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底木命
船底木命
老婆说，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我问好吗？她说在船底，从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见不着天日。我虽没想要什么桅杆那样风光的命，就是船桨命船梆命也会让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绪有些低落，就说船底木经水浸过，抗烂；再说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头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怜的感觉。
也许是潜意识之中就不甘心做什么船底木吧，为了能掌握自己的运命重新塑造一下自己，生活曾在我的中学时代安排我学过木工。没想到，安排我学木工的学校竟叫木头中学，那意味着在这可劲练吧，没准能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八级木匠。现在想一想，这安排多么巧合，多么有意思。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新学期开学没几天，我不愿在达里巴中学开办的财会和兽医两个专业班学习，就转学来到了离达里巴屯十二里远的木头中学。木头中学高中部没有开办专业班，只设一个木工组，每个班级仅抽几个学生前去学习。我来到木头中学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课，下午到学校的木工组学木工；其他学员都是“全脱学”的，只有我是“半脱学”。
木头站公社所在地是长春至白城铁路的中间站，那里到白城与到长春的票价相同。现在那里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镇了。听作家苏赫巴鲁先生说，在木头站北面有个小屯叫木头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汉译为木头围栏），立屯时家家小院都用木桩围成，由此得名。后来修铁路在这一带建个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头站。可见过去这一带一定是个树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工组就学拉大锯。那时正是天要煞冷学生要住宿的时候，我们十来个学员全力以赴“破木板。记得我们两个人一组在屋内的一个柱脚上把木头方子“贴”着立住，再上下卡“稳”，便开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斗打成的黑线锯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锯，上锯要由有经验的学员把握着“方向”别拉偏了，常常是大锯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见住下“走道”。屋外门口堆成小山似的木头垛上，都是些硬杂木方子。就是在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样，任由锯沫子“呲”着；一般情况下总要来回拉上十来分钟，才能锯下一块两公分厚一米多长的板子。那时累了就唱，连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词，师兄弟问咋听不懂呢？我说是朝鲜语，他们都信以为真。那时是唱忘记了累，直到一个多月才顺过架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没想到，我还没能用锛刨斧锯彻底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端起笔杆子，随着全国揭竿而起的高考大军冲向了高考的战场。后来就再没有机会亲自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现在想一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当编辑，都是在为别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后工作，这和船底木有何区别？没了锛刨斧锯，又当兵不成，为了改变一下船底木命，只好业余时间端着笔杆向报刊杂志打打游击，侵占一点四面八方珍贵的版面，当一当自治的国王，风光一下。
我本是个“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种高贵的天资和灵性，按理说老老实实当个乡村木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辈子多好。可是自从错端了笔杆后，就发现这笔尖老是像刀尖一样暗含杀机，总想力透纸背，这也正合了我这个草莽之人的好占山为王的“铁血”习性。令我高兴的是，有很多贵人给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让我的“船底木”在这里发出了新芽，见着了阳光。
诗人芦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师。记得在达里巴中学教书时，见到了一本白城地区文联主编的《绿野》杂志，上面的“作家笔名探源”栏目介绍的就是该刊的顾问芦萍。当时芦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协会工作，看到了丁国成写的那篇介绍文章后，我马上产生了想给芦萍先生写封信的念头。信邮走后，没想到不过十天就接到了芦萍先生的回信。这之后，先生对我这个“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处女作《河边》和多首习作发在他主编的《诗人》杂志上。
这之后，还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诗人作家编辑记者向我伸出过友爱之手，帮助我扩展着“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的年轮。
今天。我这块船底木随着“松原作家采风团”的风，从松花江到嫩江，再经大箔口吹进了库里泡。在这个电影《甲午风云》拍摄的地方，我没有找到当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却仿佛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极等众多的历史人物，正从岸边这片达尔罕北陵景区的漫岗上走来。我赶紧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又什么都不见了，于是又随风吹进了查干湖，再经草原运河（引松工程）回到了松花江畔。
没想到我这块船底木绕了一圈刚回到起点，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芦萍老师寄来的两部新著。手捧老师的作品集，感念老师的恩德，觉得今天采风绕的这个圈，应是老师给我这块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扩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轮。
2009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