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古音
聆听古音
1
一大早，我们便从敦煌前往嘉峪关。车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奔驰着，越往东，越向南，越来越多的绿意，便令人更为激动。农场，绿洲，城镇，从车窗和眼前飘然而过，田地里繁盛的收获景象，让我们忘记了，所有走过的荒凉。
到了嘉峪关，已是中午。城市中，绿茵茵，清翠秀丽，整齐划一的绿化树，让我们目不暇接。
那些树，枝条下坠的样子，让我看着象是柳树，也情愿它是柳树。柳树，可能是大江南北，最为普及的树种。江南的垂柳，也许是最能触动情怀的，但如果在这个地方，遥远的西部，也能见到柳树的话，那将是多么别致的一种风景。
柳树，尤其是垂柳，是古诗词中，最常见到的尤物。以至于用柳命名词牌——“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是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章台柳”的词牌来源，有个典故。唐天宝年间，韩翃妻柳氏因逢安史之乱，剪发毁形，避祸于法灵寺。肃宗收复长安后，韩翃遣人携金并写了这首“章台柳”找寻，柳氏知后，呜咽感怀，便以“杨柳枝”回赠：“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后两人历尽磨难，终得破镜重圆。
其实，韩翃对柳树，还有句足可冠居唐诗之首的名句：“春城何处不飞花”。如果从章台柳还不能识得韩翃，只要此句一出，你对韩翃，便不再陌生。
诗词与文章，是盛装感情的瓶子。如果韩翃对柳氏没有殷殷情意，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名句。
柳，是古诗词的一色颜料，没了它，再好的画工和画笔，绘出的风景，总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无柳，古诗词便少了筋骨。
柳，于古诗词，却总出现在都城繁市和江南水乡的意境中。塞外与西域，几乎与柳无缘。沙柳，或许，能够称得上柳，可坚韧有余柔情不足，难以调动古人的诗词情怀。
古诗词中，唯有这一句，还能称得上是，关于西部之柳的经典名句：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对了，那玉门关究竟在哪？
王之涣这首诗叫做《凉州词》，凉州，就是今天的武威市，武威虽在嘉峪关东面，相距还远。但按地图上的标识，玉门市，在嘉峪关的西面，如今，我们都到了嘉峪关，却没见到玉门关。
“默导”见我问起，眼皮微微一扬，反问道：你问的是哪个玉门关？我咤道：什么，还有好几个玉门关？
“默导”听我一问，倒提起许多精神，话语也比平常多了许多：历史上的玉门关，总共有三座，如果连荥阳玉门关也算在内的话，就是四座。
我又问：那平时常说的玉门关是指哪一个玉门关？“默导”轻笑了一下，道：严格的说，除了荥阳那座不算外，其它三座都算。
我感到有些惊奇，这时，“默导”低头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了过来：你看下这本甘肃旅游指南，就明白了。他吝啬语言的秉性，又再显露出来。我接了过来，心头隐隐不快：我自己看，还要你这导游干什么，真正的“默导”“木导”！
玉门关，始建于西汉武帝通西域设河西四郡之时。汉玉门关旧址，历来存有争议，但均认为在敦煌西北。一说认为，汉玉门关在现敦煌南湖乡唐寿昌城西北118公里，另有人认为，汉玉门关初建在敦煌之东，约在今玉门市赤金镇附近，因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而迁至敦煌西北。最近的考古发现，根据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和古驿道位置推定，玉门关应在敦煌小方盘城西11公里处，但却无相关的关城遗址佐证。
随唐时期的玉门关，因驿道改变，从敦煌西北向东迁移了240公里的“葫芦河”（即今疏勒河）畔。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又向东移了200公里，迁至了肃州（今酒泉）西的石关峡。公元前1036年，西夏占据河西走廊，玉门关便从史籍中消失了。而荥阳的玉门关，则是因古成皋北门名玉门而得名，但却是名不副实。
玉门关，实际上连杨柳也是没有的，王之涣诗中所谓的杨柳，不过是一首唤做《折杨柳》的曲子。玉门关，没有春风，没有春意，没有温暖，但毕竟有羌笛，有乐曲。吹奏，呜咽的鸣声，将哀怨、伤感与思念，传向四野，感动天地，山，不再静寂，人不再孤独。
除此之外，还有赏心悦目的美玉，与令人垂涎的财富。昆仑山与和阗之玉，经过关门，源源不断地由西向东流去，使它自建伊始，便有了“玉门”的称号。那些从关门进进出出，为玉而来为玉而去的商贾，让守关的将士见识了，因财富而带来的，奔波流离的凄苦，丰利暴发的狂喜。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阳关，再往西去，不但没有春风，也没了故人，恐怕连人都要罕遇了。
王维诗中虽有柳，但这柳在渭城，而非西部的阳关。但玉门关与阳关，却都因柳的渲染，而声名遐迩。
阳关，是与玉门关同期而建的关隘，位于敦煌西南七十公里的古董滩上，与玉门关相距七十公里，因位于玉门关之南，古人以北为阴南为阳，故名为阳关。汉时，两关有长城相连。宋以后，阳关遂废。至今只有烽燧犹存，阳关已被风沙掩没。
阳关，通往古西域的门户，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真正闻名于天下并垂名于青史，则是因为王维的这首诗。而自此后，也为中国音乐史上增添了一曲感人至深、广为传唱的艺术精品——《阳关三叠》。
《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阳关曲》，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是根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谱写而成，所谓三叠，即除第一句诗不叠唱外，其余的三句诗都要重叠反复咏唱三次。这首曲子在唐代就非常流行，几乎到了妇孺皆知、家户喻晓的地步，并收入到《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
历史，总有些匪夷所思的巧合。《阳关三叠》与阳关，同在宋代，一个因废弃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另一个却也很奇异突兀地失传了。到了明代弘治年间，有人又另谱成琴曲，并先后出现十几种不同的谱本。当前，最通行的谱本，是将全诗叠唱三次，歌词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遄行，遄行，长途越渡关津。历苦辛，历苦辛，历历苦辛，宜自珍，宜自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感怀，感怀，思君十二时辰。谁相因，谁相因，谁可相因，日驰神，日驰神。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旨酒，旨酒，未饮心已先醇。载驰骃，载驰骃，何日言旋轩辚，能酌几多巡！千巡有尽，寸衷难泯，无穷伤感。尺素申，尺素申，尺素频申，如相亲，如相亲。从今一别，两地相思入梦频，闻雁来宾。”
从西部回来后，我找来了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奏的《阳关三叠》细细赏听。惜别、伤感、苦盼之情，充盈于曲中，情真意切，听来不免令人生出对友人或恋人的思念之情，真有歌罢泪溅的韵味。
玉门关与阳关，之所以在古人眼里，那么的牵肠挂肚，依我看来，是因为，自此，往西，便已走出中土，进入异国他乡，故土已渐行渐远，依稀模糊，只有梦里相忆，曲中寄思。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早在敦煌时，便已与玉门关、阳关错过相逢，等到嘉峪关时，我们已远离玉门关、阳关，心中惆怅之余，唯有对玉门关、阳关神慕一番后的空自遗憾。
“默导”似乎看出我的失望，语带抚慰的道：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些废墟了，没什么看头，倒是嘉峪关还值得一看，吃了午饭，我就带你们去。
从嘉峪关市区往西走了五公里左右，一座气宇轩昂的古城池，便跃然在我眼前。
我是知道它的，我对它早是神交已久。
知道它，是因为万里长城。
很小的时候，从教科书中就知道，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
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它的终点。
“默导”纠正道：只是明长城的最西端和终点，在去敦煌路上，有好多汉长城的遗址，汉长城，可能西止玉门关和阳关，甚至止于更西的古楼兰。
又是玉门关和阳关。它不仅仅是地理疆域的分界，还是情感的分水岭，更是民族文化的醒目标识。它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所有的喧嚷与静寂，繁华与荒凉，家国与异邦，征戌与安定，相聚与别离，欢笑与伤感，风沙与馨绿，迷茫与希望，游牧与农耕，汉化与胡夷，对峙与融合，排斥与渗透，既源于此，又终于斯。
我错过了与玉门关和阳关的相逢，却没有错过，对它所厚重承载着的一切，亘古的尊崇与瞻望。
玉门关、阳关，就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梦里去想象吧，嘉峪关，我来了！
2
我一向认为，当今，只要有城墙的地方，就一定能够成为古迹。城市的现代化，几乎已经将古迹绝迹。枪炮声、轰鸣声，足已将金戈铁马湮没，重武器、大型机械完全可以将壁垒森严的城池忽略不计，轻而易举地将它夷为平地。
更何况，展现在我面前，我将踏足的是，一座完完整整、没有丁点儿残垣断壁的古城池，怎不令我这个初次触摸古代战争遗物的人怦然心动、赞叹不绝呢？
方形，是这个国度所不能或缺的历史文化元素和基调。方正的汉字，方形的棋盘，方形的城池，方形的城砖，方形的兵阵，方形的祭坛，方形的官印，哪怕就是忠臣的脸谱，也要弄个四方国字脸——那种方正刚毅的形象。
想想也是，书法、弈棋与用兵，说简单了，也就是在这方形的框架内做文章、耍心机、弄计谋。字写得好不好，成不成章法，都可以用那米字形的方楷格去校一校，棋下得高不高，都可以归结为那方格路数上的算计与较量，行军打仗的胜与负，其实也就是在那些方城方阵之间的攻守得失。
方形的古城，那些千军万马，不过就是方格中的字体，方盘中棋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大事，完全可以微缩成这方寸之间的风际风云，只是，字写不好，可以涂擦干净后再写；棋出了昏招，可以悔棋推倒重来；但用兵的一着不慎，只有血流成河、万骨成枯，那断断是不能翻悔推倒重来的。
如今，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城池，历史，只留下了一个方正的格子，那些格中的字与子，都已消失殆尽。
我，还能找到那些锈迹斑斑、沉沙的折戟，还能将它们自将磨洗认前朝吗？
站在嘉峪关城楼上，我仿佛听到，一阵幽深哀怨的古琴声，从远古之际传来，充盈耳边心间，让我的感情伤恸不已：
古今征战几人回？
恍惚间，我看到城头上坐着一位面如冠玉、髯须飘洒、羽扇纶巾的智者，镇静自若、浑若无人地在抚弹着一张古琴，城头下旌旗万簇、大兵压境，却都在这琴声中静伫聆听。一座空城，唯有这琴声慑人心魄。我知道了，屏退这雄兵百万的，并不是诸葛先生的故布疑阵而令敌彷徨，也不是司马仲达的生性多疑而踌躇不前，而是这琴声。“古今征战几人回？”，那些被冲锋陷阵弄红了眼的将士，闻声而呜咽在喉，思念起亲人，吝惜起生命，在这弹指即破的关前，打住了脚步。
“古今征战几人回？”，可究竟能有几人，参悟得透？汉武帝穷兵黩武，在开创了大汉王朝的空前繁盛之际，也造就了汉室自此之后走向没落。就连这诸葛孔明，为了完成北定中原的夙愿，不思休养生息，六出祁山，弄得国力枯竭，直接导致了蜀汉政权的訇然倒塌。
就算能够参透，战与和，岂是一厢情愿就能求得？
外城、内城、瓮城、柔远门、光化门、将军府、文昌阁、点将台、罗城、箭楼、角楼、敌楼、演武厅、校场……我们在导游的引领下，尽情地领略着历史留下的记忆。
抚摸那一块块城砖，这是一个城市的文字，读懂它，便能敲叩开一道紧锁着仓桑演变的大门；登临那一级级城阶，这是一个城市的音符，奏响它，便能弹唱出一曲尘掩千年的乐章；仰视那一座座建筑，这是一个城市的雕塑，瞻仰它，便能参悟出蕴含其中的变迁；远眺那一丘丘黄沙，这是一个城市的衬映，感受它，便能体味出卷埋入土的辛酸。
在嘉峪关古城，我听到了铿锵的金属之音。
金属，是冷兵器时代争锋较量的一个重要强弱指征。哪怕到了今天，钢铁的拥有量，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国力象征。
金属的重要，以至于用它来划分历史：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金属的硬韧与锋利，几乎可以倚此优劣程度来分出胜负。持有“锋披天下”的兵器，成了秦国平定六国所仰仗的一件法宝。正是深知金属的利害，一统天下之后，始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销锋镝，铸金人以十二”，他置信不疑，只要让反对者不能掌握金属，便可天下太平，基业永固，千秋万代。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始皇帝所信仰的金属威力无敌神话，在他死后不到二年，便被几个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泥腿子给打破了。收尽天下兵器熔毁之，却如同他苦心营造用来防御外夷入侵的万里长城，没有起到丁点的作用。
“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古人警言，震人发聩。
仁者无敌。金庸《鸳鸯刀》中，两刀合刻着的这句话——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最为简单直白，可许多帝王将相却屡屡在此犯了糊涂。再强大的国家机器，再不可一世的军事力量，如果不施仁政，宽以待民，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就算是一群懦弱之众以豆腐为刀，也能将你掀翻在地。这就是俗话说的，凡事不能逆天而行，逼急了兔子也能咬死人。
身在嘉峪关，我收声敛气，静静地去聆听，从远古深处传来的声音。
我听到了，“叮叮铛铛”刀剑戈戟发出的铁器撞击声，“梆梆咻咻”挽弓射箭发出的弦弹矢飞声，“唏唏唰唰”铠甲片摩擦发出的碎响，“滴滴托托”钉着铁掌的马蹄敲打地砖石阶的声响，队伍集结的急促脚步声，哪怕是震天的呐喊声、击鼓鸣锣声、号角声、风沙吹卷军旗声，都夹着浓浓的金属之音，甚至于城头上将士思乡的哀曲、营房中猜行酒令的喧嚣、空谈女色发出的淫语邪笑……都被金属声所包围。
这本就不属于温柔乡里的音调，与任何的温存浪漫绝缘，它只属于男儿，豪放是它的背景基调，婉约只能用来衬托悲壮的美感。它每一天都在遭遇着生死，平常得都能将眼泪淡漠。
战争，让女人走开，而征戌，却又让亲情远离。所有的伤感，似乎总走不出这方方的围城。
想不到，这军情声声催急的嘉峪关，还有戏台，更没想到，居然还有一座关帝庙。
由于在边陲长大的缘故，我对戏台没有太深的印象，初中时读鲁迅的《社戏》，也读不出太多的味来。倒是我的祖籍地，母亲出生的地方，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戏台，在破四旧时便已荒废。儿童时节随母亲回家探亲，偶尔路过会爬到高出头顶的台子上玩耍一番，戏台曾经有过的繁盛，只能靠猜测想象。
嘉峪关的这座戏台，比儿时见到的那座，要大上二三倍，可能是兵士太多，又是平时主要的娱乐场所，建得大些，才能满足需求。戏台前后都可站人观瞧，戏台两旁的大立柱上，书着一幅大大的对联。
看着这座戏台，不禁油然想起，少年时期常见不鲜的电影场院。最简陋的放映形式，就是立两根杆子，扯起张黑框白色的银幕，大人抬张板凳，小孩一屁股坐在银幕前的地上，仰起个头来专注地看得津津有味，脖子酸痛也不觉累。人满为患时，也可在银幕背后观看，只不过影像是左右相反的。
电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宣传手段。国家社会世态、伦理道德褒贬、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主要来源渠道就是电影。我想，戏台就是古代的电影，将士们在看戏得到娱乐享受的同时，宣传也理所当然地深入骨髓了，仿佛岳母刻在岳飞背上“精忠报国”四字，无法抹灭了，哪怕遭奸臣陷害，刑讯屈打之时，捋衣裸背，光彩四射，足令奸佞色变形秽。
细思之下，也就不奇怪。关羽是武圣，也就是战神，塑身立庙在此，无非是让将士们舍生忘死，英勇杀敌，为国家，为社稷，赴汤蹈火，再所不辞。而关羽又是忠义的化身，一生追随刘备兄长，矢志不移，忠贞事主，心无二志。让将士们象关羽一样，对君王要永怀忠心，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然，华容道、捉放曹，这样的剧情，绝对不允许再上演了。
戏台与关帝庙，主要还是想把将士们的精神，牢牢地禁锢在帝皇君王的城池里。
为国捐躯，守得一方疆土，朕的江山与皇位就能永固。嘉峪关里，无聊寂寞，思亲想家，那不打紧，多看看戏吧，多去瞻仰关帝爷吧。
去西部前不久，我便与一位我称为谢姐的人一道工作，双方共事了六年，合作得还算可以。前不久，她突然对我说：“你可能没注意吧？那回单位里去西北，我俩还在嘉峪关那合过影的。我也是偶翻照片，找到那张相片才想起的。”
我是记得的。那一天，在嘉峪关，游到关西城门，见有几个专门提供古装铠甲为游客照相的商贩，便有人赶上前去，问好价格，披盔束甲，在关前留影。平时只在古装戏中见过古代武将的模样，见此，怎甘落后，便找了一套盔甲披上，在那块“天下雄关”的碑前，仗剑而立，摄影商正要按动快门之时，谢姐突然说道：“等一等，我来跟你合影一张。”
她放下手提包，走了过来。同事们在旁凑趣道：“好啊，你俩这一照，就是英难美女了。”谢姐“呵呵”一笑，也凑合着大伙的逗趣，落落大方地把头微微向我这边斜靠，说道：“有我这美女陪这将军，守关一定神勇。”我也乐陶陶地将身子往她那边微斜，摄影商恰到好处地为我们留下了合影。
等拿到相片，更是看得笑出眼泪花来。我身体本就显胖，常以“肥胖之徒，简称叛徒”与人调侃，自我解嘲。这哪是英难美女的合影？我一个胖子披盔束甲，旁倚美女，分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沉醉在美女温柔乡里弄得弃关投降、贪生怕死的怯懦叛将形象，这张相片完全可以成为，追究城池失守责任，最强有力的证据。
谢姐和我说起合影事情时，不免有些动情地道：“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嘉峪关前照了一张合影，工作上又合作了六年之久。”我也被她所感染，说道：“还有更为机缘巧合的事情呢。我三弟随我母亲姓，你们不但同姓，名字是同个字辈，也只走着一字，而这一字却只有一捺之别。”谢姐分外惊喜道：“哦，这么巧啊。那算来，我们还有同宗之源了。”我接道：“是啊。算起来，你还是我的同门族姐呢。”
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的事情，或者说，人生有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将它想成机缘巧合铸就的一场相遇。有了这些机缘巧合，人生便多了许多跌宕起伏的感动与记忆。哪怕是平淡如水的同事情谊，也能让你想起，顿时眼眶湿润，心中腾然升起不枉此生的慨叹。
3
在嘉峪关西城楼，往西望去，黄沙茫茫。
我知道，在“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年代里，可能要出了阳关和玉门关，才走入了荒芜与凄凉。但到了明朝，到了嘉峪关建起之后，出了嘉峪关，如同秦汉唐宋时期出了阳关和玉门关，便走入了一个苍茫而悲情的天地。
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城池，一些邦国，已被风沙和黄土掩埋和吞没而了无痕迹，或成了白骨，或成了古卷，或成了废墟。可一条路，却随着历史的演进，反而越来越清晰、明朗和通畅了。
还是与柳有关，或者说姑且算得上与柳沾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张骞，这位使者，大汉王朝的外交家，基于一个政治联手对抗匈奴的起意，想通过出使大月氏，联合含辱受欺的大月氏，两面夹击，打败匈奴。但是，应该说，到他死时，这个初衷也未得偿。他历经二十三年，曾先后二次出使，二次被匈奴俘获，并曾在匈奴娶妻生子，却因故未能说动大月氏。作为最初的计划与联络目的，张骞是失败至极的，他没有栽活与大月氏共抗匈奴之花，可却成就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旅行家而标秉千秋；他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可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外交家。
自张骞始，中土知道了西域，知道了中亚与身毒（天竺也即印度），知道了西出阳关虽无故人，却有许多语言、服饰、相貌、习俗、行事、生活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城与邦，中国人知道了，往西去，还有更广阔的天。
张骞无意插下的，如同橄榄枝般的柳，却在蛮荒之地，发芽抽枝，处处泛出盎然的绿意。
我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大汉朝竟然出了这样二位如此风流人物？张骞，在匈奴十数载，甚至到了娶妻生子的地步，居然秉持汉节、不为所动；还有另一位，“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的苏武。
可到了今天，望眼尽是，削尖了脑袋纷纷外迁，为了改变国籍而泯灭、辱没国格的人。
或许，历史越悠久，圣贤的教化离我们越悠远，文化越深遂，品格的引领离我们越来越深不见底。
自张骞始，一条路，开始走入了历史。丝绸之路，有如其名地用丝绸作为纽带，联系着胡汉，横贯着中西。自张骞始，这条路，走来了更多的人，带来了更多的商货，更多的文化，也带来了更多的征伐，与拓土扩疆。
风沙，怎么也卷不尽向西或向东的足迹。
可有名字、真正的中国旅行家，却并不多见。除张骞外，似乎却只有玄奘、丘处机。如果可以滥竽充数，连女人和沾了边的都算上，也只有王昭君、文成公主、徐霞客，可他们或向北、或进藏，或因和亲，或为地理考察，并没真正到过西域。如果把向东入海而去的也计入，有徐福、鉴真、郑和。
更多的却是，来自胡域和西方的旅行家，达摩、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赫文斯定、斯坦因……，达摩带来佛经，成为了少林寺的始祖，《马可波罗游记》最终引诱了西方航海的疯狂冲动，利玛窦带来了基督教，汤若望带来了望远镜与洋枪——近代战争极为有用之物，赫文斯定与斯坦因先后都找到了楼兰和罗布泊，哎，那个斯坦因，不说他罢。
如果把没有到过中国的也算上，那更让我们大跌眼镜、大为光火，达伽马、库克船长、德雷克、麦哲伦、哥伦布，他们将世界地图全部展开，插上各自国家的旗帜。同时，还使得，西方的渗透和影响，在当今世界，占尽了风光和主流。
可能，万里长城，让我们油然升起虚无主义的堡垒保护与安全感，画地为牢以我为尊众皆为夷的优越感，它所圈起的圈子，让我们闭塞了视野，禁锢了思想，自我陶醉地当起了被自己所笑倒的夜郎国。
张骞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得不提且必须大书特书，上面所说到的，都是传统的陈词滥调了。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总觉得那些理由还不够强烈。直到一天，当我用手指在古西汉地图上重步他的足迹之时，苦苦探究寻找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张骞，是世界上对接古代文明的第一人。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废话么？这不就是横贯中西吗？等你听我如数家珍地把张骞到过的城邦地域一一道尽，就不会怀疑我是在故弄玄虚。
不管对究竟是有四大还是五代古代文明，当今史学界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我觉得，基本可以折衷地分为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或称尼罗河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或称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文明（或称印度河文明）、古中国文明（或称黄河文明）。
先说大汉朝的宿敌匈奴吧。张骞二次被俘，在匈奴生活长达十数年。
匈奴，这个游牧民族，据现代科学的人骨DNA分析，是古北亚人与印欧人种的混合体。想来，远古时期，一小部欧洲人放着牛羊，往东走来，不知不觉放得远了，在蒙古这一带，与当地的土著游牧民族媾和，形成一个部落，并遂渐强大。
匈奴的强大，到达了这样的程度，从春秋战国至晋朝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匈奴，中国历史就是残缺不全的。我可以这样武断地乱下个结论，“匈”与“凶”，在汉字的沿承上一定有必然联系，或者，这个民族太凶猛，而把与其类似的行径，称为凶；或者这个民族本不叫匈奴，因其太凶猛而称之为匈奴。
张骞在敌国匈奴为囚，耳熏目染，亲身感受了这个流淌着古代欧洲血液的民族的奔放与骠悍，他竭力地熟悉这个民族的文化，以使有一天能为己所用，为大汉所用。匈奴也在与张骞、苏武、霍去病、卫青、王昭君及整个大汉王朝的忽战忽和中，切身地感受了华夏民族或者说黄河文明的博大精深与坚韧不屈。
最后，匈奴的强大，到达了这样一种最鼎盛的地步。
匈奴在与汉的无数争锋中，逐渐一蹶不振，分裂成南、北二部。这北匈奴，看看在东边捞不到便宜，又放着牛羊向西边的家乡——欧洲回去。由于游牧民族不爱书书写写，没留下必要的字迹，历史在这里产生了争议。
我宁愿相信，北匈奴就是匈人。公元400年后，中国正在十六国南北朝地闹着分裂之时，带着中华文化影响向西而去的匈人，产生了一个名叫阿提拉的英雄人物，在欧亚结合部建立了一个奥克塔王朝，我们称它为匈奴帝国。这是西侵的亚洲人，第一次给欧洲人造成极度的恐慌，它比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还早600年。欧洲人被匈人折磨得苦不堪言，惊悚地称其为“上帝之鞭”，是他们做了错事，上帝以匈人为鞭来惩罚他们。阿提拉打败了曾攻入罗马城席卷一空的哥特人，逼得他们跑入西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西罗马帝国不想因此惹火烧身，被阿提拉打得只有纳贡黄金求和。452年，阿提拉在沙隆战败后一年，又再卷土重来，兵临罗马城。罗马人看看这些比哥特人还凶悍的匈人，只好请出里奥一世教皇出城，以上帝的名义让鞭子回去。
阿提拉回去后，不久去世，匈奴帝国随即分崩离析。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想重振父亲雄风，再度攻打罗马，战败而亡。自此后，匈奴与匈人便在历史上沉寂起来。直到近代，又再活泼起来。匈人与他族建起了奥匈帝国——也就是当今德国的一个时期，至今，匈牙利人仍将自己奉为匈人的后裔。
张骞让匈奴感受汉文化，并让他们将黄河文明的感染带去冲击爱琴文明或称欧洲文明。
张骞第二个到过的邦国是大宛。
大宛，这个盛产《射雕英雄传》郭靖坐骑汗血宝马的地方，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锡尔河上中游，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古老的大宛居民是塞种人。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侵时，在大宛之畔建过城堡，后来又有欧洲人在此按希腊方式建过城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
大宛，是张骞最直接体味爱琴文明的地方，也是爱琴文明的触角最先接触黄河文明的地方。张骞让汉武帝知道了，大宛，这个地方有葡萄、美酒。但最令汉武帝动心和馋涎的是，全身流淌着如血样红的汗、日行金里的汗血宝马——我有些怀疑，吕布、关羽那匹赤兔马就是汗血宝马。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为马而发动的战争开始了，一直持续到西晋，当然以汉武时期最为激烈。反正大宛打输了就送贡马，打赢了就保住宝马不至流失。这种战争，其实是东、西方军事力量的比拼，得到欧洲真传的大宛，与正宗的亚洲传人大汉帝国的较量，总是处于下锋，基本属于一打就臣服，一走就称王的状态。
当然，这也包括匈奴，只不过匈奴勉强还能和汉室打个平手，只是耗不过农耕文明持久的后备补给，最后被弄得筋疲力尽，改道西去。
张骞从大宛出来，往西而去，到了康居。
康居，位于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这个地方，已离里海不远，基本到了欧亚接合部。康居人擅长经商，他们以商人的步履四处奔忙，一定将张骞和汉室带来的东西销往了中东和欧洲。
张骞再没有往西而去，而是急转南下，到了大夏。
大夏，又称为“吐火罗”，本身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中“巴克特里亚”的汉译音，巴克特里亚其实就是雅利安人的攻乡。
雅利安人，说起来定会吓倒你，纳粹德国希特勒所自认的最优秀的主宰种族，它是史前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种族，属高加索人种也即金发碧眼的白色人种，语言为印欧语系。无论从波斯语译还是梵文语语，雅利安都有“有信仰的高尚之人”的含义。因此，雅利安人和印欧语系被视为正宗纯正的欧洲品牌。希特勒一直对同样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等非纯种雅利安人进行排挤罹害。二战，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纳粹所自认的世界上最优秀、最纯粹的主宰民族与非雅利安人种之间的较量。
大夏，虽位于今天的阿富汗附近，但雅利安人的影响却是全欧洲性的，甚至是全世界性的。
公元前二、三千年，雅利安人向西来到地中海，成为希腊人、拉丁人、日尔曼人，诞生爱琴海文明；公元前二千前，雅利安人向南进入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文明汇合，并成为波斯人的先民。公元前一千年，雅利安人再向东南进发，成为梵语支系，与早期的黄褐色文明——达罗毗荼文明（印度河文明）融合。
大夏的土著居民，源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东欧大草原的塞种人（斯基泰人）。我不知道，塞种人是不是古雅利安人的一支，与前南联盟、现塞尔维亚的塞族人有没有同宗血源关系。但在公元前九世纪，塞种人已有数支沿着黑海、地中海最远到了法国和西班牙。
古雅利安人遍地开花，远古的迁徙，促成了主要的古代文明，但在张骞到达之前，这些古文明却是自成体系，互不交融的。张骞到达了爱琴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一支根系——大夏，将黄河文明传音至彼。那时候的大夏，邦民说着印欧古语，用希腊字母书写，有经商的精明，却不善战。张骞把大夏所感受的文化带回了中土。至今，用上海方言读“大夏”，都能听出“吐火罗”的韵味。
张骞到了大夏，也到了他外交的目的地——大月氏。
说起大月氏人，也是雅利安人的分支，那支进入两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改称为古提人，曾占领巴比伦后又被苏美尔人驱逐得销声匿迹。据考证，古提人曾东迁翻过葱岭来到柴达木盆地，并一度进入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汉初，月氏人被匈奴灭国，一支进入青海湟水地带的羌族吐蕃族领地，定居下来称为小月氏。月氏主力只能西逃。
张骞出使之时，大月氏已逃至大夏之境，并将大夏人西遂，与之东西为邻。大月氏占据大夏之地，游牧民族，家国的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富饶的土地，肥美的牧草，更让他们对匈奴已生不出家仇国恨，而且，他们离大汉朝已越来越远了，远火解不了近急，倘若联汉引得匈奴愤恨西侵，根本无法倚靠汉室解困——哪怕用上围魏救赵的老套路也不能让匈奴眨下眼皮。这直接导致了张骞的外交失败。张骞在大月氏磨破嘴皮地游说了一年多，毫无效果，只能鸣金收兵，打道回府。
但此行，他的收获还不至于此。他知道了，大夏之西，还有安息（波斯）、条支（大食），月支往南还有乌孙、身毒（印度）。
他对身毒的了解，诱发了二个事件的发生：茶马古道的开辟和玄奘西行。
他在大夏时，看到有人在卖丝绸、邛竹杖和蜀锦，感到惊讶万分，汉室到大夏中间隔着匈奴、大宛诸邦，战火绵延，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多途才来到的，可以想象，根本没有商人能从这条路贩运商货，更何况是南距汉都长安二千多里的蜀中特产。一问，大夏商人告诉他，这是从身毒国买来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身毒国究竟是从哪得来的蜀货。最后，他推断，蜀中到身毒，应该有条近路。
于是，回到长安后，他立马请求汉武帝遣使向西南寻路。公元122年，四路使者分别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进发，最远的到达了乘象而战的古滇国，但都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而返回。
古滇国的君主，知道了往北还有个汉朝。于是，马帮驼着茶叶北上。茶马古道，始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由北而上，经大理、迪庆而至西藏、青海，或由西昌、攀枝花而至成都，再北上西安，进入中原地区。
为了寻找身毒，张骞又有心栽花而无心插柳，却成就了另一条贸易通道——茶马古道。
张骞未了的心愿，又成就了玄奘西行。为了寻找张骞所说的身毒（天竺），玄奘只身一人历尽艰险来到了天竺，取经而回。当然，此时的唐朝，早已将天竺的佛经传诵了五六百年，但所流传的佛经，都是些水货，玄奘是将正版原产的佛经带回到了东土。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只到了乌孙。乌孙是月氏的仇宿，匈奴的盟友。乌孙本与月氏同在南疆、祁连山敦煌一线游牧，乌孙王被月氏所杀，匈奴收养了乌孙王子并为其复仇，驱遂了月氏。乌孙自此后便流转到帕米尔高原、伊犁河一线逐渐坐大。张骞此行的目的，是劝说乌孙弃匈奴友汉室。犹如服了一味中药，张骞的乌孙之行，起初看似殊无效果，却在他逝后数十年中，收到了神效，乌孙终于远匈奴而亲汉室，与汉朝成了亲家。
乌孙之行，让张骞意外地知道，在丝绸之路之前，还有一条玉石之路，和阗和昆仑山的美玉，经此再到之后建起的阳关、玉门关，流入中土。这也算是他的有心栽花无意插柳。
古代中国，有四大贸易通道，有三条和张骞能够扯上关系：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另一条由海上而去的陶瓷之路，与他无关，因为那时舟楫还不具备出海远航的技术。但这已足够，让张骞在历史上难以磨灭。
站在嘉峪关前，我思念在这古道中征战的将士、远去的商贾、不朽的张骞，以及他们独守空帏的家人。
一支幽深的古曲，从遥远的空旷中传了过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4
从嘉峪关出来，我们到了悬壁长城。望着那从险峻的山脊蜿蜒而去的长城，我知道，顺着长城而行，遥远的东边，那一头，是八达岭、山海关。
可我的思绪，却朝着相反的方向，仍然往那西边，沿着那条丝绸之路，而去。
在悬壁长城下的小商摊上，我买了一只褐黄色的骆驼。我希望，自己永远做位行者，骑着与手中这只一般模样的骆驼，在那浩瀚的沙海中，不知疲倦的航行。
那一日，在吐鲁番，还没去葡萄沟之前，那位导游小姐领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高昌古城。导游小姐说，它还有一座姐妹城——交河故城，离此十多公里。说起来，交河故城的名气更能要更大些，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二千年最为完整的都市遗迹，因河水绕城分流而下，故名交河。但依我们导游看，高昌古城比交河故城建筑得更气度非凡，如果你不信，就听我引用一位考古学家的话来佐证吧：“如果想知道盛唐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就来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吧，它就是唐时长安远在西域的翻版”。由于旅程安排关系，交河故城没在日程之中，就不去了，就算去了，和高昌古城一般，看了一处，另一处就没什么看头了。
我们下了车，走了百来米的土路，走入了一座倍感仓桑的古城。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象在哪见过古城。对了，这不是云南元谋土城么？真像！只不过，那是自然生成的景观，这是人类能工巧匠的杰作而被风沙自然侵蚀后的遗迹。
在沙土垒起的城陌街巷中穿行，往昔的繁华历历在目，而今，除了游人还能给它带来些喧嚣与热闹，它便沉寂在岁月的流逝之中。
残垣断壁，有时更能牵起对那个时代的追思与猜测，因为残缺，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断想历史。
看到那座高高的建筑了吗？那是讲经塔，传说当年玄奘西行，来到高昌，与高昌王相谈相欢而相见恨晚，最后结为异姓兄弟。高昌王留玄奘在塔中布道讲经七天，高昌子民蜂拥而至，络绎不绝，一时传为佳话。
怎么《西游记》里，没有高昌国？导游小姐忍不住“卟哧”笑出声来：我本来是卖个关子，果不其然，就有人按捺不住了。高昌国就是车师国。车师国，《西游记》有吧？我正准备摇头，突然灵光一现，车师国莫非就是车迟国？导游小姐既没肯定也没否定：是不是，由你们自己去揣度吧。
“师”与“迟”本来就近乎谐音，译音造成的字异极为平常，按照西行的路线和故事章节顺序，车迟国应当就是这里。更何况，玄奘在塔中讲经，与书中筑坛与妖师斗法，何其相似也！
高昌古城，建于公元一世纪，废弃于十三世纪的战乱，持续一千多年。尽管它已呈衰败之象，毕竟今天还能一睹到它当年的风姿。
可在西域，在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上，更多的是，被掩没了的城邦和地名，甚至于有些地名，只出现在史籍中，它究竟在哪，今天，只能凭记载和考古在地图上大致划个圈圈。
我知道，往吐鲁番往东百余里，至今还有个地方，叫做鄯善。而从高昌古城往南三百公里，有个地方叫做楼兰，与其说是遗迹，不如说一片狼藉，它经沉睡了千年，发现与发掘，让它重现天日。
打开地理书，它会告诉你，博斯腾湖，是新疆第一大湖。但是，如果，历史再往前退上几百年，地理书的这种记载，就是错误的。罗布泊，是新疆第一大湖。
楼兰古国，曾经屹立在这罗布泊湖畔。
楼兰，一度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在诗词里，还能见到它的痕迹。
王昌龄慷慨激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孟郊怒发冲冠：“拟脍楼兰肉，蓄怒时未扬”，李白意气风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壮志未酬：“属国当何晚，楼兰斩未还”，文天祥豪情满怀：“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陈毅闻胜则喜：“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在所有的诗句里，楼兰其实等同于敌寇。难怪汉武帝初征楼兰，有意无意或是特意地挑选了一位名叫赵破虏的将军，反正图个好的彩头，总是好事。
我倒觉得，楼兰，从始至终，都给我一种可怜凄惨的感觉。这个小国，在强大的汉室与匈奴之间，只能夹缝里求生存。他想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
可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角逐与军事较量，岂能容你一个小国在两大势力之间玩弄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把戏？
汉朝与匈奴，这两个死敌，对楼兰小国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楼兰，你必须表明立场，要么依匈，要么附汉，二者只能选其一，不能全选，“和稀泥”！
选择题，总有勾错答案的时候。结果，赵破虏来了。楼兰，对于汉朝来说，不过是锋利刀口上的一块豆腐，连招架能力都没有。大军兵临城下时，楼兰求饶了，给大汉送去个王子为质，表明态度。兵退之后，不免又犯愁起来：如果匈奴来问罪，怎么办，这也是惹不起的主，还得给匈奴送去个王子为质。总算求得个圆满了。
可还没等笑出声来，麻烦又来了，匈奴非要在楼兰境内驻军，这敢反对吗？不反对就是背汉，立马就招来汉军二次登门兴师问罪，没办法，楼兰王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出城谢罪，好说歹说，才求得原宥。
楼兰王在这种“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的处境中，活得很累，很郁闷，短命那是自然的事。
楼兰王一死，按理应由在长安为质的王子继位。这位王子深刻地体味到父亲的辛酸，名为王实与傀儡无异，还不如在长安城做个平民舒服。任汉使怎么劝，就是要留在长安，打死也不回去继位。只得另在楼兰立个王子为王。
长安的楼兰王子果然有先见之明，当楼兰王都难逃郁积气死的定数，新继位的王子没几天，因想念父亲便去陪他作伴去了。
匈奴乘隙将自己培养的王子送回楼兰。哪还得了，汉兵沿途层层堵截，也没能制止。这王子深受匈奴教化，毫不犹豫地在选题上勾上匈奴，这反倒使他多活了好几年。
可他的立场鲜明，总让汉室不快。最为着恼的是，他还在白龙堆这个咽喉之处扼断汉使西向的路。于是，汉朝派出平乐监介子傅作为刺客，刺杀了楼兰王。
想来想去，只有让那位长安的王子回去做王。可他硬是不去，这回肯定是威逼了，不回去，就在长安问斩，王子只得应命。他同意了，什么都好办，送了个美女给他完婚。这位王子，当初为了不回楼兰，连自己受过宫刑不能传宗接代的理由都用上了，这回被逼着回去，见有美女相赠，爽快地答应了。至于真受过宫刑还是假辞，受过宫刑后领着美女回去会如何生活，那是宫廷秘史，不是我辈关心的事了。
当然，他还是有些战战兢兢，非要汉室给他加派个增强近卫军保护，才肯回国。这点小事，焉能不同意？
自此后，不知什么原因，楼兰国倒也图得几年安宁。
从这里，我倒相信，他宫刑是真的。在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只有没鸡鸡了，才能求得安稳。
楼兰从此改国名鄯善，把都城迁到今天若羌县附近的扜泥城。因此，楼兰和鄯善，在古代，其实是同一国。
这还不算什么，楼兰，还可怜凄惨到，它是怎么消失的，神秘得无人知道。想想也是，象他那么弱小，天天胆战心惊地混迹江湖，消失是种必然。
最多的猜测是，楼兰的消失，是缘于气候的恶劣，干旱缺水，供给的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飘移。一句话，严重脱水，使楼兰古城无法生存下来。
最为沉重的是，楼兰曾颁布过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我为此感到，无语凝噎。
楼兰的可怜凄惨，还在于，这座消失了的“沙漠中的庞贝”中国古城，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发掘，让它重见天日的，而是赫文斯定等一干外国人。这不仅仅是可怜，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是故，我说，中国近现代缺乏张骞、玄奘那样的旅行家和探险家。难道，要如楼兰王那样活得没鸡鸡，日子才过得安稳？
此言一出，我的脸上，立刻被人狠狠地掴了一个耳光，吓得我慌忙把“近现代”的“现”字擦去。
沙漠，好多东西都是变幻的，比如风沙，甚至包括湖泊。
罗布泊，源自蒙古语“罗布淖尔”，意为多水汇入之湖。最早见于古籍《山海经》中，称之为“幼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黄河之源。据记载，罗布泊水面最大面积曾经达到5350平方公里，现有人根据考古推测，罗布泊最大时面积曾达到两万平方公里。
曾有人认为，罗布泊，始终处在漂移状态之中，总在北纬39°-41°之间徘徊。但罗布泊湖面面积因气候变迁忽大忽小，并在历史上一度干涸，却是不争的事实。1921年，罗布泊因塔里木河改道有水注入，水面达2000-3000平方公里，1972年，罗布泊缩小为450平方公里的水域，并彻底干涸。罗布泊的神秘与恐怖，却是无人持有异议的。
罗布泊干涸之后，据美国宇宙卫星摄影资料显示，罗布泊湖盆酷似一只硕大的人耳，耳轮、耳孔、耳垂轮廓明显，清晰如真。
这只人耳，又象是个漩涡，将许多涉足者卷得无影无踪，留下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和谜团，这也使它有了另个名号——亚洲“魔鬼三角区”。
自赫文斯定之后，罗布泊吸引着无数考古学家、旅行家和探险者。这其中，就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这就是我慌忙删去“现”字的原因。
罗布泊的凶险，让他们中间不泛死难者。彭加木和余纯顺就是其中的二位。
1980年6月17日——那一年，我刚刚满10周岁，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请注意，只能用“失踪”来结语彭加木，因为他音讯杳无后，国家出动了飞机、军队、警犬进行地毯式搜寻，却一无所获，27年之后，找到一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但经一波三折的DNA鉴定，却不是彭加木。
又是一个6月，余纯顺来了，却永远的去了。这回倒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死时，头部朝向他的家乡上海，他遇难的地点，与彭加木初始走失的地点，相距160公里，遇难的时间，与彭加木走失的时间，相隔16周年。
余纯顺本是个想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自学考上大学后却无人赏识、不被人所用，而妻子又与他离了婚。这个经历，足于使他看淡人世间虚浮如幻的一切，选择旅行和探险，放情于山水之间。
徒步走过罗布泊，遇难，纯属意外，哪怕余纯顺本人，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局。他在出行前，已经为自己，想好了胜利感言的腹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是徒步走遍西藏的第一人，登临过珠峰。可这回，他没那个名叫赫文斯定的老外幸运，那个老外，饥渴得快尽断气之时，还能遇上几个当地少数民族搭救。余纯顺遇难的地方，遇罗布泊湖心土路仅50米，沿这条路再往西走3公里，就是他一周前预留好给养的接济营地！这就是他，错过生还的距离！
有人为余纯顺不值，认为他为声名所累，最终葬送了性命。
我不这样看，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旅行探险殉道者。余纯顺是勇士，真的勇士，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难道我们，要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那些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用镐铲在始皇陵前使劲地刨啊刨，然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声说道：中国的东西，外国发现！，才会肃然动容么？！
楼兰，罗布泊，我没去过，但我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涉足到那片地域。
还有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轮台，它在今天新疆博斯腾湖畔库尔勒市西向百余里处。这个小地名，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出名，是因为它是汉武帝忏悔的牧师和教堂。
轮台，汉武帝也没去过。公元前89年，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戌兵以防匈奴，被一向穷兵默武的汉武帝一反常态地予以否决，他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罪己诏——轮台罪已诏：
“朕之不明”、“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秦皇与汉武，区别可能就在这里，而始皇帝之后，秦两年而亡，汉武帝之后，还有百多年的风光，区别可能也在这里。
古今征战几人回？
我再次听到了这支闪烁古今、震慑心魂的古曲。
这是丝竹之音，它哀婉如泣，远没有那些金属之音抑扬顿挫，但却有种柔能克刚、无法抵挡的清翠锐耳，让那些君王将相仿佛吃了散骨剂一般，柔弱无力地放下了兵符和兵器。
5
从悬壁长城归来，吃罢饭，“默导”说，等会我送你们去火车站，你们今晚就能到兰州，到那自有导游会来接，我所负责的这一段旅程，就算结束了。
他似乎看出，我们对他暗怀许多意见，又有些歉然地说道：甘肃的风景，主要靠自己默默去感受，再多的讲解也是费话。
大伙不想和他计较些费话，只顾忙着拿行李，盼望早点上车去兰州。
到了兰州，来接我们的是位女导。说实在的，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容貌和语言了。只记得，大家入住宾馆之后，从高楼的窗户往外望去，兰州有那种一别数日的繁华。
兰州，在我的印象中，是地理课必须牢记的地名，我国版图的地理几何中心。记得高中时，地理老师怕我们理解不了几何中心，便如此说道：几何中心，就是说，你把中国这只大公鸡版图剪下来，随便用线提系住大公鸡轮廓边上的一个点，这点与地心的连线，必然经过兰州。我不知道，几何中心与重心有何区别，但我想，在一个可以不考虑是否均重的平面版图上，兰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地理重心。
老师还让我们必须记住，兰州是我国唯一一个四条铁路交汇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四条铁路是陇海线、包兰线、兰新线、兰青线。
我还知道，兰州是国道213线的起点，终点，就是我的家乡。
依稀记得是导游说的，兰州还是我们国家时间的基准校验点，本来国家授时中心是要建在兰州的，但考虑到兰州地震多发，改建在了陕西临潼，但仍是以兰州作为基准校验点的，时间较验是用原子钟来完成的，几百亿年误差才会相差1秒。这就是说，北京时间其实并不是纯正的北京当地时间，而是兰州时间，当北京时间整点敲响的时候，只有与兰州同经线的地方才是标准整点，这条经线东侧包括北京都要早于整点，这条经线西侧都要晚于整点。
就在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后的第三年（公元前86年），兰州始置县制，因在筑城时挖到金子，初称金城，又因城南有皋兰山，隋后改称兰州。
在兰州的行程只有半天，一个早上。导游领我们先登上了白塔山，一览兰州全景。白塔山，其实就是因山上有座建于明代景泰年间的白塔而闻名。在白塔下的慈恩寺，登高揽胜，凭栏远眺，兰州城尽收眼底，黄河水从山下城间穿流而过，一时间，心潮澎湃，不能一一尽书。
下了白塔山，导游领我们瞻仰了“黄河母亲”雕像。“黄河母亲”雕像是甘肃省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的作品，曾获得全国首届城市雕塑优秀奖，并被我国第一套“母亲节”纪念章图案所采用，香港、澳门回归之时，其雕塑形象都被作为国宝级素材选用。
之后，便是黄河漂流，坐在橡皮艇上顺河而下，尽情地享受母亲河泛舟的暇意。
也许是一种巧合的安排，我们如行者一般，从遥远的西域走来，最后融入黄河母亲的怀抱。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近距离接触和感受黄河。因为这是黄河上游，河水并不是很黄蚀，伸手戏水，还能感受冰峰雪水的寒冷。听说到了下游，河水已经不能称为水，只能说是泥浆。
放眼望去，波涛滚滚，我还是能品味到“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还”的那种气势。
可能，这就是黄河文明所蕴含的那种博大精深：上善如水，厚德载物，百川汇流，有容乃大；哪怕泥沙杂流，也难以阻断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向东入海。
至此，便结束了我们西部之行的所有行程。
据说，兰州的机场，是除了拉萨之外离市区最远的机场，要走七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西部人改造恶劣环境的坚韧不拨：路两旁几十公里的山上，栽满了树苗，山间如网状地遍布着人工灌溉的水管，工程之浩大与艰辛，足可以想象。
飞机起飞了，从机窗上往西面望去，西部已渐行渐远渐模糊。蓦然感到：“默导”说得极是贴切，西部，确实不用详细讲解，而由我们去默默感受；西部，就象这“默导”，看似粗拙，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内涵，足让你一生去感悟、去品味、去聆听，去痴醉如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