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寻处，惟有少年心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故乡到淮南读书。洞山脚下，苍翠枳篱围起的煤校园里，结识了上一届测量201班的绍忠、桂彬、从恕等几个徐州老乡。老乡在一块儿，戏谑玩耍，其乐溶溶。从恕经常讲家乡一个乞丐听有线广播的笑话：喇叭匣里传出“各位听众”时， 这个乞丐听到的是“各位穷种”，心中忿忿然——穷，就该挨骂？接下来，匣子中传出“徐州有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这个乞丐则听成“徐州有钱的王八旦……咦，话匣子穷富都骂！” 这个乞丐心中转忿为乐了。那些年，每听到从恕讲这个笑话，我想到的却是童年时居住三年的商业大楼。1958年，故乡徐州西关商业大楼每个单元的楼梯口墙上，都悬挂着约一尺见方的“话匣子”。
1958年6月下旬，我家从东关黄河边的大坝头，搬到了西关博爱街南边新落成的商业大楼。那时，从淮海路博爱街交汇口朝南，顺着永安路走上二、三百公尺，是杨家路的西口，再往南，就是郊区的余窑大队(人民公社刚成立,当时大人小孩都这么叫)的乡野池塘了。杨家路东端，与博爱街一样，也在燕子楼那儿起头，延伸到永安路终止。杨家路路口斜着向西北望，可看到68军坦克修理厂的大门。路口南，永安路东西两侧都是池塘。永安路穿过池塘，路西空旷的田野上矗立着五栋红砖到顶的筒子楼，那就是楼内居民及周围人通称之的“商业大楼”——商业局为本系统职工集中建造的家属宿舍而矣。红砖红瓦的五幢商业职工宿舍楼，在空旷的田野上突兀而起，确有鹤立鸡群之感。再说，徐州市中心当年新建成的百货大楼也不过二层。所以西关那一带的人们，都将这商业职工宿舍称为“商业大楼”。
这五座红楼，三大二小，从北往南分成三排。1996年前就坐落在云龙公园西一公里外的那个五路交叉口西北方、苏堤路与永安路夹角的地面上。
靠北两座楼一排，西北楼和东北楼；靠南仅一座楼，叫东南楼；中间是两小楼，东楼和西楼。这两栋楼之所以叫小楼，一是仅二层，二是仅有一个楼梯口的单元楼。两小楼之间的大片空地，使五栋红楼围成了一个宽敞的院落，也给男孩们嬉戏奔逐提供了天地。
两座小筒子楼的楼梯口在楼中央；除了楼梯口向南开的正门，东西两端也还各有一个门。楼梯两边筒子内南北各三间，共六个房间，除去一间作为公用厨房，可供五家共用。一层楼，楼梯口二侧就可住十家。楼梯对面是内里竖着黑铁管、白瓷抽水马桶等洁具的公厕。公厕二侧那间是公用的厨房。厨房靠里墙是一排水泥抹面的五个灶台，自然还有自来水池。每层楼梯口墙上挂着一有线广播喇叭匣子，早中晚按时广播着国内外及徐州市的新闻，播放着大跃进岁月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社会主义好”，“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听话要听党的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时尚歌曲。
北面的东北楼、西北楼，南面的东南楼那三栋，既是三层楼，又都长一倍——是有二个楼梯口的双单元楼。我家在西北楼。先是住在东边这个单元、楼梯口左边的第三间——105室。我家东边是马家，马家又一个年龄与我般大的叫吉成的男孩。马家对门是欧奶奶。西单元一楼住着我姐姐的二个同班同学：一个叫马丽君，一个叫孙建芳。马丽君有个与我参不多的弟弟，与三国演义里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腾同名。这个小马腾比我还顽皮。认识他不久，他在玩弄坟堆间一枚锈迹斑斑的手榴弹时，手榴弹突然爆炸，左手掌被炸掉了。1998年11月间，我姐姐的女儿结婚，我回故乡吃喜酒，酒席上见到三十多年没见面的马丽君大姐，询问马腾情况，马大姐有些凄伤地说：他死多少年了——遇车祸死了。这个童年伙伴，可真是个“讨债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楼住了年把的样子，我家搬到同单元的二楼，楼梯口西边的209室，直到1962年春搬去彭剧场后的谦益巷。刚搬到商业大楼时，天黑后，楼内的孩子们就聚在楼梯口玩。楼梯及扶手涂着光滑的枣红漆，男孩子喜欢骑在光滑的扶手上，从二楼往一楼滑下来。我家靠楼梯口东，楼梯口西那家姓阎。阎家有个该上高中、但自己想参加工作的大男孩。这个男孩神情忧郁，时常默默地啃手指甲。见他默默独坐，我就脚本轻轻地走进他家，陪他坐一坐。闲坐时，也听他谈论一些见闻和知识。我还从他那儿借到了当时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浅黄色的封面上印着“文学”二个大字。也就是从他的教科书里，我第一次读到了“牛郎织女”和“枪挑小梁王”的故事，这二个故事还有各自的插图。也是从这个阎姓男孩口里，听到了台湾被“蒋匪帮”占据的原因。这个大男孩说：孙中山临终前，给蒋介石传授了“外战守川，内战守湾”八字真言。所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跑到了四川，内战打不过解放军，就逃到了海峡那边的台湾。当时九周岁、才读小学三年级的我，非常羡慕这个大男孩的学识。心里想，孙中山怎么帮“蒋该死”出了这么个妙计？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没能弄清孙中山这八字真言的出处及真伪。但这八字真言，倒简约概括出蒋介石的主要经历。听到这八字真言时，我是个懵懂的童子；转瞬间，这个童子已是鬓发斑白。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管它的出处及真伪呢，这八个字，毕竟一下子就在我头脑中廓清了中国现代史的框架。这八字真言，对我之后学习掌握中国现代史帮助不小。搬进商业大楼没多久，淘气的我就融汇到楼院内年龄相仿顽皮的那群孩子中，这位阎姓男孩毕竟比我大几岁，看我顽劣不堪，就懒得睬我了。老了，忆起这情节有些惭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早年给我提供了历史知识的这个邻居男孩，名字早就忘记了。如今即使还有缘碰面，也如同路人，不可能认识了。
商业大楼四周天地空旷，西南边的煤矿基建局及家属宿舍才刚在荒野中起步。楼院的南侧，就是从东面的云龙山绵延而来的一条大堤，据说还是苏东坡做徐州太守时所筑，多少年来一直叫苏堤。上世纪70年代徐州城区向外扩展时，该堤被平掉，修建成苏堤路，苏堤才在徐州人眼中消失了。但童年那时光，楼院南临的苏堤上垂杨千万缕。楼院北，隔着一条水沟及水沟上的铁丝网，是68军的坦克修理厂。几个博爱街小学的同班同学，是这个军工厂职工的子女，如张雄杰、田淑芬。田淑芬家在中枢街上。六年级下学期，为了升学考试，我们班分成多个学习小组，晚间同一小组的几个同学，就固定在某个同学家做功课。我家春节后就搬到少华街来了，晚上我就到淮海路南中枢街上的田淑芬家做功课。同小组的还有吴玉芬。田家生活富裕，家中五斗橱上还摆着一熊猫牌的交流收音机——我只从电影里看到过的好东西。田淑芬扭转一下旋纽，左上方一小窗口亮起了晶莹的绿光，一闪一闪的，而且发出的声音，比“话匣子”要清晰悦耳。我当时暗想，等我长大参加工作了，一定要攒钱买一台交流收音机，收听天下的新闻。升学考试后，田淑芬被五中录取，吴玉芬被九初中录取。
“话匣子”给少年的我带来了多少知识和欢笑。搬家到少华街后，家家户户都按着一个这样的“话匣子”。上中学了，古城墙下一中的教室门上方，也扯着一个话匣子。那几年听批判苏修的“*”，都是在夜晚开播，夏青等播音员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播讲，听着听着，我就被磕睡虫带入梦乡。肯尼迪被刺的消息，也是在深秋的一个夜晚，从“话匣子”传出的。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探望父母回到徐州谦益巷，临近午夜，院里邻居的“话匣子”，都还在徐州广播电台的鲁彦道过“再见”后，才安静下来。之所以还记得此事，因为鲁彦就住在我家对门的小北屋中。
1969年毕业分配，再次“志愿”来到了皖南山区偏僻的一煤矿。半年就凑钱买了台“上海—160A”的六灯交流收音机，以改善从几百米地下煤巷中爬上来后、令人感到憋闷的日子。1981年春，到离矿30里外的江南古镇大通买了12吋黑白电视机。
人类社会如一条大江，近二十年间科技浪潮汹涌澎湃。新一代的信息传播技术，如同沿江民间的一句谚语“小秃子过河，一浪一个花头”，令人稍不留意，就大有落伍之感。
年过半百后，从苏堤下商业大楼时就喜欢听广播的我，不甘落伍，买台电脑上网玩。我到电信办理上网时，营业员姑娘说：你回去，叫你家上网的来。我说，我家就我上网。营业员不好意思地说：“都是年青人上网，你……”新一辈年轻人，又有多少会了解我们上一代人苦苦的向往？
“话匣子”，收音机，电视机，电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领*的传媒技术，*总被，雨打风吹去。上世纪50～70年代标志的“话匣子”，如今，大概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
身在江南，却道彭城好。如今就是回到故乡，站立在徐州西关那个车水马龙的五路交叉口，“话匣子”，及五栋红砖到顶的商业大楼，也无处可寻。
堪寻处，惟有一颗心，飘泊江南游子的少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