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葱岁月之工厂生活

我的青葱岁月之工厂生活

我将要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由于我们这个家一直以来都是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的，所以他的去世让我们（母亲、弟弟和我）的生活陷入了窘境。于是弟弟便不再读书（他本来也不怎么爱读书），去了二哥那里当临时工。二哥在很偏远的一个公社的粮管所当会计，家里让弟弟去那里，主要是为了不要让我俩都呆在城里，避一避下放的风头。因为当时的政策是每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里。

我毕业后就开始在城里打零工了，最早干的一个活好像是刻钢板，那段时间可能是各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在赣州城里搞什么汇演，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歌词歌曲需要有人刻写，好心人就介绍我去干这个活儿了。我本来写字是蛮认真的，但连续刻写几天之后，难免就有些烦了，后面也就不免有些潦草。

刻完钢板，过了一段时间汇演就开始了，有不少演员是吃住在赣州一中的，作为一中的子弟，顺理成章，我又去帮厨了。帮厨有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吃三顿饭，作为一个19岁的小伙子其食量是惊人的，而1976年那个年头粮食尚未放开，加之肉也限量得厉害，油水严重不足，所以我那个时候总是饥肠辘辘的，于是就趁机好好地饱餐了几顿。工作当然也挺累，而且4点多就得起床，但这都是次要的了。

帮厨完毕就哪儿有活到哪儿去干，去得较多的是一中的校办工厂。我不知道这个厂子哪来这么多活儿，又是用铁水浇筑椅子腿又是做螺丝，每天那里的工人都忙忙碌碌。毕业前我也曾多次到那儿“学工”来着。无论是毕业前的“学工”还是这次的打零工都干了抬铁水浇入模子的活儿，但攻螺丝这活儿似乎这回干得更多些。所谓的攻螺丝，就是把一根小铁棒夹牢，用一个两边有长把子的工具将小铁棒的一头整出螺纹来。那里的厂长其实是一个老师，也许是同情我生活无着，也许是看我干活卖力，经常地把我叫去。另一个活儿就是一中的保管员常常叫我去做的，包括帮忙修补桌椅和帮忙修缮房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就是某日午后我正在挑石灰时听见广播里播报的。而且唐山大地震和“四人帮”被“隔离审查”这些吓人的大事件也都是在我打零工期间发生的。我干的所有这些活儿一律按天数算回工钱，工钱便是一块二毛五。我每结一次账就要去税务局取一张发票，税务局根据金额扣除税金，我再凭填写好的单子到一中的出纳处领取我的工钱。当时税务局取发票的地方就是建春门附近一间古旧而昏暗的小屋。

那个年代，国营单位自然减员（职员病故或者退休）是可以由这些职员的子弟顶替的，称作“顶编”，我父亲是中学老师也在此例，但父亲去世时国家暂停了办理顶替的事情。于是我在打零工的同时也积极地四处打探，希望能早日恢复办理。在这一年的第四季度，四中的政工组长王老师通过他老婆（一中的老师）把我叫去，告诉我国家恢复办理顶编事宜，叫我赶紧去有关部门申请。王老师是个好人，难怪他后来官做到很大很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是1977年一月的某天，我到市劳动局去催问顶编的事，那里的一个干部扔给我一张介绍信，说：“你去灯泡厂吧！”正急需一份工作挣钱糊口的我二话没说拿了介绍信就离开了。

下午，我手持介绍信从家里往灯泡厂去，那个冬天是个暖冬，天气很好，太阳高高地在头顶照着，可是，那段路真远啊。当时我家住在一中，而灯泡厂在城市西北郊外，因为是头一次去，不敢操近路，走大路就绕了很大的圈。

人事科一位姓危的女科员接待了我，她打电话叫来了一车间的头，让他领我去了车间。那个车间是吹泡的车间，电灯的玻璃泡就是在那里吹出来的。这些玻璃泡拿到二车间，在那儿装上钨丝和灯头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白炽灯了。二车间工作环境挺好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年轻漂亮的女工也很多。而一车间则不然，工作环境不好且是高温作业，是个干脏活累活的地方。

一车间里首先是有一个巨大的溶解玻璃的炉，炉口低于车间的地面，朝着车间里面，比较隐蔽，炉口旁总有几个工人时不时地给炉子添煤。这个巨大的炉子的外壁一圈有十几个形同蟾蜍的缸嵌入炉膛内，缸口朝外，碎玻璃或别的玻璃原料倒进缸里，让它熔化，而我们这些吹泡工就从缸里挑出熔化了的玻璃来吹泡。

具体的步骤是这样的：将吹泡工分为两人一组，一个技术熟练者和一个不太熟练者为一组，前者负责吹泡后者负责挑料（当然也有二人皆熟练工彼此可以互换的）。吹泡的脚前面有一套带个模具和盛着冷却水的盛具的装置，他用脚操纵这套装置，让模具张合并让它浸水冷却。有三根一米多长的吹管，不断地在这两个人的双手之间传递，挑料的不断用吹管从炉膛内的缸里挑出烧溶了的玻璃，在铁板上快速滚动让半稠的玻璃溶液具有一个比较规整的圆锥体形状同时让它稍微冷却，并往它体内吹进一口气，使之中空，然后迅速递给吹泡的。吹泡的接过挑料的递给他的溶液再往里边补充一点气，然后一甩吹管使这坨半稠的玻璃溶液具有未吹开的气球的形状，然后迅速放到模具内，夹紧模具赶紧用双手手掌来回搓动吹管同时使劲往里边吹气。一会儿，用脚打开模具，把吹好的玻璃泡连同吹管一起挂到架子上冷却。

我刚刚进厂，什么都不会，便从挑料学起。这个活并不太难，只是动作必须很快，因为玻璃在炉内比较稀，挑出之后又会很快冷却，所以不快不行。幸亏当时我年轻，刚20岁，能够做到这点。吹管的一头比较圆滑，是我们嘴对着吹的部位。另一头铸成一个硬币大小的平面，我们把这头插入玻璃溶液转着圈挑出一坨玻璃，然后迅速地放到一张略微倾斜的铁板上滚动，只能两个来回，就要赶紧拿起斜对着天空往管子里吹一口气（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时吹管也得转着），再间不容发地用拇指闭紧吹管。这时吹进去的气就自然地流到这坨玻璃溶液中间去把它弄成了中空。我把这个玩意连同吹管递给吹泡师傅，一道工序便告完成。

每一组工人都以麻利的动作做着各自的工序，挑料的从桶内操起吹管、将吹管头上沾住的玻璃用刀敲落、挑料、搓料、打气然后递给吹泡的；吹泡的接过吹管、再打气、使劲一甩、放入模具、搓动吹管同时往里吹气、拿出吹管和玻璃泡、挂上架子、取下已经冷却的玻璃泡、敲脱、将吹管扔进铁桶。十几对工人同时都这样做着，那情形就不是一般的好看，如果你看过一次，就不会想看杂耍了。

记得当时我们两个人一天的任务是1300个，也就是说这几个动作我一天至少要重复1300遍。冬天的时候站在这样一个高温炉旁还蛮温暖的，夏天可就难受了，风扇对着你吹仍然觉得热！这几个动作重复1300遍之后真是筋疲力尽。我的师傅（属临时工）是个很难伺候的人，为了早下班，他要求你快，稍微慢点就恶声恶气地骂人；然而他自己由于贪快又常常把递给他的料子浪费掉，如此一来，就无端加重了我的负担。其实我和他常常是第一个下班的，但是这个人对此仍旧不满意。有一次他向我发火，竟然举着一团烧红的玻璃溶液对着我的脸要烫我。这时我也很生气，就伸着脖子，大义凌然地对他说道：“你来啊！”他见我如此态度强硬，反而怕了，就把这团溶液扔进了铁桶里，我也没跟他计较，继续干活。炉子周围的温度很高，我的脸对着溶解玻璃的缸口，任其烘烤自然就容易上火，所以那段时间常常咽喉发炎。

当时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地在赣州城里生活，四个兄弟都去了崇义（赣南的一个县）。大哥二哥是在那里工作，三哥乃是知青，弟弟则在二哥的单位打零工顺便躲避一下下放的风头。我每天去厂里吹灯泡，左臂有残疾的母亲在家干家务。

吹泡的工作对于身体向来不好的我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有些吃不消，寻思着能不能调动调动。我想，别的工作可能不太容易被批准，扫大街总可以吧？我将自己的想法跟母亲说了，母亲就把它端出来跟亲戚商量，这亲戚我叫姑姑，她赶忙跟我母亲说叫我打消这个念头，理由是扫大街名声不好将来找对象都难。

我于是继续吹泡。整个77年我都是在吹泡中度过的，说得准确些，是在挑料中度过的。吹泡工里面的确是有不少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他们下班时换上整洁的衣服真是让人眼前一亮。而我一般来说是比较邋遢的，我不习惯一天换几次衣服，我总是从早到晚穿得很破旧，因为在挑料时烧红的玻璃或从吹管头上敲下的玻璃碎片一旦落到衣服上就会烧出一个洞（当然落在裸露的皮肤上也会烧出个烙印）。77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我穿着破旧而单薄的衣服去上班，常会在路上碰到一个在杂货店做营业员的远房姐姐，她会关切地问我：“你穿得这么少，不冷么？”冷不冷的，我没考虑那么多，到车间就不冷了。所以在那一两年，我便是以一副类似济公的形象来往于家和工厂之间的。

吹泡的比单纯挑料的看起来要更牛些，而且似乎也略微轻松些，别的不说，距离炉膛就更远点。所以我们这些挑料的都想学会吹泡，可我却总是学不会。我们常常会在休息的时候拿根吹管从炉膛里挑出一坨料尝试吹泡，有的人勉强可以吹出一个完整的灯泡，可我没有成功过一次。往往是在甩那一坨玻璃溶液时掌握不了力道，不是长了就是短了，要不就是动作太慢它已经僵硬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手很不灵巧。也许在正式的员工中确有个别人为了今后能够调换工种有意不学会这招，但我绝不是。我的确是太不心灵手巧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干什么都笨手笨脚，遭人诟病。

这年的秋天，广播里传来消息，说大学恢复高考了，一切社会青年都可以参加。我兴奋起来，寻思终于有机会脱离苦海了。于是弄来了复习资料，可惜由于得到消息太晚，复习时间不够，我名落孙山了。于是只好再来一次。

78年年初厂里进了一套大型的吹泡的设备，我被抽调去那个组干活了。干什么活呢，就是机器吹出来的泡其中有很多废品，所以每班（三班倒）安排了三名学徒工，坐在传送设备旁将那些废品敲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工作看似比原先挑料的工作轻松些，但工作的时间更长了。并且这里是三班倒，比原先的两班倒更痛苦，因为每三个礼拜就有一个礼拜是大夜班（即晚上12点到早上8点）。上这个班最难受的时段要数晚上两三点钟，那个难受劲啊，真是说不出来。另外，敲打灯泡时溅到身上的滚烫的玻璃碎片更多了，我经常被烫得跳起来。

高考失利、工作又是那样的辛苦、常常咽喉发炎不得不打针吃药，这种生活真是痛苦万分啊。

一个月后，我被调到烧（制造）煤气的锅炉组去了。那里是两班倒，对要考大学的我比较有利，每天上班一到那里我就抢着把最累的活干完（就是把煤铲进两个巨大的铁桶内然后吊上三楼以便倒进炉内去烧），然后就拿出复习资料堂而皇之地复习起来。班长和同事因为看到我已经把一天的大部分的活都干完了他们只需要看着仪表然后适时地按动一些按钮就行，也就不来干涉。我在这些崇尚知识、爱护学子的工人兄弟的关照之下于1978年夏天终于考上了大学，结束了自己在灯泡厂当学徒的生涯同时也避免了十几年之后成为抓大放小的“改革”的牺牲品。

这便是我的青葱岁月之工厂生活。

蒋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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