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体验的史料般写作——《虎石台》艺术得失之探讨

作者：盖生

在微信、微博、等五彩缤纷碎片化阅读的当下，能够让人静下心来读下去的作品并不多，而《虎石台》无论是体量还是写法，都是对这种浮躁的阅读习惯的挑战。作品是以东北沈阳城边的一个叫虎石台的村庄为主要书写对象，上及清末民初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统治，下至满洲国成立及其垮台，以及苏联红军进入和撤出的过程，时间跨度数十载，篇幅煌煌百万言，不能不说是文坛上的一道奇景。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如此逆袭的巨著，探讨一下它的艺术得失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先谈一下《虎石台》在结构方面的特点。在我看来，《虎石台》创作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品大格局与小事件的有机结合的处理上。本来，对于历史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事件驳杂的题材，一般很难把握，但是，作者在社会大背景暗示性位移的前提下，借鉴了《水浒传》式的套环结构，逐步逶迤展开，从而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具体言之，所谓套环结构，就是以人引事，以事引人，以人引人，以事引事等等，使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能够得到有条不紊的叙述和展开。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虎石台》的题材与《水浒传》是不同的。众所周知，《水浒传》在大聚义之前，基本上是在不同时空地域发生的相对独立的系列故事，它们在分别叙述后，一步步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梁山泊。就是说，《水浒传》的故事空间是不断转移的。而《虎石台》除沈万才被逼上山为匪的故事外，基本都发生在同一个空间地域：虎石台村，这就增加了黏连故事的难度。那么，作者是如何克服这种天然不利的写作境况的呢？简单说，就是在大背景下写小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引出小故事。

譬如，作品的起势就很耐人寻味。开篇作者就接连写了两个大事件：一个是叛军之乱，可谓是官患。即在郭松龄反奉背景下，郭部的一个团败退到虎石台，却与当地豪绅孙占元勾结，以是否在此开战为要挟，向居民强行收取保护费。但是，保护费收到后，该团被张作霖成功诱降，大战未开，保护费都落入团长沙仲先的腰包。沙仲先归顺后虽然失去了兵权，却升官了，老百姓白白被敲了一大笔竹杠。作者如此写来，无疑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官匪一体的年代。

另一个是匪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患刚刚结束，土匪金三又来砸窑，把个虎石台闹得鸡犬不宁，虽然经过各大户联合抵抗，土匪渐成败势，最后败退出村，但虎石台损失也因此损失很大。作品在此揭示：这次匪患其实又是孙八孙占元与土匪勾结，和另一个财东芦二芦茂才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结果。

在这两个故事中，作品写了穷人、富人对官匪之乱的不同表现，写了诸如沈万洪刘铁柱陈寡妇王老好杨福田等人的故事。作品通过这官、匪两次大祸患的细致描写，一方面，对东北政治生态及民间日常生活都有了初步交代，另一方面，民间互害，而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矛盾的特点也给予初步显露，为后面一系列矛盾的展开埋下引线。此外，两次祸患，为各色人物出场提供了活动舞台，并初步展露其面目，可谓一箭三雕。(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虎石台》的真实性问题。《虎石台》最大的特点当然是真实，而作为这一特点的基本支持，首先是基于作者对所描写的生活具有丰富的体验。写年代远逝的题材，一般而言，大的历史事件还容易再现，因为毕竟有史料和年鉴之类的可供查询。最难的其实是一些历史细节的还原，因为这些，仅凭移花接木式的想象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作者要有切实的生活体验，至少是比较熟悉。

《虎石台》无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譬如孙八家竞聘打头的比赛垛草垛，茓高粱囤的规准、方式、过程等细节；沈万才、刘铁柱当窑工的行规及干活的具体场景；尤金榜揭底黄老道作法骗人，等等，都是没有切实的体验很难靠想象就能编出来的。尤其是表现顾天成赌博，对诸如赌具、规则等情境的再现，可谓是既传神又准确，令人叫绝。再如写侯长贵流落到花子房，通过他的眼睛，揭露了花子房的行规及潜规则，打开了一个传说中的神秘又恐怖的世界。此外，《虎石台》还描写了一些久已失传的一些民间亚文化，譬如押会、收池等，如果没有经历过，很难写得那样真切。因为这些具有巫术性质的赌博，曾经在东北地区盛行，到了新中国成立已经因为禁止而彻底消失了。

当然，写大的历史背景作者也没有忽略它的真实性，这主要表现在客观性和公允性方面。譬如，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作品所展示的普通百姓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而且，日本人为了收买民心，给作为所谓的模范省模范县模范村的虎石台，修了公路，拉了电灯，安装了磨米磨面的机器等等，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实际的便利。但是，随着战事吃紧，日本人为了以战养战，伪满洲国实行了残酷的经济管制。譬如，农民自己打的粮食不能自己吃，商店没货可卖，饭馆不能办酒席，否则就是经济犯，也包括财东大户在内。这一点，许多东北的老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其次，《虎石台》所以具有很高的真实性，还因为在写法上，采取了史料般的书写方式。细读《虎石台》会发现，该书很少有人物心理描写，更没有以叙述人的视角包办代替地剖析人物内心世界，而是让人物自己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平心而论，这种表现，自然有时会给人莫名其妙的感觉，甚至显得有些突兀。譬如，财东芦茂才想通过逼租的方式撤租，租地户杨福田急于还租，最后差半斗高粱，恰好小儿子“癫七儿”哭闹，一怒之下，竟然做出杀子还租的蠢事。再如，尤金榜的童养媳姜大妞，受尽刁婆婆的虐待和折磨，甚至被生生地打瞎了一只眼。后来，由于邻居看不过眼，联合起来强行干预，硬把这刁婆婆尤老娘打服了。令人费解的是，迫于压力，尤老娘开始对姜大妞好了，姜大妞却反而上吊而死了。这过程，没有多少心理描写，更没有内心世界的剖析，难免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仔细想来，这两个故事倒也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的逻辑。譬如前者，杨福田杀子还租这件事。书中交代，杨福田是个急性子的粗人，鲁莽暴躁不说，他和老婆前前后后生了男男女女七个孩子，日子穷苦是可以想见的，偏偏这个“癫七儿”二十多个月还不会坐着，皮包骨头，整天咧咧哇哇地哭嚎，恰好又赶上杨福田因还不上租受到芦秧子嘲笑而恼羞成怒，在对生活的绝望的情况下，一时失去理性做出极端的事，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理性的。

再说这姜大妞，此前受虐无数，她都能逆来顺受，因为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希望，是金榜哥对她好。后来虽然刁婆婆改变了态度，但是，长期以来受虐造成的人格扭曲，应该是患上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旦不受虐了，自我意识有些觉醒，自尊心有些复活，使她难以接受自己瞎眼破相的残酷现实，毕竟金榜哥的爱是她的一切。自卑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苦命人命贱，所以，选择自杀更符合她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虎石台》的第一作者虽然难免受其开始写作时代的阶级斗争观念影响，但是，作品并没有给人物简单化类和贴标签，而是尊重生活的逻辑和时代特征，给予每个人物以实际的定位。譬如残害姜大妞的刁婆婆尤老娘，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一家之主，而只是闯关东的农民之妻，窑地工头尤老四的老婆。她的作恶，出于什么变态心理不讲，就是其为人，纯属不讲道理的滚刀肉。尤老四本来就是对工人苛刻，心狠毒辣的工头，但是对自己未圆房的儿媳妇姜大妞，却相对通情达理，甚至因为看不惯虐待姜大妞还打过尤老娘，只是不见效果后来听之任之罢了。尤金榜作为姜大妞尚未圆房的丈夫，虽然力不从心，但仍然能够尽其所能庇护姜大妞。这些都是维系这个家庭并且使姜大妞能够逆来顺受的情感结构。从中，我们可以也体会得到作者从生活出发，设计家庭矛盾的周全之处。

检讨起来，《虎石台》所以采取史料般的叙述方法，应该是因为第一作者具有几乎是过剩的相关的生活体验。一般而言，每个作家对自己的书写对象都应该颇为熟悉，甚至具有独特的发现和别致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体验。过剩的体验就是对所描写的对象太熟悉了，熟悉得难以取舍，人物原型也丰富得似乎不好采取所谓典型化的方法给予整合重塑。因为在作者看来，每一个人物都很别致，都很有特点，相互之间几乎难以通约互补，如果对他们进行鲁迅所谓的“杂取种种”生发改造，可能会破坏原型的完整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史料般的叙述，基本会是作者认为的最佳选择。

所谓史料般的叙述，就是对描写对象或者说是素材原型不加修饰，对人物只客观叙述，不做主观分析，不代替人物思考，不剖析人物心理，可推想却不虚构，保持叙述的朴素与本真。古代的司马迁的《史记》，现代的所谓的非虚构写作，基本都属这个路数。这种写作的好处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人物和故事的本真性和原发性。但问题在于，这种写法，是否会影响作家想象力的发挥？

众所周知，素材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原料，素材如果过于贫乏的话，作者自然容易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硬要创作，就只能靠想象。但是仅仅靠想象，缺乏对所描写生活的切实体验，作品不可避免的要显得飘忽、抽象，许多细节、感受都不太敢说实说细。毫无疑问，在总体上，《虎石台》的想象还是很丰富的，譬如夏大丫的传奇经历，沈万才入伙为匪的过程，还有土匪日常生活和环境的描写等等，都让人感觉具体、细致、可信。可以肯定，两位作者都不会对此类生活有过直接的体验。但是，反过来说，作者有了直接体验或者体验较多就一定能够写好作品吗？在理论层面上讲，这个命题并不周延。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创作还需要诸如才情技巧等等其它因素，而是因原型过于完整，对人物过于熟悉而可能被黏上，使作者无力对他们客观理性的审视、研究，从而失去对其重新创造的能力。

据书中前言介绍，第一作者是生长在他所描写的乡绅财东之中的，他对这类人应该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所以，写起这些人来，自然应该驾轻就熟，他们的一举一动，几乎是信手拈来的，这从《虎石台》中人物显得相对拥挤可以得到证明。如此，我们是否说，素材如果过于丰富，丰富到了拥挤的程度的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的艺术概括能力的发挥呢？事实上，细读《虎石台》，我们会发现，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财东地主的形象，例如占元孙八，芦启良芦二，吴殿臣吴六，邓全义邓五，刘元甲刘大，芦茂财二鬼子，王雅轩王四，等等， 他们在举止言行上，在为人处事上，并不是让人闭着眼睛都能做出区分的那种，而是存在做进一步提炼或者合并的可能性。若如此，故事可能更集中，线索可能更清晰，情节也可能更曲折。但是，作者没有这样处理，几乎是任凭人物以生活的本来面目出现在作品中，似乎是谁的故事就让谁来表现，谁本来怎么做的就写他怎么做的。所以，与其说是作家塑造了这些人物，不如说是他们自己蛰伏在作家记忆中，找到机会就自动跑出来自我表现的，这可能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史料般的真实效果吧。平心而论，这虽然不一定算作是《虎石台》的缺点，而可能是特点，但对人们多年的阅读习惯却的一种不小的挑战。

作品的真实性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求真证实是人的一种心理本能，也是人生命的一种确证感，属人类的本体需求之一。所以，在此意义上说，人类对真的渴求，是一种本体的终极关怀，这也决定了人类对文学真实性的永恒需求。但是，文学真实性并不是纯客观的单质的存在，对于作家而言，真实性就是他所创造的艺术情境与社会生活的相似性；对于读者而言，真实性就是他通过解读文字，在头脑中重新创造的艺术情境引起他相关、相类的联想、体验和同情。而且，由于文学的对象不应该只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或事件，这是它不同于科学和历史的地方。文学是相对于社会生活整体的艺术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人或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而一般不应该是对他们的摹写。就是说，文学真实性只是相对于社会生活整体而言，文学与之相似的无限可能性。虽然创作往往会以生活中的某一人或事件为原型，但这原型只是作家充分展开想象的基点，作品完全不必对是否符合引发想象的基点负责。据此，原型比较完整固然十分难得，也是作者的福分，却不应该因原型比较完整就放弃艺术整合、提炼、创造的责任，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做史。就《虎石台》中的人物形象而言，并不是这些人物就没有进一步提炼、概括、创造的余地了。其实，过于迁就原型的结果，往往是人物性格及故事边缘的模糊，譬如孙八之坏与芦二之坏及吴六坏的方式，柳天祥妻子之死与刘铁柱未婚妻董大姑娘之死的原因等，都过于相似就是证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虎石台》由于过剩体验而采取的的史料般的叙述，固然是一种有特点的表达，但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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