、67届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年龄适当放宽。读书期限工龄连续计算……”这里哪有我的什么份呀！我是65年高中毕业生，不在此次招生范围内。啥也别说了！然而，当七七级高考结束，录取期间，我去县进修学校参加一个语文教学研讨会。当时在进修学校负责语文教研工作的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李守田先生一看到我，就劈头盖脑地责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今年的高考，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是不是在山沟里待傻了？”我愣了，我说我是65年高中毕业生，不符合招生报考资格呀！李老师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是社会造成的，你不会争取一下吗！而且他又说某某某跟你的情况一样，人家就参加了高考！
正是这次的遇见，我不知是我瞬间猛醒还是瞬间大脑缺氧，会后回家的路上我的精神世界都处于崩溃的状态，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便一头栽倒在炕上……认命吧！人生的路还得走下去，况且我还带着一个78届毕业班呢，不能因自己运不好，耽搁了我的学生！
历史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跟你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78年3月，78年全国高考招生简章又见诸于各大报纸，简章内容与行文竟跟77年的同框，别无二致。这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振奋，破碎的梦又开始重新进行整合。
首先，是解决报名的问题。坦白说，我只能以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进行报名，虽然心有忐忑。其次，是资格审核通过后的高考复习的事如果掂对。按当时教育局的规定，拟参加高考的老师工作期间不准做于备考复习有关的事务，只能回家做些复习。再次，做好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和语文辅导工作。最后，是做好家人的安抚工作，一旦考取，家里的一切重负都得妻子为之承担。
7月的敦化，酷热多雨。我第三次迈进了高考考场。心情是激动的，也是复杂的。我是和我的学生一起步入同一个考场；我是和我的学生在一个考场答同一张试卷；我是和我的学生在同一个考场竞争百分之几的录取名额，虽然算是公平的。巧合的是，在考历史的时候，一个走到我身边的省里巡考员竟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张杰，虽然当时他并没有认出我。当时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问自己，此刻，坐在这里，干什么？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你考上了，你的学生没考上，你会怎么想，你的学生会怎么想？反过来，你没考上，你的学生考上了，你怎么想？你的学生怎么想？你周围的人怎么想？……与其说是在考场考试，不如说是在考场饱受前所未有的精神折磨。我是这样，其实我的学生心里恐怕也不太好受。单单从面子上说，我迈出这特殊的高考（我以为）的第一步起，我就逊色于易中天一大大截。易，也是78年面临高考的选择，他也教这茬学生。但他很聪明，他选择了直接考硕士研究生而不是本科专科甚而至于中专。他第一不想在同框考场面临尴尬的窘境；第二不想没录取会丢了面子，因为考的不是一个层级；第三，无愧于心，没跟学生一起去挤同方向的”独木桥”。高人，骨子里的东西别人是看不透的，永远。正如我曾预料的那样，我考上了，而我的学生却一个也没有考上。这让我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侥幸的兴奋开始，一种莫名的抑郁就如影随形地与我结伴而行。说我对不起他们吧，是为师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说社会也有责任吧，是那个年月农村学校的学生仍然以“农业学大寨”为第二课堂。农村四大季随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还不待说为了搞付业上山栽树，清林，熬钾盐等。大好的读书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况且，那时的教材是散乱的，不规范，缺少统一标准的。试想，当年可是全国统考，一点高考复习的依据都没有，这对偏远山区的学校教育，高考，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对我，是命，对他们，不也是命吗！我这届的学生们后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大部分混得还不错，每每和他们相聚，我仍然惯用游离的眼神不自觉地搜索他们言语中的蕴意，表情中的内心流露，那怕只是个细节，都常常让我不安。这都是后话了。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再回到那个充满焦虑和不安的10月6号上午，当我在游移的心态支配下依然努力从积雪中扒着苞米的时候，一个同事骑着自行车急匆匆来到地里，告诉我：”陈老师，你考上了，吉林师范大学！听说你的通知书早到敦化邮局了，因为下大雪，路不通，所以送晚了。”这迟到的讯息仿佛是天籁之音让我全身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又像瞬间有一对宽翼的翅膀插上我的双肩，陡然拔地而起，在天空翱翔。那一刻，积雪封盖的大地和冻僵的庄稼连同13年经历的沧桑岁月都渐渐远去了！我此生的大学梦也随着飞翔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在我内视逐渐放大了又慢慢缩小了的地球。
2019.11.30日于延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