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爹
小孩对大人的印象往往是表面的，也许是社会阅历少的缘故。四爹在大城市工作，每年回来一两次，见得不多，加上他的穿着老是毕挺的中山服，银白色的，老觉得是位大干部，因而肃然起敬便是很自然的事。村里的人老是拿他说事，告诉自家小孩，好好学习，就象四爹一样。农村人对城市没什么概念，总以为城市就是比农村强几万倍，不用下苦，就有吃有喝。一直到了1987年时，四爹已退休回家，我也参加了教育工作，他每天来学校看报纸，说起学习的事，四爹才讲起他一生的经历。
四爹的家庭是地主，在我们县的东北片较为出名。家里有房有地，有骡子有马，在降帐还有商业－－经营粮食生意。那时他还小，大概上小学，被他的大哥领到降帐上学，放学后，他还兼有照看铺面的任务。一天，他的小学同学的父亲来到这个小店铺，说“大哥，我准备把儿子送到西安去上学，让咱的小兄弟去做个伴。”那人是降帐街上的头面人物，产业很大，一条大街有一半是他的地盘，说话一言九鼎。大伯还嗫嚅着“我还要靠他看铺子呢。”那人不耐烦，说道“甭说了，就这么定了，又不让你花钱，我全包。”没过几天，送学生去西安，走时，两学生骑着两匹大马，那财主自己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在后面跟着，一路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到傍晚时，到了西安，四爹说，记得在一个水井旁，每人喝了一碗凉水，水很甜，是否是现在甜水井这个地方，也已不得而知。歇息的地方是“公顺和”，专门生产各种刃片，后来公私合营，但刃片在农村还流行，有很好的口碑。老板是扶风人，家里靠这位财主的照料，才免遭土匪的骚扰，两人有很深的交情。“公顺和”老板说让两个小孩先吃一点，晚上好好为他们接风。四爹说他们两各吃了一碗鸡蛋挂面，香极了。然后大人给每人一套新衣、新被，又卖了牙膏牙刷脸盆等洗漱用具。
过了几天，就这样上了省立一所小学。学习不很出力，结果那位同学的奶奶害怕饿着孙子，偷偷给了孙子一老碗大烟，那位便买掉，卖了一辆自行车，把车轴弄得很长很长，专门在街上挂女人。上了一年多，财主知道情况后，便对大伯说，他已不打算让儿子读书了，四爹的事他也管不了了。
小学上完，考上了省立二中。随着抗战的开始，学校向汉中撤退，乘船沿汉江向目的地进发。在动荡的生活里，他们完成了学业。这批学生本来是交给国民党的，但幸好在解放前，西安解放了，共产党自然接受了学校，学生们便顺理成章成了革命干部。四爹被分到干部培训学校当老师，给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知识。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他自告奋勇回到了凤翔，在一个生产队当起了队长。在农村中，他真真把自己当作一个干部，一个农民，每天早晨起得最早，打铃，招呼村民上工，参加生产劳动。一次，一个复退军人由于不满转业，说了些林副统帅的坏话，被人告到县上，结果被判了死刑。四爹感到量刑过重，就发动村民写签名状，最后判了有期徒刑，搭救了这个小伙的性命。他与村民关系处理得很好，老百姓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讲，他也主动帮老百姓办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当他要离开时，村民都恋恋不舍，恳求他留下来。
本来四爹是要回西安原单位的。在他的要求下，组织分配他到了凤翔师范，作了总务主任。我与四爹接触是在他退休以后，一次我们谈及我考大学的事，我满以为这位大学老学生会给我帮助，没有想到他告诉我说，他只是中学毕业，并不是大学生。而且长期在学校里搞行政工作。不久，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到凤翔师范主管后勤，当起了总务主任。四爹当官就不像个官样，每天到学生食堂帮大师傅烧火、下面，收收饭卷，到学校各个角落，转转停停，总是闲不住。他同学生关系很好。从闲聊中了解学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但是，四爹的英语基础很好，能看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连一般比较清高的学校老师都对他很佩服。由于有着很强的人脉关系，刚刚退休回到乡下，看望他的人很多。
一次，四爹对我谈起他经历的往事。他在凤翔师范时，一天一个同他岁数相仿的女人找他，经过交谈，是原来在西安上学时，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两校相挨，有点印象。这位女同志考上大学，毕业后在西安的一个医院里工作。不料文革中，三十多岁独身的她，硬是被造反派强行与同院的一位男同事关在一起，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不久，他们俩人被下放到了武功县原籍劳动改造。回乡后，女的做起了医生，男的参加劳动。由于从小长在城里，没有劳动经验和技能，加上天旱，收成不好，常常没有吃的粮食。女的靠医生的手艺，得到好心人家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儿子大了，要订婚，需要彩礼，没有办法就找到四爹借钱。四爹借给她钱后，还到老师灶上买了十几个蒸馍，又买了几双袜子和一丈多黑市布，送给了这位女同学。后来，落实了政策，他们一家人回到了西安。这两口子还专门看望了四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四爹为人和善，待师真诚。有一次，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的目录，有一篇评论郭沫若《李白和杜甫》的文章，作者的蒋逸雪，扬州师院的教授，恰好是他原来的语文老师。他欣喜若狂，又是写信索要期刊，又是跑了几里路去买挂面，用木箱装好，报到镇上的邮局寄东西。再以后蒋教授寄来了信和期刊，他反复拜读，还讲给人听。
四爹家庭成份肯定影响了他的升迁，但没有听他抱怨过。据说在西安读中学时，已临近解放，他劝家里把能给的地给穷人，被家里骂了一通。解放后，先教书，后搞后勤管理。而他的同学有的步入官场，有的成了教授，他没有丝毫羡慕，继续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文革中，一位要好的同学在西北农学院做教授，公开对他说，你家成份大，咱俩就不要来往了。害怕四爹的家庭出身影响自己。四爹二话没说，就断了来往。
回来八年多，四爹因病住进了医院，时间不长，就该出院了，结果护士给吃错了药，下台阶时发昏，摔了一跤，断了一条腿，又在医院住了下来。出院时回家不太方便，又回到原单位，他和四妈住在一间的老房子，好在学校书籍多，杂志报纸多，闲着时，他靠着这些度过退休时光。
四爹有四个子女，大女儿考上了陕西师大，一辈子做了中学教师，二女儿嫁了农民，三女按政策接了班，在一家商店上班，唯一的儿子仍就是农民。倒是家庭成份影响了子女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