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疾
隐疾
张建波
夜晚、床、睡眠，接下来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是甜美的梦，是窗外呼呼的风声，或者是一场疾风暴雨的爱。没有人愿意想到死亡，睡梦中的死亡。在所有的死亡里，只有这种死亡最离奇、最不留痕迹，甚至有点温暖。但它却真切而冷酷地发生着，就像生活的冰面被石头砸出一个窟窿，无数的裂纹放射。
这种温柔到残酷的死亡就像一只巨大的鸟，在深夜悄无声息地降临。黑色的羽翼覆盖着深夜里香甜的鼻息，让睡眠者不再醒来。二舅就是这样被死亡之翼掠走的，走得让人无法相信。
那个夜晚和平常没有不同，二舅十一点钟下班回来，在公共卫生间冲完凉，吃了一点二舅妈准备的夜宵，遥了一会儿电视就拉灭灯睡下。睡下后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二舅妈说了点事，两人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二舅在福州鞋厂打工的那个夜晚正是我家灯火通明的夜晚，大妹过两天就要出嫁，家里正热闹地杀壮猪预备着酒席。远在千里之外的二舅在鞋厂的流水线抹着汗水，一次次地把笨重的磨具搬上搬下。他没有请假回家吃大外甥女的喜酒。
在妹妹出嫁的酒席上，一个熟人从福州匆匆赶回来，拉着我父亲一旁耳语。父亲洋溢着喜气的脸顿时凝重起来，他拉着我大舅说我们一起去福建，那边有点事。就像晴朗的天空突然飘过一片乌云，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整个喜宴。我弟弟在福州打工，一定是他出了事。父亲和大舅立即动身去福州，外公对我说肯定是你弟弟和人打了架，要不就是偷了人家的自行车给抓了。弟弟对别人偷走了他的一辆自行车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说要找个机会弄一辆回来。外公又说你二舅和你弟在一起，他怎么不回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把妹妹抱上花轿，完成一个没有父亲和舅舅参加的出嫁仪式，母亲和妹妹都哭得很伤心。等不到妹妹婆家的筵席散去，我就匆匆追着父亲和大舅前往福州。在出村的渡口，我获知了真相。摆渡的老人告诉我，你二舅去世了，晚上睡着的时候走的，怕你外公受不了，才说你弟弟出了事。二舅那时才三十六岁，一向身体很好，谁都没有想到他竟以这样的方式客死他乡。
赶到福州，辗转找到二舅的出租屋，二舅妈从屋里扑出来，抱着我放声大哭。二舅妈喃喃地说天塌下来了，该怎么办怎么办。我看到骨灰盒上嵌着的照片，二舅瘦削的脸温和地笑着。
那时候像二舅这样三十多岁还来城市打工的并不多，更何况他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儿子才刚刚断奶。在家时，二舅是个出色的拖拉机手，一辆手扶拖拉机开得稔熟，农忙下田翻耕，农闲跑运输，日子过得很红火。当初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福州进厂，家中老少都反对，但二舅还是执意卖掉了手扶拖拉机走向了城市。每年过年的前几天才从城市赶回，给老人带回大包小包的营养品，给孩子买回一大堆红红绿绿的新衣服。我们都觉得二舅的路走对了。他讲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就像工作单位上的人一样，成型车间的活虽说不轻，但一点也累不到他。
二舅妈说二舅是在睡梦中走的，她枕着二舅的手臂睡，一点都没有觉得异常，等她睡醒才发现二舅的身体已经冰凉，还以为二舅没有盖好被子。
离开福州之前，我们特地去他打工的鞋厂门口看了看。这是一家超大的鞋厂，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干活。一群群挂着厂牌的打工仔打工妹有说有笑地进出，厂门外的小摊贩吆喝着叫卖早点，一切如常。没有人注意到一群悲伤的家属在和一个死者的打工生活告别。
二舅的死讯已在村里散开，远远地看到老外公坐在门槛上，高大的身躯蜷得像一只虾。外公边哭边骂，你这个贼，不给我养老送终，你不是我儿。
二舅的猝死犹如一场剧烈的地震，完全倾覆了原来的生活。几个表妹一个个退了学，沿着她们父亲的道路去了福州，进了父亲生前的鞋厂，陪在母亲身边。小表弟一直跟在爷爷奶奶身边，他成了我外公晚年丧子的唯一慰藉。无数的夜晚，外公弓腿坐在床上盯着窗外的夜色被晨曦一点点击退，想着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让壮年的儿子代他受罚。外公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已经到了口袋里离不开药丸的地步。后来表弟长大了，念完初中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福州的道路。外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从孙子越来越像儿子的脸回想起儿子的眉眼。
这些年我身边几个人都是以二舅一样的方式终止了人生。有一个是我儿时最好的伙伴木根，我都不忍想起他最后紧闭双眼，紧抿嘴唇的样子。木根是一所山里中学的副校长，下午还和儿子一起打过乒乓球，睡觉前还去隔壁房间看了一会儿同事玩牌。我赶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被安放在宿舍的地面上，身体如铁，坚硬而冰凉。他是在元旦日推进炉膛的。一个结束和另一个开始。
隐藏在二舅和木根血管、心脏或大脑里的疾病猝不及防地给出了致命一击，在深夜，悄无声息地冰封了他们的心跳和呼吸。潜在身体内部的隐疾就像一枚沉睡的炸弹，没有人能看到它的游走和引爆，而睡眠是黑夜最肥沃的土壤，除了梦还有死亡之花在开放。
所有的死亡都可以预见，但没有一起可以把握或超越。
二舅妈一直在那个鞋厂没有挪窝，她的孩子都已成家，她找了一个同厂老乡相伴余生。木根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学校，但一直没走出木根离去的阴影。
写于2013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