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悲悯的文圣，人类的良心

托尔斯泰：悲悯的文圣，人类的良心

杨开显

1910年10月28日（公历11月10日，以后均为俄历——笔者），寒气逼人的凌晨，一辆四轮马车悄悄地驶出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是82岁高龄的病愈不久的列夫•托尔斯泰，一位是他的朋友、追随者兼家庭医生马科维茨基。

庄园内，托尔斯泰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在自己的房间里感到怅然若失，心脏急烈地跳动着，是父亲让她秘密帮助他离家出走并充当他今后行踪的联络人的。父亲留下了一封信，让亚历山德拉转交给她的母亲。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家和整个庄园。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起床后感觉不对劲，急忙问小女儿“爸爸呢？”亚历山德拉告诉母亲“爸爸走了”，并把信递给她。她看着信，手发抖，脸色十分难看，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我的出走会使你伤心，我为此感到遗憾。但请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家里的处境正变得、或者说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除了其他种种原因，我不能继续生活在曾经生活过的奢侈的环境里。我现在所做的，是在我这个岁数的老年人通常所做的——离开尘世生活，在孤独、宁静中度过余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请你理解这一点。即使你得知我在什么地方也不要来找我。你的到来只能恶化你和我的处境，但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感谢你与我一起忠诚地生活了48年，并请你原谅我对不起你的一切地方，就像我诚心地原谅你有可能对不起我的地方一样。我的出走改变了你的处境，我劝你顺应这种情况，也不要对我产生恶感。如果你有什么事要通知我，请让萨莎（即亚历山德拉——笔者）转告吧，她会知道我在哪里，并把该转寄的东西转寄给我。她不会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因为她已经向我许下诺言不将我的去向告诉任何人。

索菲亚还没有看完信，就一边跑一边嚷道：“我的天哪！……他为我做了什么事啊！……永别了！”她跳进了水塘。亚历山德拉和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把她救了起来。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次尝试后才采取的行动。早在26年前的1884年6月，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就因与妻子产生矛盾而坚决地离家出走，只是他在去图拉的路上想起了妻子怀孕并将分娩，才折转回来。以后他仍因厌恶自己富裕和奢侈的生活并要与穷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而离家出走，只是因为担心孩子和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妻子而未走成。直到4天前，他还写信给一位农民朋友，希望在自己离家出走后，“在你们村子里为我找一间房子，哪怕是很小的，但要暖和的、单独的，这样我便能尽快不打搅你和你的家人。”

托尔斯泰为什么这么固执地、三番五次地要离家出走并在80多岁高龄和体弱多病的情况下而走成了呢？一场看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在这位最伟大的作家身上发生了。人们在悲痛之余，情不自禁地要追溯他的人生道路，并从中找出导致这场悲剧的答案。

这个答案恐怕还得从托尔斯泰的出身、家庭、生活、性格、思想、道德特别是世界观上来找。

托尔斯泰在1894年66岁前后写了一篇文章，谈到55年前的一件郁结在心头的往事：“记得是在父亲刚刚死后，我们这些孩子受监护期间，我们散步回来，在村子里碰到马车夫库兹马，他脸色阴沉，跟在管家安德列•伊林背后朝谷仓走去。我们当中有人问他们上哪儿去。管家回答说，他带库兹马到打谷棚去接受鞭子抽打。我记得这件令人目瞪口呆的可怕事情把我们吓愣了。当天晚上，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姑妈，她的惊诧也不亚于我们。她严厉地责备我们当时怎么不阻拦这件事并把这件事告诉她。”

在农奴制的俄国，这种贵族或地主鞭打穷人或农民的事，被统治阶级或有钱人认为是十分正常的事。但在童年托尔斯泰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令他终生难忘。托尔斯泰在这个时候（11岁左右）开始觉察到因过去年幼而未曾注意的现象：很多农民和仆人从早到晚辛勤劳动，尽心尽力地伺候主人，可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却衣衫褴褛，挨冻受饿，有时还要挨打受骂。他把农民的贫穷生活与自己家的贵族生活简单地对比了一下，觉得太不公平了。12岁那年，托尔斯泰所在的图拉省发生旱灾，很多农民和穷人饿死。托尔斯泰家卖掉一部分田产，为农民和穷人买了粮食，使他们度过了灾害期。这些事情引起了小小的托尔斯泰的思考，也引起他对农民和穷人的同情。善和爱的种子在童年的托尔斯泰心中就开始种下了。

但是，这种善和爱的种子却根植于一片污染的空气和土壤中。因此，托尔斯泰稍大一点后就不免沾染上贵族社会常见的不良道德习气。他酗酒、赌博、放荡、与茨冈女人鬼混，不务正业（不认真读书），甚至在十几岁就逛妓院。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堕落。当然他后来感到后悔，中年后表示了忏悔并严厉地批判了自己。但在当时，确实是他心灵受到周围环境的毒化的结果：“没人给我灌输过任何道德观念，绝对没有，我周围的人全是大人，悠闲地抽烟、喝酒、淫乱（主要是淫乱）、打人，还要被打的人伺候。我也做了许多坏事，我本不愿意做，只是为了模仿大人。”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写的《忏悔录》里说道：“我一心一意希望成为一个好人，但我年幼无知……每当我准备一吐衷曲，说出心中的愿望，表明自己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我总是遭到轻视和嘲笑；可是只要我自暴自弃，就受到赞扬和鼓励。虚荣心、权利欲、自私、淫念、骄傲、愤怒和报复心反而得到尊重。我如果像大人那样听任这些坏的情欲发展，我感到别人对我倒挺满意。”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从小种下的善和爱的种子在青年时代虽然也在生长，但不时遭到环境的摧残，并未开花结果。直到30余岁，托尔斯泰对美酒、佳肴、赌博、女人的嗜好仍未戒掉。他在近30岁时还干了一件荒唐事。1858年春，托尔斯泰爱上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农村少妇阿克西尼娅•巴兹金娜。但仅仅几个月，他对她的感情就淡漠了，只是偶尔旧情复发。阿克西尼娅还是回到她的丈夫的身边。但托尔斯泰与她却生了一个儿子季莫沙。这个私生子后来作了同父异母的比他小十几二十岁的弟弟的马车夫。这件事连同其他放纵行为，托尔斯泰都记在日记上了，并在结婚前把日记交给了他的未婚妻索菲亚。索菲亚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还是与托尔斯泰结了婚。可是，当阿克西尼娅与其他几个妇女到托尔斯泰家来擦地板、做清洁时，她的健康、白皙、丰满和托尔斯泰日记上那一句“我从来不曾这样爱过”的话，仍然引起索菲娅的忌妒和不快。不过，在托尔斯泰善和爱的种子逐步开花结果中，他思想观念的变化，使他认定了婚姻的神圣性，主张男人与女人结婚后就必须生死与共、白头偕老。这也是他与索菲娅产生思想分歧、矛盾激化而不离婚的原因。

托尔斯泰只读了2年半的大学，未毕业即回到祖传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这时托尔斯泰分得了1470（一说是1200）俄亩（1俄亩=1.09公顷——笔者）土地和330名农奴，多年后他又在萨马拉省置了一大笔地产。他作为前图拉省省长之孙，具有伯爵的头衔，现又成了年青的大地主。但他不安于现状。他去考法学学士学位，未成功；在村子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不久就关闭了；当了一个一级录事，是挂名的；后来去高加索参军近5年半，才干得颇有声色，而且写出了中篇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震动了俄罗斯文坛。从此，托尔斯泰步入俄国著名作家之列，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他卷帙浩繁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作品登上欧洲也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

托尔斯泰想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他在1856年11月退伍2个月后就从莫斯科出发，经过华沙、柏林到巴黎，再到日内瓦、意大利北部和其他一些城市。在旅游中，托尔斯泰的善良、爱心和正义感被激发出来。他在巴黎目睹了公开用断头机对罪犯执行死刑后，深为震惊和不安。他写信给文友鲍特金说：“我在这极端令人厌恶的谎言中，看到的只是卑鄙、龌龊和丑恶，……从今天起，我不但永远不去看行刑的场面，而且也决不在任何地方为任何政府效力。”这是他今后呼吁废除死刑的第一声。一次，托尔斯泰遇到一个英国老头，为“亚罗号事件”而同他争论。1856年10月，中国水师为捉拿海盗而登上了一艘叫“亚罗”的快艇。船主人是中国人，但他为走私方便，就雇用一个英国人当船长。英国人认为中国政府无权在英国船上抓人。于是，以此为借口，英国军舰向广州炮击，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老头为英国政府和军队的侵略罪行辩护，而托尔斯泰不同意他的看法并与他争论一场。在瑞士小城琉森时，托尔斯泰看到一个流浪歌手在一家富人们下榻的旅馆门前弹琴唱歌。半小时后，流浪歌手揭下帽子，向周围的人讨一点饭钱，但再三乞讨，那么多人竟无一人给他任何东西，甚至还有人嘲笑他。流浪歌手失望地离开了。托尔斯泰急忙追上那穷困的歌手，邀他到饭店吃美酒佳肴。可是当他请歌手就座时，饭店的阔佬们开始不让其进餐，后则纷纷离去，表示不与穷人为伍。侍者们对他俩也表示讥笑。托尔斯泰勃然大怒，把轻视穷人和只知伺候富人的奴性十足的侍者大骂了一顿。为此，托尔斯泰写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琉森》，以表示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富人的谴责。

托尔斯泰回国后，看见周围农民生活的贫困，深信农奴制是罪恶的，因而他要废除农奴制。其实，在1年多前他就深感“我与农奴的关系开始使惴惴不安”，于是就拟定了一个解放农奴的方案。其中的内容有：在一定期限里，取消劳役和其他徭役，农民每年对其所耕土地每亩只交付5卢布，期满后土地转归农民所有。现在他要完善方案并予以实施。但由于农民对地主的不信任和自己本身的愚昧以及大气候还未形成等原因，许多农民和家仆不愿解放、不要自由，当然他们对托尔斯泰有好感也是重要原因。直到3年半后的1861年2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和农奴制改革开始实施之后，农民才开始逐渐得到自由。农奴解放后，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仍未减轻，各地农民的暴动常常发生，而在托尔斯泰的庄园，这类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感受到农民和农民的孩子的愚昧和缺少文化，托尔斯泰决定恢复他40年代末曾开办过的学校。他先利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几间房子作为教室和办公室，办起了一所农民子弟学校，免费招收农民子女入学。儿童们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托尔斯泰对孩子们自己写的作文特别重视。孩子们进步快，有少数学生写的作文甚至可以拿到杂志上去发表。其中费特卡等学生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期间和长大后写的《一个兵士的妻子》和《只为了一句话》的文章被英国科林书局出版的《俄罗斯的故事》刊载。多年后，托尔斯泰自己写的《二十三个故事》，大部分都是以这些农民的孩子所写的故事为蓝本。

为了看望在国外生重病的大哥和进一步考察、研究教育，托尔斯泰于1860年7月再次出国。他见到敬爱的大哥，大哥不久就病逝了。他会见了一些外国名人和流亡英国的俄国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赫尔岑。更主要的是他接触了一些著名教育家，访问了不少学校。他还带回一个德国青年，这个青年愿意当农村学校的教师。

托尔斯泰一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就受到农民的孩子的欢迎，他们成群结队地奔向他，围住他，抚摸他的手和衣服，打量着他，生怕他又离开他们。托尔斯泰还逐步在周围的一些村子也开办了学校。他对学生们十分关爱。他不仅教他们读书，还带他们玩耍、做游戏、散步，也给他们讲故事。他几乎与孩子们形影不离，而孩子们也非常爱戴他、亲热他。如果是冬夜，他带孩子们散步和讲故事晚了，他就极有耐心和不辞辛苦地把孩子们一个个地送回家。

托尔斯泰不仅请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的学生们，还邀请邻近村子的学校的学生们与他一起做游戏。学生们最爱玩的是“攻打城堡”或“囚犯的阵地”等游戏。夏天，托尔斯泰与这些贫苦农民的孩子一起游泳、潜水，互相追逐，然后又比赛谁先跑回学校。冬天，他与这些孩子滑雪橇，享受从山上风驰电掣般滑下来的快乐。除了学习，托尔斯泰还让学生们上实验课、实践课和劳动课。他把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分给学生们，让他们种荞麦或胡萝卜以及其他品种，收获全部归学生自己。

学生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学校和托尔斯泰。他们爱校如家，有时连睡觉都在学校。对托尔斯泰更是亲如父亲。托尔斯泰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就不许孩子们叫他“大人”、“伯爵”等，同这些农民子女平等相待，孩子们也与他疯打、玩闹。就是孩子们调皮或犯了错误，他也不惩罚孩子，只是教育。他的一个学生费特卡后来回忆起与托尔斯泰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时说道：

我们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名和父名——笔者）围起来，前前后后地捉他，想要把他绊倒，

用雪球打他，并且冲进来爬到他背上，急于想把他绊倒。可是他甚至比我们还坚决，像一头壮牛，把我们驮

在他背上。过了一会儿，由于疲倦，或者常常是为了开玩笑，他倒在雪里面去了。这时我们的狂喜简直是无

法形容的！我们立刻就开始用雪把他盖起来，并且把我们自己压在上面，成了一个大堆，叫喊：堆得太小了，

堆得太小了！

托尔斯泰抛弃了地主和贵族阶级的一切偏见，把自己完全置于贫苦农民阶级之中，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他后来在1903年写给他的追随者和朋友比留科夫的信中说道：

我的生活里最光辉的时期不是得于女人的爱，而且得于人民的爱和孩子们的爱。那真是一个奇妙时期，特别是刚刚经过了一段很阴郁的时期以后。

但是，托尔斯泰仍不安和羞耻于自己的贵族老爷的身份和生活。他痛苦地回忆道：“当我17岁的时候，我穿着一套普通制服走路，却听到他们叫我‘老爷’。”他一再要求农民不要叫他“老爷”，要把他当做普通人，当做自己的朋友。他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农民，总想要为农民做一点好事。在农奴制改革以后，地主和农民之间仍接连不断地发生纠纷，沙皇政府设立调解人来解决这类纠纷。托尔斯泰被图拉省省长达拉甘任命为克拉皮文县一个区的调解人。他总是尽力维护农民的利益而忽视地主的利益。一次，一个叫阿尔秋霍娃的女地主诉告她以前的家仆逃跑了。托尔斯泰了解情况后，作了如下裁决：

我决定马尔克可以立即偕妻子到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去。我要求您满足他的以下要求：1、付给他自解放令公布之日起您非法让他工作3个半月的工资；2、您违法殴打他的妻子，应付一笔赔偿金。如果您不服我的裁决，您有权向调解法庭和省有关机关上诉。

托尔斯泰很快就引起县里的地主们的不满和仇视。他们谴责他的仲裁偏向农民，损害了地主的利益。在托尔斯泰任调解人不到1年的时间，国会就通知图拉省省长将托尔斯泰解职，解职的原因是“缘其健康”，可他当时还不到34岁，身体也好。

但是，托尔斯泰对农民和穷人的同情和关爱却一如既往，而且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思想的激变后更加强了；而对自己所处的贵族阶级及其富裕奢侈的生活感到由衷的厌恶和鄙弃。

1872—1873年在萨马拉省发生了饥荒。托尔斯泰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披露了灾区的可怕情景。为此，他对一些村子作了调查和访问。他向社会各阶层发出呼吁救济灾民。他与夫人也参加到救灾工作中，积极向社会募捐，自己也捐钱捐谷物。托尔斯泰在皇宫工作的姑母将托尔斯泰等人救灾工作的情况告诉皇后后，皇后也立即捐了款。

1891—1892年，在俄国中部几个省发生了更大的饥荒。托尔斯泰同2个女儿立即参加赈灾工作。他们办了18个施粥站，也动员有能力的人士办施粥站。他连续发表了《论饥荒》和《可怕的问题》等文章，对受灾平民寄予同情，呼吁有钱有势的人放弃特权，对灾民予以救助，同时对漠不关心饥荒的贵族老爷们给予揭露和批评。一些文章被国外媒体所转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英等国运来了粮食，送来了捐款和物品。《论饥荒》等文章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内务大臣认为这是一篇煽动革命的号召书。有御用文人鹦鹉学舌地说托尔斯泰的文章“公开宣传推翻世界一切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托尔斯泰继续他的救灾活动。他为施粥站采购粮食，给灾民分发干草和木柴。他的夫人也与他一道收集捐赠财物，往各施粥站分发食物。他的已成人的子女也参加了救济饥民的工作。在1892年春夏天捐款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赈灾工作的艰苦和宏大：他管理下的食堂有246个，就餐人数1—1.3万人；此外还有124个儿童食堂，就餐人数2—3千人。这还不包括他的孩子在其他省份组织的救灾工作。对此，托尔斯泰是怎样看待的呢？他认为，这种救济并不能使平民摆脱苦难和改变受凌辱的地位。他说，地主和商人们为灾民捐赠财物，是对自己在人民面前干坏事所进行的赎罪。他认为这也包括他自己。

1881年秋，托尔斯泰一家迁居莫斯科，在那儿住了20年。当然，20年间他也不时返回乡下。城里的贫富悬殊也使他十分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臭气、大石头建筑、奢侈、贫穷、放荡腐化。掠夺人民的恶棍们聚在一起，召集了士兵和法官，为的是保护他们的欢宴，就这样地大吃大喝。”他到一些小客栈和贫民窟访问，并抓住10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的机会，来更深入地了解莫斯科和它的人民。他在希特罗夫市场和利亚平救济院以及勒查诺夫救济院看到的贫穷、龌龊、褴褛、饥饿、寒冷令他毛骨悚然。那些从外省到莫斯科来找工作的人们衣不蔽体、忍饥挨饿、冻得发抖。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有的妇女还怀抱着因饥饿而啼哭不已的婴幼儿。工作不好找，又没有钱，他们一下子陷入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他们等到傍晚5时客栈开放后让他们进去过夜。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希望警察把他们抓进监狱或押解回乡，因为他们既无吃饭的钱，更无回家的钱。这些可怜的人彼此挤在一张张又窄又烂又脏的床上，男女混杂在一起，很多带着小孩的女人，也和陌生人睡在一起。到处是腐烂、恶臭和令人窒息的气味。更令托尔斯泰痛心不已的是：一个15岁的女孩为生活所迫作了妓女；一个30岁的洗衣妇因饥饿和劳累而死在勒查诺夫救济院。他还了解到甚至有80岁的老妇人为了一口饭还得干她力所不及的劳动，而官僚们却不闻不问。他后来参观一家水晶玻璃厂，厂内童工的繁重劳动使他震惊。他说：“10岁的女孩从夜里12点一直站着工作到白天12点。……她们都瘦骨嶙峋，十分可怜——真是无底深渊。”他还到莫斯科—喀山铁路货运站去考察。那里的搬运工人一刻不停地干36小时重体力劳动，再次使他震惊不已。

托尔斯泰目睹这些穷苦的人们，怜悯之心由然而起。他把身上带的钱分给他们，但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成千上万双渴盼救济的眼睛望着他，但他一个人的能力怎么能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呢？他后来向统治阶级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自愿停止剥削压迫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过上温饱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他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

托尔斯泰把这些可怕的悲惨的情景写进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专题文章里。与此相对地，他还写道：“在莫斯科有成千上万人过着这种生活的时候，我同数千学者大嚼煎肉排和鳇鱼，马背上垫着毡子，房间里铺着地毯，这便是犯罪行为。——不管世界上的学者们如何对我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罪行不是发生一次就完了，而是连续不断；我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仅是罪行的纵容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只要我一天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只要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也没有，我就参与了一桩不断地重复着的罪恶。”他还在另外的地方多次重复着这样的思想：“当我看到自己的或别人的客厅，看到洁净、豪华的筵席，看到马车、肥胖的车夫和马匹，看到商店、戏院和俱乐部时，我不能不感到愤怒。”

托尔斯泰从救济院和贫民窟回来后，把所见所闻讲给一个朋友听。朋友却说那是一个城市最自然的风景，还说就是在伦敦，情况还更糟。托尔斯泰听完朋友的解释怒从心起，他大声驳斥，声音还有一种痛苦的哭腔。这时，妻子出来与朋友劝托乐斯泰：他人不幸，与你无关。这一来更令托尔斯泰痛苦不堪，因为这正是他的心头之痛：穷人的苦难生活，正是包括他在内的富人的奢侈生活造成的。他说：“我过去享受的所有奢侈、所有愉快，今天都成了一种对我的折磨。”他热泪盈眶地高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

托尔斯泰确实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他只要看到自己稍有特殊，就不满，就痛苦。他妻子写信给自己的妹妹说，托尔斯泰责怪她在莫斯科“为他选择了一个这么大的房间，那里一分钟的安静也没有，那里任何一把安乐椅都能是一个农民的幸福，也就是说，一把椅子的价值22卢布，就可以买1匹马或者是1头乳牛”。而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他“住在有15房间的宅邸，享受着奴仆的侍候，他感到这种生活是可耻的”。他对家里人的富裕的生活也心里难过。一次，他在附近村子访贫问苦回来，心情抑郁。到了自己家门口，看到一辆铺着毛毯的富丽堂皇的雪橇，一个衣着考究的英俊男子正从雪橇上下来。那正是他的儿子。中餐时，桌上摆着鲜花和丰盛的美酒好菜，另有2名仆人侍候。儿子漫不经心地问道：“哪儿来的这些漂亮的玫瑰花？”母亲说：“是一位夫人托人专门从彼得堡带来的。”儿子又说：“这种名贵的玫瑰花每一朵就值1个半卢布。”然后他讲起在一次音乐会上，整个舞台都扔满了这种玫瑰，场面是何等豪华和壮观。托尔斯泰看着自己的亲人的生活，听着他们的谈话的内容，心里痛苦得抽搐起来。他无处发泄这种痛楚。后来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比较理解他的这种心情，于是他就把这种痛苦对小女儿释放出来：“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挨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却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毒害和折磨着他和孩子们：“我不能在我认为对孩子们有害的环境中去培养他们。我不能继续拥有房产和庄园。我现在生活的每一步，对我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要结束这种生活，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是我走，要么是我们改变生活方式，把财产分掉，像农民那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托尔斯泰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从自我做起，然后要求孩子们也这样做。为此，他与妻子和大多数孩子发生了思想分歧，造成了严重的冲突。他放弃伯爵称号和地位，不许农民叫他“伯爵”和“老爷”。抛弃舒适生活，吃粗茶淡饭，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不打猎，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像农民一样穿粗布衣服，干农活和体力劳动。就是在家里，他也早起，压水，运水，锯木头，劈柴，生炉子。他还到作坊去跟鞋匠学做鞋。大作家大贵族做鞋子，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于是不时有人到作坊来围观托尔斯泰做鞋子。托尔斯泰若无其事地做自己的鞋子。他穿的鞋子可以自己做了，他还为唯美主义诗人费特等一些朋友做过鞋子。他将皮鞋给费特送去，并打趣地收了6个卢布工钱。费特则开了一张“证明”，证明他向托尔斯泰订制了一双皮鞋。证明上写道“皮鞋完全合格”，从收到之日起第2天穿用。最后还写明“以上情况属实”。费特签了字，并盖上自己的印章。托尔斯泰经常与农民一起下田耕地、割草，同时也播种、收割，后来这些农活竟干得和农民一样好。他还帮助有困难的农民干活，帮他们收割庄稼、运草、盖房等。他为村里的一个多子女的寡妇阿尼西娅•科佩洛娃耕种、施肥、割草，还为她砌炉灶，修房子，盖谷仓。他还让二女儿玛丽娅来帮忙。在一次帮寡妇运草时，他被马车的拉杆碰伤了腿，伤口溃烂，发高烧，卧床不起，直到3个月后才可以起来一跛一拐地走路。托尔斯泰在田间的劳动，被经常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做客的大画家列宾画了下来，这就是那幅彪柄于世界美术史的《托尔斯泰在耕田》。

1883年4月，村子里发生了大火灾，5年后又发生了一次火灾。大火烧掉20余户人家。托尔斯泰从自己家里运来一些大桶装水灭火。他指挥大家灭火，自己也用桶提水浇火。火灾后，农民无家可归。托尔斯泰为最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房梁架，对另一些农民提供木料盖房。木料不够，他还同妻弟到自己的森林砍树木送给农民。火灾后最需要的是燕麦种。他写信给夫人，让她告诉哥哥，开一张条子到哥哥的庄园去取燕麦。当然，他还用金钱来救济火灾后的农民。托尔斯泰不仅对村子里的农民如此，也对所有穷人都十分同情。他上街或在路上遇到乞丐，就每人10个或15个戈比发给他们。而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的人很多，他都要接待。特别是来的香客，他除管他们吃喝外，还给他们3个5个卢布。后来有些人频繁地打扰托尔斯泰，并编谎话要钱，托尔斯泰就只给10个戈比加1顿热饭了。

托尔斯泰不仅自己劳动和行善，过简朴生活，善待农民，而且要求子女们也这样做。一次，托尔斯泰提醒去参加舞会的女儿：你们在总督家里穿着舞衣……骼膊和肩膀露在外面，但有毛皮大衣，有暖和的房间，当然受得了。可是年老的马车夫却在零下25℃等你们，一直等到清晨4点钟。你们至少也该对他怜悯啊！另一次，当托尔斯泰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取得学位后就选择职业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建议大儿子去给一个农民当工人。平常，他不准孩子们呼奴使婢，只能请他们帮助做事，而且要平等对待他们和尊重他们。他在田间劳动和为农民帮忙的时候，他要求子女也和他一起干。他的女儿，特别是二女儿玛丽娅，就常常为他分担一部分活路。她还帮寡妇和农民做家务——挤牛奶，纺纱，做饭，照看孩子等。正是由于这样，一位在托尔斯泰家住了20几年的仆人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从童年起就住在伯爵家中，直到现在我都爱他，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托尔斯泰为改变家人的优裕生活打算放弃财产，把田地分给农民，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生活、食物、衣着——所有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事。所有其他多余的东西：钢琴、家具、马车——卖掉，分掉。科学和艺术，只有在能同别人分享的时候才搞这些东西。对待一切人的态度，从省长到乞丐都一样。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自己和家庭的幸福——懂得幸福在于生活上要求少和为别人做好事。”托尔斯泰心地之善良，为人之厚道，人品之高尚，实难有人能与之相媲美。但他的这些主张和要求遭到他的妻子和多数孩子的反对，并引起尖锐的家庭矛盾。托尔斯泰把家人坚持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看作是堕落，但他却无法拯救他们。他为此深为苦恼。尤其是在对待一些有过错的贫苦农民问题上，妻子完全是与他对着干，他更为痛心和不能容忍。他这一边要放弃财富，放弃优裕生活；妻子那边则请来保安人员保护庄园的一草一木，坚持享受优裕生活。托尔斯泰宅心仁厚是远近闻名的，所以附近有贫苦农民潜入庄园砍伐他的树木或偷点蔬菜，结果被保安人员逮住受到惩罚，被判处监禁。托尔斯泰为此寝食难安，工作不下去，他非常反感妻子的做法。他对国家机器向来反感，那是他认为的暴力的化身。而妻子却请来他一向反对的国家机器和暴力工具——警察，使的严肃的思想受到阉割，而且也伤害了他视为兄弟的农民大众的心。

但是，家人的反对也不能使他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他觉得流浪汉的生活也比这种养尊处优的家人带给他思想痛苦的生活好。其实，他早就没有养尊处优了，他的生活已经是很清贫了，他的小卧室里，严肃冷峻的家具，一张铁床，四壁秃露无一物。他穿着平民衣服，穿着树皮鞋，像一个老农，步行或乘坐三等车，与人们打交道，包括去会见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由于穿着像农民，他也常常被当作农民对待。而他对此却安之若素。他到奥普京修道院去朝拜，因为穿的是树皮鞋，他被安排在虫子出没的肮脏客栈住宿和供流浪者的既破又脏的食堂吃饭。当一个到过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修士认出托尔斯泰后，修道院院长才对托尔斯泰施以厚礼，并把他安排到最高级的旅馆。一次，托尔斯泰的家庭教师身体不适，托尔斯泰就去帮她接放学的孩子回家。家庭教师给学校发电报，说今天由伯爵来接孩子。于是校长和教职工们都到校门口等候，以便一睹托尔斯泰的风采。托尔斯泰来到校门口后，教职工们叫他“老头，坐下来”。一会儿，家庭教师的儿子走出校门，用法语招呼伯爵，托尔斯泰也用法语回话。这把在场的教师们都惊住了，怎么一个穿羊皮衣的农民会法语呢？他们守候在校门口要见的大人物托尔斯泰原来就是牵着小孩刚刚离去的那个人啊！托尔斯泰在73岁时，因病刚好，身体衰弱，就在一个车站花园稍事休息。一个怒气冲冲的贵妇人厉声叫穿着朴素的托尔斯泰出去，说“这是高级铁路官员的花园，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闲逛的地方！”火车要开动了，一大群人来给托尔斯泰送行。这时，贵妇人跑来焦急地央求人们让她进去见托尔斯泰，为自己的粗鲁无礼向他道歉。人太多，她进不去，只得把一束鲜花递给前面的人传递给托尔斯泰，并恳求托尔斯泰原谅她。她懊悔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他就是托尔斯泰呀！”还有一次，托尔斯泰从相距200来公里的莫斯科步行回雅斯纳雅•波良纳。他满面风尘像一个农民一样在中途一个铁路车站的三等候车室休息，后又到月台上转悠。突然，一个夫人在车厢窗口叫他：“老头儿，快到妇女候车室把一个手提包给我拿来，我把它忘在那里了。”托尔斯泰把手提包拿到她面前。夫人说：“太感谢了，给你5戈比跑路费。”托尔斯泰将钱收下放入衣兜。这时，夫人旁边的乘客认出了托尔斯泰并告诉她。夫人立即惊呼道：“天啦！我做出了什么事啊！伯爵，看在上帝的面上，求您原谅我，把5戈比还给我吧！这是怎么啦，我竟把它塞给了您。我的上帝，我做出了什么事啊！”托尔斯泰却镇静地对她说：“您不该激动。您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这5戈比是我挣的，我要留下它。”列车开动了。托尔斯泰微笑着目送着那位请求他原谅的夫人。

托尔斯泰就是这样像农民一样生活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尽管有无数客人，包括工作、农民、穷人、富人、学生、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达官贵人、省长和外国名人等前来拜访他，他仍我行我素，过着普通人的简朴生活。

托尔斯泰一个人抛弃贵族生活，帮助农民和穷人，并不时向穷人施舍钱物，怎么能改变俄罗斯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苦难呢？他深知人民的穷苦生活是由贵族地主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政府造成的。他曾向统治阶级呼吁：放弃特权，停止盘剥农民，就像他一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托尔斯泰也太幼稚和过于理想化了。由此，托尔斯泰对给人民带来贫穷和苦难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产生了厌恶和仇视。当然，这种厌恶和仇视早在他的家遭到宪兵的搜查甚至更早就产生了，只是在托尔斯泰更深地了解了人民的痛苦和认识了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后而更加强了。

1862年7月，也许是托尔斯泰当调解人时触犯了地主贵族的利益，有贵族出自对他的怨恨，向当局告发他，说他家里有秘密印刷所和禁书，雅斯纳雅•波良纳学校的老师中有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仇视政府的学生。宪兵首脑多尔戈鲁科夫在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同意下，命令下属搜查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及两所学校。幸好，女仆将装有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钟声》、《北极星》和赫尔岑的照片的手提包藏到了树林的冲沟里。搜查一无所获。托尔斯泰外出回家后，非常愤怒，立即写信给任皇后侍从女官的姑母，对搜查表示强烈的愤慨，并表示，如果他当时在场，会杀死前来搜查的中校。不久，托尔斯泰向亚历山大二世写了一封要求赔偿的信。几星期后，图拉省省长给托尔斯泰转来沙皇的信，信中表示抱歉。

4年后，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驻军中发生的悲剧更是增加了托尔斯泰对政府以至法律的仇恨。在步兵团做连队文书的沙布宁因不堪忍受连长的刁难和虐待，喝酒后抽了连长一耳光，被军事法庭审判。托尔斯泰充当了沙布宁的辩护人。他辩护说：沙布宁在酒后失去自制力的情况下打了人，不应被判处重刑。但是沙布宁仍被判处了死刑。托尔斯泰立即写信给供职于皇宫的姑母，请她转呈沙皇，对沙布宁予以赦免。但他被军事法庭过重的野蛮判决气糊涂了，以至忘了写上部队番号。陆军大臣把此事搁置下来未予受理。姑母告诉他后，他立即写信去，但已迟了，驻军司令已批准执行死刑：沙布宁被枪决。沙布宁无辜的死激起了周围老百姓的激忿，他们聚集到沙布宁的坟头，点上蜡烛，捐上铜钱和土布，为他做“弥撒”。而托尔斯泰呢，则咒骂自己太笨了，辩护得太不行了。其实，托尔斯泰很快就明白了：不管他辩护得多好，沙布宁都要被判处死刑，这是极不公正的法律和法官所为。这使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法制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导致他日后对包括俄罗斯法律、宗教、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否定。这件事的影响对托尔斯泰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写下了这样的不多见的文字：“这件事对我的一生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它胜过生活中那些看来最重要的事：财产的得失，创作的成功或失败，甚至近亲至友的丧亡。”

托尔斯泰对遭政府、军警迫害和逮捕的人都给予支持、帮助和营救。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土地与自由”社执委会成员炸死。亚历山大二世是农奴的解放者。托尔斯泰认为他“是一位做了许多好事的沙皇，是一位时时刻刻希望为民造福的善良老人”，沙皇“不是被他个人的敌人，而是现存制度的敌人所杀，他们杀他，是为了他们所设想的全人类的幸福”。托尔斯泰写信给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引用《马太福音》关于“要爱你们的仇敌”的教导，请他不计杀父之仇，赦免5个谋杀者，以德报怨，慈悲为怀，并“召见他们，发给路费，安排他们移居美国”。托尔斯泰先是通过主管宗教事务的首脑巴别达诺斯采夫转呈沙皇，被退回，后者还上书沙皇“不要怜悯行刺者”。托尔斯泰只得通过其他人转到沙皇手里。沙皇不知是真是假地说道：“如果罪行是对我犯下的，我有权赦免罪犯，但是对先帝犯下的罪行，我无法赦免。”4男1女革命党人被处决了。托尔斯泰对这次死刑痛苦万分。其实，托尔斯泰的心情是他学说的3条伦理原则“勿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全人类普遍的爱”特别是第1条原则的反映。经过对这次事件的思考，他在日记中预言：“经济革命不是可能发生，而是不可能不发生。现在还没有发生，倒也奇怪。”

1887年末，一位叫诺沃谢洛夫的人被逮捕，原因是在他家里搜出一本托尔斯泰批判尼古拉一世的《棒君尼古拉》。托尔斯泰抗议说，书是他写的，责任不由诺沃谢洛夫负，坐牢应由他来坐。宪兵将军却回答他说：“伯爵，您声望太高了，我们的监狱装不下您。”后来，托尔斯泰获悉有2个信奉旧教的主教因遭俄罗斯正教会迫害而被监禁在监狱达23年之久，他于是通过图拉省副省长乌鲁索夫公爵从中斡旋将他们释放出来。1901年春，高尔基散发传单被关进监狱。托尔斯泰立即写信给内务大臣和他熟悉的奥尔登布尔格斯基亲王要求释放高尔基。1月后，高尔基被释放了。

1898年，托尔斯泰忙于支持弃绝仪式教派的活动。这个教派拒绝服兵役，否认官方教会及其教义和仪式，被教会和僧侣们视为大逆不道；这个教派关于贫富问题，关于贞洁和“不抵抗”的训诫，以及对政府和对战争的谴责，与托尔斯泰的学说很近似，故托尔斯泰将这个教派视为他所珍视的“基徒教无政府主义”。政府残酷地打压弃绝仪式教派，他们在国内难以生存。托尔斯泰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他们不少帮助。托尔斯泰出面向一些富人写信请求捐款，尽管这是他反感的；他自己要求出版商预支长篇小说《复活》的稿费。这样加上其他渠道来的资金，把受尽迫害的弃绝仪式教派的众多教徒分数批移民到了生活较为自由的加拿大（其中仅第1批是移居到塞浦路斯）。几代人过去了，这个教派教徒的后裔，仍记得托尔斯泰对他们的祖辈的同情和关爱。他们一些人还回到俄罗斯来凭吊他们祖辈的这位伟大的朋友和保护者。

1903年4月，在基希涅夫和戈麦尔两城市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暴行。消息传来，引起了知识界和优秀的贵族代表人物的极大愤慨。千百封信和电报送到托尔斯泰手里，很多犹太写信请托尔斯泰主持正义，不少有识之士也请托尔斯泰签名向市政当局抗议。托尔斯泰积极支持，并说：“我和犹太人的关系不可能是别的，而是骨肉关系。”他在抗议信中指责“这整个事件的真正罪犯，就是我们的政府，还有它那使人民麻木、成为狂热者的全体教士和那一伙强盗般的官吏”。他捐出《舞会以后》等3篇段篇小说的稿费，以资助在暴行中的罹难者。

1907年，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和秘书古谢夫被捕，因为他宣传托尔斯泰主义，而且在托尔斯泰的著作的空白处写下了一些反对沙皇的语句——这些语句是摘录的托尔斯泰的文章中的话。托尔斯泰十分气愤，他说：这是他的罪过，要抓就抓他吧。他为古谢夫的释放而奔忙。古谢夫被释放后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2年后，他又因散发被禁的托尔斯泰的作品而被捕，并被流放2年。在此前后，托尔斯泰为追随他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出版他的作品的出版家们一个个地被迫害被逮捕深感不安和痛苦。他多次向政府抗议，而且表示“罪魁祸首”是他本人，他应该去坐牢。他甚至直接去向法院声明，撤销对出版他的作品的人的判决，因为他是作品的作者，他才应该蹲监狱，以取代出版人。托尔斯泰不停地抗议、抨击专制制度，揭露监狱的黑暗，但他没有亲身感受过，他确实是真心想去坐牢。在1908年他80华诞之前，全国许多人士在谈论怎样为他祝寿，而他表示反对。但不久他却赞成祝寿的方式就是把他送进监狱。他说：“实在没有什么像把我关进监狱——关进一个真正的、好的、又臭又冷又挨饿的监狱——更使我满意或更能使我高兴的事了。”但是，当局对他是“准备加害，不敢下手”，只是仍然迫害和抓捕他的追随者而不动他，这使托尔斯泰感到万分对不起他的追随者和出版人。因为早在1892年托尔斯泰因抨击政府对大饥荒无动于衷的文章而可能被内务部长下令监禁时，沙皇下了一道圣旨：不要动托尔斯泰。沙皇说：“我不想使他成为一个殉道者，那样会把普天之下的愤怒引到我身上来。”但是，当局到底还是变换了一个手法来迫害托尔斯泰：1901年2月，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宣告把托尔斯泰革除教门。这一宣告引起一些人对他的仇恨、辱骂和威胁，如果是其他人，会遭到可怕的后果；但更多的人声援和支持他，为他举行示威游行，把支持的信件、电报、鲜花献给他，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广场上，高呼“向伟人致敬！”“托尔斯泰万岁！”玻璃厂的职工还赠送了一件礼品给他——一块刻有“伟大的、高尚的、可爱的人”等题辞的绿玻璃匾。

托尔斯泰也讲点策略，他有时对沙皇政府也软硬兼施。因为他认为暴乱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害，他有点寄希望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放下架子”，在1902年1月给沙皇写了一封信，称呼沙皇“兄弟”，告诫他“专制独裁是一种过时的统治形式……决不适合俄国人民的要求”，“可以用暴政镇压人民，但不可以用暴政治理人民”。他还要求沙皇“废除土地私有制”，“废除禁止言论自由的法令”。

当然，托尔斯泰更多的时候是对时事政治直抒胸臆，该抨击就抨击，该谴责就谴责。1908年的一天早晨，他在《罗斯报》读到一条消息，说在赫尔松“由于对地主庄园的强盗式的袭击”，20名农民被判处死刑。托尔斯泰拍案而起，强烈抗议对农民的处决。他奋笔疾书《我不能沉默》，抗议政府使用绞刑。这篇文章引起巨大轰动，在俄国和欧洲大量印刷，仅在德国就有200家刊物登载过此文。但政府再一次抡起了大棒：印刷过这篇文章的印刷厂被封，刊登过这篇文章的报刊被罚，还有编辑人员被逮捕的。但托尔斯泰的反对死刑、反对绞刑和人道主义的呼声在全世界继续传播。

托尔斯泰对世界事务也十分关心，他对欧洲、美洲、亚洲各国政府的不义行为也一样予以谴责和抗议。在上述1902年1月他给沙皇的信中，他就谴责了沙俄军队“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占领”。在此前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他针对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镇压，写了《不许杀人》一文，怒斥8国联军“在中国进行的那种不正义的、残酷的、违犯和平宗旨的大屠杀”。第2年，他读到一篇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执行“教化使命”的文章，他立即批判道：“他们在中国就是一伙强盗。当他们镇压起义时，他们同扼死抗拒的受难者的强盗完全一样。”1905年和1906年，托尔斯泰分别给中国留学生张庆桐和中国学者辜鸿铭写信，表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尊敬和表示对遭受欧洲国家侵略的中国怀有深切的同情。此外，还发现一封托尔斯泰尚未完成的谴责列强侵略中国的信件草稿，草稿说：“在你们那里，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全副武装的人目前正在犯下滔天大罪。不要相信他们：这些人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伙最可恶的、丧尽天良的强盗……”托尔斯泰对一些欧美国家侵略中国的谴责，是与他热爱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分不开的。他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著作，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写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论文，编选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其中选有他写的《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他说在世界上对他影响最深的作家和思想家中，孔子和孟子是“很大”，老子则是“巨大”。他运用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后来把它发展成为“勿以暴力抗恶”的理论，并主张用“无为”来对待一切事物。基于他对中国的情谊和信心，他预言“中国将领导着东方各民族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他在逝世前半年还念叨着：“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托尔斯泰不仅是俄国劳苦大众的朋友，也是中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朋友。他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然而，对托尔斯泰这些正义和进步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表达，他的夫人索菲亚由不理解而变为怨恨，后又发展成仇视。夫妻俩当然也是恩爱地生活了很多年，妻子也为丈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了很多贡献，并一再委屈自己。但丈夫大跨步前进了，而妻子停止不前，于是家庭悲剧产生了。托尔斯泰要放弃财产，分给农民，索菲亚不允，他只得交给妻子和子女们；他写政论作品，以批评时政，而索菲亚只希望他写小说；他平民化了，也要求子女平民化，而她仍然贵族化；他善待农民，对有损于他的贫苦农民也宽容仁慈，而她却请警察来对付希望在她的庄园捞点好处的贫苦农民；他要放弃全部版权，交给公众，而她觉得自己和子女应该继承他的版权；在家庭生活中，他多数时候是温和和忍耐的，而她多数时候是刻薄和吵闹的。

当然，当托尔斯泰的妻子是不容易的。她的上述想法和要求在常人看来也无可厚非。只是遇到托尔斯泰这样世界观转变了的圣贤，她就显得很不和拍了。托尔斯泰在社会上对邪恶势力从不让步，主张抗恶，但勿用暴力。但在家庭里，他因爱妻子和子女，却常常对他们让步，甚至三儿子像骂闯了祸的小男孩那样臭骂他，他也忍气吞声。而且，为表示对妻子的感谢——妻子充当他创作上的助手，为他笔录口述文稿，为他抄写和整理稿件等等，他将自己1881年思想激变之前包括《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最重要的作品在内的全部著作的版权，都交给了妻子。托尔斯泰对妻子还是有情有义的。但是，他要留一点空间，为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而努力。他认为用自己的作品赚钱是不道德的，是与他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他要用自己的作品使所有的人受益，而不为一己谋私利。他要说服妻子，放弃自己1881年以后出版的任何作品的版权。但妻子完全不同意。但到了1891年，他不顾妻子的反对，还是正式宣布了放弃1881年以后全部作品的版权。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出版他1881年以后的作品而勿需向他付版税。以后他又两次立下放弃版权的遗嘱，但一次不是正式的，二次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1910年7月，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合作者和好友切尔特科夫为托尔斯泰起草了一个遗嘱，把托尔斯泰的全部文字作品留给小女儿亚历山德拉。但切尔特科夫还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即把留给亚历山德拉的全部文字作品交由他审查，并出版他认为合适的部分。这就引起了托尔斯泰死后切尔特科夫与亚历山德拉和索菲亚的纷争。“十月革命”后，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被收归国有。

托尔斯泰除版权外，家产也放弃了，但他的妻子和孩子却不放弃。托尔斯泰只有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再要求他们放弃。但托尔斯泰等不到那一天了。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叫到书房，郑重地给她立了一个口头遗嘱：“如果将来我的著作的第1版还能剩下点钱，最好从你妈妈和哥哥手中将雅斯纳雅•波良纳买下来分给农民……”可见托尔斯泰的悲天悯人的博大爱心和古今罕见的崇高境界。他为了消除贫富差距的理想和“全人类普遍的爱”的理念，从自己做起，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就在托尔斯泰为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生活痛苦多年，为弃绝“有毒的环境”而“要么我走，要么是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妻子和孩子对家产的态度，对版权的态度（包括妻子半夜查看他的日记而伤了他的自尊心），以及最主要的是在临死前要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像有的人指责他“口是心非”的那样，终于使他下决心重演了曾短暂预演过的行动——离家出走，去过一种清贫但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而在他出走前两天到出走后一天，他做了最后一件事：为反对死刑写作了《有效的方法》一文。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终点画上了一个辉煌、圆满、人道的句号。

但82岁的老人哪经得起旅途的折腾，加之他心情忧虑、焦急，又不愿麻烦别人，到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享受——乘坐三等车厢，以便与工人、农民交往。他受风寒而病倒了。他只得在途中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下车了。伟大作家离家出走并患病的消息传遍全国和全世界，阿斯塔波沃车站成了全国和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各行各业的人守候在车站他的房间外面，祈祷着他早日康复，一如他80寿辰时成千上万的人祝他健康长寿一样。但是，他的病情加重。人们给他换了一张舒适的床，安排了子女和医生为他值班，他得到了应有的照顾。对此，他突然叹息道：“而农民呢？农民是怎样死的？”他临死还在想到他的舒适和农民的困苦形成的反差。

但是，马科维茨基和赶来抢救他的名医妙手不能回春。1910年11月6日，死神已向托尔斯泰招手了，而托尔斯泰稍微挣扎着停顿了一下，对守候在旁的亲人和医生说道：“世界上除了列夫•托尔斯泰，还有许多别的人，而你们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11月7日早晨6时左右，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农民和穷人的代言人和保护者、悲天悯人的文圣，俄罗斯和世界的良心，与世长辞了。托尔斯泰之死震动了整个文明世界。成千成万的人赶来为托尔斯泰送行，送行的队伍有几公里长。托尔斯泰的灵柩由他的儿子和农民们抬着。队伍前面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道：“列夫•托尔斯泰，我们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民因失去你而成为孤儿，我们将永远铭记你的恩典。”在这严寒而又宁静的早晨，成千成万的人唱着《永垂不朽》，声音格外沉雄、庄严。

按照其遗嘱，托尔斯泰被安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森林里，长眠于幽静的绿荫丛中埋着“绿棍”的地方。坟墓十分简朴，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碑文。

托尔斯泰逝世后约7年，在大气候的影响下，附近一些村子的农民前来捣毁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村的农民拿起斧子、火炉叉和干草叉迎头痛击那些来犯的农民，把他们赶了回去。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保存了下来。

而在此前的几年里，托尔斯泰的遗愿已得到实现：出版了他尚未出版过的作品，亚历山德拉把哥哥的土地买过来分给了农民，他的作品的版权也交给了人民。

作者简介：杨开显，重庆市科委信息中心研究员、重庆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还先后任高新技术产业报社副总编辑、重庆市科技志办公室总编辑、当代中国人才库大型辞书名誉主编、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等。单篇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等几十家报章杂志。在出版社出版有《电话电报移动通信实用手册》《真实的世界文豪》《海明威他们那些事》《病态与悲情》《光影•情思》《爱情诗行》《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钟摆下的歌吟——阿克梅派诗选》《你呼吸太阳，我呼吸月亮——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等书。在正式刊物发表有论文和文章《继承和变异于传统的时代变奏曲——对现代诗歌变革运动的再认识》《论今日旧体诗形式改革》等300多篇。承担并完成重大研究项目17个。获2002年直辖后重庆市首届文学奖和2015年重庆市第6届文学奖及其他省部级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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