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月（小说）
荒月（小说）
阳春三月，一个美好的季节，农村乡下，到处是桃红李白菜花黄，燕舞莺歌马蹄香，和风细雨游人醉，春光一片赛苏杭。然而我这篇小文描述的那年月，却没有人有那雅兴欣赏这满目美景。那时候，人们行路时大多眼光向下，不是像现在这样人人玩手机，而是希望在路上能捡到一分钱、一粒胡豆、一粒豌豆、一粒稻谷，一颗小麦，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小，却可以填肚子，可以救命。偶尔有幸在草丛里发现一颗卧着的花生壳，行人立刻两眼放光，并且这粒花生壳被翻动早已不知道有多少次了。那个时节，路上的一粒花生壳受青睐的的程度远远比明媚的春光要吸眼球得多。
踏青的人少，踏荒的人多啊！
我是在学校的课本上认识“逃荒要饭”这个词语的，那是描写万恶的旧社会穷苦老百姓苦难生活的经历的词语。也许是因为我和我的语文老师都没有经历过“逃荒要饭”的日子，所以对这个词语的理解都不是那么深刻。老师的讲解是一笔带过，我的理解是暗自庆幸我们没有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好像那种日子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1.
我整天吃着娘茶爷饭，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对家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但是有一件事慢慢地使我觉得有些奇怪：(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家不是名门望族，也没有出一个可以光宗耀祖的著名人物，可是每当逢年过节，或是父母亲的生朝满日，我家的客人就特别的多，比村里其他人家多了去了。亲近的、不亲近的、傍着近亲套近乎来的，往往挤满了屋里屋外。如果不是下雨天，院坝里都到处坐满了人。母亲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还不时地向我介绍那些没大来过的人说，这是谁谁谁，这是谁谁谁，你该叫什么，我跟着一一打招呼，叫着母亲告诉我的称呼；父亲则早就站在厨房里忙活了，出了嫁的姐姐一回家，放下提着的口袋或背着的孩子，马上进入了灶间，按照父亲的要求，调整着灶膛里火候的大小。父亲忙完了，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一屋子人就其乐融融地开始用餐。
饭后，客人们陆陆续续走掉一些，母亲一边热情挽留，一边把留不住的客人送走。那些家住在十公里以外的客人，一般是不会走的。他们往往没等母亲挽留，就先说话了：“你不要留我，你不留我也不会走！你撵我我也不会走，我还要再耍两天才走！”母亲一迭连声地说：“好好好，我知道就你爽快！多耍两天才走哦！”
落实了家里客人的数量，爸爸和姐姐又要开始准备晚餐。母亲则满村子挨家挨户地跑，看哪家能容纳多少人，这叫“搭铺”。谁家里能住下这么多人？我家仅有的两张普通的床平时就根本没有客铺，更不像现在有了客人随便到哪个宾馆里都能住下。好在那时候家家都这样，有了客人住不下，就到邻居家里去搭铺。只要哪家有所求，邻居往往是有求必应，并且还以此为荣，因为这是被别人看得起。而那种人家有客人，自己准备好了客铺，却没有求到自己门下的，被认为是人缘不好，还暗自惭愧呢。因此这客人住宿的事一般难不倒我母亲。我当然是被赶到我的朋友家去住了。
待客人全部走了，父亲才丢心落肠地坐下来喘口气，母亲则丧失了客人在时的笑容满面，而换之以勃然大怒的神情，并且跳着脚对客人们骂出一些难听的话来。不过这些骂人的话客人是听不见的，第二年的“好日子”到了他们照来不误，母亲照例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等他们走后再恶言相骂。
我那些年正读初中，初中的课大多数时候只上半天，下午回到家和星期天节假日我就见缝插针地参加了生产队的农业劳动。我那时也算是半大小伙子了，工分的标准也在不断增加，基本上不算是吃空饭的。我母亲养着生产队的一头牛，挣的工分也高。加上我父亲一个全劳力，我们家到了年底决算的时候总能分得让其他人家羡慕的钱和粮食。虽然那时一天挣十个工分能挣到三四毛钱，到年底扣除粮食及其他物资分配，能从出纳员手中当众领到三四十元、五六十元不等的一笔人民币，可在当时那也是一笔天文数字啊。拿到钱的我母亲仿佛登上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领奖台，笑容满面地当众把钱再数一遍，不差，这才放心地把一年来全家的辛苦钱塞进钱包里，在一片啧啧称赞而又羡慕得咕咕吞口水的乡亲们的目送下，走下领奖台，把位置让给下一位乡亲。
我就在想，这也许就是我家能招来那么多客人的原因吧。
要知道，像我家这样的三口之家有了这样的收入，就可以平平安安地顺利地度过一年，自然，在亲戚们的眼中，我家算是好过的了。而好些生产队没有我们生产队那么好的条件，到年终每天一个劳动力能有一毛多钱就算不错，很多人家根本就看不到生产队的一分钱。就连我们这么好的生产队都还有不少孩子养多了、或者是劳力少的“超分户”，年终决算时还得拿着钱交到生产队，才能把属于自己的粮食买回家。
俗话说，客走旺家门，仔细想来，原来我们家是这样的一个“旺家”。
2.
有一位客人我母亲是不骂的，那就是我的“干娘”。
我的干娘一般不在我家客人多的逢年过节、生朝满日时露面，她到来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那就是每年的三月末四月初。她来了一般不会一两天就走，总要住上少则半月多则一月的时间，这是惯例，从我八九岁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干娘一来，我母亲就拿出过年时就早已准备好的做鞋的黑布，又和干娘一起上街买来些其他布料和用品，请干娘为我们一家人特别是给我做鞋。那时候，做鞋面用的大贡呢是非常紧俏的商品，平时非常不好买，母亲和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混得很熟，到货的时候就提前通知母亲，或者是专为母亲留着。所以我们一家每年都总能穿上非常漂亮精美的大贡呢鞋面的鞋。
干娘是做布鞋的一把好手，她做的鞋穿在脚上特别好看，就好像比着脚剪裁的一般，其实她也只不过是每年做鞋之前用手指量了一下我脚上的长度而已。穿上干娘做的鞋，再看看其他伙伴脚上的鞋，总感觉到别人的鞋是那么难看，因此走在别人面前，总显得那么精神。以至于后来我长大了，有人不断地给我介绍对象，按照我们这一方的规矩，女孩子过年时都要给对象送一双自己做的布鞋，尽管明明知道有些女孩子是请别的高手做的，可是我却一双都没有看上眼过，也就一双都没有穿过。直到后来干娘老了，眼睛看不见了，再做鞋非常困难，我也迈过了那道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界线，考上了大学，穿上了皮鞋，就没有再穿过干娘做的鞋了。
干娘到我们家，连我母亲那样性情如烈火般一点就燃的人都没有怨言，除了干娘的做鞋的功劳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后来才慢慢知道的。那就是，干娘原来是我的生母。在我生下来不到三个月的时候，生父母家由于我的哥哥姐姐多，养活不了，就把我抱养给了现在的父母。生父母家家境一直不好，每年从春荒三月就要开始吃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时候来看看自己的小儿子，也多少减轻一点家里的生活负担。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于是特意安排给她做鞋的活儿，也就可以留住她多住一些日子。每年干娘走的时候，我们全家一年的新鞋就有了。每年干娘走的时候，母亲都用一个很大的口袋装上四升米（约合二十多斤）送走干娘。
至于我的身世，母亲是不允许干娘告诉我的，从我记事起就告诉我她是我的干娘。
我们这里有一个风俗，谁家的孩子不好养，从小病灾多，就可以去拜寄给一个特别有福气的或者特别低贱的人作干娘干老子，这样孩子就可能像干娘干老子一样一辈子平平安安。有一首儿歌这样唱的：“干娘干老子，缝件新袄子，袄子穿烂了，老子看淡了。”这儿歌里表达的不知是我们给干娘缝了件新袄子，还是干娘给我缝了件新袄子。至于母亲把我拜寄给了什么样的人，我们当然都认定是前者了。儿歌里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是这种半路上凝结成的亲缘关系往往是短暂的，袄子穿烂了，老子看淡了，是说这种亲缘关系往往只能维系一件袄子的寿命那么长。
我们镇上有一个姓张的哑巴，父母都是贫苦的庄稼人。十岁那年，红军来了，哑巴的父母很快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和红军一起把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可惜没过多久，一九三四年，苏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军被迫撤离，反动派卷土重来。张哑巴的父母和所有没能及时撤离的苏维埃干部全部被白狗子抓去砍了脑袋。张哑巴不是哑巴，由好心人藏了起来，并叫他装哑巴，不然他也逃脱不了被杀头的厄运。于是，镇上从此就多了一个沿街乞讨的哑巴乞丐。十岁的张哑巴很机灵，他要饭绝不到大户人家的门口，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乌老二”（红军）的小崽子，是大户人家的仇人，如到大户人家门前，轻则放恶狗撕咬，重则会遭到追杀。直到解放了，张哑巴才在镇上的共产党干部面前大哭一场，并高声宣布：“我不是哑巴！我不再装哑巴了，我要说话！”政府给张哑巴安排了住房，并给他安排了在镇上打更的工作，直至退休。张哑巴虽然说话了，但人们大多不叫他的正名，而仍叫他张哑巴；张哑巴虽然没了亲人，但大难不死，人们认为他是最有福气的人，人们不嫌弃他是一个下贱的乞丐，纷纷把自己的孩子拜寄给张哑巴。不到几年，张哑巴的拜干儿、拜干女就发展到好几十个。每当逢年过节，到张哑巴家拜年、拜节的拜干儿、拜干女都要坐好几桌。家庭境况好一点的除了送礼之外，还给张哑巴缝制一套新衣服。
我的理解，那首儿歌讲述的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现象。孩子不好带，多病多灾，找个精神寄托，让孩子的成长顺利一点，张哑巴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了；然而多年以后，孩子健康成长了，再去叫那么一个乞丐为干老子，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了，因此也就“看淡了”。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保驾护航，所以要拜张哑巴做干老子的人仍然那么络绎不绝，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听说前些年张哑巴去世时，来给他送葬的拜干儿、拜干女还真来得不少，凡是知道消息的都来了，送葬队伍排得很长很长。
我的干娘不属于他们那种意义上的“干娘干老子”，她可是我的亲娘啊！
3.
“逃荒月”这个词是我听到从我母亲的嘴里骂出来，进入我的词典的。
一九七四年我们生产队收成不好，在连年增产增收的基础上，这一年减产仅稻谷一项就达两万多斤。上交国家的公粮一粒都不能少，要首先足额优质地送到粮站；生产队里预留的两万多斤储备粮也要先入库，然后才是吃到社员口里的口粮。和去年相比，全生产队每个社员都要少分到一百五十斤左右的粮食。到年底决算时，好些农户就基本上没有分到粮食回家。从那时起，人们的眼里就开始出现惊慌失措的神色。生产队干部除了略有决策失误的负疚感之外，心里早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和社员们一样，他们的眼光也不约而同地瞄向了生产队粮仓里的那两万斤储备粮。
第二年的春荒就来得特别凶猛。
早在年前，少数“特困户”就把政府补助的返销粮从粮站买了回来，算是过了一个平安的春节。一开春，就有一批困难户又揭不开锅了，生产队干部挨家挨户排查后，发放出了第一批储备粮。
按照常规，我家每年都要等到第三批储备粮发放时才有份，可今年，由于一家三口比往年少收入了五百多斤粮食，不管怎么省吃俭用，也总不能把米粒穿起来一颗一颗地数着吃。更何况，我那时已高中毕业，常年在家劳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劳动力，又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饭量也就特别大。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申请第二批储备粮。
这一年，干娘也来的特别早，送走了干娘的第二天，我母亲出现了少有的愁眉苦脸的表情，为粮食发愁哇。
有邻居从山坡上割草回来，告诉我母亲说：“二嫂，你家又来客人了！”
我母亲一听就急了，问详细情况，邻居说：“从土门方向来的，好像是你娘家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可能已经走到房子后面，快到家了。”
母亲一听顿时急火攻心，她忽然提高了音量，破口大骂起来，很明显是要骂给即将露面的舅母和两位表姐听：“管他哪个舅子婆娘要来，老娘今天都不得理她，老娘见了她的面就要给她劈脸一道符。是你妈些啥亲戚哦，莫吃的就到我屋来了，逃荒月就到我屋来了。我屋又没有开粮站，也是靠一家人辛辛苦苦挣工分分那么几颗粮食，哪有多的拿来打发那些逃荒要饭的讨口子？我挣工分的时候你啷门不来？我吃糠吃菜的时候你啷门不来？还要不要我们一家人吃饭了？还要不要我们一家人活命了？我们一家人莫得吃的了又到哪里去逃荒月？有到哪里去讨口要饭？。。。。。。”
母亲骂起来没完没了，她是深怕舅母她们还没走近听不见，这一次，她是存心要和舅母她们撕破脸皮了。其实，正如邻居说的，舅母她们已经走到了屋后，母亲的每一句骂她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她们听着这明明白白骂她们的话，再也无法挪动前进的脚步了。
父亲觉得母亲突然有些过分，毕竟是很近的亲戚，做那么过火以后怎么见面？他试图制止母亲的谩骂，但越制止，母亲骂得越凶。父亲只得走到屋后，去看看客人是不是真的来了。父亲一眼就看见舅母她们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慢慢地往回家的方向走着。他赶了上去，拦住舅母说：“嫂嫂既然来了，怎么不到屋里，又要走啊？”舅母一边哭一边说：“她大姑把那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我们还怎么有脸再到你屋里去啊？”父亲也很为难，他果断地把三人藏在腰间的口袋搜了出来，说：“既然这样，那么你们等着！”
父亲回到屋里，在米缸前给每个口袋里装上两升米，那是前两天刚从生产队里借回来的一百斤谷子打的米。看着很快就要见底的米缸，父亲也发愁。但日子终究还得过，亲情毕竟还得维系。母亲停止了谩骂，她回到屋里，知道父亲在干什么，她没有阻拦。
父亲说：“你今天算是把她们彻底得罪了。其实她们也不容易，你想啊，早上起来走了四十多里路，还不知道吃早饭没有。本以为能到我家来吃顿饱饭，哪知道还没拢屋，就糊里糊涂地挨了一顿骂，是不是倒霉到家了？”
母亲说：“那你去把她们接回来！”
父亲说：“你以为她们还会回来吗？”
母亲说：“也只有这样了，你去送送她们吧！”
其实，舅母一家受我家的接济也不少。舅舅死得早，舅母把两个女儿养大并相继找了婆家，两个女儿的婆家境况都不是很好。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儿子，还没有娶媳妇。舅舅就他和我母亲兄妹俩，舅舅去世了，母亲就是他们最亲的亲人了。每年的荒月，她们也到我家来住几天，但没有干娘住得久，一般三四天就回去了。走时母亲也总是装满她们带来的口袋。可是今天的情形让母亲着急，所以上演了骂走亲戚的一场戏。
4.
生产队里的那个救命的粮仓说空就空了。可时间还不到四月底，离新粮食收获还有近两个月，这两个月，拿什么救命啊？
按说，我们生产队是远近闻名的自然条件好的生产队，全队两百多亩土地，水稻面积是绝大多数，一条水磨河几乎环绕着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不管老天下不下雨，我们的水稻都有水栽插，真可谓是平坦得放水都不响的旱涝保收的好田地。守着这样的金饭碗，挨饿的几率是很小的，吃政府返销粮的几率更是非常小的。长期以来，我们生产队的大姑娘都不想嫁到外面去，宁可在本生产队找一个比自己条件次一点的小伙子嫁了；外村的姑娘则都想和我们队的小伙子攀亲，使有小伙子的人家都差点被媒人踏断了门槛。
可是去年，干部们相信了大量使用化肥会使土地板结、产量下降的宣传，发动群众大量使用农家肥，而放弃了对生产队里两尊神仙的进贡，结果恰遇天灾，导致大减产。
在年终总结的干部扩大会议上，我这个当时的包工组长也被扩大进去了。大家一致认为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是导致减产的重要原因。于是产生了一个重要决策是：敬神！不敬神明年还会吃亏！
我们生产队能年年增产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两位县供销社里管理化肥销售的关键人物，他们一个是销售经理，一个是仓库管理员。当时的化肥是紧缺商品，不是谁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每个生产队只能按标准买到很少的一点。但是，因为自己的家在这个生产队，他们每年总是把家乡需要的化肥留得足足的，然后通知家里的干部，由全生产队的男劳动力趁夜深人静之时秘密地运回生产队。第二天全体劳力集中大面积地给水稻施肥，附近生产队的社员和路过的行人眼馋得眼珠都快要掉出来。稻子获得了充足的养分，长得特别好。社员们年年都能吃饱饭，心里就特别感激这两个人，把他们看成是心中的神圣。可感激只是在心里想着，生产队还真没对这两家人有多少表示。吃了今年的大亏以后，人们似乎醒悟过来了，离了尿素肥不行，还得麻烦这两位神圣。大家一致同意，免费给这两家每家送两百斤稻谷，以保证明年有充足的肥料。
听说生产队的储备粮仓空了，整个村子突然就炸了锅。
消息是二狗子传出来的。二狗子说昨天都没听说粮仓空了，今天忽然听昨晚守夜的人说有人开仓，就跑到谷仓前一看，果然，连仓门都没有关上。仓里的稻谷虽不能说一颗也没有了，可却是连仓底都用扫帚扫过了不知多少遍。估计老鼠进来了都会饿得偏偏倒倒地站立不稳地爬出去。粮食保管员见仓里没了可保管的粮食，也就觉得没有再关仓的必要，所以让二狗子一览无余。
“完了！完了！”二狗子仿佛马上就要被人押去杀头一般绝望地把这消息迅速传递给了下一个人以及他所看到的每一个人。
二狗子家是特困户，全家八口人，父母生了他们四弟兄还有两个妹妹，二狗子排行第二，除了父母亲是劳动力外，和哥哥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其余的弟妹都还小。六个小孩子张着六张血盆大口，像六只狼崽子般嗷嗷叫着围着父母要吃的。两个大人拼尽全力，也只能保得他们不至于常常挨饿。再想让孩子们都穿得暖暖和和的，那就是天大的奢望了。大冬天的，孩子们都只能穿一条单裤，冷得瑟瑟缩缩地抖。好在孩子们都练就了一套抗冻的本领，冷了，他们就咬着牙互相打闹、追逐，跑得一身大汗才回到屋里去。风雪天气全家人就都不出门了，挤在两张铺陈单薄的床上互相暖着。虽然每年都有政府的补贴落实到他们身上，那杯水车薪式的小雨点却难以覆盖这片干旱的禾苗；虽然每年政府的返销救济粮总是首先降落到他们的饭锅里，但总有小石头堵不住大窟窿的遗憾。二狗子一家除了在生产队里苦苦劳作苦苦挣扎以获取基本生活物资以外，他们的眼睛时刻都没有离开过生产队的储备粮仓库。
有那今天中午还有一顿下锅的米的，他们到下午才明白了二狗子报告的消息的严重性；有那早就计划着借储备粮，好像也在干部们下批考虑之列的人家，则迅速地派家里人到生产队粮仓去核实了二狗子消息的准确性；有那早有好多天没见一颗米，靠吃糠咽菜过日子，盼着下一批储备粮到手再改善一下生活的人家则不管二狗子消息的真假，当场就垮了，当家人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出了声。。。。。。总之，全生产队人的心全都没有在那希望的田坝头，而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生产队保管室的晒场上。
上午，各生产作业小组的插秧手把秧苗打在了田里，正准备编织今年的希望；上午，几个妇女小组把幼嫩的棉花苗移到了地里，准备着栽种下今年即将收获的花朵；上午，多种经营组的老汉老太们把育好的经济林木树苗放进树窝里，准备种下金色的阳光。。。。。。但是，这个下午，这个得到二狗子消息的下午，一切都停下来了。没有谁指挥，没有谁招呼，人们的脚步都不约而同地移向生产队集中地的公棚晒场。人人面色沉重，犹如奔丧一般；没有言谈欢笑，只用眼神传递语言；末日来临般的恐怖，火山爆发前的沉寂，即将被执行死刑般的绝望。人们看着那个空空的粮仓，仿佛都是来为它送葬。
晒场上积满了人，人们席地而坐，不用任何人招呼，大家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不需要任何人点名，因为家家户户都到得整整齐齐。
副队长来了，他故作惊讶地高声叫喊：“你们这是干啥？不去做活路，都坐在这里做啥子？难道这里能坐出粮食来？”没有一个人理他，更没有一个人改换一个好一点的表情给他。副队长知道，如果再不识趣，还喋喋不休下去的话，他可能挨揍，于是他赶紧离开了晒坝。
队长来了，他一脸无奈地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去干自己的活，说什么储备粮没有就没有了，大家都是要吃饭的，我们当干部的是会继续为大家想办法的。要不把今年的秧苗栽上，误了农时，明年我们还得继续挨饿，比今年更惨。
也没有人理会他。一种声音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仓里的谷子到底到哪里去了？”
“昨天仓里还有那么多，一晚上就遭耗子吃光了吗？”
“把会计喊来，我们要看看账目。”
“我们也要活命！把我们都饿死了，哪个给你们种庄稼？”
5.
会计把账本拿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会计账本上的入库数量和出库的数量竟然分毫不差。
我忽然愤怒起来，也不管对那些干部们恭敬不恭敬了，哪有这样来糊弄群众的？我毫不留情地说：“很明显，这是一本假账！是今天才编造出来的假账！”那时候，全村就我一个高中生，我虽然不是生产队干部，但我说的话很多人都愿意听。
我分析说：“首先，账本上入库粮食数量和出库数量完全吻合，一斤都不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据粮站工作人员的经验，库房里存入几十万斤粮食，出库时可能多出成千上万斤来，因为粮食受温度、空气湿度等的影响，只会增加重量，不会减少，更绝对不可能相等；第二，大家可以看看这本账，完全是清一色的新鲜笔迹，很明显是一气写成的。之前队里已经发放了两批储备粮，时间相差那么久，笔迹应该是不一样的，可这账本上丝毫看不出来；第三，大家应该知道自己家里已经借了多少储备粮，和这本账仔细核对一下，看是不是吻合的；第四，粮仓里昨天明明还有小半仓谷子，一夜之间去了哪里？这样瞒天过海地想把大家遮掩过去，看看有谁能够答应！”
很显然，我的一番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生产队的干部，也就是说全队社员的视线都直接瞄向了生产队干部，或者说晒坝现场直接成了干部一方与群众一方展开对垒的尖锐的战场，成了干部和群众斗争会的会场。
几个干部自己感觉到势单力薄，远远不是一两百老百姓的对手。几个人凑在一起咕叨了几句，决定由副队长出面先解释一下粮食的去向。
副队长说：“是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昨天晚上我们确实处理了生产队的最后一批储备粮。”
“是按啥子原则处理的？”“为什么是在见不得人的晚上？”“为什么大多数社员一点儿都不知道？”群众怒不可遏，因为这次的“处理”根本没有惠及到该惠及的人群。
“你们听我说，”副队长等愤怒的群众稍微平静了一点，就开始解释：“首先对不起大家，也怪我们开始考虑不周。我们是这样想的，为了发展今年的生产，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几个干部不能饿着肚子漫山遍野地指挥，得具备指挥生产的精力。所以按人头每个人考虑了一点；其次，大队的支部书记以及其他几个领导为我们队操了不少心，。大家都知道，他们队上的条件远比我们差，前些年也曾经借我们的储备粮，但每年都是按时还给了我们；今年向我们提了好多次，我们想着这最后一点粮食再不给他们解决一点就没有机会了；还有，就是公社住我们队的住队干部，他们为我们队的发展出了不少的力气，我们本来该找机会报答他们。他们的家属也是农村人，条件比我们更差，所以也向我们借粮，我们也给他们考虑了一点。”
愤怒的群众更加愤怒了。听了副队长的述说，一起呐喊起来：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你们这下可以吃得胖胖的，站在高处耀武扬威地指挥。可是你们想过吗，把我们这些卖力气的都饿死了，你们去指挥谁呀？”
“一个个都是黑心肝，真正没饭吃的人一个都没考虑，连二狗子这样的家都没有得到一颗粮食，你们是要斩尽杀绝还是怎么回事？太叫人寒心了！”
“反正我们是没有活路了，最终不过是同归于尽。要饿死大家一起饿死！乡亲们，我们现在只有端着饭碗，到干部们家里去吃了！没关系，他们吃啥我们吃啥，有他们吃的就有我们吃的！”
“走啊！一起去啊！先到队长家里吃十天。”
队长再也坐不住了，要是愤怒而又饥饿的全队人真的都坐到他家去了，任谁都难喝这一壶了。副队长的话无异于向老百姓彻底地交代了干部们的罪行，要想挽回干部们的面子或者要平息眼前的众怒是很困难的。但他毕竟算是见多识广的吧，有理没理强词夺理也要找回一点面子。他说：“社员同志们，大家都是天天见面的人，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做得那么过分。去年，我们遭了灾，粮食减产了。今年，我们的生活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不仅仅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困难，还有很多生产队在和我们一起受灾，甚至很多地方比我们更恼火。我们当干部的不是只顾自己，我们以前在想办法解决大家的困难，现在仍然在想办法解决大家的困难。我知道大家的眼睛都盯在生产队的粮仓里，大家想一想，光凭我们粮仓里那点粮食，就能保证我们全队社员能吃饱饭，度过今年的春荒吗？不可能，我们还得想别的办法。退一步说，就是把干部们昨天担回去的粮食全部退出来，就能满足大家的全部需求了？到那时，干部们全泄气了，生产无人指挥，困难无人上达，国家粮库里的救济粮一颗也到不了大家口里，那么，说不定真的会饿死人，说不定真的会全体都出去逃荒要饭了。
“大家听我说，我们一定要安定团结，共度难关。该做活路的还是要做活路，不能错过季节。不过今天下午就算了，我们趁机开一个社员大会。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看我们队的阶级斗争就是不抓不行了。大家今天聚在这里，这惹事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昨天晚上守夜的是两个地富子女，他们把我们昨天晚上处理储备粮的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大家，激起了大家的愤怒，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大家说该不该斗争？现在我们把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揪出来示众！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你们给我滚出来！”
现场在队长的操控下忽然变成了对阶级敌人斗争的会场，社员们的思维远远转不了队长那么快的弯儿，反应不是那么热烈，而几个生产队的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主角，他们义愤填膺地开始主持着对敌人的批斗。
6.
这幕由队长导演的滑稽剧并没有激起观众多大的兴趣。无论多么美妙的空中楼阁都没有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屋实在，无论说天上会掉下来多大的馅饼都无法和摆在面前的一碗能填饱肚皮的菜叶稀饭实在，无论你怎样想把饿着肚皮的老百姓的视线调集到五彩缤纷的喜剧舞台上，可饥饿者的眼睛总是死死地盯着粮仓，他们对斗地主的兴趣不大。
由队长导演，其他几个生产队干部表演的独角戏不好唱。你就把两个地富分子及其他们的子女打死，都只能证明他们确实散布了消息，而这消息还是真实的，还上升不到谣言的层面。因此戏要唱下去，看来还得另辟蹊径。果然，队长毕竟是队长，他话锋一转，居然把矛头指向了我。
队长把受够了批斗、挨够了毒打的阶级敌人撤下去以后，又发话了：“今天的事情我们应该告一段落，事情是阶级敌人引起的，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斗争，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你看，我们的群众中就有些人经不住阶级敌人的诱惑，上当了，跟着他们闹起来了。说我们会计的账是假账，还列举了不少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些人家里明明不缺粮食，还长期供养着外地的客人，客人走的时候还把大批量的粮食送给客人。为了想借到生产队的储备粮，就轻信阶级敌人的话，发动群众一起闹事，想把生产队的水搅浑，这种现象要特别引起注意。”
队长的话很明显是觉得已经把群众的愤怒平息下去了，只要把带头闹事的我镇下去，就能平息这一场风波。却没想到他把我已经彻底激怒了。
我拍案而起，完全没有了一丝斯文气象，也完全不顾面对的是什么人。凭着我在高中学习期间养成的正常思维，我针锋相对地压住了他们气势。简直笑话，正义的东西那么容易就被邪恶打败了吗？我豁出去了，大不了你们就一直给我小鞋穿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冷静地说：“队长，你真的以为大家都是三岁小孩，都是只吃饭而没有头脑的白痴？你用这样低级得谁也看得穿的把戏来糊弄大家，给大家画一张饼在面前就以为大家真的吃饱了？把责任毫无理由地推到阶级敌人身上就以为大家真的信了？这样的笑话从你的嘴里冒出来我都替你脸红！想用‘老奸巨猾’这个词来形容你简直是对这个词语的玷污。你眼看你捞的救命稻草救不了你的命就把黑手向我伸过来是不是？告诉你，也没门！我家养客人与别人有啥子关系？我们家偷了吗？我们家抢了吗？我们家偷偷摸摸地把生产队的储备粮担回家了吗？我们用自己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粮食接待我家的客人，送给我家的客人，这有错吗？这就非要受阶级敌人的煽动和指使才会这样做吗？我家就有吃不完也送不完的粮食吗？我家就没有了吃生产队储备粮的资格了吗？”
队长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这时候也自觉得颜面扫地了。他无可奈何地宣布：“散会！散会！这个队长我当不了了，看你们哪个来当这个队长！我再也不管你们那些闲事了，你们有啥事再也不要找我了！”
社员们不干了：“想跑？想梭边边？那就把粮食交出来！”“你想走？你前脚走，我们后脚就全部到你家来吃！”
“大家都不要走！”会场外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大家转头一看，原来是公社党委刘书记带着住队干部，大队支部王书记等一行人赶到了。
又是那个地主分子的儿子，看着哥哥昨晚上守夜守出那么大的乱子来，按照常规，知道老地主的日子又要不好过了。为救父亲，他去了公社，恰好碰到公社刘书记正要出门，于是跪在刘书记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事情经过。刘书记一听说全队社员都停了工，知道事态严重，于是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赶来了。
刘书记首先向乡亲们问好，他说：“难得大家今天来得这样整齐。在这样的大忙季节，丢下功夫来开这样的社员大会实属罕见，这足以说明本次会议的重要性。至于会议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进行到了什么层面，我们刚到，一概不知，因此还没有发言权。现在我们先分小组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接着开会怎么样？”
有了书记现场坐镇，大家心里有了主心骨，情绪也一下激昂起来，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好”来。
刘书记叫大队王书记、住队干部带着生产队干部为一组综合情况，自己和公社的会计为一组找社员代表谈话，大家自然把我推选成社员代表了。
会议最后由刘书记作总结发言，他讲了四点：一、昨天晚上生产队干部对储备粮的处理是错误的，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必须全部退回生产队重新分配；二、生产队干部从今天晚上起，全部回公社学习，学习期限到都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三、生产一刻也不能耽误，由各作业组长全面负责，一定要毫不松劲地把双抢工作做到最好；四、公社党委早就清楚大家的受灾情况，知道你们的储备粮不能完全地度过春荒，我们已经向县委报告申请了返销粮，很快就会发放到大家手中，请大家相信政府。刘书记最后说：“荒月没有结束，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停止，返销粮的发放也就不会停止。”
7.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第二天，在各作业组长的带领下，轰轰烈烈的双抢工作又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2017年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