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上坟
又是一年一度的除夕。
大清早，就有人放鞭炮。鞭炮声时断时续，或远或近，此起彼伏，山鸣谷应。鞭炮的响声，像枪声，像炮声，一直要持续到明天。除夕，就像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战斗。
除夕的主要仪式是上坟、团年，都要放鞭炮，约定俗成，历来如此。团年，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好好地吃一顿团年饭。中国人恋家，纵使远隔千山万水，都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团年之团，实则是团圆、团结之意。一年一次，使“回家”成为一种美丽的期盼，美丽的牵挂，深入心灵。血脉，无论怎样延长，因此都会永远相连；亲情，无论相隔多远，因此都会永远凝聚。
团年之前要上坟。上坟和团年，或早或晚，都要放鞭炮，这是团年的信号。
故老相传，“年”是一种凶猛的兽，除夕这天就会出来伤人。但“年”怕响声，只要一放鞭炮，“年”就落荒而逃，相因成习。团年前放鞭炮，寓着除旧迎新的意思，噼噼啪啪的响声，热热闹闹，是庆贺，更是祈愿。
上坟，也要放鞭炮。对于逝去的亲人，在坟前放鞭炮，烧香烧纸，用来寄托哀思。这放鞭炮，是一种表白，也是一种告知。近些年，上坟放鞭炮，往往被一些人用以炫富，斗富，变了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吃了早饭，我和女儿去给母亲上坟。
母亲已经去世三整年了，坟前那棵翠柏也已长成了盈盈一握粗细。坟边的野草，不久前被人烧过。坟上添了一层新土，被整修过。不知是哪位亲戚帮的忙，我说不出的感激。已经有人先我给母亲上了坟。女儿很忧伤，虽读研究生了，依然不能接受奶奶故去的事实，难以忘怀疼爱她的奶奶。
在母亲的坟前，我烧了纸，点燃香，放起了鞭炮。
乡下人过年，是男人和孩子的节日，最苦的是妇女。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要弄饭，要收捡，要招待客人，要服侍牲口，比平日里更忙碌，更辛苦。这极不公平。
我成家之前，一到年关，什么事都由母亲独自操持。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爱脸面，凡事总怕落于人后。父亲是一个极懒散的人，满脑子的大男子主义，家务事上从来都是袖手旁观。一进入腊月里，母亲就极少睡个囵囫觉。要切糖，打豆腐，炸果子，蒸粑粑，做糍粑。亲戚多，零零散散地来。一个客人，也要弄一顿饭，不肯马虎。成家后，妻子多少能帮些忙。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和父母不在一处生活，妻子总是有些像做客。直到我们把他们接来同住，过年的事情才交给妻子处理，母亲也就清闲了两三年而已。
我读书的那些年，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那时，贫穷的农村，除了喂猪，再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那几年，家运不好，上天似乎要故意折磨母亲似的。一圈猪，养着养着，看看膘肥体壮就可以变成钱了，忽然就染上瘟疫，一头头死掉了。为此，母亲是束手无策，只有干着急，一头青丝早早地就急白了。
为了给我凑学费，母亲听说何首乌能卖钱，她就遍山遍岭地去挖何首乌。一天往返几十里，渴了喝口溪水，饿了啃口干娘。那些年，母亲挖过黄连树兜，捋过狗骨头叶，砍过廖竹，甚至种起了烤烟。只要能挣钱，再苦再累她也能忍受。母亲的辛劳，支撑着我顺利地完成学业。她老人家怕我读书分心，从来不把这些苦楚讲给我听。
想起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我十分伤感。要是她老人家知道，她拼死拼活，换来的是儿子还没有没读多少书的农民工一天挣得多，日子没他们滋润，不知该作何想！使母亲拼死拼活失去意义，是我不孝。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舅舅家就在坎下。上完坟，我们在舅舅家稍稍坐了一下。母亲临死的时候，唯一的遗嘱，是要我多照看舅舅——她唯一的亲弟弟。舅舅和表弟过，表弟老大不小了，仍未成家。看着舅舅，更思念母亲。一方面，我觉得舅舅有子女，还轮不到我照顾；另一方面，其实我即使想照顾，也是有心无力。一家就两个大老爷们，舅舅日子过得不是很如意，家里冷冷清清，嗅不出多少年味。是我愧对母亲，愧对舅舅。无关痛痒地和舅舅拉了一阵子家常，我再也坐不住，扔下几百块钱，我就和女儿逃跑似的回家了。
有一些人家，开始团年了。空气里，弥散着一种饭菜的甜香和爆竹的硝烟味。
鞭炮还在持续地响着，山鸣谷应，天地宛如音响。在这场战斗中，全民皆兵，人人奋威，宛如在向旧的时代冲杀。
回到家，妻正忙着。我和女儿，也投入到琐碎而甜蜜的家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