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
（2）
1972年的下半年，我们在紧张的复课中度过。
由于政策的调整，这一年的高中招生不像以往一样搞推荐或加考试，光凭出身就能进入高中学习，而是纯粹的考试分数决定录取。因而，学校对学习抓得很紧。老师们据老经验编了许多复习资料，供我们背诵之用，晚上有时我们也帮着老师刻写蜡板，油印试题，把能最先得到试题，看作是一种奖赏。一个学期下来，书籍被我们都翻得破破烂烂的，但知识的底子打得还比较扎实。到来12月统一进行招生考试，33个人考取了11个，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过了年，同同学一起去看榜，初中时被我高一级的、现在上了高中的一个熟人，高兴的告诉我，我考上了。他把我领到张帖招生榜的大墙前，指着我的名字说：“看，是不是？没哄你吧。”望着大红纸上，确确实实写着我的名字和同行的同学的名字，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逐一找寻其他同学的名子，一个一个数着，一共十一个，没错。看清了开学的日子，我和同学就回家了。
在焦急的等待了十几天后，我们几个考上高中的同学就用架子车装上自己的被褥和学习用具来校报名了。报名结束后，有两个人把架子车送回家里。
新的环境令每个人都新奇。学校建在一个小镇的东北角上，进门是一座工字房，房的前面，是一个花坛，花坛的两侧种着两簇竹子林，竹子的两边是呈八字型东西两面大墙，一进大门就能看见。学校里建筑结构也呈对称分布。西边的房屋是一年级的教室，前后共四排，从南向北，一排三个班级，从东倒西依次排列，我被分到了三班。再向西的一排是老师和学生的宿舍，前两栋住老师，接下来是女生宿舍，后是男生的，最后边是学生灶和开水房。学校东边是二年级，安排与西边大致相当。学校的最北面是操场，非常的大，有二三十亩。这就是我将要学习和生活两年的地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新的同学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打听是哪里的人？有亲戚认不认识？从哪里考来的？同学来自县里东北片的五个乡镇（原来叫公社），四十五个人。我和同村的徐姓的同学分在一个班上。其它的老师来自不同的地方。班主任姓牟，大高个，说话鼻音很重，一打听，与我的姑姑家是一个村子的，且离得很近。他教我们政治课，课文都是马列、毛主席的著作，老师只作简单的分析，大多时间都来背诵。英语老师还是个姑娘，姓古，光这姓就怪怪的，操着流利的普通话，穿戴较时兴，是西安外院毕业的大学生。化学老师姓勇，是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丈夫是西农大的老师，她性格温和，说话从来不出大声，她们都是外地来的。教语文的老师姓黄，是本县人，物理老师姓贺，据同学们说，是个只有高中文凭的青年，他却是本校一位老师的高足，是在这位老师推荐下，调到高中任教的。而推荐他的这位老师姓陈，是北师大毕业的，四川人，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下到了西部基层来，但却在全市很有名气。当时的课本是县编教材，用一种较厚的纸张印制，字迹是手写的，现在看来就是复印的东西，过去是不曾见到过的，学生们都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只有《物理》一门是省编的。就是这位陈老师参与下编写的，因而，一提起老师的名字，没有不知道的。可能也是由于出身的原因，老师在家乡找了一个对象，县上为了留住人才，就给师母安排了工作，先在一个小学，后又调到老师的身边，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有个家在武功县的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家里是地主成份，学生都传说他家里有弟兄五个，他最小。依次叫温良恭俭让，前边都冠以“毛崇”两字，按孔夫子的话语排下来，作为各人的姓名。他教书不善表达，作起数学题来，在黑板上刷刷的疾书，学生们稍不留意，思维就跟不上老师书写的速度。他没有给我们教什么，但同学对他很敬佩。其它的老师对我们都很好。体育老师是同我们一起进校的，因为我在初中时的全乡中学生运动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在初中任教，还有点印象。
我们这一级共招进了400人，分为七个班。我们一同来的，被分在六个班中，只有五班里没有熟人。大家教室与教室相挨，宿舍也在一起，一个学期下来，差不多的同学也都认识了，兴趣相同的更是熟的不得了。
学校教学有条不紊。虽然我们的前途仍是回广阔天地劳动，前几界的同学就是榜样，但每个人都相当努力，加之那阵科程少，书编的也浅些，又是统一考试招进来的，基础都很好，只要认真听讲，学起来就毫不费力，如果按时完成作业，对付考试是没有问题的，从来没有听说同学为了学习而犯愁的，
。高中的课外生活比起初中来，就很丰富。下午两节课完后，同学按各自的爱好，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有参加校文艺队的，有搞体育锻炼的，也有学习的，还有许多同学三三两两在一起，观看各种表演的。课外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学生对学校的热爱就溢于言表。那时我既热衷于打篮球，是班级篮球对的成员，只要天气允许，每天下午都不约而同的来到操场，开始了紧张的比赛。晚自习的预备铃声敲了，就匆匆忙忙用凉水洗把脸，回到教室上自习。一阵时间，我突然对创作小说来了兴趣，就试着写了一篇，内容大致是写群众与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那时的文学作品都是这个腔调，整个社会都要求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并把它作为文学作品的主旋律。作文写得很长，差不多二十几页，一个作文本的一半抄写了这篇文章。语文老师给了九十八分的高分。我的文学兴致更浓了，于是就诗歌、小说一同写，还异想天开的往外投稿。可惜石沉大海，没有丝毫消息。那时，革命故事是一种新的文学式样，各地都兴起讲故事的热潮。刚进校，学校组织了一次集会，说是讲革命故事。一位个子矮小的女同学走上台，讲了《一块银元》，故事很动人，有的女同学眼睛里泪花闪闪，会场一片肃静。这位同学讲完后，回到了我们班的队伍中，我才明白，她原来是我们班的。后来听说她讲的故事还上了省，自然很是羡慕。
兴趣点燃了我的文学梦。除了学习以外，自己将所有的精力集中进行小说的写作。记得创作了儿童小说《果园飘香》，和一位熟悉儿童文学家李凤杰的同学乘车去了县城，找李老师给予指导。那时县里对文学创作很重视，把在创作上有成就的李凤杰和徐岳从任教的学校抽调到文化馆，几乎是专门从事此项工作。李老师当时的身份还是民办教师，不几年，就给转了干部身份。徐岳则的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加上搞民俗研究的李正义，创作在全省都有影响。到了县城，我们直奔文化馆，找人打听李老师的住处。找到的人是位女的，是文化馆的舞蹈老师兼出纳。她与我的同学认识，很热情，出门去找李老师，回来后叫我们等会儿，说李老师有客人，现在送人去了。她问我们有什么事，我吞吞吐吐把小说的事说了一遍，这位女同志笑道；“不早说，李老师刚刚送走的是《宝鸡文艺》的主编，还不如叫人家看看。”过来一会儿，李凤杰老师找到这里，问我们有啥事，我们一五一十说明来意，并取出小说的底稿，给了他，他也没有看稿子，说了句，闲了再看，现在还要改稿。就拿着稿子转身走了。
回到学校，大家都打听我去见作家的事，我对同学学说了一遍李老师的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气。在那个把人神话的时代，人们对权威有着绝对的信仰和崇拜。同某人见面，说话，合影，甚至共进餐饭，都无形增加了个人的价值。因为我见到了作家，谁有这个福分？自然是自豪的理由。当时的人就是这么的可怜和可笑。
几天后，我寻思着小说的事，但听不到一点消息。于是所有的报纸和能看到的文学期刊，我都时时注意，生怕老师推荐发表了，自己还不知道呢！但结果令人灰心。老师那里没有音讯，报刊上也不见只字。
下学期，学校邀请李凤杰老师来学校搞文学讲座。他谈了自己创作中的一些感人故事，故事的原型，如何修改，当然也对学生提出了希望。我在台子底下，注意听着，有时还用笔记记。他和蔼的笑着，不断的讲着生活和小说中事，朝着学生微笑。事后我对团委的老师讲了我的稿子的事，想找李老师问问。那位老师告诉我，李老师已经走了一大会了。
第二年开过年，我们升到了二年级。教室移到了校园的东边，还是靠南的第一排。老师有了大的变化。班主任姓杨，戴个近视眼镜，一个书生的模样。说话不多，脾气好，是教我们政治的。他的名字很怪，叫子江。我便联想到南方的一条水名，心里想两者一定有某种联系，他的家乡一定是那里的，我非常肯定我的判断。但老师介绍自己时，特别强调他是土生土长的岐山人，令我很失望，让我让我在同学面前出来丑。语文老师姓齐，号向东，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人很随和，常面带笑容，好下棋，经常看到他同其他的老师博弈，口中常说；臭棋，臭棋。数学老师画圆从来不用圆规，粉笔在黑板上一转，就是一个标准圆。
过来不多时间，和我一同去县上的那个同学，突然找我，说李老师今天来过学校。我心一阵猛跳，以为是为我的稿子的事。不料，那同学说，李老师叫我们给他抄篇稿子，然后寄出去发表。还说，李老师说头疼的很，回县上要好好睡几天。我们三个字写得好的，用了两天的时间把小说抄完，那个同学按李老师的嘱咐把它寄给了《陕西文艺》。那小说的名字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不过，我后来看到发表时已不是这个题目，可能还修改了不少遍。那时江青把天津的小靳庄作群众文艺的典型，县上也在凤家庄村抓这项工作，并作为全县的榜样，李老师是被派去搞协助的。
很快，学校的形势发生了改变，一场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学校掀了起来。学生与老师开始了一场笔墨战斗。一位同学学习了鲁迅的杂文，也写了长长的二十几页的大字报，给老师提意见，比较尖锐的批评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回击。在那面八字样的墙上，老师先贴上白纸，然后端着墨汁，提笔在墙上写。这位老师教物理，爱好无线电，能摄影，画画，字也不错，是一个全才。只是家庭的原因，多次受到了冲击。但他傲岸不羁，多才多艺，非常聪明，领导也奈何不了他。接着运动在各个班级开展。记得我们班的同学给英语老师提的意见是韭菜和麦苗分不清，是资产阶级的典型。
接着学校开展学工活动，办起了修理、铸工等厂场，班里的一些同学加入了进去。记得一天晚上，铸工厂前好热闹，同学集合在一起看放花，本就没有见过，很新奇。原来是把烧红的铁水倒在铁板上，用扫帚打，溅起的铁水碰到树枝，犹如花朵开放一般，映红了半个夜空。打铁水的人，戴着草帽，一个人打几下，就迅速退了回来，另外的人接着上，好不紧张。过了几天，去铸工厂的一个同学给我说，厂里要扩大，还要人，问我去不。我当时一心要写作，看到那几个不怎么上课，怕耽误了学习，就没有答应。我们几个在学工学农时，在轻工厂学过十几天的铸工，学校招的就是这样的学生。
毕业前，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大家排着队伍，步行走到县里，再从一个小路往南，先去的是五二三厂。学校的工宣队是该厂的领导和工人，他们领着我们参观，几个车间，我看到一大卷的白纸在庞大机器的拉动下，最后成一摞一摞书的印张，等待一装钉，就成了阅读的书籍，这是多么神奇。晚上，在蔡家坡中学住宿。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同学都很兴奋，晚上来来往往的火车叫声的吵闹，直到很晚才睡着。第二天参观陕棉九厂，一进车间，机器轰鸣，一排排纱机，一排排织机，工人来回穿梭，手中忙个不停。临近毕业，学生中有各种传言，说国家要招我们去当铁路工人，去延安修铁路，有的说去干别的。至于消息从那里得到的，谁也不清楚。时间一长，便再没有人议论。
学校的运动没有结束，课仍在上着。但同学们学习没有原来那么卖力。闲暇时间，我就到语文老师那里，找他们给我修改作文，同老师一起谈论文学，也从老师那里借到了一些文革前的语文课本。特别是《文学》，从里边看了不少作品。语文老师姓徐，隔壁的一位姓李，是师生关系。与我班的教室只隔有一条马路，请教起来很方便。他们对我非常热心。时常有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我。
但没多久，考完试，毕业的时间就自然来到。毕业，意味着高中阶段学习的结束，人生做学生的机会没有多少。到了毕业的那天，学校里很乱，两年的学习生活就此终了，同学以后天隔一方，再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因而都心情乱遭遭的，女同学流着眼泪，有的抱在一起痛哭。学校用汽车把同一个地方的拉到公社，交给了主要领导。领导讲了话，大意是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之后同学也就各自回了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