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记忆
站立着是一座高山，躺倒着是一片大海，这就是我的父亲。
脊梁像山一样坚硬挺拔，心胸像海一样宽广辽阔，这就是我的父亲。
面对生活的重压铁骨铮铮，面对自己的亲人柔情似水，这就是我的父亲。
在父亲五个儿女中，我以为父亲对我偏爱些。父亲和母亲有一个争论一辈子的命题：厉害人是否讲理。父亲说厉害人讲理，他喜欢。五个孩子中，我比较外向，也棱角分明些，所以父亲的朋友到我家，父亲就把我叫到跟前，一脸骄傲地说，这是我老闺女，可厉害了。我想，我的自信就是父亲那时培养出来的。母亲说，厉害人不让别人说话，理可不就是他自己的了。母亲的潜台词是，父亲有时不让她说话。其实父亲对母亲极其尊重，从来没有打骂过母亲，还经常夸赞母亲，说母亲能耐、了不起，也说母亲跟他没过上好日子，要我们好好孝敬母亲。我们要是给他们二老买点什么好吃的，父亲就说，先给你妈妈吃。父亲感恩母亲为他生儿育女，和他同甘共苦，共同支撑这个家呢。
父亲比较严肃，堂姐们要来我家，先在大门口冲我摆口型：老叔在家吗？见我眉飞色舞地向她们招手，她们就燕子一般地飞进来，把我家变成鸭塘。母亲是村里唯一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长辈，又会铰好看的头型，她们都喜欢和母亲聊天，让母亲铰头。娘几个说笑得正酣，父亲从外边回来，堂姐们立刻噤声，蹑手蹑脚的溜出我家，逃也似的飞奔了。
哥哥姐姐都怕父亲，需要钱不敢直接跟父亲说，都是通过母亲。我嫌麻烦，就直接对父亲说：爸，我老师让买一本字典呢；我要买一个本。只要父亲手头方便，他就痛快地给我，还似有赞许的神色，我也因此受了鼓舞。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知道家里穷，从不乱花钱，也不想让父亲为难。一次生产队年终分红，和我同年的堂姐从二伯那里得到一元钱，我很羡慕，就对父亲说，爸，今天分钱了，二伯给了老五一元钱，我也想要。父亲从兜里掏出仅有的一分钱给了我，说咱家劳力少，口粮钱还不够呢。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对不起父亲，我戳到了他的痛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虽处于懵懂的年龄，也能分明地感到周围的歧视与敌意。一天夜里，马杖子村的村长到我家，神色郑重，他说：李书记，造反派想给你戴高帽游街，我们也糊好了高帽，他们敢动你，我们就游造反派头子的街。那几天我觉得我家的空气有些凝固，母亲小声哼着忧伤的曲调，偶尔轻轻叹气。我每天惴惴地偷窥父亲的脸色，父亲好像有所觉察，吃饭的时候就说，不用怕，我清清白白，没拿过生产队的一粒米，一棵草，一心为群众办事，从没灭过良心，谁也不能把我怎麽样。我觉得父亲非常勇敢，我想我的不怕邪恶应该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父亲的无所畏惧让我不再害怕。父亲照常的早出晚归忙大队的事情。也许造反派慑于群众的力量，没敢轻举妄动。不久，父亲被停职。父亲开始每天睡在家里，不用到大队值班。每天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我很高兴，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们了。两个月后，在村民的要求下，上级又恢复了他的大队书记的职务。
“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上八百斤。”在样板戏风行的年代，我整天尖着嗓子走里走外地唱《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一天，父亲笑着问我，你能替爸爸挑上八百斤吗？我毫不犹豫地说，能啊。父亲很高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1972年，五月十三过后，天空依然万里无云，眼看着父亲带领村民一担水一担水种出的禾苗就要干死了，父亲每天焦灼地看着晴朗的天空，焦灼地叹息。我把小伙伴召集起来，如此这般地布置祈雨任务。天刚擦黑，我们就到了二奶奶家，我负责进里屋同二奶奶拉话周旋，老五和小三姑负责在外屋偷炊帚。按习俗规定应该偷刘姓人家的炊帚，取谐音“流”，有水流下之意。但由于文革的造反派头头姓刘，两姓之间有隔阂，我们只好权变一权变。偷完炊帚我们就趁着夜色把它扔到井中，然后到老奶奶家的墙外用掏耙扒阳沟。“扒扒，扒阳沟，东扒云彩西扒雨，不出三天下大雨。”我们认真而虔诚地祷告着。第二天傍晚我们望着天边涌起的乌云正以为功，有耳报神来报，“不好了，你爸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你了，说你搞封建迷信活动，动摇广大群众抗旱的意志。”我早早地溜回家，钻进被窝装睡。父亲开完抗旱动员大会回来什么也没说。第三天拂晓，电闪雷鸣，大雨滂沱。雨一直下到傍晚。地上流着无数的小溪。“好雨，好雨。”父亲望着天连水，水连天的窗外，不住地赞叹。我一心以为是“帝感吾诚，命龙王降甘霖”。我一脸得意地望着父亲。可父亲只顾陶醉，根本没有理会我的自鸣得意。
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1976年初秋，栗子般大小的冰雹倾泻而下，父亲铁青着脸冲我喊：“快往外扔菜刀。”，我当时在父亲的吼声中虽然下意识地赶紧抓起菜刀就往外扔，但心中抗议道：你不是不迷信吗？扔菜刀是让老天爷看到下了刀子，就会收手。那场冰雹来得太迅猛了，所向皆披靡，只半个小时，村里的庄稼就被砸得片片狼藉。父亲和村民一年的心血，一年的汗水，一年的希望也全部被砸得粉碎。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点名批评我搞封建迷信是出于不得已。唉，都怪我政治上不成熟，怎么就没想到父亲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呢？
想想父亲真是硬气，戴着走资派的帽子，随时有造反派制造麻烦，还要和自然灾害斗争，还有七口之家的担子，以及处于困境经常向他求助的兄弟姐妹。他挑着这付生活得重担，不喊苦，不说累，不叫屈，不叹气。我一直欣赏父亲的沉默，他让父亲高贵。
76年底，公社成立了工业站，父亲去做站长，十几里的路，父亲要走着上班，半年后，买了一台大金鹿牌自行车。我上高中，父亲就把自行车给了我，他依旧步行上班。我大学快毕业那年，父亲托人给我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放在我家西屋的炕上，用塑料布盖着，一直到我上班。可惜我骑不到两个月就被可恨的贼人偷了，发现自行车不见了，我的嘴唇登时就起了一堆火急泡。那时我三个月的工资还买不来一台自行车，还有它被父亲“供”了半年多啊。父亲忍着心痛来安慰我。
我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学校条件艰苦。我们的校舍是部队刚刚归还的，暖气片只是一块冰冷的铁，没有一丝温暖。我穿的是单鞋，两脚都冻伤了。放寒假的第一天，父亲就领我上街买了一双北京棉，并亲手给我穿上，系好鞋带。我知道买鞋的十几元钱是从父母口中挤出来的。这双鞋一直温暖着我。从小好动，像男孩子一样野的我，锻炼出一双大脚，40号的女鞋在当时根本就买不到，父亲去天津开会，跑遍天津的鞋店给我买了一双棕色的看上去比较秀气的男式皮鞋，穿在脚上，我美得不行。
给三个儿子娶妻，打发两个女儿出嫁，父亲一直辛苦地劳作，他的腰一天天弯下去。退休后他还要在家糊风筝，以求挣点零用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而且哪家需要就出现在哪家。
90年5月，我得了急性肾盂肾炎。那年女儿才四岁。我高烧不止，先生准备送我去医院，正愁没人看孩子，父亲来了。这应该是一种心灵感应吧。父亲说家里门前树上的喜鹊这两天一直叫个不停，叫得他心烦，就记挂起他的老姑娘来。我连续八天高烧不退，先生带女儿到医院看我，我嘱咐女儿：回家姥爷问妈妈的病，你就说好多了。女儿懂事地说，我知道，姥爷这几天一直长出气呢。我知道父亲为我担心。我这一病就是半个月，多亏父亲帮我带孩子。这是父亲唯一一次住姑娘家。以往父亲都是吃一顿饭就走。我住院期间，二弟来过两趟，他着急让父亲帮他盖房子。我出院后父亲就去给二弟帮忙，一忙就是两个多月，累得腰疼病加重。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要是闹了矛盾，父亲就会在中间和稀泥，他希望他的儿女和睦。年节我们聚在他的身边，他的脸上堆满笑容。他微笑着看着我们热热闹闹地吃饭，哪个孩子吃得多，他就夸奖一番。女儿上高中三年，母亲负责给我们做饭，父亲就佝偻着腰去买菜。父母家就在我和女儿学校的附近，父亲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门口等我们放学。他逢人就说他老姑娘在重点高中教尖子班，他外孙女是尖子班的学生，学习可好了。一次吃饭时，他对他的外孙女说，你要是考上清华，那姥爷就得每天扎煞着胳膊走路了。这对女儿鼓励很大，女儿说，为了让姥爷每天扎煞着胳膊走路，我一定好好学习。
父亲对我们从没说过爱字，也从不表白他对我们的爱，但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到那如山般高耸如海般深沉的父爱。
现在父亲离开我们去了天国，这些温暖的记忆汇成父爱的温暖的溪流在我心间不断地流淌，让我感到父亲永远在我身边，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又细致入微地爱着我，让我感到幸福和温暖。
父亲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我大脑一片空白，我不能思考。我每天机械地坐在电脑前，流着泪一遍遍地唱《父亲》：“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每一句歌词都重重地锤击着我破碎的心，泪汹涌地淌，血汩汩地流。我感谢这首歌带给我的那种痛的感觉。
一直以来我不敢回忆父亲，总觉得自己破碎的心承担不起这分回忆。在我尝试着接受父亲去世这个事实后，我才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我在键盘上敲击出每一个字时，都能看到一次父亲慈爱的脸庞，慈祥的微笑，我觉得父亲就坐在我的对面，宠爱地看着我，以致我不想结束这篇文章，不想离开电脑前。
我感谢我伟大慈爱的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些温暖的记忆，他会让我一生都生活在温暖里，对生活无所畏惧。
2012年07月22日13点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