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初：猫儿石的记忆
作家之初：猫儿石的记忆
杨开显
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重庆的嘉陵江北岸是重庆的工业重镇：既有大型的军工企业长安厂、江陵厂和望江厂等，又有中型的重钢三厂、通用机器厂、重庆造纸厂和天原化工厂等（后均发展成大二型企业），还有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一所大学、一所中专和一所像后来的三甲医院那样的市级医院，当然，也没有一处像样的文化设施。可是，就在这烟囱林立、马达声响的土地上，却孕育了一批在八十年代以来崛起于重庆文坛的优秀作家。这批作家因为来自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嘉陵江北岸——江北区，故被戏称为“江北帮”。但“江北帮”的雏形，恐怕应追溯到江北区的文学爱好者们最初无组织的零星聚会。
六七十年代的江北区，文学爱好者相对集中的有江北城和猫儿石（亦称苗儿石）等两三处地方。这里只说说与猫儿石有关的人和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
在狭小的猫儿石，有三大重要的工业企业——重庆通用机器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搬出后迁入重庆铁铸管厂）、重庆造纸厂和重庆天原化工厂。我长期在重庆造纸厂教物理，也从事过短期的环保科技翻译和电气工作。而在此之前，曾在当地民办中学教过一年语文和数学。一九六六年铄石流金的八月，我们集中在江北城的一所学校，学习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校园内，极左的气氛令人窒息。校园外，是一阵阵革命的呐喊和一曲曲战斗的歌声。学习接近尾声时，在响进校园的呐喊和歌声中，我与五里店新民民办中学的青年教师万龙生相识了，是共同的志趣和理念使我们成为挚友和志同道合者。
从这一年夏秋之交起，我们开始了文学的交往。万龙生住茶园长安厂家属区，我住猫儿石造纸厂家属区。那时，观音桥至猫儿石未通公交车，交通不便，只有靠走路。我们半靠乘车半靠步行往来于双方住家，又频繁地在约好的地点碰头。我们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国家大事；谈到兴奋处，自然也要指点江山，粪土权贵一番。
我们也有一些计划。于是，我们就到门庭若市的市委大院观评大字报，到熙来攘往的朝天门放浪形骸，到激情喷发的西南师范学院感受翻腾的热潮和探询吴宓的信息，到清幽静谧的缙云山攀登狮子峰和玉尖峰，到萧瑟冷落的文化宫构思和写作，到机器隆隆的印刷厂印制大传单……。甚至有一次为我搬运柜子的搬运工将擦汗的毛巾遗失在我家里，也是我与龙生一起去归还的。
我们也频繁地通信。龙生在信中常常附上他创作的新诗，偶尔有一首吧旧体诗。我在信中有时也附上创作的新诗和翻译的诗歌，偶尔也有旧体诗。他和我的诗歌创作同样受到我国古典诗歌、我国三十年代及其前后诗歌、欧美国家诗歌的影响，而且对格律体新诗情有所钟。要说不同的话，可能是他受我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略多于我，创作的格律体新诗较多，而且诗歌是他永远钟爱的情人兼妻子；我则受外国诗歌的影响略多于他，用格律体新诗形式翻译较多，诗歌只在短时间里是我钟爱的情人兼妻子，在长时间里则是柏拉图式的情人，因为我的妻子是让我不能脱身的科学技术。
在那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充满着革命、斗争、大批判，甚至枪炮声的岁月，龙生和我却没有忘记歌唱友谊、爱情和大自然。我们在一起欣赏普希金、海涅、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吟咏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和朱湘的诗歌。我们不时在信纸上营造出一片片绿色，又在心灵里弹奏出一支支小夜曲。一九六七年五月，我重游缙云山，在缙云寺邂逅三位姑娘，黎明前结伴登狮子峰看日出。回家后，我为其中一位与我长时间相谈甚欢的美丽姑娘创作了《缙云曼曲》等三首爱情诗，其中第一首的末四行是对这位美丽的女教师和她的嗓音的期盼：“然而，我仍将等待你的莺歌，/它将充满了海天和山林，/永远、永远不会喑哑，/永远、永远欢愉、清新……”。后来我将诗歌抄给龙生，龙生大为赞赏。他又把诗歌转抄给攀枝花的诗友江流浩（也是江北区人），不过略去了“缙云”等字，伪托是普希金的诗。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这也算是还未形成“江北帮”时的文学青年的一点逸闻趣事吧。
我们的频繁交往在龙生恋爱并结婚后也未见减少。因他曾与我谈到他一个朋友说“有了女友，就少了朋友”的话，我就在赠他结婚志喜的诗的末尾写道：“那爱情，不是生活的归宿，/而是人生旅途新的起程。”以此提醒他不要忘了朋友和事业。其实，这个提醒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就这样继续密切地交往着。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前中期，龙生调入文化部门，我调入科技部门，我们的交往才逐渐减少下来。
我们就是在那个最初令人奋激，以后就令人压抑的时代谱写了一曲思想和言行和谐进取的友谊之歌。
三
七十年代初，在我与龙生相识四五年左右，我想起猫儿石还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好朋友，何不如把龙生引入这个大一点的圈子呢？龙生当然十分乐意。
于是，我这边告诉了陆大献，并请他就便告诉张继祥，到我家来碰头，并定一个时间与万龙生见面。
陆大献当时是重庆天原化工厂的工人。他尽管成绩十分优秀，但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那时——一九六二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学校与其他行业一样贯彻比以前更左的极左阶级路线。若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家庭出身不是所谓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血统工人和贫下中农，这些天真幼稚的孩子就要受到阶级歧视甚至打压，完全不讲以人为本，不讲和谐社会。升学的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即首先看家庭出身，其次看政治面貌，第三才看学习成绩。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宣传。因为这些孩子不论家庭出身如何，他们的成分都是学生。政策执行者们偷换概念，把“成分”换成“出身”来进行执政，致使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不能升学，扼杀了千百万青少年人才。
我与陆大献是在一九六四年认识的。这一年冬天，在江北区大石坝的江陵厂河边一个叫“一村”的地方，我们一帮小青年，包括几个爱好文艺的小伙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参加劳动——筛鹅卵石和运鹅卵石。我们虽然在劳动间隙也参加嬉闹和运动，但有时也躲到一边看书去。我当时正沉浸在王力著的《汉语诗律学》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但因书的部头较大，不便经常带来，有时就构思起长诗《向大海》来。而大献则裤兜里经常揣着一本裹成卷的书，有时是外国小说，有时是中国小说。他抓紧休息时间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一次，我把他的小说要过来，随便翻了翻，是一本三十年代作家的小说集（因时间久远，记忆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一本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有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短篇小说。乖乖，这些小说当时是被批判和否定的，报刊和图书都是把郁达夫批判为感伤、颓废，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资产阶级作家。而阅读者会被认为是政治思想有问题的人，如果结合到本人的家庭出身，更容易惹来祸害。但大献似乎没有这些考虑，一则他年龄尚小，十六岁，还没有社会经验；二则我们都是一群十几二十岁讲义气的小青年，断不会出卖朋友。
短暂的劳动结束后，我与大献继续保持着友谊和文学交往。文革爆发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交往较少，但在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交往则十分密切。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他调入文艺机构，我调入科技机构，之后我们的交往才逐渐减少下来。
大献从他李家坪半坡上天原化工厂的住家步行半小时到我安全村半坡上造纸厂的住家来与我吹牛，谈文学及其他；有时他一个人来，偶尔也约上两三个朋友来。我也从家里步行到他家里去与他吹牛，一般是一个人去。他住房的里间是一斗室，那是他个人的天地，他就在斗室的灯下读书写作。那段时间，他订了几个本子。他郑重其事地把本子交给我，请我阅评并提修改意见。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隽秀字体，那是他的小说习作。他的小说习作是受了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以及我国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这是我很熟悉的。我没写什么小说，但有时还是不客气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了一番。
而此时的张继祥，则已淡出文革战火熊熊的报刊丛林，从笔杆子的位置退了下来。他在天原化工厂厂区一个低谷地带参加劳动，他这时可能也处于他人生的低谷时期。继祥早先在十八中教书，与另两位经常发表文学作品的语文教师并称该校“三杰”，后入猫儿石的天原化工厂子弟中学教书，与我作教师的母亲和我同属一个学区。其时，与我们不同的是，他已有文名，五六十年代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散文诗。文革来临，有文才的人，常常被视为黑秀才，自然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拿来说事。母亲的同事就曾有意无意地说到张继祥：他虽有才能，但思想有问题。我就是在听到有人这样议论继祥后，才钦佩他的文才而打算结识他的。那年月，各单位大多被庸才甚至蠢才把持，有才华的，有思想的，大多会被这些无能无德但被认为可靠的负责人信口雌黄，说成是有问题的人，特别是有所谓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更是如此。
在我与继祥熟悉之后，发现他思想果然“有问题”。因为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也藏着歌德的《浮士德》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之类的“大毒草”。那时，所谓“左派”攻击所谓“右派”常用的一句成语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就是这样在继祥家中淘到《浮士德》和《人•岁月•生活》等宝贝的。这两大部书特别是后者使我获益匪浅。我第一次了解到流亡海外的俄罗斯作家在法国的生活、创作和文艺活动以及与法国作家的互动情况。这些作家与国内一部分因思想独立而遭受打压的作家构成文学的璀璨星群，铸就了世界文学史上独有的绚丽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巴尔蒙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象征派、巅峰派（即阿克梅派）这些诺贝尔奖级的大师我就是从这本书中知道的。我后来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并撰写其未来主义诗歌的论文时，就受到《人•岁月•生活》的倾向性的影响。
继祥和大献到我家时，恰巧碰到重庆著名青年小提琴手赵龙到我家做客。我和我弟弟这时正在学小提琴。赵龙曾是我弟弟的短期教师。他曾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也因为父亲所谓历史问题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家里还来了造纸厂另一学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们一起欣赏了赵龙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小提琴独奏曲等几个曲子。送走赵龙等人后，我就与继祥和大献敲定了与龙生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四
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万龙生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地来了。他与张继祥和陆大献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把客人迎进张继祥在天原化工厂门口附近的住家——一个不大的阁楼间。继祥的夫人当时在綦江教书，尚未调回天原化工厂。这个简陋的小天地就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思想绿洲。
上午十点多钟，张继祥在他的小方桌上摆出四五碟花生、豆子和卤菜，外加一瓶白酒和两瓶啤酒。我们围坐一圈，开始了辅以小菜的精神飨宴。
我们边吃边谈。在此时此地，大家纵横恣肆，挥洒自如，没有任何禁忌和约束。继祥和龙生善饮白酒，我不大善饮白酒，以饮啤酒为主，大献则更只饮啤酒。我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毕竟都是二十余岁至三十多岁的人了。除了继祥在五六十年代发表文学作品较多外，龙生在一九五七年十几岁时发表了一首短诗，我和大献则什么作品也未发表（后来我公开发表了几篇科技译文，但却仍然发表不了文学作品）。况且发表了作品又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全都被命运抛弃在社会的低层。虽然美好的理想在远处闪亮，风雨熄灭不了它；坚忍的意志在负重攀登，困苦阻挡不了它，但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理想，达到目的呢？我们真是力足气盛而壮志难酬啊。
但我们没有悲伤，没有自卑。我们还得准备着，因为机遇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我们谈论中外作家及作品，谈论国内国外大事。继祥熟悉五六十年代国内和我市的一些作家。因此他一会儿讲到白桦、郭小川等诗人，一会儿又讲到我市的几个诗人和评论家，他们都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后来所谓的“江北帮”成员，如重庆织造厂子弟校的教师帅希倩，重庆十八中的教师敖忠和薛继洲等。趁着浓浓的酒意，他不时背诵这几位诗人的一些诗句。我至今还记得他随口吟出的白桦的长诗《孔雀》中富含哲理的两行诗：“赢得胜利的箭留在腐烂的尸骨上，/但得到荣誉的却是没有出弦的箭！”
龙生也不时吟诵着二三十年代的几个诗人和他自己的诗。他谈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也谈得到闻捷、公牛等，特别还痛惜闻捷的自杀（这一年春以来，文学界正盛传闻捷开煤气自杀的消息）。他也讲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与我一起登门造访我市诗人梁上泉和杨山的情况。那时，两位诗人虽然正值盛年，诗歌本应如泉涌，但却遭遇冰雪袭来，人和诗思整个儿被封冻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两位诗人对龙生和我这两个不速之客，能够随便敞露胸怀，谈论诗艺诗美吗？他们只能言不由衷地拿媒体上的流行话语来“告诫”我们一番。
对这些轶闻趣事，我作了一点补充。我们去杨山家拜访了两次：第一次他不在家，才有第二次拜访。第一次拜访时杨山的儿子来招呼我们，小小年纪的儿子请我们坐，为我们泡茶，为父亲不在而表示歉意，礼貌特周全，十分有教养，实为在那时社会环境下的少年之罕见。我和龙生对此都很感慨。我也对我熟悉的作家来了一番劲吹。我述说普希金讴歌自由，同情十二月党人而遭流放，为娇妻决斗而早死；惊叹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对俄罗斯大自然描写的美和神秘；揶揄郭沫若在五年前关于要把他的全部著作烧掉，要到工厂去沾一身油，到农村去滚一身泥的可笑可悲的言不由衷的表态。
大献则听的时候多。他那时才二十余岁，是我们四人中最小的一位。他身份是工人，心里却是知识分子。他后来进一步读了书，也在厂里当过教员。他从十几岁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继祥家的书他都淘来看，其他弄得到的书也无不一一读个够，并且还不时写下读书笔记。他当时是多读，多听，多看，学习知识，积累生活，夯实基础，为小说创作作准备。他那时已开始练笔，把小说习作留在一个个仔细装订好的小本子上。他有时也在我们的龙门阵中插入他听到的文坛大小道消息；也大谈他喜爱的西欧、俄罗斯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
我们吃着四五碟简单的小菜，饮着两三瓶低价的白酒和啤酒，就这样从上午十点多钟边吃边饮边谈边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长最惬意的盛宴。饭后，我们到大献所在车间的三氯化铁工段，洗了一个澡。龙生是回不了家了，当晚就住在我家。
从那以后几年，我们每年都要在继祥家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是我们的一次盛大节日。我们仍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理想。我们不时交流新创作的文学作品。龙生十分活跃，他经常边饮边读他新创作的诗歌。我有时也交流几首，但很少朗诵。我至今还记得龙生饮酒时朗诵诗歌的那种憨态可掬的样子。但有时他也严肃而深情地吟咏着。我记忆犹新的是他那首歌颂母校的诗的最后一句：“母校，你年青了，却老了你的儿子！”这一句诗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共鸣，令我们十分感慨，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还记得他饱含激情朗诵的那首怀念磨滩河的诗：“不管岁月的利刃在我的额头/留下多少条又深又长的沟壑，/无论命运的巨手把我抛掷到/多么遥远、偏僻、荒凉的角落，/我永远深情地怀念你呀，磨滩河！/我向你献上这深情怀念的歌！”这首诗读来如瀑布般一泻而下，又如黄河般九曲回环，令人心荡气旋，十分感人。
我们就是这样在文学的海洋里从古游到今，从中游到西，享受着文学的美味佳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丰盛的精神飨宴，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日子。
五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的多次文学聚会中，还有一次令我们难以忘怀。一想起它，我们心中就温馨流溢，情谊涌动。那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喧扰的夏日煌然离去，宁静的秋天悄然来临。那一天，天公作美，秋高气爽。继祥、龙生、大献和我，还约了天原厂的两位工人梅兴学和谭远世，他俩是大献的好朋友，也是文学爱好者。他们三位带上锅盆碗盏、煤油炉和蔬菜肉类等，而继祥、龙生和我则空着手。我们六人一起前往江北区的一个叫五一水库的景点。一路上，我们兴致勃勃，笑语声声，很快就到了五一水库。我们将携带的菜和器物扔在水边绿草地上。望着这一湾清澈的碧水和岸边青葱的草丛，秋日映照，清风徐来，涟漪泛金，树影婆娑，真令人情融气顺，心旷神怡。我们仰望蓝天，敞开胸怀，饱吸着这清新湿润的空气，禁不住对这宜人的湖光秋色抒情一番。
我们先是坐在岸边草地上，继续着每年一次或数次聚会时的老话题——文学。继祥侃侃而谈。龙生朗诵了他的近作。我也朗诵了一首爱情诗《无题》，记得前四行是：“既然迈出了第一步，/却为什么没有第二步？/既然感情的洪流把理智的闸门冲开，/却为什么不奔泻而来？”大献谈到他的小说习作。梅兴学和谭远世也加入到我们热情的海吹神侃中。
“我们下水吧！”记不清是谁提的议了。于是，继祥、龙生、兴学和远世纷纷脱掉衣服，双手作了几下扩胸运动，双脚跳动了几下，将凉丝丝的湖水往胸口浇了几下，就顺着湖边下到湖里。我十三岁在游泳池学会游泳后，只游短途，以后很少下水，这次怕游不下来，就没有下水。大献好像不会游泳，也没有下水。
四人欢快地游着。不知谁提议到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看看。但我和大献在岸上，咋办？好在湖上有很多水葫芦，于是大家把水葫芦收拢来，堆在一起，很快就把这些水葫芦扎成一个筏子，作为我们上岛的“一叶扁舟”。就这样，我们“葫芦巧渡情更深”地上了岛。在岛上，大家尽情地游玩、嬉戏，忘记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不公，完全沉浸在此时我们心中的这个世外桃源中。
玩够乐够后，我们返程了，回到了湖岸草地上。我们感觉饿了。于是，点燃煤油炉，架上锅，舀进两瓢清纯的湖水，就开始煮饭了。这时，来了一位农民，我们招呼他到我们这儿来。他愉快地接受了，与我们坐成一圈，加入到我们的龙门阵中来。他似乎觉得我们吃得有点简单，就从湖里弄了几条鱼上来。于是，一锅香喷喷的鲜美鱼汤令我们垂涎欲滴。我们十分感激这位农民朋友。我们七人边吃边聊。这位农民还给我们讲了五一水库这个地方的传说，说这里很久以前还住着九条龙哩。我们本来就觉得五一水库的名字太媚俗，这时就根据农民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把五一水库改名为九龙湖。果不然，二十多年后，五一水库地区被轰轰烈烈地开发出来，建成了重庆著名的高档社区——龙湖花园。真是沧海桑田啊，这是我们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农民离去后，我们继续天南海北地神侃仙聊，主题吗，仍然是文学。我们觥筹交错，酒酣耳热；草地上已杯盘狼藉，凌乱不堪。这时大家似乎变得有点狂放起来。看着这一湖带给我们无比快乐的秋水，望着湖底深远的蓝天白云，我不由得想起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这些大师，于是心中诗意萌动，遂提议大家唱和唱和，每人赋诗一首，并步我的韵。大家一片欢声，表示赞同。
于是，我考虑了一下韵脚，就随口吟出一首七言古风：
一湖秋水一片春，葫芦舟上友情深。
醉卧湖畔诗人梦，喜看镜天六颗星。
吟完，我补充道，我们六个人将来都要当作家，成为诗星而跃上文坛。大家一阵欢笑，频频点头。
此刻，龙生正凝神思索，很快也口占一首：
九龙湖畔秋似春，湖深不及友情深。
莫忘痛饮三锅水，无论谁作诗空星。
大家又是一阵欢声笑语，纷纷道：喝了三锅鱼汤，以后无论谁当了大诗人，都不要忘了今天在座的几位朋友，“苟富贵，勿相忘”嘛。
兴学这时兴致也很高，他微微晃动了几下头，说道，我也来一首：
九龙湖水平如镜，千年苍龙尚呻吟。
他日屈子赋“九歌”，跃出深水上青云。
他吟完诗后解释道：我们今天是吟诵湖，与“河泊”有关，我第三句中“九歌”有祭“河泊”之章，这就与湖联系起来了。大家又是一片叫好，只是兴学的诗没有按事先约好的步第一首诗的韵。
在热烈的笑谈中，继祥请大家安静，我们就屏住气听他的朗诵：
龙溪湖畔喜迎春，葫芦巧渡情更深。
今日痛饮九龙水，来年文坛升巨星。
诗一朗诵完，大家情绪更高，来年就要当文坛巨星，真是痛快痛快也！
大献和远世没有参与唱和，但与我们一起谈笑风生，春风得意，畅想着未来的作家之梦。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当下夕阳虽西沉，但未来旭日会东升。我们披着落日的余晖，揣着作家的梦想，彼此依依不舍地离去。
四五年后，我们几位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文学著作。继祥、龙生、大献和我分别在散文、散文诗、长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文学、新旧诗歌及诗歌评论（包括新旧诗歌格律研究）、文学翻译、传记文学、文学理论及评论方面辛勤耕耘，并有所成就，多次获奖。继祥、龙生和大献成为重庆文坛的佼佼者或者领军人物。除继祥退休较早外，其他三人分别为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会长和重庆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我则继续耕耘在科圃文苑，不得不一辈子作科技和文艺两栖人。但我们都圆了当年做的作家梦。只是兴学和远世三十多年来断了音讯，但想必他俩不会不事业有成。我们那一年在龙湖岸边的“醉卧湖畔诗人梦，喜看镜天六颗星”的理想应该算是实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