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炉的故事

那天正好在家休假，听到小区内有收破烂的吆喝声，我便想到楼下储物间里的杂物早已堆积如山、多年未清理。于是，便叫上那收破烂的师傅一道进行分拣清理，有用的留，没用的则作废品处理。在这废品堆中，我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那个旧的煤油炉。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煤油炉。它下面是个圆形的储油罐，中间是十六条用铁皮做的灯芯桶，里面放置白灯芯棉条，外加一个调节火候大小的开关，上面则是个圆形聚火罩，顶上安有四个放铁锅的支撑脚。它现在并不值钱，卖废品也只能当废铁买了。但因为这个煤油炉记录了我们的当年那年轻时代的奋斗史，承载着我们这么一群人的无数次的幸福与欢乐，所以我数次搬家都把它带上了，总不舍得将其处理掉。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至县城重点中学教书。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又是典型的乡下农民，我一分配就主动接过父母的担子，将两个弟妹带在自己身边读书。刚开始，我想多带个人读书，不外乎是添一套碗添一双筷子而已。因此，不知柴米油盐贵的我，开学时就只准备了三个小饭碗、两个菜碗外加一个大饭盒。盘算着每天下完课、带上吃饭的家什，去食堂打上饭菜，回到房间，带着弟妹吃就行了。然而开学后不到两个星期，现实就告诉我，这样下去，我每月二百二十五元的见习教师工资无法养活我们兄妹三人，因为食堂饭菜挺贵的。于是，我不得不另想办法。

其实，办法也不用多想，看看旁边拖家带口的老教师们就知道了，那就是得自起炉灶、自己煮饭买菜炒菜。说来也巧，正我愁如何买炉灶的时候，我的一位高中老师也正好因我校教师不够、从乡下中学借调到上来，他单身一人过来，还带来了一套煤油炉外加简单锅碗瓢盆，一听我想起伙，就立马贡献出来了，条件是搭伙吃饭，好让他准备研究生考试。我也正好瞌睡遇到了枕头，立马觅了一个旧学生长条桌放在筒子楼的中间楼道里。先是将煤油炉灶往房门外靠墙一定位，再将这一整套家什往桌上一摆，左边油盐酱醋、右边砧板切菜。这样就自己开火造饭了。农家的孩子早当家，做饭炒菜难不倒我们，难就难在如何安排这一日三顿。为了让正在长身体的弟妹们改善生活，我尽可能盘算好手头上的那丁点工资。刚开始，我每周去县供销社打上五斤煤油，就可以加满煤油炉储油罐；每天早晨去东门菜市场买上三至七元菜，至于饭就是自己下米放到学校锅炉房去蒸，这样我们四人就可以对付好肚子问题了。至于伙食费，直到刘老师去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在一起搭伙了一年里，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提过和算过，只是在他吃完头天晚饭的时候他说“明天我去买菜”，第二天我就不去买而已，至于他买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菜，大家也从来没计较过。

后来，同校的单身教师也渐渐来了，端着从食堂打来的饭菜吃过来，到我们这里加点菜，然后大家各自觅地而坐，凳子上、床沿上、办公桌上，都不拘束，边聊边吃，在一起一顿饭可以吃很长时间。即使吃完了，也不会立即散去，大家往往会就一些敏感问题、热点话题进行探讨，直到打了上晚自习铃声才各自散去，或去教室下班辅导学生、或回自己房间备课、改作业，甚至勤学苦读准备考研。那时，风气真纯朴，我们这群年轻教师在一起，居然没有人会想到去打牌玩麻将，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教好书、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但真正的问题是出现在我的煤油炉灶开伙的一个月以后，我的负担开始逐渐加重了。这不仅是经济的负担，而是还是个体力和精神上的负担，可以说完全是个甜蜜的负担。那时由于交通不方便，年轻老师很少回家，周末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就干脆上街买上些荤菜和酒往我房间一丢，（注：那时我们的宿舍门都不会上锁，人出去了就把门带上一下，这样既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等到下午活动课他们打完球之后，就全转到了我房间等饭吃了。我则可怜，先是看看他们买来的菜，接着再去一次菜市场垫钱去买回一些配料和蔬菜，然后再回来洗菜、配菜、炒菜，当好厨师；饭后，收拾锅碗瓢盆桌凳残局，当好保洁员；甚至还得当一把护送员，把这些不胜酒力的家伙送回自己的筒子楼里，一顿下来几个小时，也把强壮的我累得晕头转向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然而这些对我这个上岸的农家泥腿子还不算什么，更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还在我们这帮分配在乡镇工作的同学们。每逢周末、节假日他们都喜欢到县城来走走，或购物、或相亲、或喝喜酒、甚至是来看热闹，由于那时乡下公共交通不方便，无法实现当日来当日回，住旅店又贵，再说那时大家也没这种意识，就喜欢到同学那里去蹭一下、热闹一下。于是，工作在县城繁华路段的我，由于有煤油炉可做饭、有独立的房间可搭铺借住，自然而然就成了我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同学的落脚点和聚会点。那时电话也不方便，也不管我在不在学校，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反正都可以在我宿舍里，自由自在地快乐着。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我调离这所县城中学。

当然，这个煤油炉真正陪伴我们的时间大概两年零三个月，随着经济的发展，煤油在县城渐渐地不供应了，打煤油要跑到县城边的镇上去。恰好这时，我的女朋友很感动于我用煤油炉为她做的蛋炒饭，便一咬牙节衣缩食了三个月的工资，花了五百四十元，叫人从广东顺德带了一套红双喜牌的双灶液化气灶。从此，这个煤油炉就正式下岗，成为了我们当年历史的纪念品。据我初步统计，起码有三个博士、九个硕士、十余名乡镇领导干部曾吃过这个灶里的做的饭。如今，只要我们坐在一起时，他们都会提到这个煤油炉和我当年居住过的那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筒子楼。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933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