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碑千年祭
誓碑千年祭
一次与文友闲聊，他说，网络上有一个有意思的测验：我们必须回到古代去的话，是到唐朝还是去宋代。他问我：你喜欢去哪？我说：锦绣华丽的李唐，风情万种的赵宋，两个时代都是不错的去处。真正要我选择，当然还是大唐。贞观之治、开元之治铸造起来的一个大唐盛世，不仅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文友却说：和你不一样，我倒是愿意选择宋朝，理由嘛，经济发达，文化环境宽松，而且文人待遇也高。
当然，今天的我们谁也去不了唐朝回不了宋代。不过，这表达了人们对历史某个时期的一种情结。诚然，大唐是辉煌的，但历代文人对于宋代文化环境和文人处境的称道，其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我曾经去过古称“东京汴梁”的开封，寻踪宋朝的遗迹，那里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那印象当然来自宋朝。前几年，读过夏坚勇先生《遥祭赵家城》的文章，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文章中对宋朝的一番诠释，又使我产生了对此写点东西的冲动。
既然说起宋代的文化和文人，当然不能不说宋太祖的“太庙誓碑”。这个“誓碑”是我去河南开封游历时要寻踪的目标之一，当然没有见得到。现在的开封已经不是当年的东京汴梁，千年的变迁，那个繁华盖世的东京汴梁都城早已封存在十几米的地下，只有一个龙庭因为地势高，还在向世人昭示着这个王朝的辉煌。太庙的誓碑没有找到，但它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据史书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密镌一石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得严严实实，门的钥匙严格保管，任何人不准进。太祖命令：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才可以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太监跟随，其余大臣随从皆远立庭外的台阶下面，不能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而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虔诚地拜读，并且从来也没向任何人泄露过誓碑的内容，所以历代群臣及近侍都不知誓碑上记载何事，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太祖留给后世的宝贵政治遗产应该是治国纲领了。直到靖康之变，金国的军队攻下了东京汴梁城，把徽宗、钦宗两位皇帝俘虏了，还将朝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于是，太庙之门洞开，誓碑大白于天下，人们方才看到了这个碑和碑的全部内容。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誓碑”有三条内容：一是善待柴氏子孙，二是不能杀文人，三是如果不遵守上两条，必遭老天爷的惩罚。原来太祖皇帝留给后代皇帝的遗嘱或者说是治国纲领就是这么三条！这可是历史上最奇特的治国纲领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一条最好解释：公元959年，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东京城抗击辽国，行军至陈桥驿这个地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然后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用宫廷政变的手段夺取政权当了皇帝，这有点类似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不过，李世民是他们李家自己内部的争纷，而赵匡胤却是谋了柴家的江山。在周世宗柴荣刚病故不久，便赶走了人家孤儿寡母，自己当了皇帝。说到底他自己心里也觉得愧疚，立这样一个“遗嘱”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条不杀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非常举动。当时宋太祖可能有他独特的指导思想，历史上有句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气候”，他还曾亲口对赵普说过：“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我现在就要用读书人去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蛋，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夫。”但他的这项政策只给了文人而没有给武将，要知道那些将领们在宋朝建立的过程中可是功勋赫赫的。仔细想起来也不足为奇，因为赵匡胤自己本身靠武力做后盾发动政变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他很清楚兵权的威力。自己能够黄袍加身，难保别人不会这样做，而有能力这样做的只有那些将军们，所以对于那些执掌兵权和功高威重的武将们，带有一种本能上的猜忌和防范。因此，在他即位不长时间就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事情，石守信这些为他的宝座立下卓著功勋的大将被迫交出了兵权，领到了一个“闲差”，享受丰厚的待遇，然后回家清闲去了。
至于誓碑的第三条“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我看来没什么具体内容和现实意义，最多可把它视为一个无形的保障条款，如其说是一个毒誓，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立碑者知道，自己死后是无法保障子孙们严格遵守他订下的这项纪律的，那么只好借靠“天”的概念来震慑后面的继任者了。
按说，“不杀文人”是个英明伟大的创举，应该公开昭告天下，如果那样的话，必然大得人心，天下士子肯定喊他万万句“万岁”也还嫌不够。可他严密封锁，只有现任皇帝才知晓，这似乎有些滑稽。可这也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如果公开这些内容，宋太祖当然可以受到文人士子的高度赞扬和爱戴，但给后来的皇帝们管理国家就带来无穷的麻烦，等于纵容柴氏子孙和士大夫们有恃无恐地去触及法律，这种做法当然不是赵匡胤这位历史著名皇帝所做出来的。
考察史实证明，宋朝后代皇帝们对于赵匡胤誓碑内容的执行情况基本上还是可以的，这个朝代对文臣杀戮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少，与之前、之后的朝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的皇帝对誓碑也相当重视，据《宋史·曹勋传》的记载，建炎年间（1127—1130），武义大夫曹勋自金南回，当时已经被金国俘虏并且扣留在北方的徽宗还让他转告宋高宗赵构，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这位艺术家皇帝即使当了俘虏也还没忘记誓碑祖训。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宋钦宗、宋高宗都有杀大臣的记载，被杀的大臣最著名的是岳飞，这显然是违背太祖誓碑精神的。不过，太祖誓碑的内容是说不杀文人，并没有说不得杀大臣，有人既是文人，又是大臣，这事情就有点麻烦了，而且杀他们的理由，并不是单纯因为言论和文章，所以很多人并不认为钦宗违背盟誓。宋高宗赵构杀了岳飞，尽管岳飞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千古名句，但他并不具有文人的身份，而且杀岳飞有其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高宗也确实杀了陈东、欧阳澈，但也有原因：高宗赵构离开被包围的东京城时是康王，那时他还没有当上皇帝，当然他本人没有机会去谒庙和恭读誓词，他得知誓碑的内容是后来他的父亲宋徽宗托南归的曹勋传达的。得知后誓碑内容后，高宗表示很后悔，他又是给两位死者赠官，又是派人祭墓。也许他是做做样子让人看的，但也说明他对太祖的遗训也不敢公然蔑视。
宋朝重视文人重要的目的是以此来抑制武将，历宋一朝，高级官员几乎全是文人担任。宋代的武将地位是很低的，北宋在自己政权稳定以后，只有一个狄青当过枢密副使，这已是宋代武将做的最高官职了，而这个狄青在枢密副使任上也没待多久，就被宰相韩琦、欧阳修等文官连续上疏而罢免了下来。
文官的地位高，生活待遇也非常好。他们除了固定的薪水外，还有茶酒钱、职务补贴、差旅费、伙食费，甚至还可以领到自己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此外还可以得到朝廷分给的“职田”，数额依官阶高低从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苏轼并不是一个官职很高的官员，但他每年的俸禄就有几十万钱，奇怪的是他被流放时，居然还拿着朝廷给的生活费。这些文臣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他们一个名义去领取俸禄。
相对来说宋朝文人的人身也是安全的，基本上没有生命之忧。宋朝当然不是没有文字狱，最著名的苏东坡“乌台诗案”就是证明，誓碑规定不杀文人，不等于不处罚文人。在宋代，文人出问题也是有的，政治上的纠纷也不少，例如司马光与王安石就为变法问题吵得一塌糊涂，把皇帝也捎了进来，还搭上一个苏东坡，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文官犯了罪受到的处罚就是贬官，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都被贬过官，而且还不是一次。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苏东坡就曾经被流放到海南岛去。当然，被贬也好，流放也好，心情总是不舒畅的，所以他们也是牢骚满腹，怪话连篇，从他们流传下来的诗词文章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看到这些我总是忍不住“告诫”他们：省省吧！监狱、流放、贬谪尽管不好，可总比丢了吃饭的家伙强得多了。要是放在前面的秦始皇、汉武帝，或者后面的朱元璋、雍正、乾隆手里，你们几个脑袋也不够丢的。
重用文臣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宋朝走上繁荣的文治时代。宋朝注重文治，文臣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跨马抡刀、冲锋陷阵不行自然，做工种地也不行，可他们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搞经济建设是很在行的，大宋江山在他们手里走向繁荣，走向富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在宋代被广泛用于航海，火药被应用于军事，而印刷术就是宋代人毕升发明的。北宋年间，全国耕地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增长很快，国库充盈了，人口也有所增加。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民间工艺等方面，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超过以往历代。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因此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京城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街市、酒楼、茶馆、妓院遍布，各地货物齐全充足，连来自西亚、东亚等地的外国货物在国内各地都可以见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东京汴梁的繁荣盛况的景象描画就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当时的开封无疑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
与经济建设一样，宋朝也打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峰。文学方面，宋词和唐诗一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并肩而立的高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苏轼、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享誉历史的文人、名士和名臣，让后世的人们一直推崇备至、津津乐道。宋代的绘画、书法、造瓷艺术更是前无古人，所产生的作品及艺术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宋徽宗赵佶虽然皇帝做得很差劲，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画家，又是造诣很高的书法家，瘦金书这种书法字体就是他创造的。由于他的原因，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象黄筌、李公麟、米芾等历史上杰出的书画家，就连为后人不齿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其书法大约也算得上一个“家”级的了。臣相之中更是巨匠荟萃，大师云集，不必说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等这些历史文化巨人，就连奸相蔡京、卖国贼秦烩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家。
当然，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问题，甚至说诟病，宋朝当然不例外，而且还相当明显。至少在后来人们的意识中，那是一个很委顿、嬴弱的时代，对于外部的侵略，显示出了一种中国历代所不曾有过的懦弱状态。不仅没有扩疆拓土，反而把前面几个朝代拼命流血换来的国土不断丢失，最后干脆被异族给灭亡了。当然，这话放在今天有些不合适时，因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几十个民族都是一家人，不存在“异族”的概念，可是那个时代的宋朝和金辽及其蒙古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抗击他们的入侵就象20世纪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一样，至于成为一个大家庭，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实际上宋代自始至终并不缺乏良将，但这些良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说明朝廷的政策有问题。“文治”是非常必要的，但“武治”亦不可缺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有宋一朝，恰恰就是缺少了另一手，那么呈现出来的委顿软弱，直至亡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朝可说的话题很多，宋朝有很明显的特点。历史成就也好，历史诟病也好，与太祖皇帝的誓碑是否有直接关系，不好妄下结论，但至少它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贯穿宋王朝300年的始终。那么，本文结束时，就引用夏坚勇先生《遥祭赵家城》文中的一段文字，作为对千年誓碑的一个祭语吧：
“那是一个文风腾蔚的时代，也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时代；那是一个才华倜傥的时代，也是一个抱残守旧的时代；那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对文化人像宋王朝那样优容宽厚——包括一直津津乐道的李唐盛世——这种优容宽厚不仅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壮丽的丰碑，也铸就了一种过于文质彬彬、阴柔萎弱的时代性格。这个庞大的王朝也就一直在文采分流中苟且偷安，步履蹒跚地走向它的末路。直到最后，还得由状元宰相文天祥用几句好诗来为他划上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