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系列散文《达里巴人手记》

实在是应该叫作下里巴人手记，因为我这个下里巴人写不出阳春白雪一类高雅的作品，只能写点儿低俗的小玩意儿。又由于我出生在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叫达里巴的地方，写的就是那疙瘩的人和事儿，索性就由“下”至“达”，叫成了达里巴人手记。——题记

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达里巴，是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小屯的名字，离松花江有十几里远。这个小屯是我出生的地方。据说，达里巴是个蒙古人的人名。该人在清朝嘉庆年间在此立屯，从此达里巴就叫开了。从一家一户渐渐发展成一个小屯。民国时期，达里巴屯成了郭尔罗斯草原第二大的屯子（第一大屯子是库里，也就是清朝孝庄皇后父母安葬立碑的地方，距离查干湖几里远），人口大约有六、七千。后来又成了乡的名字大区的名字，建国前一度是旗政府所在地（东北光复后，在国共“拉锯”的1947年前后，郭前旗政府就设在达里巴屯的南侧，旗长叫黎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草原上有点小名气的名字，史料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墨迹。

《达里巴，我最早的老乡》，是我去年创作的一首诗。这是我对抽象的一个蒙古老乡的缅怀，也是我对具体的一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的怀恋。

童年时，只知达里巴是蒙古语，不知是啥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达里巴这面汉译的“旗帜”还真的冥冥中引领我这个汉族人与“蒙古”二字发生过很多联系。

我出生的土房据父母讲也是蒙古人住过的，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这户人家挺富有，盖的是三间房。中间的堂屋靠近迎外面门的部分，立有一面下是木板上是窗户的隔断，中间开门。檩木又粗又黑，有点象油浸过的电线杆子，很直。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暖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学了点民俗，懂得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我想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就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30年，直到离开故乡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现在想想真是不该卖掉，好让我回到故乡有个“家”，可是老宅已被扒掉，原处盖起了四间面目全非的红砖蓝瓦房。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为此曾写了一首《压在心上的房》作为纪念。那个有满蒙特色的西屋不在了，可我的精神家园还在，我的达里巴还在。前几年，有很多县区合并乡镇，我真怕区域越来越小的达里巴被合并到其他乡镇，好在没有发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进入前郭师范学校读书。没想到第二年学校改名为白城地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使我又一次和“蒙古”发生了联系。我的老师中有很多是蒙古族人，同年级同学中蒙古族人也很多，下个年级是一色蒙古族同学，都说蒙古语。这是我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我爱好上了草原歌曲和文学。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校园，我成了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之一，唱不好敢唱，写不好敢写，在同学中闹了个脸熟，其实没啥真东西。

我的家乡没有因我没有真才实学抛弃我，相反接受了我。我在农村中学没唱明白，但瞎投稿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时间久了，发表一些小“豆腐块”，还真遇上了几位伯乐。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县级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说来也巧，我所在的编辑部蒙古族编辑记者占绝大多数，没想到我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感受到了浓浓的蒙古族文化氛围。

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伯乐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人。一位是苏赫巴鲁老师，在写作和做人上给我很多教诲，1988年他与芦萍老师介绍我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另一位是包广林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写作，还关怀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这两位蒙古族前辈是创作的巨人，做人的高标。能认识他们真是三生有幸。

出生的屋是蒙古民居，出生的小屯是蒙古人名命名的屯子，上学的学校是蒙古族师范学校，工作的单位是蒙汉双语的广播电台，一生重要的恩师又是两位著名的蒙古族前辈。这足以说明了我与“蒙古”二字的缘份了。

难怪，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蒙古族人。

细细想来还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道理。看来我得感谢古老的郭尔罗斯，感谢达里巴。

达里巴屯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拣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面对辽阔的草原，没有人与你交谈，你只想漫无边际地唱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达里巴看过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前边没有歌词的“过门”。太奇妙了，一下子又把我带入了辽阔的草原上，让我心醉。后来有人说那是蒙古长调。从此我就爱上了这种带有“诺古拉”和真假声交替的长调。现在我已能学着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照那斯图等长调大师唱几支长调歌曲。每次学唱，就仿佛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达里巴故乡。每次学唱，就感到情感得到一次释放，就感到灵魂得到一次净化。

我不会说蒙古语，可我爱唱蒙古长调。因为沿着长调，我能走回梦中的草原和梦中的故乡。

贴在心头的土豆片儿

听母亲说，不知我是肚子进风了，还是哪儿有炎症，反正自从生下来就一个劲地哭。白天还差一点儿，一到晚上干嚎起来就没完没了的，直到顶了生日才好一些。那咱也没闹明白我得的是啥病，按实病和虚病都治过，总是不见一点疗效。无奈，母亲只好整夜整夜地抱着我，听我嘎——嘎——挺烦人地叫着。从此，母亲就落下个偏头痛的病。

父亲是乡卫生所一个以治“红伤”出名的中医，可就是治不好母亲的偏头痛。我多次看到过母亲犯病时父亲的一脸无奈，也多次看到过母亲总是把土豆切成薄薄的片儿，贴在太阳穴上。

小时候有时不听话，气得母亲叨咕：“看你的气人劲儿，那时真不如把你扔了喂狗；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落下这半拉脑袋疼的毛病吗？”后来，母亲在犯病时，我都格外老实听话。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很想替她分担点病痛，又不可能。

现在想想，我小的时候的确不太让大人省心。刚记事儿的时候，误喝过“六六粉”水，吃过裤别子，有一次还差点儿让老赵家的老母猪掏成了残废。上学后，也许是那次喝药药的，我记性不好，吃一百个豆子，记不住豆性味儿。比如，我总好跟左邻右舍的孩子到屯子里的大坑洗澡，后来大坑沤麻，水变绿变臭了，我们到屯子北面的大坑里洗，再后来我们不愿在大坑的死水里洗了，就去西大河里洗。有一次洗澡回来，母亲看我的小脸儿紧绷的，问我是不是洗澡去了。我没有如实回答。她说，你过来。我走过去，母亲撩起我的裤角一挠——一趟白印儿。母亲问我这回还有啥说的。我吱吱唔唔说是前几天洗的。母亲也没再追问，只是跟我说，老者子中午淹着了，整出来控了半天才缓醒过来，可把七老太太急坏了，起了满嘴大泡。我心想，我就在现场，谁让他不会水还往深坑子得瑟呢？第二天，我把母亲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和伙伴们又去了屯北面的大坑。我刚脱完背心裤衩要往坑里走，一个伙伴儿说你后背咋印个手戳儿呢？刚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当走要齐腰深了才明白不能往里走了，只是草草地洗了洗下身就回家了。

小时候，不能替母亲分担病痛，但总想替母亲干点家里家外的活。

比如母亲做饭时，我主动地往灶坑里添柴火，观察她做饭的每个环节。记得九岁那年的秋收时节，处在“文革”后期的学校又放了农忙假。一天我中午回来，家里锁着门，在小院里转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回来个人。我又饿又渴，索性捅破窗户纸，打开从里面划着的挨着房门的马窗户。跳进屋里后，翻了翻碗架子和扣着的盆儿，看到没有剩饭，我竟做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饭。我做的是贴大饼子。将苞米面舀上两碗放到盆里，再撒上点儿碱面子，用点开水烫上三分之一后，再用凉水整体和好。接着把洗好的土豆和茄子放进锅里，看见水烧响边了，将和好的苞米面贴进锅里水响边的上方，贴成了一圈儿大饼子。这时再放上锅叉，蒸上一盆小米水饭和一碗辣椒酱就盖上木制的两半的锅盖，用抹布将缝隙处捂严。烧过一个开后，过了不到五分钟再要来一个开儿时，拣庄稼的母亲和姐姐背着苞米穗、高粱头、黄豆秆儿回来了。她们没怪我破窗而入，而为劳累了一上午能吃上一顿碱放多了的大饼子，狠狠地表扬了我。后来我就经常帮母亲灶上灶下地忙活儿，有时还自己独立地做好一顿饭，让母亲忙别的。有几回家里人都说我做的菜真香，这引起了母亲的警觉。从此我到做菜放荤油时，母亲不论多么忙都要到场，看见油放多了总要舀出一些。可我常常是等她离开后，趁她不备，再放进一筷头子。

那时农村学校每年放两次农忙假，秋天的不说了，单说春天。记得是一九七○年春天，生产队让“二线妇女”去薅谷子。母亲正犯着偏头痛，我于是自报奋勇，来到了屯东吊死鬼树带南侧的一片谷地。看着一垄垄一寸多高密密麻麻的谷苗中长着各种各样的草，我心里也像长草了不愿意干。这活得坐着或蹲着干，一时半会儿也薅不出多远。可管查边的生产队长李磕巴总在后面“嚎唠”着不让大伙磨洋工。他越说大伙儿越唠磕，张老歪等几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还一阵一阵地“嘎嘎”大笑，全然不拿他当回事儿。他有点恼这几个老娘们儿，就跟在她们后面说薅得不干净得返工。张老歪、大咋呼等几个老娘们说吃饭还掉饭粒呢，你薅一段我们看看。李磕巴红着脸翻了半天白眼根子才说出我——我是，管——管管你们的，不是来干——干干活的，懂吗？他磕磕巴巴可下说完了，正在得意时，张老歪说你先远点走着，我们要在这撒尿。他说尿——尿就——尿呗，我——我也不瞅。大咋呼说跟在一帮老娘们腚后，谁知道你瞅不瞅，要是瞅了你说咋办？李磕巴喔——喔——半天还没说出半个字儿，谁也没想到，他竟背对着二十多个“二线妇女”尿起尿来。张老歪说你咋这么不见外呢——几个老娘们一拥而上，在他笑嘻嘻还没提上裤子时，就把他摁倒。大伙儿都笑扑腾了，老于二舅妈等几个五十上下的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啥砢碜话都敢掏，啥见不得人的事儿都敢干，哪像咱们那会儿啊。我的垄与老于二舅妈挨着，我们没有跑过去，只是听她们说，让他尿，让他尿，今儿个非把他的尿壶把儿拧下当叫叫吹不可。后来李队长就不来查边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只好让当过妇女队长的张老歪领着干。

这个张老歪，那时就有点“膈应”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屯后面的大坑洗澡儿。她和几个妇女去自留地路过这儿。当她看见二十多岁有些弱智的老者子也在我们之中，拿起坑沿上老者子的裤衩就逗引着说要拿走。老者子信以为真，哭喊着就上了坑沿儿，光着腚妈呀妈呀一瘸一拐地在后面撵，她用手挥动着裤衩儿晃动着脑袋在前面倒退着跑。那几个妇女中还有没结婚的，都紧忙把脸扭过去。我们在大坑里都骂她：真他妈骚。从此，都不拿正眼儿瞅她。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农村的活儿还真学会了不少。令我高兴的是，替母亲分担点儿家里家外的活儿，竟磨练出一种能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也形成了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宽容向善的人生态度。令全家人高兴的是，没想到母亲顽固性的偏头痛竟一点儿一点儿地好了，那些贴在她太阳穴上也贴在全家人心头多年的土豆片儿——不见了。

长鞭一甩

难怪我这个人没大出息，小时候就爱捅咕个车呀马呀的，光鞭子就有好几杆。那时，我的志向就是当个生产队里赶车的大老板子。

渐渐大了一些，小屯里要是来了辆绿色的“大解放”或者来了台“热特”，我和伙伴们总是围着从前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再看看穿着飘散着汽油香味的工作服、戴着前进帽的师傅，志向也跟着偷偷大了点儿——要是当个司机该多“牛”哇。可母亲说我嘎哈都毛楞三光的，一不能学大夫，二不能当司机。这不，大志向才刚要萌点芽儿就遇到了“暴风雪”，从此不敢再做司机的梦了。

后来在达里巴中学读书时，国家要招一批航校学员，我的大一些的志向不但在地上死灰复燃，竟然还升起了一缕白烟——远看，这烟就像飞机拉成的长线儿一样。没想到在前郭县医院体检，第一关我就因为鼻炎被刷下来了。从此，我的志向只好在地面上，跟着牛马屁股后面的车轱辘打转转。

我爱捅咕个车马，主要原因是我大舅那时在生产队当车老板。记得大舅开始赶的是老牛车，车轮是木制的，从轴心向四周呈辐射状的那种，一走起来嘎吱嘎吱直响。虽说这老牛破车疙瘩套走起来慢些，坐在上面感觉也不错。后来生产队拴了挂马车，胶轮的，大舅也鸟枪换炮，当上五个车老板中最末的一把。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也就四五挂马车，农忙时拉庄稼送粪，农闲时走南闯北地“拉脚”（搞副业：运输），可以说那时的车老板儿在生产队绝对是让人高看一眼的。记得大舅冬天穿的是鞋脸抽成褶儿的牛皮靰鞡，头戴着一顶黑狗皮帽子，身着明线针脚的大棉袄和前后都能穿的二棉裤，腰上还扎一条黄绑腿。跑远途坐在车上冷了，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壶扌周上几口白酒，要是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跳下车来跟在车后面跑上一气儿。

大舅心疼他这挂车上的四匹白马，没事就用铁挠子梳理马的身体。特别是那匹驾辕的骟过的儿马子，笼头上还配有六个铜铃铛。记得这匹白儿马子四五岁被骟时我正好赶上，它的两个睾丸被割下来放在一个白盘子里，兽医问大舅要不要，大舅摇摇头。后来听说让几个兽医下酒了。后来大舅牵着白儿马子离开了兽医站，马尾巴就用红布条绑起来了。怕马受风感染，大舅就在屯子里遛着，让它也算是休了几天病假。大舅这挂车的里套是匹骒马，车走到哪，它生的小马驹就跟到哪，车停了，小马驹总要趁机会吃上几口奶。每当小马驹吃奶时，大舅都要等一小会儿。看来这母亲当的也不易，没能好好休上一段产假就顶班了。好在大舅从来不用鞭子抽它，它拉套也从不偷懒儿。传套是一匹老骒马，原来在二老板苏老狠那挂车上了。这苏老狠心狠手也狠，不到一年四匹马的眼睛让他抽瞎五只。这匹双眼瞎后来让大舅要过来当了中间的传套，两面用绳子连着里外套，配合得也很好。再说这苏老狠，没过一年，他车上的里套和外套的眼睛又让他各抽瞎一只。也许是报应，当年他去前郭赶车睡着了，一头栽下来垫了车胶子。大舅这挂车的外套也是一匹儿马子，与辕马比起来多了几份野性，好尥蹶子不说，还好踅。记得有一年它在地里拉木头磙子压垅台儿，谁知“拥护”啥它受惊竟踅了，穿着横垅地一顿猛跑，把磙子一头的绳子都挣断了，最后跑到树带边上，被树桩刮住才消停了。后来经过大舅的调教，虽说它有时候还逋逋楞楞的，但总算不惊不炸知道拉套用劲了。

大舅车上的四匹马他都啥不得抽打一下，因此他也从不轻易地把鞭子交给别人。一次生产队从西甸子往回拉秋板儿（秋天割后捆好的烧柴），配给他跟车的非要赶一会儿，谁想到遇到一处洼地车没走老辙就误住了。眼看着马已使出了原劲没拉动他还在猛抽这四匹马，大舅上前抢过鞭子就扔在一边，然后上车就开始卸柴禾。

还有一次，那匹外套儿马子的马鬃在马圈被我的一个伙伴偷着割下几撮子，大舅发现马鬃被割得豁牙露齿的就和喂马的老更倌吵起来了。几天后他看我踢的毛毽子就问这白马鬃是从哪来的。我说这毛毽子是借同学的，谁知是哪来的。他还问是哪个同学的，我就撒谎说是屯西头老宝子的。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儿，再没问下去，从此，不让我再靠近他的车马了。

没想到转年他生病，生产队就不让他赶车了。更没想到又一个转年，他就搬到松花江东岸扶余县的八家子屯了。

也许正是靠大舅这层关系，我接触车马才多一些，也知道几句马语。比如：驾——是往前走，吁——是停。捎——是往后退，吁吁——是向里拐，哦哦——是向外拐。要是套绊住了马腿，得用鞭杆先压低了套再喊：呔——，马就把腿抬起来进到套里了。

后来，我再没有机会接触生产队的车马，就开始练习骑自行车。再后来不骑自行车了，又开始坐起了别人给开的汽车。

今天看到来草原上游玩的客人把赶赶马车牛车当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忽然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部电影《青松岭》和一部农民诗人写的诗集《车老板儿的歌》。我这个爱好诗歌的当年要是当成车老板儿该多好，遗憾的是这些年让我给整拧了——也许，要是先当个车老板儿，没准也能像那位长岭县的乡兄成为一名乡土诗人。那么就让我从现在开始吧，首先唱起电影《青松岭》里的一段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

灯窝

在达里巴屯，我家那二间土房里屋南炕炕头的间壁墙上，距炕沿不到一米高的地方，抠有一个底长30公分见方的小窗口。说是窗子却没有木制的窗框，只是在外屋同一个部位，将一块花玻璃镶在四周的墙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的那盏洋油灯就放在此处。

我家的洋油灯，是那种有铁架制成的灯座、装洋油的灯瓶和透明的玻璃灯罩组合成的坐灯，不是挂在空中的吊灯。灯瓶口类似能拧紧又能拧开的“盖儿”的部位，有一个控制灯芯长短调整亮度的能转动的圆环。

夏夜开窗睡觉凉快，可是怕引来蚊子，左邻右舍的都很少点灯。我家的洋油灯，就放在灯窝里。那个季节，每到晚上，我都要在窗外拢上一堆徉湿不干的羊草，让冒出的青烟把白天潜伏在屋子角落的蚊子熏跑。后来我家两扇上开的木窗安上了绿色的塑料窗纱，虽不再拢火熏蚊子了，可还是很少点灯——因为除蚊子外，奔亮来的还有扑哧蛾子、拉拉蛄及一些叫不上名的软体昆虫和盖盖虫。这些弃暗投明的家伙，饿虎扑食般往上半部的窗纱和下半部的窗玻璃上硬撞，有些体小的竟能从窗纱外面挤进来，还有些挤不进来又退不回去的，就只好永远卡在那儿了。后来达里巴屯通电我家安上了电灯，我曾试着在晚上把电灯从屋里拉出来，挂在小院的晾衣绳上。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不速之客从天而降。这时再把公鸡母鸡从鸡窝里硬“请”出来，开始还不情愿东跑西藏的小鸡们，发现了灯下一寸多长的拉拉蛄和别的小昆虫在地上爬来爬去，在一只大公鸡的带领下都围过来，你追我赶的，吃得十分开心。可母亲并不开心，她说你个小孩子捅咕电太危险了，再说也费电字儿。

春秋两季山上活多，在家两头都见不着日头。因此，劳累一天了的大人孩子都睡得很早。灯，自然点的时间也短。冬天的灯，点得时间长些。那时的东北农村，冷冷呵呵的大人孩子都有猫冬的习惯。特别是晚饭后闲来无事，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的常常走东家串西家，坐在左邻右舍的热炕头上围着火盆“闲嘣坑”。那时常上我家来的，有得跟他喊着说话的“于聋子”，有好收听个“敌台”散布点小道消息的“汪驴子”，有“别人装枪她就放”的“孙大愣”，有谁也不知她说啥的邻居“半语子”。夜幕降临时，母亲总是把灯从灯窝里拿出来，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地桌上，或放在炕稍的柜盖上，然后用洋火点亮。她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陪邻居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天晚上，孙大楞卷着她的蛤蟆头烟要洋火，只见母亲把灯端给她。她楞了一下，母亲让她把烟放在灯罩顶端的透气口吸一下，果然把烟点着了。那时我家睡得也很晚，常常是我和弟弟在炕上穿着衣服横躺竖卧地要睡着了，串门子的人才走。母亲为了节省灯油，送走客人后就把灯端到灯窝里，用纸壳往灯罩的顶端一盖，灯就灭了。

冬天，我们一家七口人挤在南炕上。大多的时候是我在炕头，离灯窝最近。依次是两个弟弟、父母和两个姐姐。我家南炕的攮洞子在炕的中间，从炕沿下的灶坑门楦进去满满的一筐树叶子或“谷咯弄”，晚上七八点钟点着后，这炕，一宿热乎乎的。晚上要睡觉时，我总是把鞋里的靰鞡草放在炕席底下，把棉裤棉袄放在脚底下的被子里。第二天早早地起来去拣粪，穿上时还有热乎气。那个季节，常常是我起早拣了一筐猪粪回来，灯窝里的灯光已照进了外屋。母亲在一团哈气中，围着锅台做着早饭。我走进里屋，常常在一片从墙里放出的局部的光亮下，上炕后把脚伸进被子里，伴着父亲还在打着的鼾声，读着《草原烽火》之类的仅有的几本残破不全的小说。待母亲把饭做好，天放亮了，一家人才开始起床。我学着母亲再用纸壳把灯盖灭，然后把窗帘卷起来，看一抹亮色透过图案异常美丽的玻璃窗。这时火盆里装满了埋着火星的暗红的“活灰”，被母亲用铁锨头压得实实成成地又端在炕上。母亲把弟弟的棉袄棉裤翻过来烤一烤，再给他们穿上。这样一家人洗净灯烟熏黑的面孔，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家安上电灯，大约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洋油灯虽然再不用了，但灯窝又成了电灯的窝。为了省电，我家点的是15W灯泡，只有过年才点几天100W的。那时闭火就安在炕头的墙上，一条长长的线绳拉火就垂在我的枕边。把灯头拉到灯窝里，用报纸再把灯窝遮上一半儿，我看书就不会影响家人休息了。要是到外屋解个手，外屋竟比里屋还亮堂。后来父亲在炕头的炕沿下安个小滑轮，把闭火的线绳通过滑轮从炕头引到炕稍。这样谁起夜一拽炕沿下的绳，灯就照亮了里屋外屋。听母亲说，“土改”那会儿我家从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人手中买下这房子时，灯窝是抠在外屋的这个位置的。那时，巴达廉一家人并没有把墙壁抠透，原来那是他家供灶王爷的地方。“文革”后“破四旧，立四新”，不兴这个了，母亲才突发奇想把墙抠透做成了“灯窝”。要是灶王爷有知，我想是不会怪罪“灯”侵占了他的地盘。在那段岁月里，正是从这个“神圣”的地方发出的光，把我的心里照得亮亮堂堂。

养猪断忆

日头还没冒出地平线，几头猪就把头挤出拱破的猪圈门子，叫唤着要食吃。

夏天，我起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把小院东北角的猪圈门子打开。然后，看几头猪跑到圈门外侧猪食缸边的槽子前，拉开架式占领有利地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大猪小猪每年都要养上个三四头。随着我们渐渐长大些，挖菜剁菜喂猪的活儿，母亲就很少再干了。

记得我刚把猪食从缸里擓出倒进槽子里，几头猪立马就把头伸到槽子抢起来，常常是大猪用嘴一拱，小猪就扒拉到一边去了，叫了几声后又不甘示弱地靠过来。这时再舀上一盆倒进去，才会好一些。那时猪食是些灰菜、老菖子、线菜、蚂蚱菜、猪毛菜等，切成一寸长的段儿放进缸里，发酵个一两天就行了。可是几头刚才还饿急了的猪吃了一会觉得不对劲儿，大些的猪便抬头开始冲我哼哼。我知道这是要糠了，便撒上一把儿谷糠。大猪小猪又是一阵哄抢，抢得嗞哇乱叫。

几头猪吃饱喝足在墙根处趴下了，我们全家人才开始吃早饭。常常是早饭还没吃完，当街（读gai）上就叫起来：松猪喽——松猪喽——

那时家家户户的猪，都由小猪倌儿放到屯子外面的草甸子上。放猪不同于放马放牛放羊，因为马牛羊那时是生产队的，都有专人放。而放的猪却都是家家户户的，猪倌也不是生产队指定的人。小猪倌儿，大多是失去双亲家境不好年龄不大的苦孩子。他们放猪年头到年尾，家家都会根据猪的多少给上一两块钱。若是放上一百多头猪，一年下来，挣得也不比生产队的半拉子少哪去。记得过五月节时，家家把猪赶出小院的门儿，都要给“松猪”的小猪倌儿几个煮熟的鸡蛋。因为这些可怜的孩子是吃不上鸡蛋的。

那时，达里巴屯东北角儿家家户户的猪，都“松”在屯子北面的一块草甸子上。那片儿方圆一里多地的甸子上有块涝洼塘，里面长满了塔头墩子。在甸子上吃饱了的猪，有的趴在水边，有的在泥里拱着什么，还有的在塔头草下的水里起腻儿。有趣的是几头老母猪托娘带崽的也加入其中，谁要是招惹了猪羔子，它会红着眼睛冲过来和你拼。也有不安份的没被劁过的小脬卵子，在水边大模大样地与母猪谈情说爱，常常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非礼之举。那时也有些人家养头种公猪，但从不让猪倌儿去放。要是谁家的老母猪发情要打圈子，得把母猪赶到有种公猪的人家去，这还得看人家种公猪感不感兴趣。若是有兴趣完了事儿，养母猪的人家要给养公猪人家一点钱答谢。

小时候北甸子的涝洼塘，除了“忽通忽通”一墩墩的塔头草，还有老鼻子了的蛤蟆和癞其疤子，也有一些翻过身漂在浑水面上颤动着一片红肉的“马蹄子”。在蛤蟆中我最喜欢的是青拐子和大花鞋，它们大多都藏在柔软的塔头草里，还没等你走近，就“腾”地一跳成一条抛物线，钻入水里。要是在水边遇上，它们会来个多级跳，几下子就消失了，速度极快。黄尖子太奸，平时在水中露个头儿叫唤，见有动静了就沉入水里，就是用蛤蟆扦子也不易扦到。还有一种叫“天老爷小舅子”的小绿蛤蟆，体轻，常常抱着塔头草，人们一般不逮这种蛤蟆。那时我们几个伙伴挖猪菜路过这里，常常和小猪倌儿在水边烧蛤蟆腿，烧麦子，也烧青苞米。

夕阳西下时，小猪倌才把猪赶回屯子。认家的猪就会自己回家，这时再喂点稀的，猪就回圈了。

冬天不能到屯外放猪，也不可能挖猪菜了，但活儿也不少。隔个三天两天，就得把仓房顶上的冻白菜或甜菜缨子拿回里屋，放进锅里烀上。烀熟了还得剁——这活最埋汰，若不扎围裙，汤点子就会嘣得全身都是。最烦人的就是用两把菜刀在菜墩子上剁菜，一锅烀好的猪菜，常常要分十板二十板地当当剁上一个多小时。

也许夏天在野外习惯了，到了冬天，猪也愿到当街上溜达。记得有一天晚饭后，月亮都升起来了，我家的“多四肋”白猪还没回来。我前街后街地找，终于发现了就往回赶。哪想到没溜达够的猪不想进院儿还竟然跑了。猪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追成了一场人猪的马拉松比赛。

那个季节，大些的猪还担些震乎，小一点儿的劁了以后可能是压住火了，整天弓弓个腰或在窗下晒阳阳，或在门口哼哼着抖个不停。记得我多次在猪圈里放些柴草，可贴着大猪趴着的小猪总好尿窝子，弄得草下都冻成了冰。有好几年的冬天，我家的几头小猪都没熬过来，被扔在猪圈顶上，有的还被更困难的人家要去了扒皮吃掉。小一点的猪死也就死了，大些的猪有病家人就重视了。记得我家一头二百斤左右的猪得了大粗脖子病不吃食，打消炎针时得先把针头扎进去，呆一会儿猪稳定些了再接上针管子注射。有时为了给猪灌药，得几个人摁着才能灌进去。

那时要杀的年猪食水儿好，都是肥肥胖胖走不动的样子，十分富态。可是，那个年月家家都不富裕，有个为难招灾的，这年猪就杀不成了。看到辛苦一年养大的猪卖掉了，总觉得这个年过得清汤寡水的，年味儿淡了不少。可是年味儿淡不淡年都得年年过，年猪杀不杀猪都得年年养。我们家是这样，别人家也是如此。

亲亲小咸菜

也许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东西太少，这让我常常暴露出低下的卑贱。比如大鱼大肉摆一桌子，我非得要点小咸菜才能下饭，要是实在没有小咸菜，有点葱和香菜一撕吧，泡进炖好的鱼汤里也行，要是能上来一小碟红方（腐乳）或青方（臭豆腐）外加一头大蒜，那可就太好了。

说来不是我在吃上要与众不同，这实在是小时候就对咸菜和大葱大酱亲性。我小时候长得瘦弱，大人们常说“小葱蘸酱，越吃越胖”，于是我一年四季就离不开小咸菜和大酱了。小咸菜和大葱大酱是下饭的好菜，也是下酒的好菜。听说困难的年代没有菜，有两个对心情的人用洋钉蘸着咸盐水喝了一斤白酒。我对酒没瘾，饭少吃一顿都不行，可小时候就是不见胖，因而三十岁之前一直盼着胖些。没想到这小咸菜大葱大酱吃了四十多年，才见胖些，目前，还大有胖下去的趋势，这让我如今又怕胖了。唉，没想到我也是个“叶公好龙”之人。

我这个“叶公好龙”之人生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这里是满蒙汉多个民族聚居的地方。也许是受满蒙文化影响太深，家家的餐桌上都离不开小咸菜和大葱大酱，就是有贵客来了，酒菜占居了八仙桌的主要位置，还要有四个小咸菜碟压在桌子的四个角上。据说这是满族人的习俗，都兴这个，讲究这个。

小时候，眼下这个煞冷季节正是老家达里巴屯腌咸菜腌酸菜的月份。

我母亲是松花江对岸的扶余人，也许是深受扶余满族饮食文化的影响，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能让一家人吃上可口的咸菜。记得常见咸菜有咸葱叶子（可放些香菜、臭菜、小辣椒）、花菜（切成条的大头菜和胡萝卜等）、蒜茄子、酸茄子、油辣椒（由大头菜、大辣椒、芹菜、炸熟的花椒油、酱油腌成）、小咸黄瓜、咸瓜瓢等。这个季节母亲还会“闷”上一道辣菜——就是把芥菜疙瘩切成拇指粗的条块，煮熟后马上捞进盆里，用礤成细丝的红萝卜实实在在地包裹住，再扣上个盆闷上一宿，第二天萝卜的辣味就进入到芥菜块里了。这道辣菜得蘸酱吃，味道有别于其它的咸菜。

这个时候腌上又不能马上吃的是芥菜疙瘩、芥菜缨子、雪里红、姜巴辣、地环儿等。有些咸菜可生吃也可熟吃，比如咸葱叶炖土豆条就是下饭的好菜。芥菜疙瘩或咸瓜瓢剁碎炒点猪肉沫，是我们那里冬天吃黏豆包时的最佳配菜。有些咸菜必须要熟吃，比如芥菜缨子若是能炖上冻豆腐就是一道不错的菜。另外，有的咸菜也可隔年吃，比如腌过一年的芥菜疙瘩，第二年吃时呈现透明的暗红，吃着也柔嫩可口。有的咸菜也可与其它菜搭配着吃，比如咸瓜瓢或咸黄瓜与小毛葱剁碎后混在一起，吃着口感也不错。

除了腌咸菜，我们这里这个季节也腌酸菜。就是将大白菜在太阳下晾得有几分蔫巴了，把老帮老叶去掉，用开水烫一下放进一口大缸里。大缸里的菜摆上两层要撒点盐粒，若不实成，还得在菜上铺条麻袋，上去个大人踩一踩。白菜摆满缸后，还要放进点水，用老帮子盖住后再压上块大石头。酸菜炖粉条是东北的家常菜，远近闻名。其实杀年猪时，煮肉的汤里汇进些酸菜那味道才最好吃。若是用炼猪油剩下的“油脂了”剁碎包成酸菜馅水饺，更是人们喜欢的美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里巴屯又来了五十多户朝鲜族同胞，第二年，在灯笼山立屯，成了继鲜丰后，郭尔罗斯草原第二个朝鲜族人聚集的村庄。他们不但带来了种植水稻的生产技术和歌舞艺术，还带来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我常去我的朝鲜族同学李永三家，到他家最爱吃的就是他妈做的“打糕”和酸辣白菜等系列小咸菜。这里的汉族人，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和河北“闯关东”人的后代，吃惯了煎饼蘸酱卷大葱的祖辈们来到这里后，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把中原的汉文化带到这里。

没想到近年来“小葱蘸酱，越吃越胖”的我，对小咸菜和大酱有了些恐惧的心理，这不仅仅是怕胖，主要是知道了腌制食品含有亚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的物质。可我这人自控能力弱，明知吃咸菜和酱多了不好，可就是禁不住诱惑，总想叨上几筷头子。没想到亚硝酸盐没在我的身体中兴妖作怪，反倒“碘”在我的体内造起反来。

前几天单位组织去体检，与往年比多了一项“彩超”，主要检检查甲状脉。还没在检查的床上下来，医生就说我得了“甲状脉结节”，而且是两处，让过几天再复查一下。我问了得病的原因，说法是我们这一带吃的盐中碘量过高所致。问问周边的人，得甲状脉结节的人还不少，有的说没啥事，有的说得手术，还有的说术后它还长。唉，这都是亲亲的咸菜和大酱吃得过多造的。

老婆听说我得了甲状脉结节，就怪我平时小咸菜和大酱吃得过多，今年不但小咸菜一样没腌，酸菜也没腌。看到餐桌上没了小咸菜，捧着饭碗让我这个卑贱的人真的咽不下这口饭。老婆说少吃点连减肥都有了，你不是怕胖吗？我这个“叶公好龙”之人一时无语，不是没话可说，是甲状脉结节处隐隐的有点痛，实在不愿张口再说些什么了。

船底木命

老婆说，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我问好吗？她说在船底，从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见不着天日。我虽没想要什么桅杆那样风光的命，就是船桨命船帮命也会让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绪有些低落，就说船底木经水浸过，抗烂；再说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头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怜的感觉。

也许是潜意识之中就不甘心做什么船底木吧，为了能掌握自己的运命重新塑造一下自己，生活曾在我的中学时代安排我学过木工。没想到，安排我学木工的学校竟叫木头中学，那意味着在这可劲练吧，没准能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八级木匠。现在想一想，这安排多么巧合，多么有意思。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新学期开学没几天，我不愿在达里巴中学开办的财会和兽医两个专业班学习，就转学来到了离达里巴屯十二里远的木头中学。木头中学高中部没有开办专业班，只设一个木工组，每个班级仅抽几个学生前去学习。我来到木头中学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课，下午到学校的木工组学木工；其他学员都是“全脱学”的，只有我是“半脱学”。

木头站公社所在地是长春至白城铁路的中间站，那里到白城与到长春的票价相同。现在那里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镇了。听作家苏赫巴鲁先生说，在木头站北面有个小屯叫木头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汉译为木头围栏），立屯时家家小院都用木桩围成，由此得名。后来修铁路在这一带建个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头站。可见过去这一带一定是个树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工组就学拉大锯。那时正是天要煞冷学生要住宿的时候，我们十来个学员全力以赴“破”木板。记得我们两个人一组在屋内的一个柱脚上把木头方子“贴”着立住，再上下卡“稳”，便开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斗打成的黑线锯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锯，上锯要由有经验的学员把握着“方向”别拉偏了，常常是大锯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见往下“走道”。屋外门口堆成小山似的木头垛上，都是些硬杂木方子。就是在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样，任由锯沫子“呲”着；一般情况下总要来回拉上十来分钟，才能锯下一块两公分厚一米多长的板子。那时累了就唱，连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词，师兄弟问咋听不懂呢？我说是朝鲜语，他们都信以为真。那时是唱忘记了累，直到一个多月才顺过架来。

没想到，我还没能用锛刨斧锯彻底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抄起笔杆子，随着全国揭竿而起的高考大军冲向了高考的战场。后来就再没有机会亲自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现在想一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当编辑，都是在为别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后工作，这和船底木有何区别？没了锛刨斧锯，又当兵不成，为了改变一下船底木命，只好业余时间端着笔杆向报刊杂志打打游击，侵占一点四面八方珍贵的版面，当一当自治的国王，风光一下。

我本是个“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种高贵的天资和灵性，按理说老老实实当个乡村木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辈子多好。可是自从错端了笔杆后，就发现这笔尖老是像刀尖一样暗含杀机，总想力透纸背，这也正合了我这个草莽之人的好占山为王的“铁血”习性。令我高兴的是，有很多贵人给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让我的“船底木”在这里发出了新芽，见着了阳光。

诗人芦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师。记得在达里巴中学教书时，见到了一本白城地区文联主编的《绿野》杂志，上面的“作家笔名探源”栏目介绍的就是该刊的顾问芦萍。当时芦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协会工作，看到了丁国成写的那篇介绍文章后，我马上产生了想给芦萍先生写封信的念头。信邮走后，没想到不过十天就接到了芦萍先生的回信。这之后，先生对我这个“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处女作《河边》和多首习作发在他主编的《诗人》杂志上。

这之后，还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诗人作家编辑记者向我伸出过友爱之手，帮助我扩展着“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的年轮。

今天。我这块船底木随着“松原作家采风团”的风，从松花江到嫩江，再经大泊口吹进了库里泡。在这个拍摄电影《甲午风云》的地方，我没有找到当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却仿佛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极等众多的历史人物，正从岸边这片达尔罕北陵景区的漫岗上走来。我赶紧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又什么都不见了，于是又随风吹进了查干湖，再经草原运河（引松工程）回到了松花江畔。

没想到我这块船底木绕了一圈刚回到起点，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芦萍老师寄来的两部新著。手捧老师的作品集，感念老师的恩德，觉得今天采风绕的这个圈，应是老师给我这块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扩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轮。

小杂鱼儿

在吉林查干湖，能够上点档次的餐桌上，压轴菜，常常是用三个条形的盘子连起来才能装得下的大胖头鱼。这鱼，少说也得有十多斤。这道菜端上来，主人要把鱼嘴儿和鱼眼睛用小勺挖下来，放在客人的盘子里，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然后再用勺子将鱼肚子部位的肉，挖下一块放在客人的盘子里，让客人品尝。客人品尝后都会发自内心地赞不绝口，说查干湖的鱼肉不“面”不“柴”有“咬头”，味道鲜美，过“口”不忘。这道菜据说都卖一千二百元，和郭尔罗斯烤全羊一样，是这块土地上拿得出手的顶级菜。没想到，今年查干湖又推出了一道能让人目瞪口呆、过口不忘的菜：炸鱼鳞。

我的家乡达里巴屯在前郭灌区，不刮鳞的小鱼儿过去没少吃，可吃指甲大小炸成小卷的鱼鳞还是头一次。在查干湖我了解到：水表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下部，水底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上部，在水的中部生活的鱼，眼睛就长在头的中部了。在前郭灌区，从松花江畔的哈达山引向查干湖的草原运河，有五十多米宽，近两米深。这条草原运河就经过达里巴屯子西面的草甸子，距小屯有七八里远。小时候，我常来到这条“河”边用旋网打鱼。特别是在太阳要落山时，能看清静静的水面下一群一群的小鱼上下游动。这种鱼叫小麦穗，是说这鱼长不大，细细的顶多长有麦穗那么长。还有一种鱼在水面下游过来，水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尖形的不断扩散的“航线”。这种鱼叫船钉子，出水就死。船钉子也是比喻这种鱼的形状。这两种在水面生长的鱼，肚子里没啥东西。都不用剖挤，鳞也不用刮，用水“投”两遍就倒进锅里，放点酱和红辣椒，再切点土豆条放进去，一个“开儿”下饭的小鱼酱就好了。那时没有观察过生活在水表层的小鱼眼睛的位置，只记得把鱼鳞都吃了，觉得挺好吃的。可我的家乡野生的小鲫瓜子，必须刮鳞剖肚，挤出肠子和胆。有些头和尾几乎靠在一起的小鲫瓜子，常常就被忽略当了鱼“下水”扔了。我的家乡西面靠近草原运河的大苇塘里，出产一种老头鱼。这种长得憨憨的鱼最大的不过半尺长，鳞很细小，不刮鳞也可以，但必须得揪下脑袋，清除肚子里的脏物。有人说这种鱼的脑袋里有虫子，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没人吃。我总觉得老头鱼像垃圾鱼，肉发“讠解”，得多放些辣椒土腥味才少了点。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儿：吃地上跑的（四条腿的），不如吃天上飞的（两条腿的）；吃天上飞的，不如吃水里游的（没腿的）；吃水中大的（鱼），不如吃水中小的（鱼）。原因是小鱼儿小虾儿身上有很多活性物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回想过去大鱼大肉难得一见，只能吃点小鱼儿小虾儿解解馋，没想到还歪打正着了。

达里巴屯四周的水田里，引渠泄渠纵横交错。夏秋之际，很多泄水渠里，都能看到带草皮子的大块土坷垃叠成的拦水梁子，梁子中间只留一处漏水口。在漏水的小口处，埋伏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须笼，鳄鱼似的趴在水面下，张着大嘴儿。须笼的嘴儿都朝着迎水流的一面，像个大喇叭越往脖儿的地方越细，最后这些渐密的一顺儿的柳条伸进了连接着的须笼肚子里，形成倒须儿，鱼游进去，出来就难了。在须笼的尾部，用草紧紧地塞住。须笼上面压着土，弄得很严实，以防被水流冲走。人们每天都要起一两次须笼，把尾部的草拽出来，将里面的鱼倒在卧在水边的鱼篓儿里。有时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大多是些麦穗儿、白票子、鲫瓜子、船钉子、小泥鳅、小虾、水鳖及一些还没长到一寸长的小鱼浆子。

达里巴四周的水田里，还出产一种不带鳞的鱼：泥鳅。俗称“泥喽勾子”。小时候我不敢吃这种像虫子的鱼，只是觉得挺好玩的，就用瓶子养几条摆在了窗台上。上世纪七十年代，达里巴开始大规模开发水田，没想到泥鳅开始“泛滥”了——夏秋之际，在稻田地的引渠和泄渠边上，只要发现有小洞，用手抠下去，准会抠出一两条泥鳅来。泥鳅有水中小人参的美称，营养价值高，难怪现在城中有的餐馆就叫“大泥鳅”。我由原来不敢吃，到吃了吐刺儿，再到吃了不吐刺儿。这种变化，是否含有几分“爱”家乡的成份，我还一时说不清，不过我是真的接纳了这种鱼，美味不可多贪，吃上个五条八条的就打住。吃泥鳅，最好与大豆腐一起炖。先把两块大豆腐打上几刀和泥鳅一同放进锅里，然后盖上锅盖点火。几分钟的扑腾过后，泥鳅都钻进豆腐里打挺儿了。这时再开锅加汤加上各种佐料，用文火炖上半个点儿就可出锅。

我的家乡达里巴，被誉为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的鱼米之乡，可是达里巴没有查干湖那样十多斤的大鱼，就是顶住斤的也很少见。这样，来了客人就很让我犯难。现在招待客人时，得把大鱼头对着客人，以示尊重。提酒前，也要把大鱼的眼睛和嘴唇儿挟给客人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我的家乡只有小杂鱼儿，在这个季节，只能凑上四个菜：一大碗带鳞的麦穗儿船钉子老头鱼外加点小虾米土豆条红辣椒打成的小鱼酱，一大碗大豆腐炖泥鳅，一大碗腌了一个多月的咸鸭蛋咸鹅蛋，一盆儿自家园子长出的小水葱儿、小白菜儿、香菜、臭菜和旱黄瓜。我家里还存有几瓶“郭二”和“郭八”，若是天南地北的朋友不见外，我在家乡泥草房里的火炕上，摆上八仙桌儿，随时恭候大家的光临。

姥家门口儿

儿时就听过一首民间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儿/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儿/也要去//。。。。。”

民谣唱出了姥家门口儿热闹的景象，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还真的验证了这首歌谣——我小的时候，就愿意往姥姥家跑。可是，在我出生时，姥爷姥姥已经去世多年，准确点儿说，这门口儿应是我唯一的舅舅家的了。

舅舅家住的是有十年以上房龄的土房，与我家有四十多年房龄还开有西窗户的三间正房，隔着一趟街（读gāi）儿和一条南北大道。站在我家的小院儿往东南方向望去，一眼就能看见舅舅家略显单薄的三间房的后身儿和房顶上用秫秸编成圆柱形的苞米桟子。舅舅家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桂花姐还长我两岁，小哥长我四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哥已结婚，住在西屋，二哥结婚分出另过，大姐二姐也出了门子。家里只有舅舅舅妈小哥小姐住在东屋的南北炕上。

舅舅那时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儿，整天坐在胶轮车前部挨跨杠里侧的车耳板上，用两米多长的三根竹子拧成麻花劲儿鞭杆子指挥着四匹马东奔西走。那时有句顺口溜儿：“三等人，车老板儿，偷点马料下酒馆。”不知舅舅是否干过这事儿，可是他家穷是铁打的事实。虽说穷点儿，可穷中有乐的是左邻右舍的都愿往他家聚。什么西院的我叫舅奶的“张大蒙古”、我叫二姑父的“吴大舌头”，我叫舅姥爷的“李王八”、刘花先生的糗儿子锁林，还有东院的高拉拉锡、周不点儿等等都是舅舅家的常客。他们东家长西家短的，听着也挺有趣儿的。

记得有一年春天，正是农村抹房子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我去了舅舅家找小哥玩儿，正赶上他们一家人围着炕桌吃粘豆包儿。显然是新淘的大黄米，不是很多的样子。我进屋后，没人让一让我，我呆了不到一分钟就只好离去。到家后，我嘴浅就跟姐姐说大舅家蒸豆包了。姐姐说给没给你吃一个？我喔喔着没说出来。在一旁纳鞋底的母亲听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扬起鞋底子就打在我的肩膀上：你能不能长点记性，人家吃饭时你不去行不行？

还有一次舅舅过生日，邀母亲过去吃饭。我和小哥在外面玩儿累了回到舅舅家时，正好赶上母亲也在。母亲使眼色让我回去，这时舅妈说在这吧。我不知是过生日就来了个实惠劲没走。记得吃的是疙瘩汤，里面酸菜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奇怪的是一盆稀稀的白面酸菜疙瘩汤端上桌，只有舅舅母亲和我上了桌儿。回到家里，我挨了一顿笤帚疙瘩，腿都被打肿了。

俗语说：娘舅亲是真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知为什么，我的没打断的腿还总想往“姥”家跑。还有句俗语说：“外甥是姥家的一条狗，吃完就走。”可我这只狗在“姥”家常常打不着食儿，就是偶尔厚着脸皮蹭上一顿儿，还要冒着被打断腿的危险。是舅舅家有小哥小姐能与我一起玩吗？是，也不全是。是舅舅家热闹有意思吗？是，也不全是。按说舅舅家生活还不如我家好，显然我去并不是为着要吃点什么。那又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想通了：这可能与舅舅家是我的出生地有关。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苏方于是撤走了专家和援助项目，逼中国还债。加之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经济可谓雪上加霜。正当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搞“大跃进”的年代，我竟不识时务地出生了。奇怪的是没生在自己家里，却生在了舅舅家。原来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候，达里巴屯的家家户户也都去吃了大食堂。每家的锅及其他的铁器都集中拿到村里砸碎炼铁，支援国家建设，不许家家再起火搞小灶。那时，父亲觉悟高，把家倒出来做了村里的托儿所。我家只好搬到了舅舅家的西屋。于是就有了我生在舅舅家西屋的这件事。

人可能都对出生地有一种本能的亲近，这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得知自己没能出生在自己家的土房时，我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在大哥的小家搬走后，我去过已做了仓子的舅舅家的西屋。屋里有南炕没有北炕，四面土墙用沙子掺黄土泥刷过，没有那个时代贴着的年画儿。从墙上掉下的泥片处，看清了房框是用榔头打实的“干打垒”。屋顶没吊棚，七条瘦瘦的发黑的杨木檩子中间，铺着的秫秸箔不是很均匀。窗子是上下开合的那种木窗，没有刷过蓝油，本色已经十分老旧，两个从房笆垂挂下来的羊蹄子做成的窗钩，钩住窗户纸糊着的上开的窗户。下半扇窗户的玻璃大多残缺不全，有一块碴儿已经掉下来一半儿，被一个小钉卡住，形成两层哈儿；还有一块玻璃从一个点儿向四外炸开，在炸开的地方用两个钮扣里外缝住。炕上铺着一领破旧的苇席，上面堆着几个麻袋和面袋子。地上靠西墙有两个用谷草编成的齐腰高的粮囤子和一些坛坛罐罐。一个大笸箩和一个苞米钏子立在墙角。北墙上有个一尺多见方的后窗，窗的两侧挂着带铃铛的马笼头和一双皮靰鞡。记得当我从后窗偶然看见我家的三间土房时，眼泪竟止不住地流出来。到底，哪儿才是我的家呢？

一九七四年春节过后，舅舅一家也从达里巴屯搬走了，搬到了天堂般的松花江东岸的八家子屯，把三间土房儿卖给了朱姓人家。从此，我再也没能走进舅舅家住过的房子，去看一眼我出生的西屋。如今那三间老房子早已经扒掉了，每次回到达里巴屯，也只能在“姥家门口儿”，徘徊一会儿，期待能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把它带回到我的身边。

挽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就知道了达里巴屯北面有一块耕地叫“刘景芳地”。这块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地，在达里巴屯偏西北三四里远的样子。

达里巴屯的西北角有一条向北的路。路穿过草甸子和一片涝洼塘就是屯西北四里河两侧的盐碱地了。再向北是公菅子屯，接着一路是吉郭屯马木屯二龙套宝屯马喜围子屯。

达里巴屯西一公里处是吉林省前郭灌区有名的南北走向的“二引干”，日伪时期修的。屯南屯北各有一条从“二引干”引下来的东西走向的引渠，当地人叫四里河。南面的四里河，一路向东又向北，拐成东面的四里河。东面的四里河修了四五里的样子就扣头了。北面的四里河只有二三里，在公菅子屯的东南面也扣头了。这条引渠扣头处的东面，是一条有一里多宽二里多长连接南北的荒甸子，穿过去，对面是一片渐渐高起来的耕作的岗地，这就是“刘景芳地”。

“刘景芳地”往东就是岗上的一处处大沙窝子。四周多半长着总也长不大的榆树毛子和一些小杨树，偶尔在沙坑里还能发现人脚獾子打的盆口粗的洞。再往东就是达里巴屯正北面的“砖窑”，“大跃进”年代人们在此烧过砖，后来向阳的坡儿成了达里巴人又一块集中的坟茔地。这块达里巴北部的岗子，多少有点让人恐怖，我少年时很少一个人来到这里，总觉得这起起伏伏的荒凉中隐藏着罪恶。

没想到，这片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岗子的西部边缘，其中的一角竟和父亲有联系。没想到就是这块“刘景芳地”在最高处长有一棵一个大人都搂不过来的老榆树。

小时候，听着别人叫什么“刘景芳地”，就抬不起头。总觉得我家咋有地，别人家咋没地？这不说明过去父亲是有污点的吗？总之，我对这块“刘景芳地”就像对这片岗子一样没有什么好感。可是，我爱“刘景芳地”上的那棵老榆树。

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达里巴在郭尔罗斯草原中北部，松花江的西岸。记忆中达里巴的草甸子上没有一棵树。树，主要集中在屯子里和荒凉的岗子上。估计“刘景芳地”上的老榆树，少说也有三百岁，是达里巴这片土地当之无愧的树王。它高大，独立，仿佛在那里支撑着达里巴的天空。而岗上的小杨树和榆树毛子只能远远地看着。

在达里巴屯向北望去，一眼就能看见三里开外的岗上的这棵老榆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走向它，走向那片土地，怀着一种敬仰，一颗感恩的心。父亲说“刘景芳地”是土改时分给咱家的，用人名命名的还有达里巴屯东四里河附近的“王大船地”。土改划成份时虽说我家被定为上中农，但我家没有地，原因是父亲在屯中行医有点小钱买了几头牛。就是这块约有一公顷左右当时又属于偏远的薄了地，我家耕种了几年，后来成立初级社时，又归大集体耕种了。但是这块地从此有了“名”，与我父亲的名字联在一起了。

那是初春时节的一天傍晚，夕阳把漫岗涂成金黄色。走上父辈曾经耕种过的土地，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当年正是这片土地生长的大豆高粱养活了我们一家老小，也正是在老榆树的绿阴下，父母吃着带来的午饭，休息在一片阴凉之中。我来到树下，树根周围，树冠大小的一片枯草中已有尖尖的绿叶探出，一处枯草中还有几个破碎的瓶子和几块碗碴子。踩得脱了皮的粗树根一半裸露出来，一搂多粗的树干上有两处深深的碗口大的疤，像睁开的流泪的眼睛望着我。树干的上方不知什么人系上了一道道褪了色的红布条，再往上的几个枝杈上有发白的鸟粪，最上面的树枝中，还有个鸟巢。我攀了上去，站在三四米高的分杈处向四周望去，太“眼亮”了，心胸好像一下子开阔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站在了树的肩膀上。一阵风吹过，险些将我吹下来。我发觉不妥，马上跳下来，听见树头发出呜呜的叫声。我双手合十请求树的原谅，然后走上前紧紧地抱住树干，把脸贴在树的疤痕上。感觉这样表达还不到位，又深深地亲上一口。没想到树流出的“泪”也是微苦的，这是在向我传递着一种信息吗？这棵站在岗上的老榆树守着这片耕地，望着岗下的草原，经历过多少世事沧桑谁人知晓？这棵老榆树支撑着达里巴的天空给多少生命带来吉祥谁人知晓？我越发感到了这棵长在“刘景芳地”上的老榆树就是我们家的树，就是我的树——我生命的“消息树”。

遗憾这棵令达里巴几代人骄傲的老榆树，不知什么原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被人砍伐了。我的那棵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土地上的“消息树”倒了，难道是“鬼子”要进村了吗？我没有“枪”，只能拿起家乡老榆树这支巨笔，站在达里巴屯西北角的一处路口守卫着，没有事的时候，就在草甸子上笨手笨脚地写写画画，也不知能不能为逝去的岁月谱上一曲沉重的挽歌。

吸烟的鞋

这大半辈子究竟穿过多少双鞋，还真没个准数。要是按春夏秋冬各一双的话，算起来也快有二百双了。可我知道，远远不会达到这个数字，顶多也就一个连吧。

这么多鞋子，要是现在都排在一起该有多好，该是多么壮观。遗憾的是，这些鞋子绝大多数互相都没打过照面，伴我走过一段道路后，就被我喜新厌旧了——没法子，鞋子只好掉过头来，永远走进了记忆的深处。

这大半辈子，把鞋子穿在脚上踩在脚下，心疼鞋的时候有过，靠鞋赚回点尊严的时候有过，但更多的时候，对鞋是麻木没感情的，甚至对鞋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公平不人道。可是鞋沉默着，没想到鞋竟是有生命的。

我穿的第一双鞋，肯定是母亲做的，无奈那时太小，没有一丁点儿印象了。那一定是我穿过的最小最小的鞋了，感谢那双鞋伴我学会迈开了第一步。我想，当我迈开第一步时，母亲一定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记事后，就看到了做母亲的不容易。就说做鞋吧，在开春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打“袼褙”。我记得她在面板上刷上一层糨子，然后贴上一层破旧的铺衬，再刷一层糨子，再贴上一层铺衬，这样得贴上五六层后，再拿到屋外晾晒。干了后，把这些粘在一起的铺衬从面板上揭下来，就成一张硬硬的做鞋用的“袼褙”了。“袼褙”打好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个小纸盒，里面是用纸剪成的鞋样子。她把鞋样子贴在“袼褙”上，用剪子铰出大小不等的鞋底和鞋帮。鞋帮一般一层“袼褙”就够厚，贴上一层新布就可以了，可鞋底不然，得用四五层“袼褙”才够厚度。我记得大多是白天，母亲将一个猪腿骨做的拨拉锤子吊在房梁上，用砸好的线麻一缕一缕地续上纺着麻线绳。线绳纺好后，又戴上顶针，拿起锥子开始纳鞋底。鞋底的针脚密密麻麻，每一针都得先用锥子使劲锥透了，然后大马蹄针才能引线从锥眼中“呲啦呲啦”穿过。每双鞋做完，母亲都得用上几天，常常累得手脖子生疼，都肿了。就是这样，我们姐弟五个，每年都能换上一双新鞋。

在十二三岁之前，我就是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过来的。夏天穿的是夹鞋，这种鞋两只脚可以交换着穿；冬天的鞋帮夹了很多棉花，当地人把这种棉鞋也叫棉（niao）花包。小时候不知道珍惜母亲做的鞋。夏天用“千层底”的前尖剋过大钱玩，把鞋尖都剋破了，为此挨过母亲的鞋底子。冬天我爱踢毛毽子，把“棉花包”的鞋帮都踢开了，也没少挨骂。大一点了，才好些。

夏天的日子好过点，比如雨天我就光脚走道，那时农村的孩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穿鞋往泥里踹咕的。我记得去达里巴屯北面砖窑一带挖猪菜，要趟过一段水泡子。我和伙伴们都把鞋脱下来放在筐里，顶着菜筐走过这段水路。冬天的日子就难熬了，穿着“棉花包”十分羡慕生产队赶车的大老板子穿的皮靰鞡。那是用上好的牛皮做成的，宽大的硬硬的鞋脸上捏成很多褶子堆在一起，鞋舌头长长的，系着很多皮条子，鞋口套了层毡袜，里面还絮着靰鞡草。舅舅赶过大车，穿上这种鞋坐在车上，有点笨，但冻不透。我记得穿“棉花包”刚上中学时，学校正在学习“反潮流”小将黄帅。那时学生要是看不上那个老师就搞点小动作。教我们语文的是个年轻女教师，刚参加工作没经验，对学生穷横，学生很反感。有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她在黑板上写字，有个调皮的学生就跺了几下脚。她转过脸问谁这么不要脸，没人吱声。她转过身时，又有人跺起脚来，且人数越来越多。女教师无奈，只好说要是冻脚就跺一会吧。没想到，她这么一说学生跺了一会儿就停下来了。那时穿着“棉花包”鞋真是冻脚，被踩实着的鞋窠里，只铺着点苞米叶子，那种凉是刺骨的，象是有针在往肉里扎。只有活动一会儿，才好一点儿。

想起“反潮流”的小将黄帅，让我又想起了“文革”的时候。那时我穿上过第一双买的鞋，是双矮腰的皮靴，叫“蒙哋”。“文革”前父亲是达里巴乡卫生所的所长，是他去北京开会给我买回来的。没想到我美滋滋地穿上没几天，父亲就被当做“走资派”给打倒了。我记得我就是穿着那双“蒙哋”，看到了几天不见的父亲在一个冰冷的屋里挨斗的。父亲忍受着屈辱和寒冷，却把温暖给了我，那是让我心冷的冬天。在那个冬天里，我还看见了有人把鞋顶在头上。顶鞋的是达里巴小学的一个姓张的老师，“文革”时造反派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硬是糊个纸做的大花鞋帽子让他戴在头上游街。他脖子上挂了块写着“大破鞋”的牌子，拿着铴锣前街后街地敲着走，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

上中学后，每年夏天我都利用暑假和同学们到双丰林场（“文革”期间达里巴改名叫双丰了，后来又改回来）干点零活。起羊圈里的粪很累很脏，但一天能挣一元五角七分钱，干几天就够买一双黄胶鞋了。冬天我就拣猪粪，那时猪粪一分五一斤，一冬下来也能挣个二三十元，不但能买双黑胶皮靰鞡，还能做一件新的外套。

能穿上皮鞋的时候，是1981年4月份，那时我还差三个月就师范毕业了。我记得我是我们班三十多个男生中四个没穿上皮鞋的人之一。皮鞋是选最便宜的猪皮做的那种，仅五块钱，可我仍觉得太贵了——五块钱，是我1979年入学后一个学期的花销。穿上皮鞋的脚前脚后，父亲还将他戴的一块“东风”牌手表也给我了，让我在实习的学校里，在学生和老师面前有了点面子。我知道，我的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那时都没穿过皮鞋。

参加工作后，穿的鞋绝大多数是皮鞋。渐渐地也就不把穿皮鞋当回事了。记得刚从平房住进楼房时，都把鞋脱在楼道里防盗门的外面，怕带进来泥土。直到有一双较好一点的皮鞋放在门外让人顺手牵羊了，才开始让鞋进屋，后来又放进了鞋柜。

前几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要换届，在汇总几年来协会成果时，意外见到了鞋塑艺术家李景奎先生的几件作品，其中就有《吸烟的人》。作品是一只破旧的旅游鞋，鞋口上捂着一支破旧的黑手套，手套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熄灭了的香烟，鞋脸上架着一付墨镜，鞋尖上戴着一顶褐色绒线织的帽子，好像一个经历过岁月沧桑的老人在默默地审视我，要和我说点什么。

能说什么呢？我想了想，就想到这大半辈子有时对不住我穿过的鞋，辜负了鞋的期待，没能认真走好每一步。

蒙古刀

没想到与蒙古刀相遇，是在查干湖畔的妙因寺门前。那是新世纪妙因寺异地重建后开光的当天。那天，湖区阴云密布，局部还下起了毛毛细雨。寺院内外人山人海，连远在青海塔尔寺的扎西活佛和北京雍和宫的仁钦大喇嘛都来了。没想到开光典礼的时间一到，仿佛有一把神奇的蒙古刀拨开乌云，一道天光照射下来，给寺院披上了一层金色。

真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走进寺门是不会带刀的。可我出了寺门，经不住诱惑就走向一排卖民族工艺品的摊位。在摊床前，我买了一把“草原之星”牌蒙古刀和一把蒙古剔。

我这种爱刀的情结，不单单是出于一种雅兴，其中，还包含着骨子里的一种崇尚英雄的东西在作怪。可能是从小就受到英雄主义教育的结果，想做个英雄的种子那时就埋在心里了。什么古代的成吉思汗、岳飞，什么近代的洪秀全、李自成、邓世昌，什么现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血性，又都是行伍出身。这样的人，身上咋能没有刀枪剑戟呢？所以，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当兵的。

那个年代当兵当“民兵”当“红卫兵”当“红小兵”都讲究家庭出身。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子女优先，上中农家庭子女后边排着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只能靠边站。要是没有指望了也就死了心。可我家是上中农，看到有点希望我又“贼”心不死，所以我小时候在学校表现相当的积极上进。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布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为预防中苏珍宝岛之战后苏联的空袭，学校在操场上挖开了地洞。说是地洞，其实是一米多宽两米多深的沟，班与班相通，在校园里纵横交错。我们学校的校园一米以下就是沙土地，挖洞挖不住。听说炸弹三米的地面都能炸透，很多人都很泄气。尽管这样，我干得还是很卖力气，并模仿大人写了血书交给老师，以示决心。我的举动，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学校“红代会”火线批准我加入了“红小兵”。这样，我便成了班级四五个戴上红袖标的学生。

一个上中农家庭成份的孩子，得到了很多贫下中农子女得不到的荣誉，好象是我“抢”了他们该得到的。这让我的一些同学很恼火。上了中学以后，我因为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所以，我很快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这同样令一些根红苗壮同学的嫉妒。尽管我处处低调，处处让着别人，可总有得寸进尺的人说我“假积极”。一天，学校让我们各班级选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成员，我因为批判会上发言积极被选上了，可是，一个挺蛮横的同学竟然对我出言不逊，我一怒之下拣起柴堆的烧火棍几下就把他打老实了，很多同学也都被我的举动“镇”住了。尽管被打的同学曾扬言要报复我，可是，从此我一改在同学中老老实实的印象。

担心那个被我打了的同学寻机报复，我开始偷偷练起了武术。当时父亲所在的乡卫生院来了位二十多岁的乔大夫，听说会点武功。我找上门去，没想到乔大夫说你爸不同意我不能教你。但经不住我的“死皮赖脸”，他还是“透”了我几招。从此我苦练了一段功夫，脚尖能踢到脑门上。偶尔，也在学校来个“扫堂腿”、踢个“二级脚”给别人看看，浪得个也会“两下子”的虚名。没想到练了所谓的“武术”之后，还真没人敢和我较劲了。这让我多少有了几分得意。

有得意就有忘形的时候。记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达里巴中学也开始搞上了军训，要求每个学生做一把木头做成的假枪，刷上桔黄色，跟真枪似的。学校也像军队的编制，每个班级叫一个排，每个班级的小组叫一个班。那时达里巴公社马木大队基干民兵营在吉林省出名，全体民兵都背着真枪。经学校向乡武装部请示，乡里同意借给我们学校每个排一杆真枪供训练用。我记得我们排分到的是一杆“7962”式步枪，是拉大栓的那种，带有刺刀，很旧的。而有的排分到了半自动步枪，很新的，刺刀是三面有血槽的那种，背上十分神气。有一天，我把我们排唯一的步枪背回家里，母亲看着我得意的样子十分惊讶，问枪是从哪弄来的。当听说缘由后不容分说就把枪藏到了被垛里，并告诉我今后少摸这玩艺。那时我们每天都要练上一两个小时的“突突刺，杀——”。就这样杀过一阵子，上面把真枪收了回去，假枪也“入库”了。虽说不再练了，可我们十几岁孩子的心却没有收回去。我家有个扎枪头，我在铁匠铺用砂轮打了一下后，亮了不少。没有枪了，我就带个扎枪头放在书包里带着，觉得也不错。那时，有的同学好干仗，常有书包里背着菜刀上学的。我这个处处要求进步的学生带着扎枪头上学，令老师百思不得其解，为此，还险些被开除“红卫兵”队伍。

后来，我当兵不成，无缘了刀枪剑戟，只好跟锛刨斧锯打上一阵子交道。终因不是所爱，后来就彻底地弃“武”从“文”了。

如今，我把蒙古刀和蒙古剔摆在书柜里。妻子说多不协调呀，反差太大。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张力场。它会提醒我做人要有血性，要有骨气；做文要有刚性，要有大气。这样不是很好吗？

搬家小记

当我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亲朋好友挥手告别的时候，不自觉地笑了，好像是要出一次远门。可是，当我最后再看一眼居住了三十年的土房，忽然感受到有些东西是搬不走的，甚至包括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多少年来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

那一次搬家，是我截止目前八次搬家中最重要的一次。它不同于从租住的平房搬到自己的砖瓦房，也不同于从砖瓦房搬到楼房，更不同于从平数小的楼房搬到平数大的楼房。那一次搬家是从农村搬到了城市，从熟悉搬到了陌生，从丰富的旧搬到了空无的新。

搬到前郭县城后，我最早租住在一座临街的砖平房里。那时，在临街的窗口前看着来来去去的陌生人群，想的却是家乡——家乡的那山那水那人。

现在回想起来，家乡不是也有很多人与我一样面临着一次次搬家吗？

记得生产队刚刚解体时，七老头和七老太太家就面临着分家搬家。那时六十多岁的老两口儿与一个哑巴儿子和一个弱智儿子住在一起。土地承包到户后，七老头分到大儿子家里，七老太太与弱智的老儿子分在二儿子家里，哑巴分到五儿子家里。从此，他们家就随着生产队的解体而解体了。后来听说二儿子不愿意要那个弱智的老弟，哑巴又不愿在五弟家里，在县城工作的三儿子只好把父母和两个弟弟接到县城，给老爹和弟弟找了点零活干干。

说起来这七老太太和我还有那么一点缘份，因为她是给我接生的人。老人家不仅是个会接生的“老娘婆”，还是屯里有名的“红娘”。哪想到老人家保媒拉掮的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记得有个说不清话的“半语子”，当年就是经七老太太保媒，很不情愿地嫁给了一个秃头男人。有一年一个夏天的傍晚，七老太太领着弱智的老儿子与“半语子”狭路相缝。“半语子”凑过去手指着七老太太的鼻子尖“骂”着，摆出一副随时大打出手的架式。一个邻居看大势不好，马上跑过来上前拉开了步步紧逼的“半语子”，这时只见猫着腰的七老太太，像“地富反坏右”一样灰溜溜地领着老儿子逃走了。

我的伙伴小起子母亲死的早，多年来与父亲相依为命。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他有点残疾：右腿长左腿短。后来，有个好搞笑的伙伴给他起了个外号——0。8。生产队解体后，他当过多年生产队保管员的父亲只能回家和他种地，家境就不如从前了。在这种背景下，谁也没有想到小起子竟因为处了个对象黄了开始精神失常，更没人想到老父亲竟在一次酒后的火灾中，永远地在烈火中永生了。后来，有时神智不清的小起子只好搬进了西甸子大队的马场。

上小学后，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高粱地里打“乌米”，他找到的比谁都多。问他窍门他不说，这时给他起外号的家伙好像马上明白过来：斜楞眼又一瘸一拐的不就是窍门吗？。打“乌米”得垅沟走，歪脖瞅，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我们出手时，扒开的不是白衣黑瓤惊叹号形状的“乌米”，他走出一条垅沟总能找出一个两个来，然后分给我们吃。

上中学后小起子和我一个班。没想到我们班有个女生也得过小儿麻痹。与他不同的是，那个女同学右眼斜楞左腿长右腿短。好事的同学有意让他们俩一张书桌儿，可是那个女同学说啥也不愿意。后来听说那个女同学因为婚姻问题喝药身亡。

搬到县城后，我有一次回到达里巴屯采访，与邻居张大狗偶然相遇时他竟问起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如实回答后他不屑地笑了：上班有啥意思，哪如种点地，一年收入一万多元还闲半年。没想到粮价下调后，他家也被“改户口”的风吹到了县城。一次看见他骑着“倒骑驴”在路灯下等活儿，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没想到他见到我，掉牙漏风的嘴笑得十分不自然。他为了显示亲近非要送我一程。无奈，我只好让他坐在车上，由我骑着，走向了夜色之中。他说当时为了几个孩子就花钱把户口改了，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要是不改户口，光是分的地一年也能租个几千块。后来他的“倒骑驴”被抓曾找过我，再后来城区禁止“倒骑驴”满街乱串，他又开始在一个剧团打更。现在两口子就住在剧团的水房子里，一个月才开六百元钱。

张大狗的老婆短粗胖，兜兜个齿。俗话说爹矬矬一个，妈矬矬一窝，几个孩子真就一水水都不高狭儿，没有超过一米六的。就是这样的自然条件，爹妈也要为孩子挣一挣，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他家大丫的对象个头挺高，没想到小伙子在一次打工时意外失去一只手。大丫安慰对象说，别怕，咱这不是还有两只手吗？现在能经常看见大丫两口子穿着桔黄色的马甲儿清扫着乌兰大街。

一生中没搬过家的人少之又少，而绝大多数搬家的人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却是被迫的。虽说我是属于自愿的，可我又时时感到身子搬了家，心却没有搬家。我，不过是出了一次时间太久太久的远门。

前些日子，与兄弟姐妹相聚时我说过，当时要是经济条件好些，说啥也不能卖掉住了三十年的土房。要是自家的土房还在，回到达里巴屯住上几天该有多好。可惜的是，卖给了别人的土房早就被扒掉了，回到生活了三十年的“家”看看，竟一点也没找到熟悉的影子。

江东小米

上小学时就听母亲说过，江东小溪浪河那块儿的小米子好吃，捞的饭暄乎、肉头，比咱达里巴的小米子强多了。那时就想，要是能上江东吃上一碗小溪浪河的小米饭，再拌上点碓好的土豆茄子酱，就真如民谣说的“土豆炖茄子，撑死老爷子”了。那时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老家的乡亲就是过年了也没有大米吃，白面那时也很少，因此都把小米子当成了细粮。

那时在松花江西岸的郭尔罗斯草原上，达里巴一带的盐碱地还种有一些谷子。记得主要是白砂谷和“大头晃”，谷秆棵中间长有一些谷莠子、水稗草等，在谷粒正要灌浆时，我和母亲曾多次到谷地铰过喂鸡的草籽。白砂谷秆棵细，也就二尺多高，穗儿也就一豁豁长，碾成米做出的饭又白又散搂，没有多少饭味。“大头晃”这种谷子秆棵要粗一些，个儿有一米多高，穗儿垂下来像个小棒槌。上初中时，我常用“大头晃”的谷码儿做铁铗子上支夹棍销销的诱铒，或是去野外的雪中空地打雪雀，或是在自家小园的谷圪弄堆里打“老家贼”；有时，也把整条谷穗儿放在树上的滚笼或者拍笼里，再放进去一个雀繇子用来捕获酥雀和黄雀。“大头晃”碾成米做出的小米饭焦黄，美中不足是吃着有点“柴”——这可能与达里巴的土质有关，不如江东扶余的黑土地肥沃。

俗语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同样，小米饭好吃，可薅谷子、割谷子的活儿也很难干。由于谷子产量低，侍候起来费事，因此每个生产队种的都不是很多。薅谷子这活儿是在谷苗一寸多高进行的，要把苗眼的草薅净，苗与苗一指来宽，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这活得蹲着或是坐着一点一点往前磨，实在不是大老爷们干的。割谷子这活儿废刀口，要是一天不磨上几回，就是好老爷们几个来回也得累叭稀了。

说个薅谷子的笑话儿。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之初，都春耕进入尾声了，赵光腚家分的地还在达里巴屯东面的公路旁撂荒着。村上帮贫扶弱动员党员及时给他种上了谷子，没想到他竟懒到连家里的地都不愿侍候，不久草就比谷苗高了。一天上面要来检查苗情，村书记又动员起党员帮他薅谷子，可党员们说宁肯花钱雇人也不薅那破玩艺了。他听说后主动找上书记，说要雇人的话就让他们雇我吧。这赵光腚不光懒，还又馋又穷又好偷。屯里闹鸡瘟死了不少鸡，不少人家不敢吃扔在了粪坑里，他家不嫌弃拣回来就烀上，有一段时间他家天天过年。那时生产队分了点儿黄豆，很多人家都留着做大酱或是生点黄豆芽吃，就是来客人了也就换个三块五块豆腐，可他家一次就换回一饭盆，造几次那点黄豆就没了。没了咋办？偷呗。最有趣的是有一年邻居朱家的小白猪丢了，找到他家时发现黑暗的屋子里有个小花猪。朱家的人咋看咋像自己家的猪，于是用手一摸，造了一手锅底下的灰。赵光腚还想再坚持，没想到朱家人把小猪赶到了屋外，“小花猪”竟撒开腿儿跑回了朱家。

再说割谷子。有一年达里巴中学支农，是去十六队和社员一起割谷子。我们每人包四根垅往前推，没想到生产队打头的张大楞竟没能把我甩下，这让社员们大惑不解：他咋能割这么快呢？原来是父亲教我一招：就是打绕时左手手心向上，让拇指和食指张开的豁口去攥住谷穗下面，一拧劲儿来个翻腕儿，手背向上了，这时用刀贴地一割，再用拿刀背把割下的秆棵均分成两下摁在地垅沟儿，这谷绕子就打成了。用这种方法打谷草绕子，要比割下谷子后再打得快个几秒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里巴屯种子站引进了新的谷种，说是“唐朝谷子”。这种谷子秆棵和白砂谷高矮差不多，穗又细又长，大多都在一尺左右。这种谷子碾成的小米白得接近大米，捞出的饭泛着油光。不久，达里巴屯的大部分土地都陆续开发成水田，就是少之又少的旱田也几乎不种谷子了。遗憾的是这种谷子只是在达里巴屯昙花一现，就又回到“唐朝”了。最近我才得知，这种“白小米”最早产自松花江上游永吉县乌拉街一带，在清朝时是贡米。相传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来到打牲乌拉，移驻吉林的宁古塔将军巴海把一个“神罐”奉献皇上。皇上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下谷子，再仔细端详，见罐上刻有“唐开元丰谷”的草字，就说唐王念你戍边劳苦功高，送一罐金谷，一籽耕耘，万粟归仓，何愁边塞无粮。从此分给乌拉驻防的八旗兵，让他们开荒试种。因打牲乌拉土质肥沃，谷子长的好，米粒又大又圆，吃起来清香入口，于是成了清朝宫廷的主食。

小米饭好吃，可我总觉得几碗下肚还像是吃不饱似的，不如大饼子抗饿。那时家家户户大饼子是主食。另外就是红小豆高粱米饭和芸豆大米查子粥。要是在冬天，还能吃上点黏豆包和切糕。我们老家管大饼子叫杂和面。是指苞米面中放点黄豆面什么的，做出的大饼子不死性，还稍微带点甜味。可是经不住上顿下顿的总吃，都有点吃够了，于是母亲又尽量变着花样。如做成菜包，或者是把甜菜疙瘩礤成条混在面里，或者是用榆树钱和面做成的大饼子。那时我较为喜欢的是喝苞米面糊涂粥，这种放点菜叶做成的糊涂粥很好吃，可就是不抗饿。要抗饿，又只能去吃大饼子。高粱米饭其实也挺抗饿的，可我吃多了胃受不了。那时学校总派学生到生产队劳动，生产队供的饭主要也是大饼子。生产队大锅贴出的大饼子有一尺来长，不清楚为什么那么有饭味，清香可口，特别是“嘎渣”儿厚还不糊巴，比高粱米饭的“嘎渣”儿还脆生。

那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大饼子就上不了桌了。母亲这时总要蒸几个花卷，或是捞点小米饭，再凑上三四个菜，烫上两壶酒。那时生产队还没解体，家家用个车马的都得请队长先喝点。记得我家第二天要从西甸子往回拉柴禾，当晚就请来了队长马胖子。谁知酒还没过一旬，菜还没过两味，有个叫二秃子的找上门来，说找队长有事。没想到父亲虚让了一下他竟脱鞋上炕，脸不红不白地端起了酒盅儿。后来才知道这家伙专门盯着队长的去向，去蹭吃蹭喝。

那时家家都穷，请客时客人不能可劲造，得给人家孩子留点。记得邻居“二扁肚子”有事请“老任大吃”喝酒，四个一水水的孩子就像他家的黄狗一样眼珠不错地盯着桌子。桌上有两个菜一摞油饼，客人吃一张，几个孩子数一下，当时主人和客人谁也没在意，以为孩子在数数玩。哪知“老任大吃”心眼太实太贪嘴，当孩子们数到八时，四丫竟哭着喊着跑向了外屋，大叫“妈呀，那饼全让他吃了，就剩点小米饭了”。

达里巴屯没开发水田之前，小米子属于不是细粮的细粮。那时，连妇女做月子都只能喝小米粥。现在，大米白面应有尽有，大米和白面做成的食品也可谓花样翻新，可是我这草包肚子还是稀罕小米饭，外加土豆炖茄子，要是碓成菜泥再加点葱花和青椒末就更好了。小时候就盼着能吃上江东小溪浪河的小米，如今超市里就有江东比小溪浪河小米还优质的“民乐”小米。只是不知“唐朝谷子”现在是否还有耕种的，要是那种乌拉街的贡米还有，很想多买点送给爱吃小米饭的朋友，也让大家尝尝皇上才能吃到的小米。

送灯

在达里巴屯西侧，走过距屯一公里的“二引干”上的水泥桥，再沿一条向西的引水渠走上一里路的样子，南侧是一片坟茔地。我家的几块坟，就在东北角。这里长眠着爷爷、老爷、老奶等六位亲人。我小的时候，每年正月十五晚上都来送灯。

没想到这六个人几乎是在一个月内脚前脚后埋在这里的，年岁最大的也就五十上下，小的是几岁的孩子。他们大老远地从界里的农安黄龙府满怀希望地来到郭尔罗斯的达里巴屯，连脚跟都还没站稳就接到了死亡的通知书。

那是1945年的下半年，东北刚刚光复。可谁能想到刚刚摆脱日本帝国主义魔爪走向新生活的他们，又面临着一场特大的瘟疫：闹火痢拉。听屯里的老人们讲，在达里巴屯家家都有传染上的，染上了就没个好，上吐下泻浑身没劲，啥药也不见效。起初，屯子里还能听见哭声，后来死的人太多太多了，人们就哭不过来了，索性也就不哭了。没想到那场火痢拉，我家七口人死了六口，只剩下了父亲，创下了达里巴屯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

父亲出生在吉林农安县新刘家乡老程窝棚屯，这之前祖辈们在“闯关东”都住过哪里没能口头传授下来，只听父亲说咱的关里老家是河北省滦县，具体什么年间闯过山海关的都没有文字记载。

很显然，我的祖辈们不是达官贵人，也非书香门第。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又是有点艺术细胞的农民。听母亲说，爷爷会耍驴皮影，来到达里巴屯后又是组织大秧歌，又是练二人转什么的，挺活跃。不过我还是很理解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苦中作乐、苦中寻乐，反映了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试想没有进取精神，没有改变贫穷的壮志，他们不可能来闯关东；没有乐观精神，没有一定的技艺，也不可能消解生活的苦难，一路微笑着走来。

没想到郭尔罗斯草原上的达里巴屯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地狱。看到他们大大小小凸起的坟茔，我为他们难过，同时也为闯关东的我的祖辈们的悲壮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坟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闯关东的路。正是一代一代人的“闯”，才让后人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记得我第一次上坟送灯，是与父亲一起去的。那时太小，看到有三四个足球场大小高高低低的一片坟墓竟不觉得害怕。后来上坟送灯时父亲就不去了。现在想来，这里是父亲的伤口，永远的痛。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站在最东北角的坟前说，这是你爷爷的坟，那面连起来的两块坟是你老爷老奶的，而那块矮一点的是你叫妈的坟，还有……我听着有点懵，我妈不是在家吗？咋这里还有个“妈”？长大点我才知道，1918年出生的父亲20岁那年就结婚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搬到达里巴屯时已有了孩子。哪想到1945年的一场火痢拉，要了六口人的命，孤身一人的他该怎样面对这六座坟墓？我想该是无法面对或欲哭无泪。

生命充满了偶然性，没有那场灾难，走投无路的母亲不可能与苦命的父亲结合，也就没有了我们姐弟五人。能感谢那场灾难吗？绝不能，但如果那个“妈”不故去，我们是没有机会出生的，就是这样。我们绝处逢生了，就要珍惜做人的机会有所作为才对，这也算做是对故去亲人的特殊“回报”。

记得我上坟送灯都是天还没黑就赶到了。先是在坟顶上用块砖头压上几张黄纸，然后在每座坟的南面铺上纸放上供品，才能点上白蜡。后来有人说点白蜡的人家容易出光棍，我们又用大萝卜抠成个小碗，放些柴油点成柴油灯。有时风大，就在家做个三面体的锥形架，将两面用黄纸糊上做灯罩，每个坟前罩上一个，最后磕个头才能离开。当走到“二引干”回过头，整个坟茔地已经灯火通明，与天上的月光交相辉映。回到屯里，路上也有人点上了灯，是用谷糠拌柴油一堆堆放好后点燃的，家家户户也挂上了大红灯笼。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正月十五的晚上，七老太太领着她有些弱智的小儿子——“老者子”向我家附近的井沿走来。他们刚走到井沿的冰上就倒下打滚，让我送灯回来赶上个正着。开始路过的行人还以为这娘俩不想活了，都想看个究竟，那想七老太太说正月十五在井沿的冰上打滚一年就不会腰疼了。当场有人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吗，瞎扯。不过还是有几个年岁大的妇女也跟着滚了起来，谁也没想到已是二十好几的“老者子”在冰面上滚够了刚要站起来，脚下一滑，又重重地摔个仰巴叉，腰硌在凸起的冰块上，疼得“妈呀妈呀”的一门叫唤。别人走过来扶他，他说啥也不起来，最后还是自己爬到了有土的地方，才摁着腰慢慢地站起来，跟着“神叨叨”的七老太太回家了。后来，这口井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个下放的“老北京”跳进去，就填上了，也就再也看不到正月十五人们在井边打滚了。

过几天又是正月十五了，我还想去达里巴屯给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们送灯。让这些点燃过自己照亮过我们生活的祖辈们，让这些因灾难早早夭折的亲人们长眠得欢欢乐乐，梦做得亮亮堂堂。

远去的亲人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按民俗，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升天时，我并没有跟灶王爷见面。我不期待他在天老爷面前说我好话，也不愿他说我坏话。明天，他领着“老祖宗”回家过年，我无论如何得在除夕“发纸”“接神”时，把芝麻秆烧得亮堂一些，再燃放点鞭炮去接回这些远去的亲人。

可是，老祖宗有四十多年没回家了，我该怎样接待这些曾经有家而不能归的人呢？这些我家的老祖宗，肯定都不会认识我了。我对他们的记忆也有些模糊——因为，我与他们最后一面大概是1966年的春节。

记得那一年刚进腊月，我家就把年猪杀了。

那个来杀猪的“李老呔儿”是个专门杀猪的，只见他三下五除二，没用一个钟头，就把一口二百多斤的猪整利索了。这个我叫老李二姑父的人，与我家不是亲属，只是因为都是从河北滦县来这儿“闯关东”的，两家走动就多了一些。记得他杀完猪没吃点儿猪肉就走了，可我家的邻居亲属一顿就造了一角子猪肉。特别是一个我叫二哥的人，眼睛近视，来到我家就蹲在了灶坑门旁边烧火。吃饭时他不上桌，蹲在灶台下端个水舀子。他吃了足足一水舀子肥肉片子，吃得我浑身一门突突。后来我家把剩下的肉留出一点，其余的都放在小院墙角用土坯垒起的格子里，盖上冰块儿浇上水冻上留着过年。

没到腊月十五，达里巴屯的家家户户就开始淘米蒸干粮了。记得那年淘的有大黄米和小黄米。大黄米是糜子碾出来的，小黄米是粘谷碾出来的，一样的粘，可我觉得还是大黄米好吃些。淘米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烧开了一锅水。她在里屋将炕桌放在地当腰，将一边的桌腿儿垫高一点，便于往低的一面控水。桌面上放了一个秫秆席篾编成的席织篓。母亲把大盆里的泡上的米用笊篱淘出来放在席织篓里，就有水淌出来流入桌子低的一面的二盆里。米淘出大约控上一个小时，用手一捻成了粉末，大家就七手八脚地赶紧装进那种帆布做的长长的袋子里，用自行车驮到了生产队的碾道。因为家家户户都淘米，去晚了排不上号，米会冻成一个坨的。

黄米面运回来就是撒年糕蒸豆包。包豆包得把面发了才好吃。记得这几天的热炕头儿要让位给大盆和二盆。怕面发不好，还要在盖盆的盖帘上捂上被子或是棉大衣。嗅到盆里和的面有酸味了，才能包豆包。粘豆包蒸完后又开始包起了冻饺子。这样正月里就可轻松地喝点小酒玩点小牌了。

进了腊月二十三就算走进年关了。很多家庭这一天都要送灶王爷升天。这一天人们要好好地供一下灶王爷，希望他升天向天老爷说点好话，好让这一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很多家庭不知能否过了这关，因此都倍加小心，生怕得罪了灶王爷。

我家送没送灶王爷我没了印象，只记得腊月二十三这个小年一过，大姐二姐和我就开始糊棚糊墙了。糊棚用的是一种四开的印有平行四边形蓝框的白纸，框中间是蓝花。大姐从棚的一边一张对一张地往后赶，二姐赶紧用笤帚扫平乎了。我能做的就是刷浆子。墙是用当时父亲订阅的《红旗》杂志内瓤糊的，后来嫌太费时，就用报纸糊了。墙和棚糊好后再贴上买回的年画，好象搬进了新居一样，有了新的气象。

在姐姐帮母亲准备年货的几天里，我就从仓子里把灯笼拿出来。这是个四框用铁架做的灯笼，四面的玻璃能从铁架的上面抽出来。灯笼的底座有一根钉子倒立着，可以坐上半截蜡。顶部有一个小烟囱，类似现在从阳台伸出去的圆筒铁烟囱。四框的上部，还有个环状的可以活动的提了。

快到三十儿这几天，父亲忙开了，邻居们都来我家求他写春联。人来的太多，我家的人陪着笑脸耽误了活计不说，还有个别图小的，趁我家人不备来了个顺手牵羊，让人大过年的心堵。可父亲总是有求必应，他告诉我们人要多做善事，吃亏就是福。

记得大年三十儿晚饭吃的是大米饭，那是我盼了一年才吃到的。饭后，父亲从后屋拿出平时没舍得使的宝险灯。他小心地往灯瓶里加满了煤油，用灯口侧面的小齿轮将灯捻子的火候调好，安上灯罩，放上伞盘，就高高挂在了地中心的屋顶。然后，父亲又从后屋拿出一卷捆好的厚纸。在炕上打开后，我看到底部是几个穿着古代服装的小人，有的还戴着乌纱帽。上面，是用人名堆成的金字塔。还没等我细问，几个伙伴来了。我急忙点上灯笼，和伙伴们玩去了。

九点多钟我回来时，俗称“佛爷炕”的西炕上面已支起一块两米来长的祖宗板。板上供有鸡、鱼、红色粉条、白菜和两摞点上红点的馒头。板的两头是两只燃烧的龙凤彩蜡，中间的香炉中，三炷高香的火头上有三缕白烟正不紧不慢地上升着。祖宗板紧靠西墙，墙上挂着的“老祖宗”上每个小人身边都立着一双红筷子，筷子下是三钱三的小酒盅，里面斟满了白酒。我进屋后，父亲就带头给老祖宗磕头，接着我们都磕了。不过那时不识字，不知上面的字都念啥。只知道刘家的男人都有名字，而女人没有，只能叫什么刘张氏刘李氏刘王氏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全中国，人们“破四旧”就不许供“老祖宗”了。

这就是1966年春节及节前的一个月给我的一点记忆。从此之后，“老祖宗”就被打成了“封、资、修”，不让他们回家过年了。于是家家的“老祖宗”只能统统烧掉，只好让他们升天了。

我家的“老祖宗”开始没有烧掉，让母亲放在了棚里。

不知“老祖宗”耳朵背不背，不知他们是否听到了我们全家每天早饭前起立，面对领袖的一段宣誓：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能吃饭。不知“老祖宗”眼睛花不花，不知他们是否从已破的棚纸中看到，我们带着别满像章的忠字带下那颗鲜红鲜红的“心”，以及我们唱着“向着北京致敬”时跳起的忠字舞。没想到纸棚里也不安全，几个闲得没啥磨牙的“造反派”耗子发现了这些“封资修”后一顿狂咬。把“老祖宗”咬得遍体鳞伤。无奈，母亲又把他们请到了小仓子里。谁能想到有一年小仓子漏雨，受够了鼠害的“老祖宗”又受了水灾。当我再看到这些老祖宗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像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一样，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还好，我发现两侧的对联和横批还算完整。上联是：金炉不断千年火。下联是：玉盏长明万岁灯。横批：俎豆千秋、本枝百世、慎终追远、先人在上。后来我把“老祖宗”拿来给母亲看，母亲说看到“老祖宗”这样受罪，还不如升天的好。后来“老祖宗”就让“灶王爷”领走了。

眼看着“灶王爷”明天要把“老祖宗”们请回来，我把“左心室”和“右心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想追回远去四十年的记忆，让在上的有些陌生的远去多年的先人们，永远住在我的心中，跟家里人一起过年、一起团聚。

奔跑的草

二月的春风，还没有吹绿松花江两岸，却吹来了一团奔跑的草和我相遇。这草，一定是被这似剪刀的春风剪断的，把根留下后，开始随风流浪。

这团奔跑的草，我们当地人叫它扎蓬棵。当这团扎蓬棵跑进小城来到我的脚下时，我没有躲。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奔跑的草就是我的化身。

我也是阴历二月，被这似剪刀的春风剪断后，随风跑进小城中的松花江畔，才停下来的。根，却留在了达里巴那片土地。

我对扎蓬棵没有好印象。这草长得乍乍呼呼的一团，虚飘涨肚地占了很大地方，要是弄实着了也就一小把。另外这草还有刺，因此没人愿意把它当柴来烧。在我的老家达里巴屯，人们挺烦这种草的。要是形容某人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说个没完没了，就说你属扎蓬棵的，走到哪刮了到哪。

这扎蓬棵，还真是走到哪刮了到哪。

在达里巴屯的东面北面和南面，是平坦的耕地，秋收后，田野里只有高粱茬子和苞米茬子站在哪里。割得矮一点的叫扔茬，意思是扔掉不要了，来年春耕时翻在地里也不会碍事。扔茬多半是高粱，都贴着地皮一寸多高。而留茬一般都一尺左右高，来年开春种地前，人们开始用筒锹头做的刨镐把茬子一下一下刨出来当柴烧。当地人把这种柴叫苲子。开春时风多风大，被风刮得四处跑的扎蓬棵，常常被高高的茬子刮住。有的被茬子刮住了一会儿，又被风刮开，穿着横垄地跑；也有的扎蓬棵顺着垄沟跑，跑出耕地后，大多都跑到了背风的壕沟或大坑里挤在一起。

与这种扎蓬棵一样烦人的还有老菖子和杨拉灌。老菖子这种草本植物的种子像枣核，浑身带刺，走在田野里若不注意就沾回几个。杨拉灌是一种早熟的矮棵植物，一般六月就成熟打籽了，籽比芝麻粒大不多少，也带毛刺，夏天走在荒地里不注意，裤角和鞋上都是。还有一种烦人的草本植物，是蒲草的棒。这种长在水边的草串出的蒲棒很好看，可到了冬天蒲棒被风刮散花了，弄得扬扬洒洒，哪都是飘飞的小降落伞。

这是几种草本植物成熟后的现状。在没有长成时，这几种植物都和我有亲密接触。在我的家乡达里巴，喂猪的野菜中有老菖子和猪毛菜，还有灰菜、苣荬菜和线菜。我小时候常到野地里去找这几种野菜喂家里的几口猪。小时候家里有一口一米多高半米多粗的排子缸，我割回的猪菜切好后就放到缸里发上两天，这样猪才爱吃。其中的猪毛菜，长大了长老了最终干巴了就叫成扎蓬棵了。杨拉灌是春天我们挖的一种不算野菜的菜，白色的根有二三寸长，粉条一搬粗细，甜甜的。蒲棒没成熟时我们常拿着玩，在棒刚串出来时，我撸过棒上的蒲黄，是一种中药。蒲草我也割过，当时用蒲草编成的褥子每家都有，夏天隔凉冬天隔热，实在很好。

现在想来，这几种草本植物成熟后这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传播种子。或是靠别人传带，或是靠自己奔跑，完成着各自的使命。虽说成熟后有点“烦”人，但还是为了新的一年更好地装点大地。它们是益草，不是毒草。

我就是扎蓬棵吗？现在想到这种比方，多少让我先前不怎么好受的心有了点点宽慰。其实我做得还没有扎蓬棵好。几十年来乍乍呼呼随风从农村跑到松花江畔的小城，我不过是一棵没有打过籽的光杆扎蓬棵。若说有那么一点用处，就是不嫌弃我的人，在野外冷了的时候可以一把火将我点燃。

如今，我在松花江畔一处没有人注意的壕沟里，安静地听着风声从头上刮过。我期待人们的脚步声，特别是那来自达里巴故乡的脚步声。

十字路口

今年农历七月十四的晚上，我选在郊外通向松花江的一处十字路口，为故去的亲人烧了点儿黄纸和冥币。只所以选在郊外，是觉得在城里十字路口旁边的红色水泥方砖上烧纸，留下一堆纸灰很不雅观。就算纸灰会儿被风吹走，但红色水泥方砖上，却留下了一个圆圆的不洁的印迹。

在郊外一处十字路口儿西南角的田间地头，我先用树枝子画了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圆圈。圆圈没有画严，留下一个缺口儿。然后，我在圆圈里把黄纸和冥币点燃，一米来高的火苗子足足着了四五分钟。这其间，我还把几张点着的黄纸，扔在了圆圈外面，这一大一小的两堆火，仿佛要把松花江畔夜幕烧破。我期待那些躲藏在幕后的亲人或是外人走来，可火都要灭了，也不见走来一个人，于是我又向松花江边走去，把一个圆宝形的河灯点着，放在江水中，看着它慢慢地顺流漂去。

农历七月十五是民间祭祖的日子，是中国三大冥节中最重要的一个（另两个是清明节和寒衣节，清明节也叫寒食节）。传说一进入农历七月，地狱之门就打开了，故去的亲人可以回家团圆，孤魂野鬼也开始徘徊在阳间。因此，到了七月十五这最后一天，要隆重地设道场摆些食物，还要烧些黄纸、冥币，放放河灯。我在农历七月十四的夜里只是在十字路口烧了点黄纸和冥币，又在松花江边放了盏河灯。选在十字路口，想必是为了取钱方便。画圈可能是防止让外人得到，留了个小缺口儿是便于故去的亲人去取。那向圈外扔的几张点燃的黄纸，显然大有打兑外鬼的意思。至于放河灯，那就是要照亮归途，是让取了钱和物的亲人们一路走好。

在老家达里巴生活时，每年的七月十五前我都是到坟茔地上上坟，从来没在十字路口烧过纸和冥币。我想到十字路口烧纸和冥币的，都是些远离家乡的人。十字路口，给人提供了坐标，也提供了便利和多种选择。因此，十字路口是科学的，也是民俗文化的；是招活人的地方，也是招死人的地方。

在我的老家达里巴屯的东北角，就有一处十字路口，显然向西向南是通向屯里，向北向东是通向屯外。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处庙的遗址。据说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土改”时扒掉的，可这么多年小庙那块二三百平方米的地方谁也不敢占用。原因是小屯的人死了都要去报庙，得到庙上报三次阎王爷主管的阴朝地府才会接收，死了的人也才能抬出去入土为安。至于那些死在了外地的屯里人，是断不能进屯的，于是只能装在棺材里停在小庙的位置，然后再发送出去。儿时，小庙那块巴掌大的地方野草丛生，在残留的青砖瓦砾中，有些碎酒瓶子碗碴子，还有些馒头和烧得糊巴烂啃的碎衣裳。那时，大人死了好赖都能弄口棺材，最次也得用一领炕席卷出去；小孩儿死了，只能捆在谷草里，在小庙那地方浇点柴油炼了了事。后来听说人们在小庙的位置又建起了庙，下次回去一定要去看看。

在达里巴屯南侧，当年的郭前旗政府西墙外，有一条向南通向屯外苗圃的路。在这条出屯的路约一里远处，一条东西走向的八匹马路与之交错，形成了小屯南面著名的十字路口。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东南角的耕地里，国家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501号钻机在南17号井打出了油砂，从此才发现了大庆油田和吉林油田。

那还是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我国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抛开国际公认的海相生油理论，提出了多层生储油理论、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理论。五十年代初，经过对中国地质构造的深入研究，黄汲清、谢荣家等专家建议在准噶尔、四川、鄂尔多斯、松辽、华北、柴达木等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开始组织五个普查队，而对松辽平原没有做出安排。是黄汲清等人一再坚持，才于1955年8月从地质部东北地质局选出五人小分队进军松辽平原。1958年4月17日，几乎就要绝望的人们迎来了第一道曙光：在吉林省前郭达里巴屯施工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号钻机打出了油砂。技术负责人韩景行与队友高兴得落下喜泪，向北京和前郭县报告了消息。县委书记立刻派人送去两头猪以示慰劳，当晚，达里巴屯的整个队部喝得人仰马翻。松辽大地沸腾了，地质部和石油部沸腾了。首次在达里巴屯南17号井钻出含油砂岩，这一发现鼓舞了人们在茫茫荒原下找到石油的信心。1959年4月11日，经地质部和石油部共同确定的“松基三井”正式开钻，9月26日人们期待的黑色石油终于从千米地下喷涌而出。看来应该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南17号井处立个石碑，让人们永远记住是在这里人们才发现松辽盆地有石油的。

这样的十字路口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如达里巴屯中心十字路口当年水泥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前郭县城中心十字路上当年的转盘，长春人民广场苏联红军纪念塔上的飞机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如今，我在松原大路与乌兰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居住，感觉就像满族民俗文化和蒙古族民俗文化的两条线，把我系在这块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和石油文化积淀深厚的沃土上，让我生根、抽叶、开花、结果。也许，这都是托祖宗的鸿福吧，才让我能在松花江畔的小城活得安生。可是我今晚还要请故去的先人们原谅，原谅我没能在城里这个十字路口为大家烧纸。相信大家都会跟着我走向了郊外的十字路口，走向了松花江边。我知道大家都隐藏在了夜幕后面，都在偷偷地看着我一个人在灯与火之间真诚的表演。

黑佛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天晚上，我与伙伴们玩够了“抓地主”回来，外屋的房门就是关不严实，门钩儿也挂不上。原来，白天门框顶上的冰溜子化了滴在门槛上，晚上又冻成了一个个坨儿。我回到里屋掀起地桌布帘去取斧子，竟发现地桌下面装工具的小木箱上摆着一个黑佛。

看见我掀起地桌的帘儿，母亲光着脚儿就从炕上跳到地下，三步并做两步跨过来就将黑佛拿走。

我刚要问点什么，母亲说这是别人放在咱家的，叫我不要说出去也不要再问了。

过了春天，夏天闷热，我家的小仓子却很凉快。一天我在仓子里看小人书，看累了就虎八儿地想起看看又出没出现新的耗子洞。耗子洞还没有发现，在西南角儿竟发现了黑佛坐在地上的一个斗里。斗的底上还有个装满小米子的香碗儿，几炷黄色的香头儿东倒西歪地躺在上面。

这次我看得认真仔细。说“黑”，是因为佛身是用一大块煤雕刻成的，有32开本书本那么高。说“佛”，是因他敞着怀儿亮着大大的肚皮，笑呵呵地光着圆圆的脑装，胖得几乎没有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串念珠。

我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总去仓子里，有时一呆就是好一会儿。

那时，当“走资派”的父亲虽不再挨斗，但“靠边站”后总要去“学习班”，几天几天的不让回来。担惊受怕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儿，只能临头抱佛脚，偷偷地祈求黑佛来保佑一家老小的平安。

那时供佛就是搞封建迷信，要是被发现了，父亲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现在看来，没读过书的母亲那时还只是停留在祈求的层次上，连人天乘都谈不上。一旦生活平静了几天，就把佛忘了；若遇到点为难招灾的事儿，又想起了佛；根本就不懂人生是无常的道理。

也许是经过了“文革”，加之我家又是“上中农”，母亲总是告诉我们：在外面受点欺负也别吱声儿，更不能跟人家干仗，吃亏就是福；要回报帮助过咱们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千万不要记仇儿，男孩子要心眼儿大点儿，知足才能常乐。至于什么“五戒十善”，母亲只是听说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她根本就不会认识到社会上有杀、盗、淫、妄的存在，是由于人心有贪、嗔、痴的烦恼造成的。也不可能知道相信因果、相信无常、相信缘起性空，不住于相，息灭妄想，明心见性是获得幸福、得大自在的方法。

后来，我隔三差五地就去看看黑佛，见到他笑口常开的样子，觉着很好玩。那时我就不相信这么一块煤会保佑我们一家人的平安，只是把他看成了一件好看的物品，常常是没有一点敬畏之感地拿在手上把玩。可是，那时又不敢拿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是怕让母亲知道了我发现了她的秘密，她会再次藏起来；二是怕让外人知道我家供着“封、资、修”，容易给家里招来麻烦。

不知是真的黑佛保佑了，还是我们家时来运转。在以后的几年里，不但一家人平平安安，大姐还在七O年的“四个面向”中去了白城地区卫校，二姐又顺利地接了父亲的班，我和两个弟弟也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里，相继考上了中专和大学。一时间，我们家“出息了一窝儿”成了小屯人羡慕的对象。别人就是闹不明白：好事儿咋都让老刘家一家摊上了呢？

在我们全家人喜上眉梢的日子里，黑佛“哭”了——

那是我读师范学校的一个暑假。一天午后，我又来到小仓子看书，无意中，我发现仓子的西南角有漏雨的痕迹，走过去一看，黑佛倒在斗里的泥水中，笑脸满是道道“泪”痕。我把黑佛拿出来，在手压井的井嘴下正洗着，大姨走过来看到黑佛的后背说：“打哪儿整这么大个煤疙瘩，都够揍顿饭的了”。

我也不知黑佛打哪疙瘩来的，只是把笑口常开的他请回里屋摆在地桌上，让他陪一家人开心的笑着。

这一年，待我寒假又回来时，黑佛就不见了。问母亲，她竟然也不知黑佛的去向。一家人从此就都没有再把黑佛放在心上。

后来，我去过松花江东岸的龙华寺参观，明澈大师赠给我《玉历宝钞》等多本佛教经典，遗憾的是很多我都读不懂。在查干湖畔的妙因寺，我听过僧侣念经，也是没听清个个数；不过也有收获，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活着的佛，是来自青海塔尔寺的扎西活佛。

再后来，我找来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和《禅外说禅》，也找来圣严法师的《禅门第一课》、《禅的智慧》，还有济群法师的《幸福人生的原理》等。读后，大有从我家当年没关严的门缝儿望见夜空的感觉，让我看见了几颗宗教文化的星星。

看来，不用再找斧子去砍门槛上的冰坨子了。要是掀开里屋地桌帘儿黑佛不在工具箱上，我就只好推开外屋房门了——让夜色先把我染黑，然后再用星星刀子般的光芒，把我也雕刻成笑口常开的样子。

最后的土井

把井打在外屋，是我儿时的企盼。

我家前院老王四娘家的外屋地上，就有一口小井。井的四壁是木板做的，高出地面一尺的样子，井口呈正方形，边长不过半尺多，刚能放进一个细长的立方体形状的小铁桶。那小铁桶的底部有个活动的挡片，把桶放到井里挨到水面时，活动的挡片靠水的浮力张开了，水就进到了水桶里；往上提水时，靠水的压力挡片闭合了又不会漏水。他家的水井旁边就是水缸，又方便又干净，真是太好了。

小时候，我家吃水得到门前东西走向的道路中间的土井里去提，那井离我家有五十米远，就在老王四娘家的房后的西门口儿。把井挖在道眼上，在达里巴屯也就这么一处。虽说井在路当腰来回通行都得绕开有些不便，但这口井的水好喝，是达里巴屯东北角百八十户人家的公共的大水缸。说是大水缸是由于周围的几户人家没有水缸，起早要做饭了就出来到井里提一桶。我家不是这样，记事后，都是父亲到井里提水挑回到水缸里，一个迫字缸要是装满了少说也十桶八桶的，这样挑一次就够用个三天五天的了。“文革”后期，在达里巴公社卫生院“靠边站”的父亲总是被派到外地“出民工”，可他这一走，家里挑水的活就落在了母亲肩上。那时母亲总犯偏头痛，总也治不好。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十岁的我开始挑着水桶，走向了那口土井。

记得我走向那口井时，好象走向一个庄严的仪式，我要证明一下自己。个头不够高，我就把扁担钩上的绳子一个顺时针绕在扁担上，一个逆时针绕在扁担上，这样平衡了挑起来才会稳当。走上井台，这一个不到二尺见方的井口没有木栏，那是冬天，井口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井水的水面与地面有四五米的样子，我用一头带钩子的井绳把水桶放下去的时候，黑洞洞的井里只有井口那大的亮水面，在那块亮水面上，水桶晃了几下没装满，我赶紧往上提，提出后倒进了另一个桶里。当时我想提上来三个半桶，再均匀成两个大半桶挑回去，那想到再次把桶放进井里时井绳抖动过猛，水桶底朝上扎了下去。这满满的一桶水我试了几次没有提上来，无奈就在井口提着井绳畏难着。我等了足足有五六分钟，脚都冻麻了，老王四娘家的院子走出了七哥。他看我就这么站着，帮我把水提上来，怪罪道，我三叔三婶呢？哪有这么点孩子挑水的。七哥问我能行吗，我咬着牙说没事，挑起两个大半桶水向家走去。还没到大门口，就见母亲从小院跑出来，我以为着急了的母亲会骂我几句，没想到母亲让我放下由她来挑，在我的坚持下，母亲随后进了小院。母亲在往缸里倒水时，告诉我千万小心点，一次挑半桶就行。

父亲回来后，看到我总去大井挑水就和母亲商量在小院打个手压的钢管井。记得那井管直径有三四公分，七八米长，一头是一米多长通透的花管，一头要套扣，好往上拧井缸子。没想到左邻右舍的十来个人在小院用井管子“墩”了三处，井管都要与地面一平了也没碰到硬硬的厚厚的沙层。这时有人建议到铁匠铺去接管，有的说三四米深处有个薄沙层应接管，我忽然想起前院老王四娘家的井打在外屋，就说可否把井打在屋里。有人赞同，有人说那得把房盖弄了窟窿，很费事。当时天都黑了，铁匠铺已经关门，找人接管或截管都得明天，父亲说那就再试试吧。没想到在屋里“墩”到管还剩下二米长时遇到了沙层，大伙说但愿沙层厚些，别再遇上“狼屎泥”。还好，井管离地面还有半米时，仍在沙层里，真是谢天谢地。大家伙把井管取出来洗净，在花管处缠上一层箩底，用铁丝绑好后，又把花管的堵头用木塞塞住就往下下管。这次成功了，从此我家外屋也有了手压的钢管井，再也不用去门前大道中间的大井往回挑水了。遗憾的是，我家屋里的井水有锈，刚压出的水十分清澈，第二天就有发黄的浑底子出现，得“坐醒”一下才能吃。

门前道上的那口土井后来跳进去一个人，不久就填上了。那个人是北京下放的“劳改”，我们背地里叫他“老北京”，当面叫他张大爷。这老头单身一人从北京下放到达里巴屯，起初大伙都躲着他，后来发现他并没有想的那么坏，就有点可怜他。那时我的一个同学住在他的小房里与他做伴，我也就与他熟悉了。听同学说这“老北京”在北京的一个剧院工作，当年就是因为犯了点生活作风的错误给下放了。哪成想来到达里巴后他又犯了类似的错误，人们要收拾他，他害怕了，就选择了那口井。人们把他捞出来葬在了屯后的小山包上，听说他在北京的儿子还来看过。

那口土井填上后，不但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也结束了达里巴屯有土井的历史。

叫魂儿

我身下的弟弟长得像母亲，两只眼睛大大的，很精神、帅气，一看就招人喜欢。小时候，我领他屯里屯外地玩耍时，好多人都说我们不像是亲哥俩。真是没办法，谁让我长的像父亲了呢？小眼睛席篾儿拉过似的，还带着个肿眼泡，别提有多难看了；一看，就是个无名鼠辈，不会有啥大出息的样子。

人们对弟弟的评价当然会比我好些，可是没想到，弟弟八九岁的时候睡觉，发锈的大眼睛总是闭不严实，有时身上还突然地动一下，很痛苦的样子。母亲问我，你领他上哪蹭去了？是不是惊着了？我一脸无知地说没有哇。

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们在生产队场院里的羊草垛上向下练习空翻，他太小不敢跳，邻居“二驴子”曾把他从两房多高的草垛上推下来，埋进草垛底下的乱草里。

还有一次，我领他和小伙伴们到屯后面砖窑一带挖猪菜，在路过林业队的果园时，看到海棠果红了，我让他在墙头儿上“打眼”（放哨的意思），就和伙伴们越墙而入。那成想我与伙伴们刚要上树，一声枪响打得我们抱头鼠窜。王坤当场捂起了胸口，说可能被火药枪打中了，有点喘不上气来。我也隐隐地觉得有什么东西打进小腿肚子里，跑起来腿都不听使唤了。再看墙头，弟弟已经跳下，找到他时，他猫在墙下壕沟的榆树毛子底下，浑身抖成一团。

再有一次，是弟弟刚上达里巴小学一年级，当时学校正组织学生学习“反潮流”的小将黄帅。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让他代表一年级发言，没想到他平时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话到台上竟全给忘了。在一片哄笑声中他走下台来，低着头，满眼泪水。哪成想在主持会议的人叫下一个同学上台时，他竟冲了上台去，一口气把要说的机关枪扫射一般地说出来，赢得了一片掌声。

当然，这些母亲不会知道。她认为弟弟一定是“冲”着什么了，把“魂儿”给吓跑了。一天我正帮母亲做饭，就见母亲拿着饭勺子敲着房门的门框说道：“二儿，跟妈吃饭穿袄来了”。她重复了好几遍我也没弄明白，后来才知道这是母亲在给弟弟“叫魂儿”。

能冲着什么呢？按我们这地方的说道儿就是“狐黄二仙”。狐是指狐狸，黄是指黄鼠狼，也叫黄皮子。说是人遇到这二仙就会魂不附体，呈一种病态。其实是这两种动物遇到危险时会释放出一种有毒气体，能致人的神经中枢紊乱，起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可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把这两种动物神化了，有的人家还供上了牌位，又烧香又敬酒的，让它们“保佑”着一家人的平安。

记忆中，母亲只是用勺子敲了敲门框，还没有发展到找大神来给跳一跳。

那时，我家邻居王三姐家的桂花总有病，学都没能念到最后。记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她也跟着去了北京，哪想到从北京回来就“疯”了，整天一个人在院子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当时她家人以为是“冲”着啥了，也怀疑过是不是起了“攻心翻”。谁也没想到不久她竟要“出马”了。一次我去她家她正在点香喝酒，奇怪的是她的好酒量，一瓶白酒像喝水一样“咕嘟咕嘟”几口就下去了，接着往炕头一躺呼呼大睡了。没多久病人来了，带来的木杆上拴着红布条，神神秘秘的。这时她好像是醒了点酒坐在炕头来神了，唱着听不清也听不懂的话。后来经一个叫“二神”的人翻译，病人的家人才知道，他是老仙小花伶，病人的祖辈当年打他打得不轻，今天来把恩仇报，让病人全家不安宁等等。

后来母亲说人家那是“搬杆子”呢，不让我四处乱说。可我说这不是封建迷信吗？母亲白楞我一眼，让我少说大道理，什么封建不封建的，能治好病就行呗。

后来不知是药物起了作用，还是敲门框敲的，弟弟睡得安稳了，眼睛也能闭上了。可没想到黄皮子又弄得我们全家人睡不安稳，夜里总是大眼瞪小眼的。

一天夜里是个月亮地，外面鸡窝里的鸡炸了窝，起初以为是有人偷鸡，观察了一会，并没有人。我与母亲出去一看，鸡窝门忘关了，小鸡惊魂未定地四处乱跑。来到鸡窝往里一照，最能连蛋的芦花鸡倒在窝里，脖子几乎被咬断了。母亲骂了一句，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当我说要用踩铗来对付这个黄皮子时，母亲说啥也不让打，只是让我把鸡窝门关好，晚上注意听点动静。

那时，当“走资派”的父亲正在被办学习班，白天黑夜的不让回来，搞得全家人也都惊魂未定，生怕父亲有个三长两短的。记得一个风很大的月黑头，我睡不着觉又不敢点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觉得有人拿草棍在外面划着窗户纸。不知家里别人听没听见，我就想当“走资派”的父亲都靠边站了，又是谁和我们过不去呢？为什么白天不来，像个黄皮子非得晚上来呢？可是我太小，感觉就像是鸡窝里的那些鸡。

记得有时困得实在难受，就练习用火柴杆儿支眼皮儿，被母亲发现挨骂后，就偷着支。母亲说你本来眼睛就小，要是支成个贼眉鼠眼的可咋整。我说贼眉鼠眼的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是想做只机灵的鼠，做一只没人敢惹的黄皮子。没想到经过这一支，眼睛还真大了点，不过没有贼眉还有贼心，没有鼠眼却成了个鼠辈，只能像黄皮子那样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了。

——要是真有黄皮子那两下子也不错，起码还能勾去一些人的魂，吆五喝六的，还有人敬着。可我自知顶多算是个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的“小耗子”。

耗子尾巴长疖子，没啥大脓（能）水。说不定那天我穿过乌兰大街，就会响起满街的喊打声。但愿我没用踩铗打的那只黄皮子能暗中保佑我，那只当年的芦花鸡就算是提前意思意思了。

那个夜晚

睡到半夜突然醒来。

想到大后天是清明节，明天要与姐姐同去扫墓，翻过身还想接着睡。可是，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了。索性打开床头灯，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想看看书，顺手便拿起王肯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创作的剧本《燕青卖线》。读了一会儿又读不下去，索性又关掉灯，可还是睡不着。东想想，西想想，过了不知多久，竟想起明天四月二日是父亲离开我们的日子。

难怪睡不着——这是上苍在有意提示我吗？

我忘不掉十九年前也是这个日子的晚上，我抱着病倒的父亲坐在病床上，便起床要到电脑前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

我向来不信冥冥中的这些启示，可披衣下床又发生了点意想不到的事：我披衣时，有三枚硬币从衣兜掉到地板上，惊醒了熟睡的妻子。我拣起第一枚是个金色的5角硬币，第二枚是个1角的银色硬币，第三枚也是1角的银色硬币，但却是水仙花的一面朝上。我给妻子看了一下，她说5、1、花谐音是吾要花，就是我要花，花钱卖花。是的，明天我要去为父亲扫墓，当然得花点钱，献上一束花尽尽孝道。

一九九0年四月一日晚上，在吉林油田医院住院部，由我陪床护理父亲。那是我与父亲拥有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他在世的最后一个夜晚。

连续四十多天住在吉林油田医院，他的肝病一点儿也不见好转，搞得一家人都很疲倦。医生说这病只能维持，若食道再出血就没个救了，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因此父亲卧床轻易不敢动。怕他得褥疮，轮流护理的我们每天都给他按摩一下，还好，没得。三月末，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一点儿，我们悬着的心有了点着地的感觉。见他的话多了些，有了几分兴致，我便向他谈到了他离开达里巴三年后屯里左邻右舍近期发生的一些事儿，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提到我刚刚从达里巴乡调入县城工作时，他略有遗憾地说，原来打算病好点了给你往油田活动活动的。可他稍微见好几天后情绪又突然开始出现波动。夜深人静时几次摔起了东西，搞得同室邻床的两个稍轻一点儿的病人晚上都不敢在这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就是病人在去世前都有几天病情好转的假象。

父亲是中医，以治疗骨科疾病见长。“文革”前他是达里巴乡卫生所的小所长，手下有十多个医护人员，打倒“四人帮”后在达里巴乡卫生院退休。从事了一辈子卫生工作的他，有了肝硬化病竟没有发觉，直到退休多年后身体不适到吉林油田医院确诊才知道。我记得父亲离开达里巴屯迁居吉林油田新村后回来过一次，看到他走路有点“划拳”，才感到病情没有多少好转。他才七十刚过，觉得这个年龄身体还不致于这样。当时心里虽说不太好受，可没往更坏处想。他回到我的小家，我们就做最好的饭菜孝敬他，尽管条件差一点，看出父亲还是很高兴的。没想到不久他去长春大姐家竟在楼梯上呕了血。到省医院住院，原来竟是肝硬化导致的食道静脉曲张作怪，便产生了肝昏迷状态。那次在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好转些才回来。没想到几个月后又吐血了，只好就近住进了吉林油田医院。这次是活着住进去的，却没能活着出来。

我记得，十九年前就是今天这个日子的晚上，我陪护在父亲的身旁。九点多钟打完吊瓶后他说想坐起来。我和母亲把他扶起后给他穿上棉袄，他就倚靠着我在病床上默默地坐着，不说一句话。这是他躺了四十多天头一次坐起来，我紧紧地抱着他，攥着他的手，生怕他有个闪失。那是我第一次抱着父亲，也是最后一次，全然不同于他三十年前抱着我拍下我人生中的第一片相片时的欣喜。那时我刚刚而立之年还啥都没立起来，处于人生的爬坡阶段，只盯着前方的一点光亮，其他的顾及不了太多。现在想来，那三十年中，竟再也没能与父亲合个影留作纪念。三十年前在我生命的起点上，是父亲抱着我，在春城给我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三十年后，在父亲将要走到人生的终点时，是我抱着父亲，可我除了温暖还能回报父亲什么呢？我攥着父亲的手，却没能拉住——第二天一早他又昏迷了，九点多吐血，十二点心脏停止了跳动。

写了半宿，不知不觉天己亮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走向父亲。此时想起半夜起床时随意掉在地板上的三枚硬币的组合：5、1、花，觉得很有意思。是的，我要花，我要花钱买花，献花给日思夜想的父亲。

找宿

农历八九月份，正是农村老家脱坯扒炕的时候。先不提脱坯这活儿有多累，也先不提扒炕这活儿有多埋汰，要说的是炕都扒了在哪睡觉。我小的时候，每年家里扒炕了都去找宿。当然，找宿也不单单是家里扒炕了，有时家里来个客人住不下了，或者炕上用于孵小鸡崽啦等等，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都得自己出去找地方睡觉。我找宿的主要地点是大舅和大姨家。

大舅家穷，但热闹，左邻右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二大爷的都愿往他家凑。另外小哥小姐也没大上我几岁，我也愿意和他们玩。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找宿，他们家打扑克三缺一，我进了屋就赶紧过来趴在炕沿上抓牌。我两面的炕沿上，靠炕头的一边坐着小姐，靠炕稍的一边坐着我叫舅奶的张大蒙古。大舅坐在炕里，大冬天的只穿一条单裤，盘着腿。舅妈坐在大舅身后，给大舅缝着棉裤，还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大伙说着话。谁能想到和我打对手牌的大舅，单裤裆部开线成一个比嘴还大的口子，里面啥也没穿，弄得我头都抬不起来，可大舅全然不觉哈哈笑地说着手兴，可我又不能去提醒，只好说肚子疼了，一把牌没出完就跑向门外。这时竟听大舅说，这孩子，疼得真不是时候。

大舅是个要脸面的人，在晚辈面前，从来不把他的另一面面向我们。记得二哥在大队油坊，有一次二哥有事他顶班，我和小哥送饭时正赶上干完活大伙都要洗澡，可是只有他没洗，草草的换上了衣服，把他的油拌饭给我们吃了一些。困苦的生活也真是难为了大舅，在晚上睡觉时，他先是解开大棉袄，脱下后又披在连个背心都没有的背上，然后穿着二棉裤坐下，将被子盖在腰部就吹了灯。他显然是在被子里将棉裤脱下，从侧面取出来后，又再将大棉袄压在了被上。

大姨家人少，但吃得要好些。我记事时就见大姨领着一个要来的姐姐在一起生活。大姨信佛，每个晚上都要跪在箱子上的小铜佛前，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影里小声叨咕着我听不清听不懂的话。

上面提到找宿的主要原因是我家里扒炕了。那时，从扒炕到炕烧干了能住人，少说也得三四天。记得每年换炕面上的坯，南北炕也得二三百块，虽说不多，一天也就脱完了，但铺炕面的坯要求质量更高些，用农村话儿说，那坯得结实，抗孩子蹦的。每年脱坯时，我都要选黄土泥多并且有水的大坑，大坑边上最好能有一处平整的场地。在坑里选好地方就将麦秸撒上一层，然后上一层黄土撒一层麦秸。约么够了就浇水和泥，泥和好后要“闷”上半个小时。这时在坑子上边的场地铺上一层麦馀子，就可以拿出泡着的坯模子和脸盆脱坯了。脱坯时，我选了不少与模子长短差不多的木棍放在模子的泥里，增加些筋骨。脱好后还要看管好，别让猪或讨厌的孩子踩坏了。天头好大约三四天就可搬起来晾晒。干透了还要码成能通风的垛，最好能用干草苫上。

扒炕这活，我小时候都是父亲干，我也只能打打下手，往外运运熏黑的坯和挂在炕洞子里面的灰。记得连着灶坑的迎火舌和通向烟囱的迎风舌是两个关键部位，弄得不好灶坑不好烧炕又凉得快。新坯铺好后，要找来个小孩在上面蹦几下，若是有折的马上换下来，然后才能上泥抹平。待炕面烧成花脸时，还要抹一层，进一步找平乎了。

找宿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孵出的小鸡要占用炕上的一些地方。每年都是五六月份，有时该下蛋的母鸡整天在鸡箍篓里趴着不出来，还咕咕个不停，这就是要抱窝了。要是不想让它抱窝，母亲说将它撵出来。要是让它抱窝，只见母亲把冬天的火盆找出来放在炕稍里头，铺点麦秸，放进鸡蛋，就把母鸡请进来抱窝了。二十一天后小鸡崽出壳了。有的是自己破壳的，这样的小鸡崽大多硬实。有的过了日子还不出来，母亲只好用锥子把蛋壳弄破将小鸡取出，这些小鸡出来后大多都胎歪。记得小鸡出壳了，母亲要用硬纸在炕头铺好，将带壳的小鸡放上去，盖上一层棉花。那时我们不懂事，有时在炕上疯闹，一不小心，就把刚出来的小鸡踩死了，后来母亲又把刚出来的小鸡崽用黄面箩扣上，才好些。小鸡都出来后，母亲就将炕头的炕席卷起来一米多长，用一件沉东西在炕席筒里压住。又在炕沿外立个板子，里面放上一碟小米，一碟水，让小鸡崽在里面和母鸡居住。小鸡崽大一点就下地了，再大一些就让母鸡领着到屋外了。这小鸡崽娇性，要是撞上什么东西昏过去了，扣在盆里一敲就醒了。

家里来了客人住不开，出去找宿是常有的事。也有些特殊的，比如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传说达里巴这也要震，于是人们都不敢住在屋里了。都没地方找宿，我曾经就住进过自家的柴垛里。另外，还有一些新结婚的，女方在正月十五都要出去找宿躲灯。有的说在家看见灯将来眼睛疼，也有的说在家看见灯会死娘家爹，在娘家看见灯会死老公公等等。

现在好了，家家住房都很宽敞，找宿的事可能几乎不存在了。想想自己由原来连一间土房都没有，到有了一间半的砖瓦房、六十二平的一楼、八十四平的五楼，直至现在有了一百多平两卫的四楼，真是下辈子也不用找宿了。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找宿的时光。人是需要交流的，找宿，给了我全新的感受和体验，不但拓宽了我现实生活的物理空间，还拓宽了心灵空间和认识空间。有时，真想找个借口到亲朋好友那里去找宿；也愿意亲朋好友找个因由，到我家喝上几盅唠上几宿。

听母亲讲她遗憾的事情

母亲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去当兵。我愣了几秒钟，她这遗憾的事情竟和我相同。

我马上笑着说，你要是当兵了，还能有我这个儿子吗？母亲收回远去的目光，仿佛还没有回到现实地面向我：你大姨死活不让我去，看人家牟桂兰……

我何尝不是家的阻拦呢？尽管我与母亲当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是不是我与母亲都有当兵保家卫国的情结？显然那时谁也没认识那么高——当兵，不过是想为自己找到一条改变现状的出路而已。没想到母亲与我都没有走向这条可能通向死亡也可能走向光荣的路。

母亲要当兵的时候是1946年，她十六岁，东北刚刚光复。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在达里巴屯征兵，她与她同龄的姐妹牟桂兰都报了名，说是当卫生员。我大姨得知后死活不让她去，这兵就没当成。转年，她就与我父亲结了婚。

那么小不结婚不行吗？我问母亲。母亲说：我都没路了——

母亲生在松花江东岸扶余的土城子屯。那里的土城墙还在，是辽金时期伯都讷古城的卫星城。

母亲的老家在山东，不知“闯关东”闯过来多少年了，都在哪住过。反正母亲1930年出生时，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记得大姨比母亲大18岁，舅舅比母亲大13岁，还有个姨姨死的早，估计比舅舅小一点。

母亲三岁就没了妈，还没太记事。那时大姨已经结婚，姥爷就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度日。姥爷给地主家扛活，有时爱看个小牌，舅舅也在外面当长工，家里常常只有母亲和稍大一点的三姨。母亲说夏天的日子还好过点，冬天连条棉裤穿都没有，只好在四面露风的土房里，抱着火盆。她说记事后，有一年冬天没有月光的夜晚令她难忘，她晚上睡醒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西南风吹着窗户纸高一声低一声紧一阵慢一阵的怪叫。她到外屋解手，可发现有个高大的人影在动，她马上跑回里屋跳上土炕抱起被子在炕旮旯哆嗦起来。待她听到没有动静把蒙在头上的被子撩开一角，看见一只有簸箕大的手从屋顶向她抓来……

这恐怖的记忆，可能出自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幻觉，可从此她认为那个房子闹鬼，总是不敢一个人在屋，特别是晚上。大人们都不信，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她多事。可母亲认为那是真的。

不久，大姨知道了这事，怕把母亲吓坏了，就将母亲接到了松花江西岸达里巴屯的家里。

我出生的年月，大姨夫已经死了。大姨与一个要来的女孩儿艰难地守在二间土房里。

母亲来到了大姨家，如同到了天堂。这个家庭有大姨夫的父亲、弟弟。大姨夫绰号叫“从大糊弄”，爱好耍个戏法，家里很热闹。大姨在左邻右舍中有不少好姐们儿，她们对母亲也都十分亲热。但在这个家表面的热中却包裹着冷。因为大姨没能为从家生个一男半女，地位也好不到哪去。现在看，说不定毛病不在大姨身上，但那时都认为是女人不行才造成的。起初，大姨家的人都认为母亲来呆上几天就会回去，对母亲很亲热。可母亲好不容易离开那个闹鬼的地方哪愿意走。不久，六七岁的母亲发现了大姨眼睛都哭肿了，也闹不明白，该玩还玩。后来发现大姨的脸上有伤，也没太往心里去，该玩还玩。直到有一天母亲发现大姨的公公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才有点明白了。当天夜里，在别人都睡着的时候，还是六七岁孩子的母亲天真地劝大姨，在饭里下点药把那个老头药死得了。她哪里知道大姨夫根本就没睡着。这还了得。当晚母亲看到了大姨和大姨夫打到了一起。

母亲在大姨家没法呆了，只好去了大姨的好姐们儿我叫老马大姨家里。

在我记事后，有个叫“马小嘴”的老头总来我家，母亲让我叫老马大姨夫。但当年那个老马大姨早就死了，后续的老马大姨对母亲也很好。马家与我家关系没断，老马大姨夫来，母亲总是做好吃的回报这位恩人。老马大姨夫家孩子多，生活困难，每次大姨夫走时，母亲都要大包小包地送给一些东西。

母亲六七岁时又被迫离开了亲姐姐家。在老马大姨家总住着也不是那么回事，不久就回扶余土城子了。

不久，舅舅结婚了，三姨也结婚了。在这个“闹鬼”的土房里来了一位“当家的”，母亲连过去的日子也没有了。母亲说有一次吃饭，她吃得慢些，别人都吃完了，她还在吃，这时咸菜没了，她想去外屋取点咸菜就饭吃，可舅母说什么也不让，母亲没听舅母的，就吵了起来，接着就挨了舅舅的一顿胖揍。

这之后，母亲又过松花江来到江西的达里巴屯。她不能去我大姨家了，只好去那个叫“马小嘴”的老马大姨家，或者到距达里巴十五里的小三马架屯的三姨家。三姨家姓邢，可三姨给邢家生了个儿子，在哥哥两岁时就因病故去。母亲就像是一只鸟，在松花江上飞来飞去，是有落脚点，却没有归宿感。

后来姥爷从江东来到了江西达里巴屯，给一个包姓的地主人家扛活。包姓地主在“二引干”西北有地和草原，姥爷就暂时在离达里巴八里远的郭家窝棚住，从此，父女俩相对有了个落脚的地方。可是不久舅舅领着老婆孩子因在土城子过不下去，也来到了这里。解放前这个在前郭灌区“二引干”西侧的小屯因总被水淹就和东侧的吉姓窝棚屯合了。这就是现在的距达里巴八里路的吉郭村。1946年姥爷在这里故去，就埋在屯后不远的草原上。听母亲说，姥爷坟旁还有三块坟，这下四个老头打打小牌正够手。我记事后，郭家窝棚屯已一点遗迹都没有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舅舅一家又迁回扶余。现在舅舅舅母在扶余八家子已去世多年，姥爷的坟也不会有了。

1946年正是因为姥爷去世了，母亲觉得这个家最后的依靠没有了，又恰逢东北民主联军来达里巴屯征兵，就毅然地和牟桂兰等人报了名。没想到大姨怕母亲在战争中死掉，说什么也不让去。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兵的牟桂兰成了达里巴人的骄傲。转业后在北京一家大工厂当党委书记，丈夫是解放军的师长。

母亲1946年与父亲结婚，他们生育七个孩子，我在中间，是上有三姐姐，下有三弟弟。可两头的都没能活下来。我家孩子多，大姨没生过孩子，对我们就格外亲。我记事时大姨夫早已去世，大姨那时五十多岁，梳着疙瘩鬏，穿着一件蓝仕林布带大襟长袍，上面打了很多补钉，布都洗得发白了，但干净。这是大姨吗？我觉着更像是姥姥。有一天大姨将我领到她家，给我做的是韭菜馅菜包，我吃饱后就睡了。晚上我醒来撩开被角一看，被吓了一跳：大姨披头散发跪在一个小柜子前面，柜子上放着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姨面对一个小铜人在小声叨咕什么。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看过大姨还有这样陌生的一面。不知什么时候我又睡着了，早晨醒来时发现尿炕了。大姨没有责怪我。下午她领我回到家时，我意外地发现我家多了个弟弟。这之后的几年里，一但馋了，跑到大姨家总能吃到点好东西。

现在我理解了大姨，从某种角度看，母亲也是大姨的精神支柱。她没孩子，父亲去世不久，丈夫又总和她打仗，她咋能让母亲当兵离开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是连个知疼知热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了。

我从小就淘，不太听话。冬天时生产队的大粪堆，场院里的羊草垛都是我和伙伴们的根据地。我们两伙藏猫猫、打背子、踢毽子、摔跤、射箭，棉袄常常被什么刮坏，棉裤裆也常常被撕开。回家总免不了要挨骂，可我没记性，好几天又犯了老毛病。夏天也一样，大人不让到大坑洗澡，可我和伙伴们总是偷着去，回来大人用手一挠就出了白印，又免不了一顿鞋底子。那时农村都不富，常说人在福中不知福，我那时是人在苦中不知苦。

真正让我从蒙昧状态醒过来还得感谢一本书，这本书是《欧阳海之歌》。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在仓子里纳凉，闲着没事就把在斗里被雨淋过的《欧阳海之歌》拿过来翻了翻。这一翻不要紧，竟放不下了。我被欧阳海的故事感动着，一腔热血也沸腾着。还没等把书看完，我冒出个想法：当兵去。

那时我在达里巴中学毛泽东思想战宣队。有一天管排练文艺节目的老师说省里要招飞行员，要我们回班级报名体检。我那时患贫血病刚好，血压低总好迷昏。可我还是报了名。没想到在县城医院体检时，五官科大夫刚用镊子探进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就出血了。没过第一关就被淘汰出局。后来达里巴中学也办起了专业班，我不愿学兽医，想去当小兵，可家里说什么都不同意。无奈只好转学来到木头中学去了木工组学起了木匠。我记得那是1976年下学期，我来到木头中学不久毛主席就逝世了，后来又打倒了“四人帮”。

转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说啥也不学木工了，又回到达里巴中学读书。后来就阴差阳错地考上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

后来爆发了中越边境反击战。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她看到了我的一个当兵的同学的姐姐在哭，说我同学的部队上了前线。

还好，我当兵的同学都健在。现在与他们相聚，听他们眉飞色舞地谈到军营生活我只能沉默。我知道我的人生缺少点什么。还好，命运对我不薄，不像母亲没有选择地听任着命运的摆布。

还好，母亲的五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中专，相继离开了达里巴这块土地。现在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和工作都很好，这是否能减少点儿她的遗憾呢？

秫秆缝隙中的观望

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生产队的羊圈里找羊毛。羊圈空空，冷风嗖嗖，在我刚要将羊圈东墙上靠墙斜立着的一排秫秆拨个缝儿，意外地看见了父亲站在向东拐过去的南墙里侧，正透过秫秆的缝隙，向墙外偷偷地观望。

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花旗布做的有些旧了的汗禢儿，下身是条青裤子。头发还是那样花白而稀疏，冻得有些苍白的脸上挂了很多灰尘。我看到的是他的侧面。他来回地从秫秆的缝隙中向墙外打量，并没有发现我。看到他畏畏缩缩冻成这样，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向他悄悄喊了一声：“爸——”

他听没听见我不知道，我倒把自己喊醒了。

晚间睡觉时忘了关窗子，有些湿冷的风还在鼓荡着吹开窗帘。呆望着床前涌进来的月光，真有下了一层霜的感觉。冰冷的霜会把一切真实的事物都覆盖了吗？不会的，就像霜下躺着一个人，就是覆盖了，还会有一个人的形状昭示着曾经的存在。

民间有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招自己去”的不祥之说。我父亲不幸言中。他在七十三岁那年的春天离开了人世。一生中有过一些欢欣，也带走一些遗憾。

父亲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新刘家乡老程窝棚屯。东北“光复”前，来到前郭县达里巴屯居住。父亲学过中医，特长是接骨治红伤。他在屯中行医时医德还不错，医术按现在看也高不到哪去，可他有钱的给治病，没钱的也给治，渐渐地也有了点点积蓄。有了积蓄的父亲曾经买了几头牛，由母亲在草原上放着。这时的父亲已经是屯中的“地下”党员。由于党组织是单线联系，别人不会知道。“土改”时，我家的几头牛归公。有人提出要斗母亲，由于屯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没剥削过别人，就将母亲放回。这时屯里的党组织公开了。父亲因家里曾经有过几头牛，没当成屯里党组织负责人。另外，他是界里搬来的，界外达里巴的本地人或多或少有点排外，硬是将我家的成份定为了上中农。父亲觉得这地方有点欺负外来人，不服。后来屯里党组织开会就不再通知他了，遗憾的是竟然连个说法都没有。此后，父亲为自己的党藉找了一生都没解决，原因是没有了档案材料。可父亲发展的“地下”党员在达里巴就有十几人，他们的入党材料上都有父亲的签字。他们都打了证明说父亲是中共党员，可党组织负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仍没有个答复。这个直到他去世都没解决的问题，成了他人生的最大憾事。

建国后，当地政府让他与村里村外几个行医的搞了个合作医疗机构。他们几个人花钱入股盖了几间房子，合作医疗所建起来了，父亲任所长。后来乡里成立卫生所，体制变了，合作入股的房屋和人都归了公，父亲还是所长。他一直干到“文革”，才被当做“走资派”后“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是个七岁的孩子。“土改”没经历过尚不知父亲的艰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一个七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一切都在变。父亲一连几天几天地不回家，我有时想他了就去医院。我看到的是父亲单位的大伯、大叔、大哥、姐姐们的笑脸没了，墙上贴着很多黄纸写的大字报。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屋子，玻璃都用报纸糊着，炕上有几个玉米面窝窝头都长毛了，还落了一层尘土。听说这是医院里一个姓王的叔叔被斗时住过的屋，他家是富农出身。我跟熟悉的人说话，他们都懒得理我。以前可都是一个个笑口常开，还有人曾给我买过糖块儿。

记得是一九六六年的一个秋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全家都惊醒。母亲以为父亲回来了，就去开门，不料进来的是医院的一个我叫大伯的人，他还带来两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他们满脸“阶级斗争”，开口就向母亲要虎毯。母亲说没有，他们不信，其中一个年轻人上炕就要翻柜。原来是父亲作为卫生界的先进个人出席过一次县里的表彰会，每位受表彰者奖给一条琥珀色花黄地儿的毛毯。没想到这事很让那位我叫大伯的人眼红。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斗志不减，凭我妈咋解释也不行。最后还是被这位我父亲的“大哥”硬说成“虎毯”给拿走了。好像医院的造反派头头都觉得这老家伙太“过”，太让人下不去眼儿，不长时间又还回来了。这位给我留下过很好印象的大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是咋也看他不顺眼。

记得是一九六七年过春节，父亲除夕之夜也没回来。两个姐姐似乎去了大姨家，家里只有母亲和我坐在炕头上，看着墙上灯窝里的煤油灯没精打采地亮着。两个弟弟已经熟睡。我问母亲爸爸上哪去了，咋过年了还不回来。母亲没有回答我，只是让我先睡下，然后她就下地去了外屋。不一会儿我听见外面的房门开开又关上了。好一会儿不见母亲回来，我想找找她。我出了屋来到外面，没有看到白天红纸糊的灯笼，倒看见了小仓房里透出一线光亮。我打开仓门，发现母亲靠着装有冻豆包冻饺子的囤子在哭。我走过去，不明不白地跟着母亲哭了，母亲急忙擦了几下眼睛，就领我端着一盆冻饺子回到屋了。当时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就问，你和爸爸都会死吗？母亲点了点头，然后笑了。可我却哭得一塌糊涂，我怕他们死，我怕每个亲人死。一种没有亲人的恐惧感包围着我。特别是我知道我也会死时，就哭得更加伤心，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临头。那个年夜我睡着了，没能吃上“发纸”时的饺子。

记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和伙伴们从达里巴供销社出来，经大队门口走过时，一个伙伴说大队在开批斗会，有几个戴高帽挂牌子敲镗锣的人可好玩了。我随他们走向前趟房一处没有玻璃的窗口，打眼向黑屋子里面望去，我一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正在上演：父亲挂着牌子向小学生那样站在众人面前低着头，任造反派们批斗着。好在没人打他，没人骂他，主持会的人还是一个暗地里保护他的人。可我再也看不下父亲遭遇的耻辱，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那天我一个人跑到屯外的西大河哭，直到天黑才回家。我感到一生的泪都流完了，任家人咋问我都咬牙不露半个字。我记得就是那段日子，父亲不在家，母亲只好早早的吹灭油灯。有时睡到半夜，能听到窗下有轻轻的脚步声，还有用小树条划动窗户纸的“唰唰”声。

“文革”后期父亲又上班了，可医院总让他随“出民夫”的农民到外地，有时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到前郭兴修“引松工程”结束，凡有出民工的，必让他去。他也愿意去，这样也能少看几眼那些他不想见到的面孔。

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一纸退休令下来，他回家了，可当时稍稍让他宽慰一下的是，退下来子女中可以有一个顶替接班的。这样的机会他不想失去。

退休后，他还在为恢复党籍努力着。他向公社向县里卫生部门反映过，几起几落，直到去世也没音讯。

我感到父亲一生都不得志，党籍说没就没了，他发展的党员咋证明都没有用。小官在“文革”中让造反派夺了权，打倒了“四人帮”，也没给落实政策讨个说法。

然而他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是几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他猫了几十年的腰似乎直起来一些。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他查出了肝硬化腹水。当时几个子女都处在人生的爬坡阶段，他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永远带着欣慰也带着几分遗憾离开了我们。

梦里，看到他在那边生活得很艰难，只能偷偷地回来站在墙里透过秫秆缝隙向墙外看看，看看他熟悉的世界，看看他的妻子儿女们，看看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女。他不想打扰我们，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的不幸，可我在梦里梦外都见了。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在这个难眠的冬夜，在这个月光疑似地上霜的床前。

闲话额莫勒

在长（春）白（城）公路上，从前郭县城往北走十五里，有个蓝地儿白字的指示牌，上面写着：额莫勒。

额莫勒，就是牌子后面村庄的名字。

这个村庄距达里巴屯四公里，在达里巴的南面。两个村庄之间有一条日伪时期修的东西走向的引水渠，西端连接着从松花江畔哈达山下引过来的前郭灌区的“二引干”。我们当地人将横在两个村庄之间的引水渠叫四里河，就是说这条引水渠距两个村庄都是四里远。

这个村庄过去叫二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恢复了标准蒙古语叫法：额莫勒。在郭尔罗斯草原，很多村落都是蒙古名字，额莫勒汉译过来是“马鞍子”的意思。为啥叫这么个名字？原来在额莫勒北一公里处，有个小山包，山上呈马鞍子形，中间有个洼兜。村庄因这个小山包而得名。

跨入新世纪后，我在一部史料上得知，额莫勒北面的小山包，是一处辽金时期的古村落遗址，后来人们南迁到现在的地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小山包，我儿时来过多次，一点也没嗅到人间的烟火味。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叫二莫后山的这一带产小根蒜，我和伙伴们多次来到这里挖过。当时有一首民谣：“小根蒜，大脑瓜，有人吃，没人挖。”是说这种野菜不是很多，得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没想到我当年就是找小根蒜，才走上了这个小山包。

那时二莫后山一带总让我联想到死亡和恐怖。我记得山的北坡下面有一条近百米长几十米宽的涝洼地，里面长满了高高的水稗草。往东，还有几个两三米深方圆三四十米的大沙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达里巴屯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养的一头四五百斤的肥猪丢了，我和同学们来到这里找过。猪没找到，但在坑里看到了沙土中裸露的根根白骨和一匹小红马被吃剩一半的尸体。再往东，越过十几里荒无人烟的沙丘和沼泽地就是松花江了。这个小山包也就二三十米高，山上有一条三十多米宽、七八十米长、十来米深的南北走向的沟子。沟子的西坡低些，坡度小；东面没有坡，是一面十几米高的峭壁，峭壁上长有一处处的榆树毛子，底端有几个脸盆口粗的人脚獾子洞。真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这个山上的沟子是像一付马鞍子。记得小山包四周的山坡上没有树，长着一层毛茸茸的小草，就像城里绿草坪种的那种草，软软的，稀稀的，中间点缀着苦麻菜开的小白花。在向阳坡上，有一片坟茔地。过去是活人的家园，后来活人迁移到小山包南一公里处，把这里让给了死人。

现在这个马鞍子形的小山包消失了，就像那些个古村落遗址一样，永远埋藏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达里巴乡政府工作时曾在二莫村蹲过点儿。那时二莫后山刚刚消失——夷为平地后，开发成一片水田。当时，吉林油田在二莫村东南的荒山上兴建一座综合利用厂，由于大量用土，从此，这个闲置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马鞍子”就配上吉林油田这匹好马。

那时横穿二莫村而过的长白公路成了一条贫富的分界线。路南侧的几个社都富了，社员家家盖起了红瓦房，原因是路南面的几个社种了水田。而路北的五六九三个社社员家都是泥草房，原来他们都在村子的北面种旱田。二莫村，属前郭灌区引水渠的末端，只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六引”从村西南的白依拉嘎乡韩家店后山引过来，常常是上游的水用足了，才轮到下游的二莫村用水。连村南面的地都一门打水仗抢水，村北的就别想种水田了。为了消除贫富差距，村里只好把村北的小山包卖了，有了钱开始在北面开发小井种稻。后来小山包给让路，从二莫和达里巴之间的四里河引过来的水，开始大面积的灌溉了二莫村的北部。

二莫叫成额莫勒不久，就从达里巴乡分出去了——不是分到了前郭县的其他乡，而是分给了与前郭县并列的宁江区。一下子让我感到有些陌生的额莫勒离我远了，仿佛不再是空间上的八里路，而是时间上的八百年。

八百年前，还在小山包上的额莫勒人，想不到还会整体向南迁移，也想不到六百年后北部八里路的地方冒出个达里巴屯，更想不到在达里巴屯冒出的一个人，会在小山包迁走后的印迹外围，为古村落“额莫勒”遗址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东面吹来的风

在长春通往白城的公路上，前郭县城好像居中，上上下下都距三百里的样子。在前郭县城再往北走上二十五里，就是我的老家达里巴屯。从地图上看，若说这条公路是条铁丝，那么达里巴就是系在上面的小红旗了，永远被东面的风吹着，向着达里巴西部大片的草原飘荡。

小时候，这东面吹来的风，总是吹来与草原不一样的气息。是翻过的黑土地的味道吗？也不全是，还有汽油味，鱼腥味。

达里巴屯在公路西侧半里路的样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公路还是沙石路，比土路强不多，但这就很让达里巴人高兴了。那时站在小屯东头就能看见南来北往的汽车穿行着，偶尔也有拐过来的。汽车进屯，不知谁家孩子又能近距离看到汽车了，又能跟着汽车后面带起的尘土里嗅到汽油味了。

若迎着东面吹来的风走过这条公路，大约七八里远，还有一条与公路几乎平行的铁路。火车走过这里总要吼叫一阵。绿色的长长的火车远远地冒着白烟一会儿在田野中出现，一会儿又被山冈和树林挡住，总要好几分钟才能在视野中消失。这也是我少年时最爱看的风景。这条铁路也是长春通往白城方向的。达里巴屯向东，有一条乡间土路在广阔的田野中间笔直地延伸着，土路的尽头是奔不赉屯。小屯曾是这条铁路线上最小的没有车站的小站，仅能停两分钟。后来火车在这里不停了。

若还是迎着吹来的东风走，就有鱼腥味了。走过五六里的沼泽地是疙瘩窝棚屯，再走上二三里沼泽地，跃上一道沙冈就是赵连长围子。这屯过去是个渡口，也有网房子。冈下就是松花江。这就是我少年时代与松花江接触的路线。

若还是迎着吹来的东风走，走过松花江就来到扶余县这块母亲出生的土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扶余县八家子屯很富，勾两块多钱一天。这个主要靠离城近“拉脚”富起来的屯子吸引着很多人。舅舅一家因舅母的亲属在大队当会计的原因，离开了达里巴这个仅勾几角钱的穷窝。舅舅家搬到了扶余八家子，很令我们羡慕，他们每天都能吃到非常“肉头”的小米饭了，再也不是上顿苞米面大饼子下顿高粱米粥了。我清楚地记得舅舅搬走的那年冬天回来过一次，给我们带回松花江上的一块冰。也真是难为他五十多岁抱着这块十多斤重的冰走了二十多里路。那时我们觉得这是很“稀罕”的礼物了。吃着冰，大家都说甜，可我硬的没感觉到，不过心里还是甜甜的。正是这年的寒假，我顶着东面吹来的风，在赵连长围子这个过去土匪出没的地方，走上了松花江的冰面上。

那时松花江的冰面上有一条马车走过的道。被马掌钉扎得乱糟糟的道上有两行车轱辘带来的土的痕迹，中间，有马粪和车掉下的谷草。就是沿着这条路，我看到了冰中常年不冻的“清口”和江心岛上密不透风的柳条通，又吃到了松花江上的冰，第一次走上了母亲出生的土地。其实母亲出生地不是八家子屯，而是再北一点靠近江边的土城子。土城子是辽金时期伯都讷古城的卫星城，是辽代屯兵对准女真人的前哨。这地方还有大溪浪河和小溪浪河，不过没见到河流，是两个小屯的名字。其中小溪浪河出了个名人，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与陈永贵齐名的被毛主席接见的全国林业模范田富。来到扶余就是去八家子屯。那时吉林油田还叫“七0”油田，八家子屯就在油区，家家烧原油，弄得哪都是黑黑的，连家雀都是黑的。满屯子都是油烟子味，家家大人小孩没事就去油井捡油。在八家子屯，我吃到了“肉头”的小米饭了，还吃到了江鱼。八家子在扶余县城北，距县城八里地。那时靠油田带动，搞副业近水楼台，“拉脚”的车很多。八家子到扶余的路两侧是高大的杨树，在上空把路都罩住了，走在路上好象走在防空洞里。我就是坐着“拉脚”的马车沿着这个“防空洞”走进扶余的县城的，感受到了这个“口字形”的小城与前郭“十字花形”小城不一样的世界。

走进库里

学龄前，我就知道达里巴屯北面几十里外有个地方叫库里。

记得有一年刚进腊月门，母亲和姐姐正在炕上包豆包，这时外屋的房门“吱嘎”一声开了。我以为是在公社陪“地富反坏右”挨斗的“走资派”父亲回来了，就跳下炕去开里屋的门，没想到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背着一条麻袋走进屋来。母亲赶紧接过麻袋，叫着胡子眉毛都结了霜的二姐夫快脱鞋上炕暖和暖和。从此，我才知道这个远道而来看父亲的客人是老高二姑父。

如今，我对老高二姑父的印象有些模糊了，但记得汉话说得很笨很笨的他住在库里，记得他背来的麻袋里装着两条大鱼。一条是一种十多斤重的圆轱轳磙形状的大鱼（草根或青根），鱼鳞差不多有一分硬币那么大，放在水桶里有一多半露在外面。另一条有些宽扁，短一些，鳞细小（鲢鱼），上面还带着凝固的血。那是我儿时见过最大的鱼，由此对库里多了一些向往，对初次见面的老高二姑父产生了几分好感。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造反派”夺了权的父亲可以回到卫生所“靠边站”了，可是老高二姑父不知得了什么病永远离开了人世。几个月后口信儿传到我家时，父亲一边哀叹，一边说咋能好人没长寿呢？这“老蒙古”哇，心眼儿太好使了。

库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库里就是水库的里面吗？

参加工作后，我多次去过查干湖，不但知道了库里是蒙古语“坟墓”的意思，还知道了库里泡与辛甸泡、新庙泡都是和查干湖相连的卫星泡，库里屯是比达里巴屯还大的郭尔罗斯草原上的第一大屯（有2000多户人家），可就是没有机会看看查干湖附近的库里泡和库里屯。

今年的“十一”长假期间，我终于来到了这个素有“达尔罕北陵”之称的地方。

库里屯在松花江和嫩江交汇处的西面，辽金时期的塔虎城遗址南面。屯子的南北有两道漫岗环抱，形成四周略高的椭圆形浅盘地势，民居坐北朝南散落在北侧的坡面上。屯南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宽400米、长2000米的沼泽地，在沼泽地北沿的岗地上，立有一块满蒙文石碑，俗称库里碑。

这是清代孝庄文皇后（顺治皇帝的母亲）生父生母寨桑夫妇陵墓前立的石碑，由他们的长孙第二代达尔罕王和塔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初七建立。当时这里作为达尔罕北陵，由坟丁十户（分别姓包、姓高、姓赵）管理墓地，后来形成屯落，就叫成了库里。很显然，我的老高二姑父，就是这里最早高姓坟丁的后人。由于屯里高姓的人太多，我一时没能找到二姑二姑父的后人，只好在碑下龟蚨（贔屃）的背部放几枚硬币，愿神灵保佑他们一家人平平安安。

资料显示，寨桑夫妇只所以要下葬在这里，是由于寨桑的父亲科尔沁和硕亲王（福王）莽古斯在这一带打猎时，死于这里。由于没找到尸体，只发现了一只靴子，就在拾靴处建庙，并于“大清崇德二年秋吉日立”（1637年）碑。于是，在寨桑夫妇陵墓南四公里，早就有了莽古斯的衣冠冢和靴子庙。后来，和塔又将母亲和硕公主（皇太极长兄代善的长孙女，寨桑之子第一代达尔罕王满都习礼之妻）葬在这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公主坟。遗憾的是靴子庙和公主坟等很早就都毁掉了，“库里碑”也曾遭到腰斩的命运。当石碑又直起腰身立在龟蚨的背上面向未来时，我抚摸着龟蚨昂起的头颅，感到它承载的历史太厚重了，要走出一步是多么的艰难。

站在屯子后面的高岗上向北望去，岗下的不远处，就是有亩水面的库里泡和与之相连的3000亩水面的菱角泡。白亮亮的好大好大的一片水，好像多年来藏在了草原的深处，与世隔绝着；只有近处的一座网房子在岸上冒着炊烟。其实这里过去一度十分有名。那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电影《甲午风云》的“海战”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很多当过群众演员的老渔民都见过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

我们从岗上迂回地走到二公里开外的网房子，再回望南面的山岗，感到如一条巨龙卧在库里泡畔，特别是东头的突出的山岬处，更像是面向嫩江的龙头，昂首守护着这一方风水宝地。库里渔场的赵场长告诉我们，库里泡是霍林河与嫩江交汇处冲击膨大而形成的沼泽湖泊，水源来自嫩江汛期倒灌。土著名优的鳜鱼、大白鱼、吉狗等闻名东北，过去曾经作为贡鱼进贡给清朝的皇帝。

我们在网房子吃过了库里泡的贡鱼，竟或多或少地有了点飘飘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感觉。再望一眼月光下的库里泡，诗性又后浪推着前浪一波一波地涌来。

赵场长是位诗人，曾经写出过《查干湖》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可他当晚没有诗兴大发，却意外地唱起了《欢迎你远方的朋友》。听说他还是位蒙古族同胞——说不定，还是当年这里十户坟丁中赵姓的后人。遗憾的是我没有想过去问问他。要是被我猜中的话，我想他一定会认识同住库里屯的我的高姓的二姑父——说不定，他还会讲出赵姓人与高姓人和包姓人很多鲜为人知的奇闻趣事儿。

大粪堆

儿时，我问母亲，我是从哪来的？母亲说是别人从八队的大粪堆刨出后她拣回来的。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咋来自那样一个臭哄哄的地方。从此，我对八队的大粪堆还是多了几分亲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里巴屯的十六个生产队，每个队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大粪堆。我家在屯子东北角，离八队不过百米。在冬天的傍晚，我和伙伴们总爱到八队的大粪堆上玩耍。

记得八队每年堆起的大粪堆，直径都有三四十米，高也就五六米的样子。外围多是经常起的羊圈、牛圈、马圈的圈底子，土比较多；内里主要是牛马粪和少量的人猪粪便，当然也少不了柴草沫子。那可是一个生产队一年积攒起来的农肥，是下一年丰收的指望。社员们从挂锄起就开始积肥了，秋收脱粒后又掀起个高潮。人们一天天地看着粪堆长高增大，仿佛是堆起来的自信和自豪，不言自明谁的粪堆大，谁明年就能多打粮食，谁的日子就会过得好。每年进了腊月门，积肥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只见每个大粪堆上都开始把柴草沫子点燃，冒出的沤粪的白烟会飘得很远很远。

大人们可以猫冬歇几天了，可我们小孩子照玩不误。傍晚，我们常常分成两伙，开始从大粪堆两侧冲上去，看谁能在粪堆顶上那片硝烟弥漫的战场抢占制高点，并打倒对方，才算胜利。记得在一个半个月亮还没爬上来的晚上，我方在粪堆顶上大败，在一片混战中我被“敌人”从粪堆上推下来，棉裤都撕开裆了，疼得我在地上好半天才站起来。回家后，看到我的一副狼狈相，姐姐们笑了，母亲却大怒，我疼得想哭，可还是强忍着没提从粪堆上摔下来的事。至今，我的一条腿的膝盖骨还比另一条腿的高一点。那个大粪堆，给了我永远的痛。

那时候我们玩耍都是对抗性的，想来是与受到的教育有关。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开始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地主和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和压迫穷人的。我们学校有个大个子的徐老师，他给我们讲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讲恶霸地主刘文采为折磨穷人而建的水牢。他在上面哭着讲，我们学生在下面哭着听，一个个都攥紧了小拳头，恨不得把所有地主老财都打翻在地。为了响应学校让我们体验在地主的剥削下吃糠咽菜的号召，我吃过甜菜缨子，吃过炒豆腐渣，也吃过麦麸子做成的窝头。吃着这些难咽的食物，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更加深了我对反动阶级的仇恨。学校还请过八队的老贫农李大爷给我们忆苦。谁也没想到，李大爷说着说着竟说起老东家和耪青的经常吃住在一起，从不搞小灶，在农忙的时候，还跟着大伙一同下地干活。特别是说到东家在活累的时候就杀猪淘米，那大黄豆包子大肥肉块子可尽造时。听得我们小学生一愣一愣的，有的高年级学生竟止不住捂着嘴笑起来。这还了得，住校的老贫农代表只好让他下来歇一歇，并说地主让管够吃是为了让穷人好好干活。李大爷站起来红着脸还想说什么，却被住校的老贫农代表制止住了。

正是在那个年代，老师教会了我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学会了“夺过鞭子揍敌人”，学会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来，学校不再让李大爷到学校忆苦了，可在八队门口，我能经常看见他和社员们进进出出往大粪堆上抬粪的影子。

八队的大院有三千多平方米，西侧的一趟房子分别是碾道、马料棚子和马棚。院内五挂马车上的马，还有一些没上套的马、驴、骡子都在一起。傍晚马灯挂在马棚的柱子，两趟马槽子上只见一匹匹马，不抬头地“唰唰”吃着用豆饼和铡好的一寸长的谷草和好的料。马棚的里墙上，有个小窗口，其实是起粪时往外扔粪的出口。在西趟房和正房的夹空，是生产队的羊圈。正房有五间，外屋有南北两个烧水馇猪食的大锅台，里屋四间是筒子屋，有南北两铺大炕。南炕的两组窗台上是上下对开的窗户，下面的是玻璃窗，上面的是用塑料布钉的，炕稍有两个行李卷，一个是老荣军秦大华的，另一个是马夫老张头的。西墙上方中间贴着毛主席像，左下方是社员的月工分表。靠近西墙的是两个办公桌和一个上开门的柜子。通常生产队开会，这儿都是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员才能坐的地方，像打头的、大老板子等只能坐在炕上。院子东侧的一趟房是生产队的大仓库，内存有粮食、种子和一些农具。正房的房后是牛圈，牛圈的北面是个有近万平方米的场院，一年下来生产队收获的苞米、高粱、谷子等作物都集中到这里脱粒。就是从草甸子打的羊草，也拉回来垛在这里。

在我学生时代的冬天，一大早总是被两种声音弄醒。一种是生产队打场的磙子声，一种是刨粪声。这声音就是命令。天没放亮我就起来了，穿上冰凉刺骨的棉袄棉裤，蹬上水靰鞡戴上狗皮帽子，脸都不洗一下，就冲进了黎明前的黑暗里。我背着粪箕子拿着小镐凭着经验溜着阳面的墙根，像一个侦察兵细心地观察着。发现地上黑点深一些的就一镐刨下去，大多时候是已冻的猪粪，也有时刨的是块土坷垃。每年冬天，我都要拣上二千多斤猪粪卖给八队。看到长高长大的大粪堆也有我的一点劳动成果，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粪堆随着生产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解体，再也见不到了。如今人们喜欢用化肥，很少有人再拣粪了，就是小粪堆在子屯里也很难得一见。那时人们在野外干活，有屎有尿都得憋着回到家里才拉才撒，现在听起来真有点像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可现在用化肥用得地力下降，土地都板结了，看来庄稼这枝花，从长远着想还得靠粪当家。

八队的大粪堆，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当年大粪堆的位置和生产队的院子、场院如今都一家一户地盖起了房子。现在想来，那个大粪堆不就是的我的一层层襁褓吗？我被“刨”出来后，农民们把襁褓一层层铺进了田野，到秋又从田野兜回了各种各样的果实。

现在我真想撕下一块襁褓来，缠一缠我伤痛的膝盖，好叫这痛不要延伸到心里。

红心骨

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人们常念道一句顺口溜：“没长红心骨，活不过二十五。”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大姐没有红心骨，难道她真的活不过二十五？

所谓红心骨，也叫护心骨，是指长在心口窝的一个向下带尖的软骨，稍微向外支楞着。因此，很多人长没长红心骨一眼就能看出来。听母亲说过大姐就看不出来长有红心骨，所以我总是怕她活不过二十五岁。

大姐没有红心骨，却有一颗红心。我小的时候，她整天长在学校里给新分来的女老师做伴。偶尔回来，穿着黄上衣蓝裤子，头上梳着八字型的两把小刷子，又戴“忠字带”又戴“红袖标”的很精神。那时大姐在刚刚建校的达里巴中学“红代会”干点事，是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虽说我家是上中农，不算根红苗壮受到了一点儿影响，但做为革命的争取对象，大姐在学校始终是一颗红心，听从着党的召唤。

可能大姐没管能不能活到二十五，只要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没想到十八岁那年天大的好事儿降临了，她中学毕业时赶上了“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学校、面向军营、面向农村），之后就去了白城卫校读书，之后又分到了新建的吉林省长山化肥厂职工医院做了一名医生。

大姐到长山化肥厂职工医院工作时，我去过两次。看到沸腾的工地上新建的厂房连成一片，各种机动车来来往往，感到工厂的生活条件与农村比简直是人间天堂。我问大姐入党了吗？大姐说快了，并说你这么小咋还关心起我政治上的事了？我没有回答她，只是感到她身上有一种向上进取的劲儿。家里刚刚出现一个有点出息的人，要是活不过二十五岁该多可惜。

不久，长山化肥厂医院的人就来达里巴屯对我家进行外调了。不久，大姐就入党了。

我是一个长有红心骨的人，在大姐的影响下，也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大姐入党的时候我在达里巴中学还没入团。当时正在批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学校号召学生写大字报。想想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实在想不出来这大字报该写什么。可看到同学们一张张大字报贴得学校走廊两侧都是，我想我咋能落后呢？于是我去了班主任老师家。我说老师我想写你一张大字报。老师说，好哇，欢迎你写。我说你可别生气呀，老师大度地说不会的。第二天我写出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大字报。有一次数学考试，我有一道10分的应用题结果算错了，我去了老师家说步骤都对，暗示老师能给点分。结果试卷打了95分，显然老师多给了5分。批资产阶级教育回潮时，我就以此说明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多给我5分是鼓励我走白专道路。明明是我去老师家心里没底怕老师10分的题1分不给，明明是老师在按步骤给分，没有啥错，可我硬要说老师鼓励我走白专道路，虽说大字报贴出后没给老师带来啥罗乱，可是这让我多少年都不好意思正视我的那位班主任老师，我感到我的红心骨下的红心有点变黑了。后来，老师又培养我入团，又推荐我参加学校“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全然没把大字报当回事，这让我七上八下的心才稍有一点安稳。可我总觉得对不起我的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

后来我带着几分愧疚来到了达里巴屯附近的木头中学学习木工。记得毛主席逝世时，我和同学们都主动买个黑袖标戴上，在木头站公社大礼堂里参加了全国直播的追悼大会。从木头站回到达里巴屯的路上，我哭了，想的竟是如何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事儿。

没想到中学要毕业时，我也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是全国恢复高考了。

在我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的接纳下，我又回到了达里巴中学就读。当时学习资料少，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就给我吃小灶，白天晚上的和我们摸爬滚打。当时大姐也经常来信鼓励我，给我往家捎刀切纸和学习资料。

大姐二十五岁那年，也正是我参加全国高考的那年。大姐啥说道没有365天安全度过。我也顺利地度过了考试这一关，来到了一所师范学校就读。

大姐没长红心骨，但有一颗红心，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也许正是这样的一颗心，才让她度过了生命中的一劫。

不知我的教数学的班主任老师长没长红心骨，不过我认为他也有一颗红心，那就是一颗宽容善良的心。要是老师没长红心骨的话，我想也许正是老师有这样一颗心吧，才度过了我给他设置的一“劫”。

踩生

小时候，懂点事儿了，常听老人们说，我是老刘家小锁林踩生的。咋能是他呢？咳，我这辈子算完了。

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人们都相信，若是谁家生了孩子，这孩子就像第一个进屋打照面的外姓人。哪想到我刚刚在达里巴“落草”，老刘家小锁林就闯进来了，没办法啊，就只能跟他“为寇”了。

锁林是我们屯刘花先生的小儿子。刘花先生医术高、医德好，很受人们尊敬。小锁林比我大个十岁左右，或许是娇惯所致吧，竟不像他的家人那样个个知书达理，而是一脸没“开化”的愚顽相，又带有几分野性。

难怪我小的时候惹事生非，母亲就骂我，跟他妈老刘小锁林一样。

谁愿意像小锁林那样？有一天，母亲说，你生下来就哭，顶生日了才好些。开始以为是肚子疼，灌进风了，可找了儿科大夫，说这孩子肚子没病。可你还是哭，就是嗓子哭哑了也不停，没办法，我就抱着你，一宿一宿地悠着。

我说，你们没看着点，让小锁林给我踩了生，我能不哭吗？要是毛主席给我踩生有多好，那我得整天笑，整天唱。

母亲沉默了。可我知道母亲不易，我是长子，小的时候真的没少让父母操心。两岁的时候，母亲在园子里种菜，我在炕头睡觉。醒来时口渴，竟把炕稍一盘子药苍蝇的敌百虫水喝了，幸亏发现及时，才没与苍蝇同归于尽。三岁时，母亲在炕上做棉裤，我趁她不备，把裤别子吃进了肚子里。母亲发现裤别子没了，身前身后找起来，后来我说我吃了，母亲的脸都有吓白了。那几天，母亲总是看我拉的屎，直到发现我把裤别子拉出来，她才放了心。四岁时，我穿着开裆裤到邻居家找伙伴玩，刚进邻居家外屋，发现他家三四百斤的花老母猪正在外屋要食吃。老母猪横在两个锅台中间挡住了我，我上前踢了一下，哪想到老母猪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转过头就是象征性的一口。幸亏它口下留情，要不然就把我咬残废了。当邻居把我抱回家，我发现母亲哭了。是父亲亲自给我包扎的伤口，半个多月才好。

后来渐渐长大了，但“开化”得较慢，一直让父母担心着。直至今天，在有些事儿上还较着死理，顽固不化。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不肯做违心的事，不愿说肉麻的话，更不会见风使舵，也不想委曲求全。这能活得“好”吗？我的愚顽让我吃了不少“亏”。

想一想我刚刚生下来就遇上了小锁林，哭，是最好的抗议。像小锁林我这一辈子不就完蛋了吗？我不会说，只能哭着，后来是嚎，再后来是干嚎。是哭嚎，让我心里好受些。

没想到从生下来就哭就嚎，竟练就了我的好嗓子。好多人都说我有音乐天赋，唱歌挺受听的，其实那是从生下来一路主观上哭出来的、客观上练出来的。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并不是我的爱好和兴趣所在。

长大后，与外界有些“格格不入”的我，爱上了纸和笔，开始在纸上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没想到有一天别人说我的信笔涂鸦是诗，还拿去在报刊上发表了。从此，我这个需要别人点拨的不“开化”的愚顽之人，竟成了用作品影响别人的“文化人”，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这个玩笑一直开到今天，也让我忐忑不安到今天。因为我这么多年也读了点文学名著，知道自己写的东西顶多算是个习作。我多么希望尽早恢复常态，剥去我“文化人”的伪装和“诗人”的面具，自觉地接受小锁林给我带来的现实。

自知“后天不足”，所以别人家生小孩我都不会前去祝贺。不是不想去，是怕万一给人家孩子“踩生”了，这孩子不就像我这样愚顽了吗？不能再害别人了，最好让中国愚顽的人到我这为止。我想现在就从字典中把“愚顽”二字抠下来永远带在身上，直到有一天，让这两个字陪我一同走进坟墓。

花苞米

今年春节期间，我烀了一锅青苞米。坐在沙发上，我一边啃着长有黄粒白粒还有黑粒的苞米，一边翻着新复刊的《记忆》杂志。母亲走过来说，现在的苞米粒要啥色就能长出啥色，真是神了。我笑着点了点头，想起2000年的春节，也是一边吃着青苞米，一边翻着刚刚创刊的《记忆》杂志。真是太巧了——不过那次吃的青苞米都是黄粒。

那次边吃苞米边看《记忆》杂志时的心情与这次略有区别。因为那期《记忆》的创刊号上，刊发了我的《回味玉米》和《笔情》。

说实话，在那期刊发有王蒙、牛汉、谢冕等60多位全国著名作家近百篇作品的合奏中，我的两篇习作顶多算是以笔做竽滥竽充数，或者说顶多算是两穗不成熟的青苞米、没有几个粒的“瞎”苞米。虽说苞米有点“瞎”，可我还是珍惜地捧在手上，原因是我的习作与大作家王蒙的作品挨着，说不定会沾上点老人家的才气。因此，我感谢《记忆》，让我吃着青苞米“瞎”苞米走进了记忆的深处。

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有个叫达里巴的小屯就是我的故乡。小屯东部南部北部种有成片成片的苞米。苞米，是我小时候吃的主要口粮。特别是在“够不够三百六”的“大帮哄”年代，看着我们几个如狼似虎的孩子，父母总是省吃俭用，一天天为粮食发愁。为了替父母分忧，我像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扶犁、点种、开苗、割地、装车、脱粒等农活样样都会。特别是秋收时节，还经常跟随母亲夹着麻袋扎着围裙到收割后的地里捡庄稼，有时也扛着四齿耙子到起过的土豆地里溜土豆，以补口粮不足。

那时，总觉得靠“捡”来的太慢，多次萌生过“偷”的想法。想的时候多了，也越轨当过一回小偷。

那是1971年的夏天，十一岁的我和伙伴“老林大吃”天还没黑就潜伏在屯东头苞米地旁边的谷地里。等天黑透了，我俩才心虚地拿着面袋子摸进苞米地。那时苞米正在灌浆，我小心地扒开一穗用手指甲掐一下，要是有点“老”就哆嗦着掰下来，放在随手拎着的面袋子里。天黑，有时看不准袋子口，苞米就掉在了地上。哈腰想拣起来，觉得提到嗓子眼的心随时都会从嘴里跑出来，跳得特别厉害，这时只好蹲下来摸。不知在地里拎着面袋子走了多远，因苞米大多都太嫩，快到地头了也没找到几穗“老”的。也许是晚上太静掰苞米的声音传得远，也许是“看青的”看得紧总在地里寻查，当一道手电光照过来时，我就近猫起来了，可“老林大吃”让人逮个正着。人家问他还有谁？他竟提到我的名字，让我别藏了，快出来吧，大有让我“有难同当”的意思。原来看青的是有点“虎”的张山东子，我家的邻居。张山东子没有把我们扭送到大队，而是把我押回家里。他说三婶就是有你家孩子吧，要是就老林家那个，我非送到大队不可。过后，我挨了母亲一顿骂，多亏父亲没在家，少挨了一顿揍。

现在想想，第一次做贼，竟然是为了金黄色的苞米。让我在用受伤的笔回味玉米时，品出更多的是炭素一样黑色的羞愧。

那时生产队还没解体，旱田除了种苞米，还有高粱、谷子、黄豆、小麦、甜菜、土豆等，要是春天干旱地种瞎了，只能种荞麦了。不像现在满山遍野的都是苞米。这几年才知道，我们吉林西部是世界三大玉米带之一，另外两处是美国和乌克兰。玉米不仅是粮食作物，供人和牲畜食用，也是经济作物，能生产淀粉和酒精等，产业链条长得可观。同时，它不但带给我们金黄的农耕文化，站在我们松花江两岸收割后的茬口，还刀丛般保卫着国家的粮食安全。

没想到时隔九年后，在春节吃着青苞米读着《记忆》复刊号时，发现首篇就是大作家王蒙的力作。这期我的习作离老人家的作品远些，来不及回味玉米，就开始《沿着长调走回故乡》了。

在达里巴屯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那是和林茂粮丰的黑土地不一样的景象。草原的东部原来有公社和大队两个马场，各生产小队也有成群的牛羊来这里放养。往西，是个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大苇塘，里面产的老头鱼和泥鳅远近闻名。被苇塘半包围着的是一座小山包，这个十多米高的山包成了这块湿地中的唯一孤岛。再往西，还有一条运河，这就是从松花江畔哈达山直通查干湖的“引松工程”。

我小时候在草原上跟牛倌放过牛，随社员打过羊草，和同学拣过牛粪，也在运河里划过船打过鱼。现在才感到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很早就影响我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意识。

这次过春节读着《记忆》复刊号，感到《记忆》真正唤醒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珍贵的记忆。记得一位外国作家说过，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我想，我们有松原地域特色的文学，就应该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满蒙汉多个民族农耕、渔猎、游牧时心灵的秘史了。这让我联想到刚刚过去的春节吃到的青苞米，黑粒是黑土地，代表了农耕文化，白粒是江河湖泊，代表了渔猎文化，黄粒是草原，代表了游牧文化，他们长在了一穗苞米棒子上，多像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形态。他们拥有同一根秆，头顶同一片蓝天，站在同一个位置，但他们是有颜色差异的。差异性就是丰富性，也是各自存在的理由。

看来我真得回趟故乡取回点这样的青苞米了，好送给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母亲管这种有黄粒白粒黑粒的苞米叫花苞米。我爱这“神了”的花苞米。

滚运

儿时，每年盼望的有两件事。一是过大年，全家人高兴地在一起，能吃上几顿有肉有大米白面的饭菜。二是过生日，我个人也能吃上点好的。比如母亲会在早饭前煮好两个鸡蛋拿上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冲着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来，给你滚滚运。说完她就把两个煮熟的鸡蛋放进我的两只小手里，然后让我把还很热的鸡蛋放在柳木炕沿上，让它们往炕里滚。滚得越远说明我的运气会越好，最好是能滚到炕脚底下，可是我在“滚蛋”时，蛋似乎不太给面子，每次滚到炕当腰就停下了。

难怪，我不能远走高飞，不能飞黄腾达，会是命中注定的吗？可是这样的“运”，每年都要滚一次，其中饱含着父母的期许，也给了我一次次希望和动力。

也许是滚的次数多了，终于有那么一次滚得稍稍远了一点。于是，才有了“金榜题名”考取一所地区师范学校的事。从此我这个乡下人吃上了“红本粮”，又有了工作。

一个农村孩子能考上学，又成了国家干部，按说我的运“滚”得就行了，可我又偏偏觉得命运对我不太公平。比如在我所考入的师范学校，我是当年新生中录取分数最高的，读书时是学校团委的宣传委员、班级的学习委员，毕业时又是学校十名优秀毕业生，可是分配时绝大部分同学都分到了中学，有的还留在了县城、去了吉林油田，我只能不情愿地分回到家乡的小学当毕业班班主任。转年又到了家乡的中学，搞了“八年抗战”后，才到县城的新闻单位当了最基层的编辑记者。现在想一想，当时我若是成绩平平，也就不会觉得“大材小用”了。都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给闹的，觉得和同学比能力水平不差，但社会对我们却有远有近有厚有薄。

也许这就是“命运”，谁让你当年滚得不远了呢？

当时流传着一句“是虎得卧着，是龙得趴着”的话，不像如今人们发展的空间这么广阔。在当时的情况下，于是就有了一种面对白纸不吐不快的愿望，要是不写点啥，心里就觉着有点“堵”。

哪想到一个爱好写诗的同学看了说你写的还有点味道，虽说调子有点灰，不够“高大全”，但写出点“小我”的真情实感。别人不经意的几句鼓励，我还当真了，以至于产生了靠写作改变“命运”的大胆又不实际的想法。现在想一想，这无疑是在空中走钢丝绳。

此后，我很少过生日，也没再滚过什么运。

从此，我就低头一直写到今天，在报刊上发了点不疼不痒的“豆腐块”，浪得一点虚名。

前几天与一个朋友闲聊，我感到这二十多年瞎写一气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可偏偏我十二年前出版的散文诗集近日又得了个家乡政府颁发的文学奖，这让我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

是我的运气好吗？权当它是吧。但愿我能再“滚”得远一点，最好滚到炕脚底下——能与脚在一起经常亲吻大地，写出点有根的有生命质感的东西来。

视野之外

早晨五点，在一阵渐渐低下来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出现了：前郭尔罗斯广播站，本站现在开始播音。声音，先是从我家南炕头上方的广播喇叭发出来的，也就隔个一两秒钟，小屯中心地带的大喇叭声，也及时地传到了我家。

广播声儿来了就是命令。这时，我必须起来穿衣戴帽走出房门，背上粪箕子，拎着小镐儿，到冰天雪地的旮旯胡同去拣猪粪。

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在全国一片学大寨的热潮中，广播喇叭里反复播出的是“学习大寨赶小乡，誓把前郭变昔阳”，报道的也大多是哪个大队小队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之类消息。总之，广播喇叭里营造了人们战天斗地的舆论氛围。广播喇叭外是人们“大干苦干加巧干”的壮观场面。

秋收后，正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好时机。按照上级“田成方、渠成网”的要求，在刚刚翻过的黑土地上，达里巴屯十六个生产队的工地都是红旗招展，人欢马跃，一派人定胜天、热火朝天的景象。那时，田间地头的广播喇叭，一会儿播出一遍八队“铁姑娘战斗队”人挑肩扛完成了多少土方的事迹，随后播放一段电影《青松岭》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一会儿又播出九队集体户“知识青年突击队”的请战书，接着又播一段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就是临时休息时候，人们也不闲着。大家围成一个圈儿，在包队干部的带领下，“远学小靳庄近学巴吉垒”地搞起一场场田间赛诗会，通过田间的大喇叭广播出来。这样一个多月下来，达里巴屯的部分耕地都修成了很多整齐的“格子”，同时，在地势稍高的地方还陆续打上了多眼电机井，都盖有井房。

冬天到了，可是这里掀起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也没有停止。记得上面一个叫黎大兔牙的干部包我们生产队，在晚上给生产队社员做再动员时，一个叫汪驴子的屯不错儿喝点小酒当场就插话：“净扯他妈儿马卵子，那地冻得‘钢钢硬’，一刨一个白点儿，能干吗？”那个包队干部瞪了他一眼，然后说：“你是不是猫冬猫惯了，不能干这回也得干！”汪驴子一听又来了驴劲：“镐都刨不动，你能干你先搁牙啃啃我看看。”黎大兔牙大怒，“嚎唠”一声：“你给我站起来——开批判会。”汪驴子屁股离开生产队的炕沿儿，刚说出“开你妈——”，还没等说完就摔在地上吐了。队长只好让人把他领出去，批判会也没能开成。

那年冬天，我放寒假替母亲参加了半个多月“二线妇女”的劳动。有近百人在屯北的大沙坑里往几百米外的盐碱地里运沙子。黎大兔牙有时也出现在我们中间指手划脚，大谈他的“沙压碱，赛金板”的经验。遗憾的是这次劳动没有广播，人们挥汗在“沙”与“碱”之间奔走，听到的只是寒风刮过树梢时紧一阵慢一阵的单调乏味的呜呜声。

那时的达里巴屯要求小喇叭入户，四个大喇叭在屯子中心的水泥电杆顶端面向东西南北覆盖每个角落。在屋里，小喇叭能听得清，但屋里屋外声音不同步，有时真不知听哪个好。我记得父亲搞了个小刀闸开关，就安在小广播喇叭上面，愿意听时就合上，不愿听时就断开。可是外面的大喇叭是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特别是遇到风天雨天，外面的大喇叭就“呜啦呜啦”听不清，甚至还闹出了笑话。说有两个社员铲地回来走到屯边，正赶上广播播前郭县的天气预报，一个社员说报的还真挺准，说是小道（到）东（中）雨，你看小道子（长春至白城的公路）东边下冒烟了，西边一滴答也没下。还有个笑话，说有个女保管员一天把队长又拉到仓库里，小声说：“林彪出事了。”队长问：“咋地了？”女保管员说：“你没听大喇叭呀——调戏妇女（克己复礼）呗？”说完就咯咯笑了。队长横了她一眼：“没想到那么大领导也这样儿。”女保管员嘴角一撇：“男人都这德性——听说开始就两个人知道这事儿。”队长问：“都谁呀？”女保管员说：“一个是孔孟知（之）道，一个是中庸知（之）道。”

那时，与家家户户的小广播喇叭相比，有个二尺来长四个钮的大收音机的汪驴子，就牛了得不行了。他人前人后的整天背个手儿，总说一句，你们知道个啥？他家的收音机能收来外国的对华广播，总喜欢说出一些大家听不到的事儿。看到他整天醉醺醺的瞧不起人的样子，人们烦他。可我小时候又总想从他口中听到点什么，就常和伙伴们去他家玩。每当看到他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闭着眼睛调台的样子，就很想听听外国对华广播都说了些什么。可是那是属于收听敌台的行为，他从来不给我们听这些台。

后来，大收音机家家都有了，小广播喇叭就不吃香了。后来又有了携带方便带耳机子和天线的小收音机，大收音机又成了摆设。再后来，我阴差阳错地来到广播电视部门工作，那个“前郭尔罗斯广播站”早已升格为“前郭尔罗斯人民广播电台”了，可是听广播的人少了——别说是有线的大喇叭小喇叭不见了，就是收音机也难得一见。好在坐着出租车还能听到接收的广播节目，可是下车后，又只好“白白”了，只好看着出租车拉着广播节目一同消失在视野之外。

回到母校

全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昨天刚刚开过。今天，我就应邀来到母校参加师范教育系举办的学生技能大赛颁奖晚会。会上，竟然与母校的副书记副校长一起上台为获一等奖的同学颁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回到母校，真有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真有回到家的感觉——尽管这“家”已经历过多次的变迁。

我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考入这所学校的。当年，前郭县达里巴中学三个毕业班120多人有3人进入录取线。其实，我是1978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过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的高考。遗憾的是达里巴中学没有人进入本科录取线。这一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人民走出了“两个凡是”的阴影，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这一年的年底，父亲要从达里巴卫生院退休，我是长子，家里家外都要我来接班。对很多人来说，能“接班”就是改变了命运。可我“不识时务”“不自量力”地顶着压力没接，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要考大学。可最终因没有实力，怕考不上又没去接班弄个两空，于是，1979年报考了中专。于是，就考上了这所学校。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不然我只能让人在一旁讥笑了。

我从小就是个有点不太安分的人，心有点“野”，不让大人省心。学龄前就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去过达里巴西面15里远的西小山。达里巴西部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草原深处有一片几十平方公里的苇塘。我与伙伴沿着放牛走过的小道来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草原一望无际，辽阔得你就想唱歌。我俩一路走一路玩也一路担惊受怕，接近中午时到了西小山。草原深处的西小山有一处“孙四鸟”窝棚，过去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我们来到“孙四鸟”窝棚时，见到了达里巴屯的很多牛倌，其中一位是我小伙伴的爷爷。大家看两个孩子大老远跑来，把他们的苞米面“大饼子”分给了我俩一份。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闯”草原，这年我七岁。

我读小学时正是“教育也要学大寨”的年代，能干活就是好学生。为此我与我们班四名男生在小学四年级做了个大胆举动：要求住在学校帮学校的郭大爷喂猪。学校当然同意我们这几个“志愿者”的举动，这样学校也会少些开支。我们在学校后园子掰甜菜缨子，烀猪菜，乐得郭大爷整天合不拢嘴。遗憾我们喂的一口500多斤的肥猪年底丢了，发动全校学生找了十几天都没找到。后来破了案，猪肉被小偷藏在柴草垛里。

上初中后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小靳庄。我也不甘落后地写“诗”，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记得在初中二年级时，学校领导提出宣传队要有自编的节目，我竟不知深浅地写过剧本。当然学校不会排练我的“大作”。

上高一后，达里巴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两名高二的同学去了重新乡集体户，不久一个分到了长山化肥厂，一个分到前郭县评剧团。他们通过“文艺”跳了“龙门”让我十分羡慕。可是我上高二时学校分了专业班，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解散了。这期间，有一次我去县城的一个亲属家问过剧团能否招我这样的人，亲属说上那地方干啥，当“戏子”有啥意思。

就这样，在恢复高考的前一年，我在中学的木工组学起了木工。当时，别人都是整天跟着师傅学做木匠活，只有我还坚持上午上课，下午学木工。在学木工时我常曲不离口，是唱歌让我忘掉了劳累。为此，师傅说我不务“正业”，家人也说过我要是能“出息”，龙都能叫三声。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眼里不“守铺”的人，非要“心比天高”地和命运掰一下手腕。正在别人看我笑话看到一半也刚笑出一半的时候，憋回去了——我考出去了。

没想到在母校100名录取的新生中我分数最高，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学校团委的宣传委员。没想到我当年学习小靳庄时爱好诗歌的兴趣和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爱好唱歌的兴趣又拣起来了。这些兴趣有时能与团的工作合拍，有时又与学校的要求不尽一致。当时学校领导说我们学校就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不是培养别的人才的。以至有的老师上课时说有几个学生想当作家，成天写什么“诗（湿）”呀“干”呀的，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我知道我就是这“几个”中的一个。按说考上学分配工作就端上“铁饭碗”了，可我不“守铺’的老毛病又犯了。

参加工作后，有的学校领导说我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也有的领导说好好当老师得了呗，写哪门子诗，太不务实了。父母对我痴谜于文学艺术也不理解，晚上我看书写作，母亲心疼几个电字钱，总催我闭灯，说总看你写写，挣的稿费还没有电字钱多呢。父亲不说但做，有一次姐姐给我的刀切纸我写诗时咋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是父亲藏起来，锁在小柜里了。

我的不“守铺”、不知天高地厚，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也给我带来了“甜头”。1989年我加入省作家协会时是唯一的一个农村教师会员。后来我调到县里当了几年新闻记者，又调到市里在文艺部门工作。

也许我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人民教师，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敢回到母校的原因。没想到母校今天能把我请回去，还让我上台给获奖的学生颁奖。这些年我的母校也一变再变。成立时叫白城地区前郭师范学校，接着改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后来与安广师范合并叫松原师范学校，再后来叫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现在又叫松原大学。真是变化太大了。三十年前，我们读书时在校学生是两个班100人，现在有8个系6500人。学校由我们读书时的两栋瓦房，发展成现在的有十八栋大楼的占地四十公顷的校园。

感谢母校接纳了我这个当年不“守铺”的学生，让我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校的变化，也让我像回到母亲身边那样做一次深情的述说。

遥远的回声

在我的记忆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上课的钟声；而一连串的“当——当——当——当——”是下课的钟声。伴着这样的钟声，我在达里巴屯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时代；后来，又伴着这样的钟声，从小学讲台走向中学的讲台。

说起来不怕别人笑话——我们学校的钟，不是电影《地道战》里挂在村头老槐树像古代武士头盔的那种。那种真正的古钟后来在寺院里见过，声音洪亮而悠远，撼人魂魄。我们学校的钟原来竟是一段一米来长的铁轨，在上端有个眼儿，用铁丝挂在教研室门旁的房檐椽子上；中间还有两个眼儿，用于插钟锤儿（一个一尺长的母指粗细的铁棒）。用这种钟锤敲击铁轨，不但手震得发麻，发出的声音发哏，有点死性。

那时，乡村小学早晨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会，每天都要开的，有事儿没事儿当头的总要讲上几句。记得达里巴小学教研室是个大屋子，所有的教师分学年组和专科组桌对着桌办公。大屋子的四个角落，除了东南角是进出屋里外面的大门儿，其余的小门上分别标明校长室、教导处和总务处。记得有一次，大家正在大屋子里开早会，一个原来是农场工人后硬性分来当教师的女同志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本来就没啥话可说的校领导停住了，大家的目光也聚焦到了这个老师手上拎着的塑料袋。这个去了厕所的女教师马上坐到自己的座位也就罢了，谁也没想到她竟然说出，“外面卖鱼呢，大家要买快去呵”。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时学校里民办教师也很多，挣钱的又很少，但家家都有地，常常是早晨从地里两腿泥直接就进了课堂。我分回家乡小学后就任毕业班（六年一班）的班主任。那时年轻，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求进步，总想跟老教师学点什么。一次，我突然袭击要听一个老教师的课，他没有反对就让我跟进了课堂。没想到我刚在后排坐下，他就问学生，“今天谁坐庄儿？”原来黑板没擦，他是问谁值日。在讲课中，一张画着两道杠的纸条从书中掉落在地上，他弯腰拣起来，自言自语道“是个“二条”哇，我还以为是‘二饼’呢。”全然忘记了这是课堂。

在小学大教研室的北墙上，那时有几个相框保留着学校“文革”以来的照片。在历届毕业生的毕业相中，竟有一九七三年还叫双丰小学五年二班的又瘦又小的我。在我一九八二年送走一个毕业班后，就和学生一起去了达里巴中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张小学毕业照。

到中学不久，学校就用了电铃，但同样也是铁轨的钟并没有“退休”——在停电的日子里，偶尔还能听见“当当”几声。

中学不开早会。那时教同一科目的教师在一个教研室里，教学之余还可以看点课外书。

我们语文组的几个老师都爱读点课外书。那时，学校成立了“大地文学社”，校领导和几个语文老师也都爱写点东西，发在学校油印的小报上。在教阅读课讲解诗歌时，我还大着胆子给学生朗诵过公刘的《上海夜歌》、舒婷的《致橡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及北岛等人的朦胧诗，让学生接触了一些与课本上不一样的诗歌作品。

在教作文时我主张老师写“下水作文”，不要老站在河沿上指手划脚，借此机会，也“名正言顺”地写了点习作。看到学生千篇一律的“拦惊马”、“扶老人过马路”，我就给学生念我写的习作，让他们注意从身边的人和事写起。可学生观察能力有限，老说咋没啥可写的呢？我说你们细点心看看你们家最近发没发生过啥大事？没想到一个叫孙海霞的学生低着头不一会就写出了一篇《我老爷回来了》，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老孙家是烈属，小红牌挂在门楣上三十多年了，每到年节的政府都派人来慰问。他家“死”去的人是孙长汉老人的弟弟，从德惠当兵抗美援朝后，从此在战场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老孙家搬到前郭达里巴屯定为了烈属。没了丈夫，妻子不久悲伤过度而死，留下一个“梦生”儿子。儿子在伯父家长大后去广州当兵，成为空军基地的营长，后来转业在吉林油田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封从台湾发来的信从德惠转到达里巴屯。发信的人就是孙长汉老人的弟弟。原来他在朝鲜战场成了战俘，被迫去了台湾，从此天各一方三十多年。两岸关系解冻后，才有机会返回大陆，与亲人团聚。

我把这篇作文当成了范文推荐给学生读，学生很受启发。后来我又去孙家看望了这个从台湾回家的“老兵”。这么多年总想以此为素材写点什么，终没能动笔。

去年夏天，在参加一个婚礼的空闲时间，我来到了曾经工作的小学和中学。除了名字，再没能找到过去的一点影子。因是假期，学校只有几个护校的学生，在学生警惕的目光中，我只是草草地透过玻璃窗，看了看几个教室，就怅然地离去。

前几天，一个师范同学说他调到达里巴中心小学当校长，想邀我及几个同学回去。要走回家乡，走回学习和工作的起点，这事儿我竟放在了心上。那张小学毕业相估计还在，但那个铁轨做成的钟估计不会有了。好在我还能经常看见铁轨，还能看见从家乡一侧经过的两条平行的铁轨正一段一段地伸向远方，然后交汇在一起，发出我熟悉的来自遥远的回声。

最初的光环

我的第一张照片是与父亲的合影。那张四寸竖开的黑白照片，镶在我家西墙挂着的像镜子里，曾占居着很显眼的位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要过年时，两个姐姐都要把像镜子打开调换一些照片，可每次调换都要留了我与父亲的这张合影。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唯一的一张与父亲的合影。照片中的父亲那时四十岁刚出头，一身制服，头戴平顶的皮帽子，朝气与得意写在脸上。那时他在达里巴乡卫生所当个小所长，是我们这个小地方露点脸儿的人。我穿着小糊的襟头戴着帽耳朵卷上去的小布帽，也挺体面地坐在父亲的怀中，手拿着长命锁，用一双使用不到一年的小单眼皮，打量着这个新奇又不平等的世界。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地点写着长春。以此为证，借着省城长春这个最初的光环，我也好像亮了许多，抬高了不少身价——在达里巴屯，去过省会城市的人毕竟太少太少。然而，这只能证明我去过长春。去的时候还太小，等于没去一样——我没有留下一丁点关儿于长春的记忆。与省会长春一样，我九岁之前对县城前郭也没有一点儿印象。

九岁的那年夏天，父亲用自行车驮我去过一次县城。沿途要经过二莫、牛份格、单家围子三个屯子。过了铁路就到县城的后瓦房了，过了后瓦房向南一拐到了郭旗大街才算真正到了街（gāi）里。

到县城时正赶上县里搞大游行，庆祝党的九大召开。各单位的游行队伍穿着不同的服装，一群跟着一群排有一里多地长。人们手持葵花、红绸或花束振臂高呼着什么在路中间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把我和父亲挤到路边上。那时县里“东方红”和“红联司”两派武斗结束不久，听不到枪声了，“抓革命促生产”等标语醒目地写在墙上，大多数窗子都用木板钉死，有的还在方玻璃上用纸条贴成个“米”字。对县城最初的印象还有到处都是成趟的起脊的瓦房，走上宽阔的马路不用担心下雨路上泥泞。特别是县城中心还有个转盘（中心亭），拾级而上的亭子中间，有个直径一米多的圆形石桌和四个分布均匀的石墩，在绿琉玻瓦的伞沿之下，几个红柱子之间，是连起来的向内坐的长椅，坐在椅子上可以把十字小街尽收眼底。县城的生活条件与达里巴比起来太好了，吃水是自来水，烧的是煤，屋里安的是暖气，外面是柏油路，路上是来来往往的汽车和陌生的行人，路两侧是百货商店邮局和照相馆。那时就想，能生在县城吃“红本”粮多好，要是生在县城里一个当官的家里简直就是掉进福堆了，退几步说，就是生活在后瓦房这样的城郊吃“绿本”粮，这辈子也知足了。

很多时候人是不能选择的，但是很多事物又是可以改变的。那次去县城，我看到了一个和达里巴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文明程度不知比达里巴要好上多少倍的地方。到了一个亲属家，我叫老娘的老太太对我十分亲热，一口一个儿子叫着，叫得我感到好得有点过了头。可她家的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在“二完”（现实验小学）读书的“街溜子”，对我这个“屯老冒”看都懒得看上一眼，更别提主动跟我说话与我玩了。我那时就产生了很强的自卑感，知道这县城里的一切不属于我，我只不过是来过一次，就像一岁时去过长春，真的没什么向周围的人好显摆的。我开始讨厌起自己过去的虚荣与显摆，也曾反问过自己是否也象“街溜子”一样硬要抬高自己让人不舒服过？这次来县城，我和父亲没有留下第二张合影。

我的第二张照片是与同学王坤在县城红旗照相馆照的，一寸的黑白照片上并列着两个穿白背心的稚气面孔。那时我在达里巴小学读四年级，十一岁。当时我们班有四名同学住校帮助老贫农郭大爷喂猪，有一天其他两个同学（是两姨弟）拿出了他俩背着我和王坤去县城的照片显摆，大有前郭县城只有他们才去过的架式。王坤觉得他们没能与我们“有福同享”很来气，利用一个周日，我俩骑自行车走二十五里地到县城唯一红旗照相馆，就照了我人生的第二张照片。一寸照片少扯景，当时就因为反感别人的显摆和一点点不平，跑了那么远照了张一寸的相。现在看也太犯不上了，可那时真的就去照了。

那时前郭县红旗照相馆就在中心亭西通向火车站的路北侧，大约是现在水花宾馆的位置。在照相馆里我第一次看到三角架上用红里黑面的布苫着的照相机。坐上镁光灯下的背景前，只见师傅先把头埋在布里调好相机，然后露出脸一只手扬起让你看着，一只手里攥着的气囊一捏，就说照完了，让三天后来取。那时觉得照相很神秘，照相馆是个神圣的地方。走出照相馆后，看到大玻璃橱窗内的几个样板大照片张张引人注目，特别是一个女知青的照片更是展现了青春的光彩。几年后，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了红旗照相馆橱窗内照片上的这个人，有一种小地方没见过世面的人见到地方“名人”的那份欣喜，禁不住偷偷地看了好几眼。

后来我真的离开达里巴来到了县城谋生。如今与全国知名的柏青老师住在一栋楼的一个单元里，楼上楼下的经常见面，可从没想起过借什么名人的光环照亮一下自己。

无缘的石油

从小就爱嗅汽油味，可那时不知汽油是咋来的。

在达里巴屯东约一里远，长春至白城的公路穿过这里。我小时候能经常看见国产的绿色“大解放”来来往往地跑着。有时，也有的拐进达里巴屯停在哪家的门口。车一停，就会有一群孩子围上来车前车后的打量。有时，这群孩子中就有我。车开走了，就好像走了在外面做大事的亲人，我们总要在带起的尘土中追上一程，直至车远远地把我们甩开，我们还恋恋不舍地望着。其实，我不仅爱看汽车，更爱嗅车带来的汽油味。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我越过达里巴东面约一里远的长白公路，翻过距达里巴八里远的长白铁路，跨过距达里巴十八里远的松花江，来到了扶余县八家子屯。在这个距扶余县城北八里远的小屯，我第一次看见了抽油的磕头机，也第一次见到了凝成一块一块的黑色石油。

原来汽油就是从这黑色的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可我不爱这没有汽油味的黑色石油。

那时八家子屯里屯外都是油井，家家户户都烧石油。他们把从油井偷着拣回的石油，放在小院或园子的一个坑里储备着，弄得屋里屋外、院内院外“沥沥啦啦”哪都是，走路得格外小心。那时，有不少刚成家的石油工人就租住在村民家外屋的“后沓厦”里。他们穿的是黑色的带“垅沟”的竖趟的棉袄棉裤，头上是狗皮帽子，脚上是厚重的大头鞋。棉袄的左胸部都印有“七0油田”四个醒目的红字，腰部的两侧，钉有两条长长的布带，一般时系在后腰处，系成一个活扣。村民们背后叫他们油耗子。足见那时石油工人的工作条件还很艰苦，但生活条件要比农民强一些。那时，我就会唱广播里经常播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亲眼见到了石油工人，还是产生了几分敬意。

一九七三年冬天，我到在大安北铁路段工作的四哥家串门。一个周日，四哥领我坐火车去往大庆方向的林源化工厂一游。我们在八村站下车，不远处就是大庆油田的林源化工厂。走上宽敞的大街，看到两侧样式新颖的楼房和厂区公园，觉得这里的石油城建设得太美了，太干净了，比八家子屯油乎乎的不知强多少倍。在这里当个石油工人真幸福。

没想到一九七五年前后，我的老家达里巴屯前屯后也立起了高高的井架，松花江西岸的地下也有石油了。一时间，钻机的“隆隆”声打破了草原小屯固有的宁静，大家都觉得新奇。一天下午刚放学，有个同学说前几天屯后面的井架钻出了不少碗碴子。经不住好奇心趋使，我一个人来到了高粱地中间的钻台旁边。我看到了碎得整齐的白碗碴子，听看井的人说这下面可能是个窑址。经他点头，我蹬上了上有保护罩的五十多米高的井架。草原上没有山，这是我那时站过的最高处。在高高的井架上，我的在郭尔罗斯草原上第二大的达里巴屯小得尽收眼底。下面的红高粱像泥抹子在大地上抹了一层红泥那样显眼，玉米地，谷子地、向日葵地也都呈各自的几何图形，在大地上铺成了一幅抽象派绘画。我突然在井架上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将来当个石油工人多好，整天能嗅到汽油味，还可以经常站在井架上，心情该是多么的舒畅。可下井架，就觉得这是比井架还要高的高不可攀的想法。

一九七六年下学期，我来到木头站中学木工组学做木匠活。那时新木采油厂刚刚建立，很多油田职工到我们这打些箱箱柜柜。时间长熟悉了，他们就给我们澡票。从此，我才开始走进浴室。他们有时也给我们一些小礼品，有时还把我们让到家里。看到他们用水用电用汽照明坐车都不花钱，进一步感到油田的待遇太好了，和地方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全国高考，第一志愿就报了大庆石油学院。可我没进本科录取线。第二年退了一步想考吉林石油学校，可当年该校没有招生。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白城地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毕业时，是十名优秀毕业生之一。毕业前夕，我的辅导老师问我和另一名同学，想不想留在县城教学，若想她可以帮助推荐一下，因为她丈夫在县里的一个重要部门当领导。我的那名同学想回老家公主岭，我则因为一个亲属说要推荐我去吉林油田而谢绝了老师的好意。哪成想毕业分配时我的亲属根本没起作用，我被分到了前郭灌区，又由那里负责再往下分。无奈，在有少部分同学留城，绝大部分同学分到乡镇中学的情况下，我被分到了家乡教起了小学。

在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我几次想调往油田，都没能实现。现在油田教育这一块已归地方，想想当时就是调去了，现在不又回归地方了吗？

我为什么总是与石油行业无缘？可能命中注定永远也离不开达里巴草原。小时候总爱嗅汽油味，但很难嗅得到。是汽油味的引领，让我看到了得绕着走的黑色石油，让我看到了很想走近的石油行业和石油人。我这些年汽油味嗅得太多太多，做梦都想嗅一嗅家乡草原上的花香草香。

生命中的水

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刘洪明。这名字是父亲起的，原因是我们亲兄弟和叔伯兄弟名字中间的字都有“洪”字。从此，我的生命中便有了这“三点水”。

叫了二十多年这个名字，没觉得好，也没觉得不好。名字不过是个标签符号，难道名字起得好就预示着命运好吗？我是不信这一套的。可生活却和我开了个小玩笑——在前郭蒙师毕业前夕，一个同学在我的留（刘）言本上写下：“期待在郭尔罗斯草原上能听到鸿鸣，但不是哀鸣。”同学的一片好意我领了，可我哪有什么鸿鹄之志，顶多是个草原上的小家雀。不过“鸿鸣”二字我还是喜欢的，它一是可以激励我上进，二是“鸿”字也有“三点水”。1984年长春创刊的《诗人》杂志发了我的处女作《河边》，在查干湖畔教书的同学王福龙看到后来信说，看到“刘鸿鸣”就想到了是你写的。从此，我发表“豆腐块”的时候就署上“刘鸿鸣”。1986年，“八点钟之声”在郭尔罗斯草原上响起后，受诗友宋志纲、焦洪学、肖振有等人的影响，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小诗《桨声》。诗友焦洪学看到后将《人民日报》寄到我工作的达里巴中学，并在信中写着：“昊昊苍天，声声鸿鸣，愿这永留你的诗中，和你的诗一起飞向塞北江南。”人们真的听到“鸿鸣”了吗？我想没有人会听到。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我不高产，仅发表二百多首小“诗”，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连哀鸣都有谈不上，几乎是无声。2006年，我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首《查干湖颂》。没想到前后跨度是二十年。这二十多年我都干了些什么？细细回想，我觉得是在寻找，是顺着《桨声》寻找——沿着松花江，沿着起自松花江畔哈达山下的草原运河，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最大一滴水：查干湖。

距达里巴屯西一公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40多米宽的引水渠，在前郭灌区称“二引干”，我们当地人叫西大河。这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因建国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达里巴与前郭灌区的其他地方一样种水田都是三起三落，所以“二引干”多少年也不见松花江的水。这就是我最初对“河”的印象。渐渐长大后知道了西大河西面六七多里地处，还有一条平行的泄水渠，那个也叫西大河的“河”里有水有鱼。那条泄水渠三十米宽的样子，水有齐腰深，两岸长满了蒲草和芦苇。水很“旷”，但在岸边的蒲草丛里摸索，还是能抓到鱼的。特别是“狗鱼”很傻，在水草根部摸到它时连动都不动一下，就像从水里摸到了一截硬硬的苞米瓤子，拿出来一看是条一尺来长的“狗鱼”。这条河还架有一座木桥，叫火烧桥，也是日伪时期修的。听说不知什么时候着了把火，就得此名。火烧桥下水略深些，这里是最出鱼的地方。那时我刚学扔旋网，常常在火烧桥下扔成个“马槽子”，但也能打上三四条鲫瓜子。这条河的水是前郭灌区泻泄来的，1976年，前郭县就是将这条有水的西大河扩成了53米宽深2米的大泄水渠。这条起自松花江畔哈达山下、流至查干湖的全程53。85公里长的泄水渠叫“引松工程”，也叫草原运河。河两岸的大坝上的土窝棚里住有几户打鱼的，他们都有木船，要过河的人常常求这些人家，也不要过河的钱，尽可坐船渡过。我的姐姐住在对岸不远处的吉林油田新村，那时火烧桥已经拆除，因此只能坐船过这条河。我最初坐船就是在这条“河”上，就是在这里听到了最初的桨声。《河边》和《桨声》是我的真实感受，都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写过“朦胧诗”，追求过“现代派”，可我写出了什么？二十年后，当我写出了《查干湖颂》才觉得真的找到了生命中的一大滴水。也许命中注定要与水有缘，这真得感谢我名字中的“三点水”。还有两点在哪里？还是让我赶快喝上几口查干湖的水吧，洇洇喉咙。我也期待声声鸿鸣能掠过郭尔罗斯草原的上空，找到生命中的那两点水。

回望灯笼山

灯笼山是达里巴屯南面的一处高岗，距屯四里。因为岗下的南面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引水渠叫四里河，于是成了人们判断灯笼山远近的依据。

为啥管这处高岗叫灯笼山呢？传说是有人晚上看见高岗上有亮光，像是人在提着灯笼来回地走。

童年，我对这一带就感到好奇，白天曾多次来过这里，希望能发现那只灯笼。可不见灯笼的踪影，见到的是沙土中长着成片的手指粗一人多高的野蒿子，还有比蒿草更高的一疙瘩一块的杨树林。晚上是不敢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岗子的西部和南部有上百座坟茔。在这块乡村墓地，有的坟墓已朽的棺材板子裸露着，有的不知被什么动物打的有碗口大的洞在张望着，还有浸在泥里的破烂的衣物和横七竖八倒在坟前的瓶子。最令人心悸的是从草窠子里突然飞起的食人肉的“臭咕咕”，这种鸟儿一蹿的一蹿的花枝招展地向远处的杨树飞去，发出了“布谷、布谷”的叫声。

后来灯笼山神秘的面纱终于被人们揭下：原来是埋入这里的人体腐烂后产生的气体燃烧所致。这在空气中燃烧的火叫磷火。

这“布谷、布谷”叫着的“臭咕咕”，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布谷鸟。也许是这种鸟“布谷布谷”地催促吧，灯笼山下沉睡的荒原真的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千顷稻田。

灯笼山下的四里河由西向东再向北环抱着达里巴屯，这是日伪时期修的一条人工引水渠。四里河的西端连接着达里巴屯西面的一条南北贯通的“二引干”，当地人叫西大河。“二引干”南通哈达山下松花江畔的抽水站，北面的末端是查干湖附近的“偏脸子”湿地。

新中国成立后，达里巴屯几次在日伪时期修建的“半截子”工程上开发水田，可几起几落。主要是习惯种旱田的汉人及本地游牧的蒙古人不会种水稻。人们那时把稻种散撒在水田里，还没等苗出来草先出来了。那时除草很困难，秋收时收割的多半是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里巴屯来了四十多户朝鲜族人。他们在灯笼山下四里河的南岸立屯，建成了前郭县继鲜丰屯外的第二个朝鲜族聚集的村落——灯笼山村。他们来到达里巴定居，不但带来了朝鲜族的民俗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水稻的生产技术。

朝鲜族同胞在灯笼山下种植水稻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看到人家天天都吃大米饭，这让连苞米面高粱米都吃不上溜的达里巴人十分眼馋。

从此达里巴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种旱田的农民，开始向灯笼山的朝鲜族同胞学习育苗、插秧等水田种植技术。从此灯笼山上的“星星之火”开始在达里巴燎原，之后这势不可挡的火又向更远处烧去。

如今，野火烧过的黑土地又成了一畦畦的正待插秧的水田，站在四里河的河坝上回望灯笼山，仿佛抽叶吐绿的白杨树上又传来了“布谷布谷”的叫声。

猫冬

有人说我们这儿要是到外头撒尿，那尿立刻会冻成了冰棍。这话虽说有几分夸张，但冬天那种刺骨的冷是真的。俗话说“三九四九，在家死糗”，基本上说出了我们这的人过去好“猫冬”的状况。那时不“猫冬”咋整，在外面干点活手都拿不出来，于是，大多数人只好在家干呆。

大人们的生活习性是这样，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是冻得鼻涕啦瞎的还是愿意到外面玩。

大白天，我们玩的是射箭。说是射箭就是挑选发青的高粱秆用刀修理光溜了当箭射，被射的对象是二三十米开外在地上立起的半截苞米瓤子，及其后面的秫秆棒棒。这些秫秆棒棒一堆是一个人押上的赌注，要是谁能射倒那个立着的苞米瓤子——也叫老灯台，谁就可以把老灯台后面的所有的秫秆棒棒归己所有。

那时我就不太抗冻，但我“皮实”，手脚都冻坏了还总跑出去找伙伴们玩。手脚冻坏，最难受的还不是疼，是“刺闹”，钻心地“刺闹”。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昌”起来的红，红得有几分发亮，再后来这亮处出现了一个高粱粒大的白点儿，这就是要冻烂了的迹象。看到我手脚冻成这样，母亲一边骂我，但还是给我煮辣椒水或茄子秆水让我洗冻坏的地方。

手脚冻坏了，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里守着火盆。那时，天天早晨母亲都扒一火盆烧后的余火，用铁锨头压实着了再端回里屋放在炕上。没事的时候，我就去仓子里取回几个冻豆包，或在土豆窖里拣上几个小土豆埋在火里，然后再用烙铁摁实着了，到中午烧熟了好“打打尖”。母亲不反对我烧豆包烧土豆，但反对我和弟弟在火盆里嘣苞米花吃。可趁母亲不在家时，还是有几次偷着将房檐下挂着的火苞米拽下一穗来，搓下几粒放在火盆里。冬天的苞米有点潮，一般爆不成花，只是看见一个个小粒遇热鼓了起来，再扒了一下就“噗”的一声跳起来，呲起一股烟灰。往往这时我们哥几个就认为烧熟了，得赶紧用手拣出来吃掉，吃得嘴巴子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炕上也弄得灰么了乱的。

要是没等天黑就把火盆里的火扒了没了，是免不了要挨骂的。因为我们这冬天吃两顿饭，在做晚饭时母亲要用一截青麻秆将一头踩碎，插进火盆后一吹，就吹出明火了。那时用“洋火”得到供销社去买，为了省几个钱，母亲是能省就省，就是晚上点灯，也用这麻秆取火。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的冬天父亲都在吊着的保险灯下编着炕席。编炕席得选粗细一致的高粱秆儿，我们这儿也叫秫秆。选好后拿到里屋先用刀将叶子修理下去，再用刀口呈“人”字形的器具将秫秆从头到尾分成三半儿。分成半儿的秫秆要捆好放在墙角掸上水洇上一两天，然后再用锓刀将瓤子刮除，剩下席篾。父亲白天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在里屋的地上编炕席。每领炕席的长度和宽度要事先量好，长度最好略长点儿，这样铺在炕上两头能贴着墙窝上点儿。父亲编成的炕席边儿和里面的纹理是不一样的，席子的花纹虽然走向不同，但还是形成了浑然一体的两个部分。那时家家户户过年要是换上一领新炕席也如人穿上了一件新衣裳，那心要爽快上好几天。可是那时大部分人家有盖的没铺的，因此贴着炕席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都印了一身炕席花。父亲除了编自家的炕席，左邻右舍的求到头上也不推脱，虽说这是个挺费事的活，又是个挺埋汰屋子的活，可父亲干起来仿佛有很多乐趣蕴含在其中。除了编炕席，父亲还编过席织篓、八斗、锅盖、茓子等。我那时真是挺佩服父亲的，一个中医大夫还会这样的手艺。那时父亲夏天还编过筐，编过囤子，当然花篓就更是小菜一碟了。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随父亲，心不灵，手也不巧。

心不灵手不巧就够呛了，可我小时候还有点蔫淘，时五半糟就干出点过格的事。比如冬天我家的园子里放了堆谷“秴秾”，总有一群群的家雀飞过来找食吃。一天我在“秴秾”堆里下了几个“死”铗子，没打着家雀，却把我家大公鸡的腿掐折了，喂了不少黄瓜籽才又接上。

没打着家雀，又差点搭上大公鸡，让我越发对家雀没有好印象了。

我家房西的柳树上有几个家雀，每到太阳落山后的“雀懵眼”时，就悄悄潜入房檐下盗成的窝里。特别是在静静的晚上，总会听到家雀在盗成的窝里嗑房箔的声音，听得心烦意乱的。另外，有窝的地方，每到冬季，里屋的墙上就早早透过白霜了。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是想抓它几个，就找来伙伴二孩拿着手电筒向房后走去。我们先是用手电照了一下窝的位置，然后我蹲在墙根，让二孩踩上我的肩膀向上摸去。哪想到我离墙太近，二孩还没够到房檐的椽子，就向后摔下来了，惊飞了第一窝的两只家雀。要掏第二窝时，二孩说啥也不上了，体重大些的我只好踩上了他的肩膀。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这次我让他离墙稍远一点。当我一手够着房檐后，另一只手果断的向窝里伸去。开始窝口很小，强能塞进手去，越往里伸越宽绰，还摸到不少羽毛。我的棉袄袖子都撸到胳膊肘儿了，在最里面终于摸到了两个家雀。那个晚上我们共抓到六只，手都被房箔划出血了。后来我用冻土块将窝口堵住，又用点泥抹死了。母亲知道我掏了家雀窝没有批评我，只是说有的窝里有长虫（蛇），会从衣服袖子钻进来，再从领口钻出来钻进人的嘴里。后来我就不再掏了。要说这家雀也挺有意思的。你不让他们盗房檐子，他们冬天就占用了燕子的窝。等到春天燕子回来了，家雀就守着窝口不给倒地方，只见他们在我家房檐下的电线上飞上飞下地理论，到了最后，燕子斗不过“老家贼”，只好在房檐下又絮了一个窝。

儿时的冬天，虽说我大部分时间猫在家里，有时在炕上撮嘎拉哈，有时守着火盆听上岁数的老人讲点“瞎话”，但是，外面的诱惑力更大些。比如在大新正月，我和伙伴们就跟着一伙大秧歌从达里巴屯南跟到屯北，从屯东跟到屯西。有时，也会踩上自制的高跷混进大秧歌的队伍里，跟着“嘀喇嗒嘀喇嗒”的曲调扭上几步。

金碑轶事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听大表哥来我家显披过，他在白城子有个叔伯弟弟是吉林师大毕业的，地委让他当官不当，一门心思地鼓捣古董，特别是对扶余县的大金碑有研究。我心想这人也真是的，放着好好的官儿不当，一个金碑有啥研究的，看来不过是一个爱钱儿的财迷。从此，我知道了扶余县有个大金碑。大金碑能有多大？大表哥说他也没见过，不知是用多少黄金做成的。

大表哥说他还有个叔伯弟弟在白城子洮儿河酒厂当厂长，每年都给他运来些洮儿河酒。他问我，知不知道洮儿河酒是吉林名酒。一听他提到酒，我就更烦了——酒后的大表哥有个东走西串的毛病，常常在达里巴屯溜哒一圈后拐进我家的院门来一顿神吹。要是遇到了雨天或雪天，父母总让我再把他送回去。没想到我送的次数多了，他竟对我很有了几分好感，多次对我父母说我面善，心眼好使。

后来，大表哥把他那个当洮儿河酒厂厂长的弟弟领到了我家，使我有机会见到了王氏家族这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果然气度不凡。可当他把那个研究扶余大金碑的弟弟领到我家时，我正在外地读书，无缘一睹王氏家族另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谁能想到多年后，我无缘见到大表哥研究大金碑的弟弟，却有机会见到了大金碑，一个比金子不知贵重了多少倍的碑。

原来扶余县的大金碑是用石头雕刻成的，全名叫“大金得胜陀颂碑”。这座碑是金世宗完颜雍于公元1185年7月，为纪念其祖父完颜阿骨打公元1114年9月在此誓师反辽最终获得胜利而立的。地点在扶余县徐家店乡的石碑崴子村南一公里处。

石碑崴子一带的西部和北部是一道弯弯的山梁，在拐角处依山建有一处道教胜地——三青宫。山下是方圆近十平方公里天然湖泊，在湖的东岸是大片的沼泽地，长有一望无边的芦苇；大金得胜陀颂碑就立在东岸沼泽地的一处土岗上，碑身下面，是一个像龟一样的动物赑屃。

我对大金得胜陀颂碑没有研究，只知道这里是大金朝的“井岗山”，大金朝的“延安”。遗憾的是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大金碑是黄金做的。

大表哥的叔伯弟弟是个考古学家，他对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也让本地一些有识之士重视了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

看来，大表哥是值得为他的研究大金碑的弟弟吹一吹的。

后来，这里的满族新城戏剧团排演了闻名全国的《铁血女真》和《洪皓》等大戏，再现了那段历史中的故事，又让更多的人把目光聚焦在了松花江和嫩江的交汇处一带。

要是大表哥还活着，说不定会让他在洮儿河酒厂当厂长的弟弟再送些酒来，就是再喝高了，也是值得为此一醉的。

可是，大表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去世了。他当过兵，入过党，没摸过书本，大老粗一个。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吹牛，爱喝酒。

大表哥驴性，特别是喝点小酒后，梗梗个脖儿，谁都敢“决”。小时候记得他家亲哥仨聚在一起喝酒就干仗，祖宗三太地乱“决”。有一回二表嫂上我家学他们哥仨又干起来了，大表哥打不过身强体壮的二表哥，下地薅住了帮腔的二表嫂的头发就煽起了嘴巴子。二表嫂也不示弱，一手抓住了大表哥裆部的要害，大表哥最终只好在众人的笑声中服软。

大表哥“尿性”，喝点小酒后，谁都不放在眼里。一天晚上生产队正在开“斗私批修”大会，批斗下放到达里巴屯的女“老北京”用裤兜往家里偷苞米粒儿的事。主持会议的乡蹲点干部张大破鞋眉飞色舞地大谈“斗私批修”的意义时，大表哥“噹啷”一句：我看偷苞米比偷人强。张大破鞋恼羞成怒：你给我立正站起来！大表哥伸长了脖子开骂：你他妈多大胆子敢让老子站起来，老子和梁士英打锦州的时候你还在你爹腿肚子里攥筋呢，装啥呀？打锦州时那苹果在树上一门碰脑袋老子都没动一个，你给我腚眼子的屎揩干净了再说。生产队长一看结局不好收场，就把大表哥推出屋外，让人送了回去。

大表哥是在喝下最后一杯洮儿河酒后，没来得及在达里巴屯溜哒上一圈就呼呼大睡地进入了梦乡。梦中，再向没向别人吹嘘过白城子的两个叔伯弟弟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在睡梦中没有遇到我——从此，他就永远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大表哥至死都没能见到过扶余县的大金碑。那个他多次酒后跟我提到的碑，也只能永远地在前方金光闪闪了，吸引着他走向了不归的路。

十分之六

我在达里巴中学读书时，一个外号叫大鼻涕的男同学贼能白话。一次他说他家哥五个，九个工作的。这话乍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同学们都不是好眼睛翻愣他。他刚嘿嘿一乐，淌出的鼻涕就过“河”了。看他用棉袄袖子一擦的埋汰样，大家都扭过头去。可细细一想，他连嫂子都算在内了。

现在借用他的说话方式，我家姐弟五个，就成了十个有工作的了，其中还有六个是卫生行业的。

无疑，我家在卫生行业的人这么多，与父亲是乡村的老中医有点关系。

说父亲是老中医，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从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份《医务人员登记表》中得知，他1941年就开始行医。来到郭尔罗斯草原上的达里巴屯后，于1949年10月25日，就拥有了前郭旗人民政府旗长路英签发的《行医手帐》。绿布皮，上面是黑字，里面是旗长的红色印章。

后来他当过达里巴公社中医联合诊所的所长，达里巴公社卫生院的院长，直到“文革”才“靠边站”了。

记忆中，父亲就是当院长了，也总是背个印有红十字的酱色硬壳的药兜子，里面最上一层是注射器和酒精棉等。下层是注射的针剂和口服的药。在家里，他的药兜子我一搬不翻，对我有吸引力的是他有个小书柜。那里有不少医学书，因为我那时不识几个字，只是爱看一些人体解剖的图儿。那些图，清楚地标出了人的器官的名称，让我大开眼界。可当外面的房门有响动时，我又像小偷一样马上把书放回原处关好柜门儿。渐渐大些了，父亲知道我对他的书感兴趣，就有了往这方面引导我的想法。从此我知道了什么《汤头歌》、《四百味》等等。可能后来父亲发现我对文字的书不感受兴趣，又加之我干啥都是毛愣三光的，便认为不是搞医的料，就让我学了木工。

命运不是没有让我再次地与医学结缘，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一九七七年，没心思学木工的我从木头中学又回到达里巴中学读书。正待我以百倍的热情想参加高考时，父亲要退休了，上级允许一个子女接班。当时，家里家外一致让我接班，可我看到全国有那么多高等院校像满天的星星吸引着我，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坚持不接，把指标让给了姐姐。从此与“接班”擦肩而过。结果，我没能考上大学。第二年，为了稳妥考取了中专。因为考大学的贼心不死，我报了师范学校，想毕业时再考大学。哪想到后来外语分计入总分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大学最终成了天上的星星。

虽说我没有接父亲的班，成为一名达里巴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但我还真有那么二三个月的晚上是在医院度过的。那是冬天，我在医院的值班室每天都学到深夜，主要是这里静，还有取温的炉子。有时来了病人，我就到值宿室去。

记得有一天我的吉郭村的同学来到了医院，他后面跟着一伙人中有个老头让人背着也进来了。原来我这个同学的三爷尿不下来尿，憋得一门在病床上打滚。当一个岁数挺大的护士赶来要给他导尿时，他十分为难不肯脱。哪想到护士说你都啥样了还——没等说完，就上前扒下老头的裤子，三下五除二插入导尿管就用嘴裹出尿来。在场的人，有人捂嘴笑了，但都被这个护士的举动感动了。

还有一次，是我的两个邻居大愣和成帮一前一后地来到了医院，后面的成帮还由家人搀扶着。原来是两家人因为孩子干仗大人也动上手了。成帮说大愣用大头鞋踢了他的干腿棒子，骨头都踢折了。那天值班的正是刚来不久的王院长，他看了被踢的部位后，说没事。哪成想成帮不干了，说院长向着大愣了。院长说我刚来谁都不认识，咋能谈到向着不向着呢？你的骨头没伤着就是没伤着，当大夫的不能说假话。成帮不服，临走时还扬言要给王院长点颜色看看。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大夫，这样那样的事我想他经历的一定不会少的，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我想父亲也一定会在工作中得罪过人，不然，“文革”中不会有人写他的大字报，也不会有当年的哥们带头到我家抄家要什么虎毯。母亲后来说，当时上级要求医院精减人员。父亲把一个学过兽医的和一个学过财会的减下来，从此两人开始记仇。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从此认定了父亲的为官之道。父亲脚正不怕鞋歪，每走一步大伙都看在眼里，这也是“文革”中没有挨打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县城遇到一个当了乡党委书记的达里巴老乡，他提酒时说道五岁时有病得回你爸了。那时我腿摔折了，是你爸给接上的，那时家里穷，你爸没要一分钱给我治好了，要不然非成瘸子不可。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过的，从此也更加认定了父亲的为人。这也是“文革”中很多人暗中保护他的原因。

可能正是这好心得了好报吧，老天让父母的五个孩子，有了十个工作的；也许是我与那位好抹大鼻涕的同学差不多都不讲卫生的原因吧，真就无缘进入了家里的十分之六。

正计时

要是我死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那场车祸，转眼已经十四年了。

十四年前的这段四十多天里，我躺在吉林油田江北医院的一张硬板病床上，唯一的愿望就是：只要能站起来就知足了。

记得当天大夫来到病床前，一只手拿着刚拍的片子，另一只手拿着个小锤敲敲我的脚趾头，问有没有知觉。我一脸无知地说有。大夫说没事，你的中枢神经没坏，只是腰椎压缩性骨折。

我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可躺在硬板床上连翻动都得靠着别人，真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站起来。在病床上有时我安慰自己，能活着就不错了，这不还有站起来的明天吗？有时也瞎想，那辆吉普车从打送给我们，我就觉得是个不祥之物，就说这车号吧，尾数是147，读出来就是要死妻。难怪有关部门没人愿意开送给了我们。都是没有车的勾当，要饭吃不能嫌馊，有车了外出采访时真是方便多了。可哪想到这车送给我们单位才仅仅几天，还没等死“妻”呢，就差点死了“夫”——庆幸我是个男人，要是女人可能真的就没命了。

常言说得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是我对“147”没有好感，并不证明我对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爱车，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又命定我开不了机动车。

听母亲说，在我还没出生时，舅舅和舅妈就说我要是个女孩下奶时就送200鸡蛋，要是个男孩就送给个悠车。所以我生下来就与车结了缘——只是这车不在地面行走，只能在空中悠来荡去的。

这悠车是个圆宝形的，四周是层薄木板儿，吊在地当腰的脊檩上，悠一下能荡来荡去的好一会，特别得劲儿。

长大一点儿才发现，农村不是谁家都有悠车的。很多人家孩子生下来后，只是在炕席底下放点沙子，炕席上面放个糠口袋，把孩子用褯子包好，用带卡子绑好就放在上面了盖了个小被就算完事儿。

再大些，知道了悠车是关东的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另两个是“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个大烟袋。”这些都是满族的民俗，只是现在难得一见了。

也可能是在空中悠荡惯了，天马一样的我总好独来独往地任意驰骋，所以母亲说我不适合开车。

小时候的冬天，我在大坑的冰面上，滑过冰车。就是两条木方子平行地摆在地上，上面钉上个木板的那种。但要求平行的木方子接触冰的地方要再钉上两根平行的铁丝儿，这样用冰钎子支着滑起来才能省劲儿。可是由于我的“天马行空”的毛病改不了，总是与伙伴们想撞。有一天竟拿着钎子把一个小伙伴的棉裤都扎透了，他“嗷”地倒在了冰面上，一扒裤子，屁股上都是血。挨了母亲一顿骂之后，母亲就不让我去大坑滑冰车了。可我没脸，几天后又去了大坑，开始是“打吐噜滑儿”，后来是用小鞭子抽冰猴玩儿，有时实在瘾头子上来了就借伙伴们的冰车滑上一会儿。

七八岁我就开始练骑自行车，一个下午就学会了，也不知摔了多少次，只记得腿都磕青了。掌握点要领后，我不安份的毛病又犯了，常常好撒开车把子骑，有时坐在后座上骑，有时在车子行驶时跳下来跑几步再上去。这要是开机动车不摸方向盘，不出事才怪呢。

长大后，我又与木头车棚车斗儿的手推车结缘。这个手推车后来在我一转身时就成了手拉车。那时学过点儿物理学关于力的分解方面的知识，知道这样省点劲儿。我用这车运过在达里巴西甸子拣到的干牛粪，运过在达里巴小道子东面拣到的苞米秆儿棵，也用这车运过在达里巴后面砖窑树地搂的树叶子。那时一个半大小子拉着车在屯子里走来走去一点都不难为情，因为这样的手推车在农村没有几家有的。那也是私家“车”呀。

记得没有手推车之时，整点柴禾就得人背肩挑。特别是用两股绳子捆好一大背毛柴后，把两个胳膊伸进后坐在那里就起不来了。后面没人帮忙，只能往后一挺，再借惯性往前一使劲儿，才能背起来。有了手推车后，我家的柴垛就没小过，并且苞米秆儿子、秫秆儿、秋板儿、苇子、耙搂儿、茬子、树叶子等样样都有。在我家小园子里，还立有两个秫秆儿编的桟子，一个装有干牛粪，一个装着苞米瓤子。后来达里巴屯打出石油，冬天铺上草也用车运过几次凝固的原油，由于嫌太埋汰了就不再烧油了。

参加工作后，我家的手推车就不咋用了，我家的灶坑也由烧柴变成烧煤的了，再也不用耽心雨天没有干柴做饭了。后来就是看着这手推车一点点地变成了“文物”，倒立在我家仓房的房山墙上。再后来我离开达里巴时，干脆当成了废物给了新的房主。从此，我家就没车了，我也就不再天马行空了。

没想到我把这车当成了废物不久，我也因车祸差点成了废物。这车在新的房主手中或许还能干点啥，可我站起来后，就不是废物了吗？

我常跟家里家外的人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当做我的祭日吧，往后是活一天就多得了一天，多活一天就争取多做一点善事。

十四年了，我感到我的生命不是在倒计时，目前，是正计时地走好着每一天。

雪地上的墓碑

没想到能在查干湖畔的雪地上，见到了你的墓碑。

今年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天，朋友守粮邀我去你们老家粮店窝棚吃猪肉，我这个好吃的人不顾天寒地冻竟欣然前往。守粮哥哥做的大肠头灌成的肉肠贼啦地好吃，赛过了白肉血肠，可以说是东北菜中的一绝，我咋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呢？。当然我去粮店窝棚，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到屯南的岗下去看一眼冬季的查干湖。

上午十点多，阳光下的粮店窝棚屯还不是很冷，因为饭菜还没做好，在我的提议下，就与守粮、国祥向小屯南面岗子下的查干湖走去。走出屯外明显地感到了冷，我曾有过不再往前走的念头，可看到守粮兴致很高地叙说着儿时来湖里打鱼的趣事，咬咬牙还是跟在了他们后面边走边听。

我知道粮店窝棚归前郭县八郎镇管辖，就位于查干湖东北角儿的岗上。传说过去这里是杨八郎带兵打仗的地方，后来又成了金兀术囤粮备战的地方，因此取名粮店窝棚。没有请教过你，也不知这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的朋友守粮眼下因为这里已无囤粮可守，便领我们走出了村庄。

来到岗上，冰雪中的查干湖就映入眼里。这是松嫩平原上最大的一块冰吧？，每次看到它心中都有一种开阔的感觉，都有一种想向前扑过去的念头。可是我还没等扑过去，守粮指着近处阳坡的一片墓地说，邓也穆就埋葬在这里。于是我们在雪地里，就走向了你的墓碑。

我们一直盯着你高高的墓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坟中间雪地上走着。没想到守粮在前面走着走着停下来，指着身旁的没有墓碑的土坟说，这是他爸爸的。我心里一沉，也停下来，一时不知做什么好。唉，才五十四岁就故去了，多么像你呀，你离开人世的二00二年，也不过六十岁。

在你矮小的土坟前，我们看着你黑色大理石的墓碑高高地立在查干湖畔，立在了故乡粮店窝棚的屯前。这里前有照后有靠是块风水宝地，难怪出了你这样吉林名人。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达里巴北面的八郎乡有个粮店屯。那时还不知粮店屯在查干湖畔，只知道我的两姨姐姐桂枝嫁到了这里，姐夫是这个屯的副书记。后来桂枝姐回到达里巴总提起姐夫的表兄弟，从此我才知道你的大名。那时，你已经从前郭“五七”大学的领导岗位调到《吉林教育》杂志社工作了。

你也许对这个表兄弟媳妇还不十分了解。其实桂枝姐不是我大姨亲生的，是我大姨二小叔子的孩子。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闹“霍痢啦”，桂枝姐父母双亡，从此我大姨便收养了她。后来，不能生育的大姨又领养个比桂枝姐小几岁的桂霞姐，在大姨夫去世后，娘仨儿就相依为命地度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艰艰岁月。

后来桂枝姐嫁给了你的表兄弟，离开了达里巴屯来到了八郎乡的粮店窝棚。后来不知为啥，她竟在四十多岁时上吊死了。

桂枝姐出嫁后，大姨就与桂霞姐过日子。小时候我总去大姨家，在那里吃住。那时桂枝姐和姐夫总回来，就讲到了粮店窝棚，就讲到了你和你的那帮优秀的兄弟。

粮店，多么好的地方啊，有的是粮食吃。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真实想法。那时每次桂枝姐回来，我就想她要是带我去趟粮店多好哇，也让我看看那里的粮食究竟有多些，那里究竟有多好。可一直到桂枝姐上吊死了，我都没能踏上那粮店窝棚的土地。由于我能吃，对粮店有好感一点不奇怪。一次，我在大姨家竟吃了十六个牛眼珠子大小的豆包，吃得桂霞姐一门瞪我。我就想这要是在粮店桂枝姐家，她说啥也不会嫌我能吃的，因为那里有的是粮食。我回家与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说看来不是亲生的就是不行。从此我才知道小姐是要的，桂枝姐还有点骨血关系。

在达里巴中心小学教书时，我就想结识你。那时你已经是《吉林教育》杂志的总编辑。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写点小顺口溜，竟大着胆子投给了《吉林教育》的“红烛”副刊。没想到你回信给予了鼓励，但只字没提我桂枝姐和姐夫。

一九九七年，吉林省作家协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都是代表的你我竟住在隔壁。会议期间休息时，我走进了你的房间拜访了你，这是我与你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那时，你已是吉林艺术学院院长、吉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写作学会会长了。代表作《艺术思维的文化动因》、《论艺术生产力的特性与开发》、《艺术和它的周边世界》、《写作价值论》等在省内外学术界有了很大影响。还著有《说文解艺》等学术著作多部。

没想到你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没想到你竟长眠在查干湖畔故乡的向阳坡地上。那片墓地有我朋友守粮父亲的坟，说不定也有我桂枝姐的坟。你们都是早早地来到湖畔，枕着波涛听着涛声长眠的，这样我刚刚开阔的心胸又一阵阵的紧缩着，为你们痛惜。

这里前有照，后有靠，是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呀。我在向这块古老的土地致敬的同时，也向雪地中你的墓碑投去了几许敬重的目光。

毛驴拉磨

在我们老家达里巴那疙瘩，管推碾子拉磨的地方叫碾道，不叫磨坊。

从十岁起，我就开始扛着装有四五十斤苞米的口袋，走向三百米开外的碾道了。碾道在生产队院子的西南角，和马圈、铡草的库房在一趟土房内。碾道里，除了碾子，还有石磨、风车子、装糠的小仓子、筛面时放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簸箕、箩、笤帚、套包、蒙眼等。

那还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农村的家家户户存的米面都不多，得经常到碾道碾米磨面。碾米的活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干了的，碾盘中心轴上吊起来的扁三角形的漏斗儿底部，有个控制粮食下漏速度的抽板儿，留出多大空隙是我所掌握不好的。再有的是把碾了两遍的米放在风车上面的斗里，得一面把风车的轮子摇转起来，靠风力把控制板儿处下漏的米和糠分开来。这也是个技术活儿，我那时也是做不好的。我们那里碾米时套的是马，磨面时拉磨的是毛驴。碾米的活我干不了，于是每次碾谷子、高粱时，母亲总是找亲属帮忙。

拉磨的活相对容易些。等排队磨面的轮到我了，我就把苞米倒在磨盘上面的箩圈里，把毛驴的蒙眼戴上，再戴上套包扣上夹板，就开始让毛驴转圈拉磨了。

磨盘近旁就是放大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里有个类似锅叉的两道平行固定的木扁担在笸箩的两端，上面放上筛苞米面的箩，可来回移动把苞米面筛下来。

苞米面是东北农村的主食，我们老家也叫杂和面，在锅里贴成的叫大饼子。说成杂和面，是由于当时除了苞米，还掺有其他粮食。我记事时，家里在碾道拉苞米面时，总是在苞米里放点黄豆，这样的杂和面在铁锅里贴成大饼子吃着不死性，还略微有点甜。

用毛驴拉磨是个生产流程。要是磨眼空了或堵住了还在空转，就会把上下磨盘相咬的齿儿磨平了，也会有磨下来的石沫子混在面里。所以我得一边在磨盘上收拾拉下来的碎粕子，一边放在箩里筛，一边还得把筛剩下的再放在石磨上，再用小木棍捅一捅磨眼。

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有点像毛驴走的那个圈。毛驴拉累了也会自动停下来，有时是拉屎撒尿，有时仰起脖子叫上几声，也有时要是听着没了动静也会偷吃几口拉下来的苞米粕子。每当它吃下一两口时后我就开始使个动静，这时它来回摆动的两个耳朵立即大动了一下，抬起头立即像犯了错误似的又赶紧拉起来，生怕挨打。我很同情拉磨的毛驴，从没打过。开始我还不明白，毛驴拉磨为啥要把眼睛蒙上。最初，我以为把眼睛蒙上是怕它看见拉下来的粮食会嘴馋。没想到有经验的毛驴就是戴上了蒙眼，也会凭着经验把头伸向磨盘，准确地吃到一点拉下来的苞米粕子。我觉得防止毛驴偷嘴戴上个铁箍嘴就行了，可为啥要戴蒙眼呢？想来想去主要是怕转圈走的毛驴也会迷糊，那样的话这活就干不成了。

我曾细看过蒙眼，不是用一块麻袋片子吊个带儿，挂在毛驴脖上把眼睛蒙住的那种。而是用苞米叶子编成的像草帽顶上隆起的两个罩，罩的里面用布挂上面，扣在毛驴的两个眼睛上它就啥也看不见了。现在看来，那用苞米叶子编的蒙眼很像妇女戴的乳罩儿。

拉完这四五十斤苞米，总得一个小时左右。特别是要到最后，剩下的苞米糁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好磨了。这时也是我最忙的时候，得一头顾着筛面，一头顾着磨上，弄得脚不粘地地跑上跑下。到收尾停下来的时候，在磨眼里要给下家留下一点苞米粕子，不能磨净了成了空磨，这样下家再倒上苞米时，好把里面存留的顶出来，就不至于磨出石沫了。停下后，再把磨剩下的苞米糁子再用粗面箩一隔，留下的小糁子还能熬粥喝。往往这时，停下来的毛驴会不顾一切地又把嘴伸向磨盘，不肯放过这最后的机会。这时我就让它再吃上几口，实际上这时也真是吃不到什么了。

我们这管筛面的筛子叫箩，小时候拉苞米面就是用这种苞米面箩在大笸箩里筛来筛去，把筛下的面装进面口袋里才算完事。往往我还没有打扫完呢，排队等候的人又把一口袋苞米扛进来了。毛驴也只能歇上那么一小会儿，就又开始拉磨了。也有的时候，喂马的老更倌走进来看拉完了，就说住得工了。这样我就把毛驴从套上卸下来，看着老更倌把它牵出碾道，在外面打上几个滚，抖擞几下后又叫唤几声。往往这时，就会看见有个小毛驴驹儿从生产队的大门外撒着欢地跑过来，跟着大毛驴走向马圈的槽子旁边。

牛皮纸信封

王印西离家出走时，谁也没想到他回关里老家了。

那关里家多穷啊，听说整天吃什么地瓜干儿地瓜面儿的，连顿苞米面大饼子都吃不上，就更别提这里冬天吃的粘豆包了。可他为啥还是下决心偷着跑了呢？

那时，我们都在达里巴小学五年二班读书。一天，老师递给我一个用牛皮纸糊的信封，落款是河北省固城县西新庄公社里贤寨大队。我打开一看，才知道王印西一分钱没带就从木头站上了火车，然后有惊无险地走了一千多里才回到了关里老家，最后连哭带喊地扑向了奶奶温暖的怀抱。这是我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信。从此，我记住了那个他亲手糊成的带有地瓜味儿的牛皮纸信封。

后来，我往外邮信总是爱用牛皮纸糊成的信封，总觉得牛皮纸的信封会给我带来好运。

再后来，我嫌手糊的牛皮纸信封太土气了，就盼望着能使上那种右下角印有单位名称的牛皮纸信封。我觉得用这样的信封邮出去的信体面些，起码不至于让对方看出我的寒酸样儿。没想到我的虚荣给我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烦恼。

在农村教书时，我曾抬脸要过一些有乡政府落款的牛皮纸信封。那时爱写点所谓的诗四处投稿，发表的极少，偶尔接到了回信也多半是铅字的退稿信。每当邮递员来时，我都先走过去看有没有我的信。若是有，特别是报刊编辑部的回信，我马上取走放进我的抽屉里，生怕别人看到。可是有时邮递员来时我不在场，难免会被别人看见，甚至有的退稿信还被好事者给拆开了，亮出我的“丑”来，让我很没面子。

其实，这还不算是信封给我带来的烦恼，这只是说明我写的诗还不够发表的水平，受到别人的耻笑，怪不得信封。后来，我没课时就去乡邮政所，说是去邮信，真实意图是看看有没有寄给我的信。

那时，最不愿听“个别”人的奚落话，我暗暗地说你就等着瞧吧。

不久，《诗人》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小诗，所得的六元稿费我都买了糖块，除“个别”人外，大家都分享了我的甜蜜。

哪想到，我的小小得意引起了“个别”人的警觉，甚至还怀疑起是我写信向他的家人“通风报信”，才把他见不得阳光的破事给捅“破”了。我要的那些乡政府的牛皮纸信封，就放在办公桌上，有的同事还曾向我要过。后来我才知道，那封所谓的匿名信，用的就是乡政府的牛皮纸信封，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好在“个别”人没有与我对质，也许他明白了我的这把“刀”（牛皮纸信封），只不过让别人偷着借用了一下，让他伤得不轻。

我的习作发表的多一些了，渐渐地也有了一些文友。要说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其中有个文友因“抄袭”了别人的作品被一家刊物暴光后，便有别有用心者把暴光的刊物寄给了他发表过作品的其他报刊。哪想到那个“抄袭”别人作品的人后来竟怀疑是我与其他几个文友干的，竟说给他四处扬播的宣传部的牛皮纸信封是我从一个在那里工作的老师手中要的。这让我想到了古代的那个丢斧子的故事，仅凭我的老师在宣传部工作，就认定用宣传部的信封寄出的“暴光信”是我与其他文友干的，多么经不起推敲。那时我还在达里巴中学教书，连宣传部的牛皮纸信封是啥样的都没有见过，就蒙受了不白之冤。

到城里工作后，使用点单位的牛皮纸信封寄稿就方便多了，但还是给我带来过烦恼。比如有一位文友来我单位时，提出能否给他点稿纸和信封。我想到了当年抬脸求别人时的难处，出于同情就给他拿点牛皮纸信封和稿纸。可没想到他向我单位投稿时使的就是我单位的信封和稿纸，这就让我在单位就很不好交差，有人说我拿公家的东西交人，我也只能默默无言。

牛皮纸信封虽说给我带来过烦恼，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些信封的。正是这些牛皮纸信封在我的前面铺展出一条老牛道，才让我有了牛的勇气一路走来，在松花江畔的郭尔罗斯草原上发出了几声牛哞。可是我的“哞哞”声还不够大，不知道我的小学同学王印西能不能在山海关以里听到我碱草味儿的叫声。

现在，虽说我在电脑中有了自己的博客和电子邮箱，与外界联系方便多了，可我还是爱使用牛皮纸信封投稿，总觉得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今天，我很想用牛皮纸信封再寄出一封信。信封上面写上我的新的住址，信纸上面写出我对印西的思念和新年的祝福。但愿，他能在河北省固城县西新庄公社（乡）里贤寨大队（村）收到这封信，然后用带有小麦香味的牛皮纸信封给我寄来第二封信，叙说一下当年为啥会匆匆地不辞而别。

东西屋

小时候，我家与四娘家住东西屋，三间房一家一间半，共用一间中间的外屋。

那时两家住东西屋的在达里巴屯还有很多，也有刚结婚没房子跟别人家住南北炕的，在幔杆子上把幔布一拉，就隔成了一个小间。

四娘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由于共同走一个房门，我记得每到冬天都是两家轮流用黄纸来糊门上部空透的格子。四娘糊门时我注意看过，她先在疙瘩溜秋的黄纸上刷上一层用白面打熟的糨子，再用线麻一匹儿一匹儿等距离平行地摆好，接着再交叉着摆上一层，形成一个个菱形。这时只见她把另一张大小一致的黄纸贴上去，往门上部的木格子和门边子刷些糨子，就把两层糊在一起的黄纸贴在门上了。这还不算完，贴上后，四娘又用鸡毛翎蘸着碗里的豆油一道儿一道儿地抹着，又用布条把四边压上才算完事。因为一年只糊一次，用油抹在黄纸上主要是防雨。每年，我们两家共用的门糊得严严实实的，冬天一点风都不漏。

四娘跟母亲相处得很好，她家做点差样的饭菜都要给我家端过来点，我家也是如此。因此小时候我没少吃四娘做的饭菜。后来我坚决地不吃了，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四娘在往锅里贴苞米面时，由于倒不出手来，滴了挺长的大鼻涕竟掉进锅中的菜里。

那时的人大多数都埋了巴汰的，我多次看到过四娘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紧忙出屋走向房东的茅道子，有时还没等走到茅道子里头就解开裤带，然后又忙三火四地进屋切菜和面。

四娘家有个跟我般对般儿的小琴，是我儿时的伙伴。那时小姑娘小小子在一起是常有的事。记得夏天我和小琴及邻居的英子、二孩、小三子等伙伴玩得最多的是摔炮儿，看谁摔得响。所谓的炮儿，就是把黄土泥做成碗状，然后双手捧起来倒扣着摔在平地上。这时只听“叭——”的一声，倒扣着的“碗”的底部就被里面的气儿鼓破个口子。玩够了摔炮儿，我们就用黄土泥团成很多泥丸儿晾在我家的西仓房顶上。这些泥丸是我们用弹弓打麻雀的子弹。

我们还经常玩打背子，就是选甲乙两处相距十几米的“家”，分成两伙玩，每伙两三个人不等。因开始没有胜负，就采用“丁钢克”的方式（一齐用手伸出“井”、“盖子”、“锥子”决定谁先胜出）。胜方先在甲处画成圆圈的家里，由负方的一个人先抛起个小布口袋，由胜方的人打出去，这时胜方的人要趁机跑向乙处的家。负方的另一个在远处的人要是能把打出去的口袋接住就胜了，要是没接到，在地上拣起来打在跑向乙处那个人的身上也算胜。哪伙胜了哪伙就在圈里往外打口袋，循环往复。

由于是东西屋的伙伴，自然要比别的伙伴近一层儿，记得小琴一次拿了个水缸子出来叫我，我问喝的是啥，她神秘地说汽水。我头一次听说汽水这个词，自然不知道是啥味道。她说你喝一小口吧，于是我喝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口汽水，差点没喝呛了。

冬天我们晚饭后玩的主要是藏猫猫。常常是我和二孩、小三子一伙，小琴和英子一伙。我们东躲西藏的，四娘不但不烦，还会积极地搞好配合。一次藏在东屋里的小琴和英子，我们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终于在地桌底下的土豆窖里把英子找到了，可是小琴咋也找不着。后来，倚着炕柜纳鞋底子的四娘朝柜上的被垛使个眼色，我们终于上炕撩开苫着被垛的毯子，看到了夹在叠好的被中间的小琴。等她们找我们时，把我家西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原来趁她们不注意，我和二孩出去了，藏在了我家的菜窖里。菜窖里又黑又冷，听到她们在房前屋后边喊边找，我们真是冷并且快乐着。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四娘一家搬到了达里巴屯的后街，我们来往的少了。后来我从达里巴中学转到木头中学学习木工时，听母亲说四娘来过的次数多了起来，还说她就喜欢木匠。不久就见小琴隔三差五的到我家来。

由于当兵不成，学木工又不是我的所爱，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没想到说媒的和没说媒的都跑上门来。英子也是总来，还把她的一张照片插在了我家相框的一角上。也有媒人来我家的，说不妨先订下吧，就算先扔把扫帚占把碾子了。可我长了个木头脑袋，对这一切没有一点反应，好像这档子事和我无关似的。不久，人家看我没有这个意思，纷纷找婆家嫁人了，四娘也不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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