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沟之战前后（康南剿匪遗事之六）
猴子沟之战前后（康南剿匪遗事之六）
2013-11-:01:54|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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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初次奔袭措普沟土匪的老巢扑空，到一九七0年三月中旬，转眼间三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在这三个多月时间内，我部参与剿匪的部队，组织了几十支箭头（小分队），爬雪山、穿密林、趟冰河、渡沼泽、越山涧，没有停息的追寻土匪的踪迹。在连绵起伏的高山峡谷中穿梭纵横，每天从早到晚在荒原野岭中行军五六十公里，把甘孜州义敦、巴塘、理塘、白玉诸县像梳头发一样，篦了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发现了土匪的蛛丝马迹。这股土匪是一支70多人，以骑马为主的匪队。此外，还有抢下当地老面姓的几十头牦牛。这么多的人畜，在矿无人烟的雪山峡谷中，吃、喝、拉、撒、住，要不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在搜寻中，按照营、连首长的要求，每一个战士都睁大眼睛，致细检查我们走过的一草一木。我记得时间大约是一九七0年三月中旬前后，在白玉县和西藏昌都地区接壤的交叉地带发现了土匪活动的踪迹。我连的几支箭头前后发现了山间小路上有很多新鲜马粪以及马蹄印。发现这个情况，干部战士人心振奋。另外，差不多在此前后，团指挥部派出的侦察小组，也在一个叫猴子沟的地方确切的发现了土匪的藏匿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意识到，土匪被我们消灭的时日不远了。
猴子沟巧布口袋 阵 匪徒惨败大峡谷
在叙述猴子沟之战前，我必须把我们二营营长屈布兰的情况说一说，因为他是我部参与剿匪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也是多次战斗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我们部队屈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几分相似《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屈营长是浙江人，中等个头，偏瘦，脸上的颧骨较为突出，标准的黄种人的肤色。他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家庭出身贫苦，最初是被国民党抓丁当的兵。解放战争初期，他是国民党部队的机枪手，在一次战斗中，被我团现任参谋长暴惠良抓了俘虏。经过诉苦教育，他参加了解放军，由于打仗勇敢，人机精聪明，后逐步被提拔为营长。在剿匪行军中，他常斜挎着一把五四式手枪，腰间扎着武装带，行军走路，步履轻健，。屈营长性格刚毅果断，长期的军旅生活，造就了他军人的血色本色。他善于战略战术的研究，排兵布阵，料事如神。在剿匪前线他是干部战士最敬佩最得意的一位首长，也是土匪听其名而闻风丧胆的人物。他仪表威严，对部队要求严格，许多干部战士即敬他又怕他。剿匪后期，屈营长被提拔为我团副团长，职位在暴之上，听说暴参谋长很不服气，两人关系搞得很僵。屈营长在剿匪行军中大多时间随我们四连同行，我连有一个一九六九年入伍的战士，名叫徐志民，在一次行军途中发牢骚，说：“知道来部队剿匪，我就不当兵，呆在家里多舒服”。碰巧这句话叫屈营长听到了，他当即叫连长下令停止行军，集合队伍，把这名战士叫到队伍前面，向部队说“有人立场不坚定，扰乱军心”。并指着徐志民的鼻子说“你想当逃兵吗”？徐不停的自我检查，说“我错了，我错了”。他还当着队伍的面狠狠的训了舒远国连长一顿，说“作为连长，你是如何带兵的？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还有人说这样涣散军心的话”。这件事后，再也没有人敢说消极话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话说回来，在我们发现了土匪的踪迹后，狡猾的土匪也知道他们的行踪已被解放军发现。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营首长得出土匪要进行逃匿，转移的结论。命令我连迅速到达猴子沟潜伏，要求一举歼灭这股土匪。而这次战斗也成了我们剿灭义敦土匪的转折点。
猴子沟在白玉县境内，山高林密，是一个两山加一沟的高原大峡谷。方位在我们剿匪前线临时营地措普沟的西北方向。措普沟是一个丁字形的草原。草原的北沿地带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包。山包上生长着不太高大的松树。因为这里海拔高，已是松树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极限。恶劣的高寒气候环境，已改变了松树高达挺拔的本性，长的低矮、健壮而苍劲。措普沟草原虽然呈现北高南低的形态，但总体地势还是比较平坦。它东西长约十多公里，南北宽约一两千米。草原的中部有一条小河，由东西两边向草原中间流来，在进入措普沟喇叭形沟口处汇入一处，向南流去。这条小河就是流经义敦及巴塘县城，最后汇入浪涛滚滚的金沙江的美丽的巴楚河。在措普沟东北方位的小山包下，有一个美丽的小湖泊。在高原上称之为“海子”，意为大海的儿子。这个“海子”十分神秘，绿蓝色的水面，常常荡起一波又一波的浪花。“海子”水深不见底，风平浪静的时候也阴森森的怪可怕。传说“海子”中常有“水怪”出没。就连当地的藏民，也不知道它的水到底有多深。海子的南边有一个出口，常年向外流淌着涓涓清水，实际，这就是巴楚河的源头。夏季，措普沟水草丰茂，是藏民们放牧的好地方，一年四季，星星点点的分布着不少牧场。
出发去猴子沟那天，早晨五时吃饭，六点整开始出发，顺着草原，向西行走约两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向西北方向走。我们离开草原，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当天晚上，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地名的小山沟中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早早出发，继续向西北方向行军。中午，我们翻越了一个高高的山梁。站在山梁上，一条深沟峡谷出现在我们面前。沟很深很长，一眼望不透，两山相夹，看不到沟底。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通向远方的峡谷沟底，这就是猴子沟。峡谷中的小路很陡，行走在小路上感到十分蹿人。这次参加猴子沟潜伏的兵力是两个排，屈营长及舒远国连长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还有随营长同行的营部迫击炮班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指挥和兵力布置都很强硬。队伍行进到半山腰，连长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口令，把队伍集中在山坡上，对这次行动作了具体安排和动员。舒连长讲：“我们这次行动十分关键，两个多月来，我们吃了许多苦，跑了很多路，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土匪的踪迹，团、营首长预计，这股土匪最近几天内很可能从这条路上经过，有可能越过四川边界，继续向西逃蹿，到西藏去活动。我们一定不能让土匪阴谋得逞，要坚决把土匪消灭在甘孜境内。这次行动是一次精心安排的伏击战，要争取把土匪全部歼灭。我们在此潜伏，没有确切的时间，敌人早出现，战斗早结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要从思想精神上作好充分准备。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打好这一仗”。屈营长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贪生怕死，放走敌人者，要执行战场纪律”。动员安排完毕，队伍分成了两股，一股潜伏在北坡，一股潜伏在南坡。
我和我的战友高居财、李应魁等人随二排埋伏在北坡。根据这里树木的生长情况，此地海拔大约有三千七八百米的样子。北坡向阳，基本无雪。而南坡还有厚厚的积雪覆盖。我们在灌木丛中爬了两天两夜。不能生火，不能大声说话。饥了就吃自身带的糌粑，喝军用水壶中的凉开水，到后来连水都没有了。爬在南坡的人虽然比我们受的冷冻多，但是水喝完后还有雪吃，而我们北坡上的人却只能坚持和忍耐。我记得那两天天气特别的好，高原的紫外线特别强，我们爬在北坡，正午的太阳照射得我们身上暖暖的，如果不是口渴难耐，饥肠咕咕，这还真是一种享受呢。
第三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突然发现从沟底方向来了几个藏民，赶着十多头牦牛，牦牛身上都驮着像粮食一样的口袋。我们都屏住呼吸，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慢慢的牦牛队走近了我们。这时，我们发现了距牦牛队约四五十米远的后边，来了很多骑马的人，身上都带着武器，多数人背着长枪，少数人跨着盒子枪。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心情都紧张而激动。土匪终于来了，而且毫不犹豫的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此时，舒远国连长突然大声喝问：“干什么的”？走在前面牦牛队的人突然迟疑了一下，然后用汉语回答，“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口令，他们答不出来。就在此同时，骑在马上的人员都调头向沟底方向逃去。连长一声令下“打”。并首先打响了第一枪。倾刻之间，山谷中枪声大作。三门迫击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六七挺机枪哒哒哒的向骑在马上的土匪射击。马上的七八名土匪中弹落马，一部分土匪见此阵势，纷纷翻身下马，跪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举起了双手，大声吆喝，“不要打了，我们投降”。但是后边的一部分土匪还是顺着底沟的方向逃走了。屈营长命令连长组织追击。一部分战士骑着缴获土匪的马，沿着土匪逃走的方向追击。我们的人员虽然追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这几十名土匪还是跑掉了。因为战士们大都未骑过马，有的还从马上掉了下来，而且马也不大听新主人的话。那时天快黑了，连长命令收兵，清理战场。这次战斗只打了八分钟，土匪未来得及还击，解方军也没有什么伤亡。
猴子沟伏击战，共打死打伤9名土匪，32名土匪作了俘奴。缴获枪支28支，子弹1000多发，战马32匹，牦牛12头，粮食1000多斤。这次战斗虽然只打了短短八分钟，但射击十分密集，许多战士竟然把子弹打光了。当然了，这也是一个战斗经验缺乏的问题。许多人很少参加过正式战斗，不懂得节省弹药，这也是战后总结的经验教训。战斗中还发生了一点问题，四班机枪射手郑继才慌乱之中机枪卡壳，未能射击，为此，还给了一个记大过处分。
土匪未能全歼也有一定原因。一是必须弄清楚来的人马真正是土匪，因为之前就打过误会。当时在藏族地区，各县都有“基干队”，并配有枪械，实际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在此之前十多天，五连和白玉县基干队相遇，把他们当了土匪，打死了几十头牦牛，还打伤了一个基干队员。当时在一片森林中，牦牛的目标很大，人都躲在大树后面，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后来搞清楚打了误会，弄得解放军很被动，所以，这次不能一发现有情况就冒然开枪。二是土匪行进中队伍拉的很长很长，六七十人的人马，有几百米的距离。而走在最前面的大都是给土匪搞后勤的，没有武器。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很难全部歼灭土匪。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此宿营，生火做饭。正好，我们早已无粮可吃，土匪真的给我们送来了粮食。为了防止土匪晚上报复，营救被俘人员，连部安排东、南、西、北均放了双人哨。为了防止被俘人员逃跑，我们用绳子把他们串了起来，专人看管，并给做饭吃，送水喝，宣讲党的政策。叫他们不要害怕，不要跑，解放军优待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牛龙的俘虏受了重伤，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加之晚间天气太冷，虽然进行了包扎止血，结果牛龙天明时还是死掉了。为了此事，屈营长大发雷霆，说我们虐待俘虏，要处分当晚看守俘虏的梁德宝、高居才等战士。牛龙开始叫的很凶，阿老、阿老（老乡），后来听不见喊叫了，他们认为他可能睡着了，谁知天明时发现他死了。
第二天，部队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押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返回措普沟。大部分人又向土匪逃跑的峡谷沟底方向行军，再追寻土匪。连部用缴获土匪的马，组建了一个骑兵排。其中有两名被俘人员要求主动赎罪，愿意配合为我们带路。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峡谷底部。谷底有一条湍急的小河，河上用两根圆木搭了一个小桥。河的左边有一个大约20多米宽的小平坝子，沿着水流的方向向前延伸了五六十米远后就越来越窄，河水紧贴两边的山坡向远方流去。左边的山坡间有一条山间小路，看来土匪就是沿着这条小路逃走了。我们看到小坝子中间有很多马粪和牦牛粪，堆积的有五六十公分厚，有点像陕西关中农村人养牲畜用黄土垫的凉圈。我们这才明白，土匪从措普沟逃匿后就一直藏在这个深山峡谷中。这个地方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而且海拔低，山高林密，冬天不太冷，非常有利于隐藏。看来土匪真聪明啊！我们询问给我们带路的被俘人员，“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猴子沟呢？真的有猴子吗”？他们说：“这里有一群猴子呢，走，我带你们去看”。我们从那个小桥走向河的对岸，不远处有一个白杨树林。原来这里生活着一个猴子家族，大约有四五十只猴子。 猴子在树稍间跳来跳去，看见我们一点也不怕，还想逗我们玩呢。原来猴子是土匪的邻居。实际上，这里除了白杨树，还有桃树、杏树、山栗子等各种果木供猴子生息。谁知高原雪山幽深处，竞也有桃红柳绿小江南啊！
屈营长伏兵神仙洞 李排长大意遁敌兵
猴子沟之战后，土匪已是元气大伤，成为惊弓之鸟。为了一鼓作气尽快消灭义敦的土匪，屈营长命令我连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一个叫神仙洞的山口设伏拦截土匪。这次活动距猴子沟之战只有四天时间，实际上是那次战斗的延续。屈营长预计这一部分逃跑的土匪，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天内经神仙洞山口小路向回跑，重新回到义敦县境内寻找吃的，然后开辟新的活动地点。当年，甘孜州有土匪活动的地方主要在义敦、理塘两县。那时土匪和我们解放军捉迷藏，为了躲避追击，到处乱窜。义敦的土匪有时也会跑到理塘，巴塘等县。当年参加康南剿匪的是两支部队，四川省军区独立六团和七团。我们七团的主要任务是剿灭义敦的土匪，六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理塘的土匪。有一次因为天太黑，又下着雨雪，我们和六团差一点打了误会战。双方的子弹都推上了堂，而六团的后来才发现是参加理塘剿匪的兄弟部队。土匪活动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他们喜欢走他们熟悉的路径，也有他们的势力范围，就如老虎狮子有领地一样。猴子沟之战我们是从措普沟出发转向西北方向。而这次设伏拦击的神仙洞在措普沟端东方向。如果土匪果真从这个山口逃来，那土匪就在我们临时营地措普沟背后走了一个很大的半月形。加之，神仙洞和措普沟紧紧相连，所以，虽然屈营长叫我们四连在此设伏拦截，我们却都有点儿不相信土匪能在这几天内从这里逃窜。因为神仙洞距我们的驻地措普沟只有约两小时左右的路程，我们想土匪不会冒险从此逃走。那天，我们早八时出发，李排长带领我们一行30人左右，上午十时就到达了目的地。这里只所以叫神仙洞，就是靠沟底北坡的地方，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岩洞，洞口朝南。当地人传说，这是二郎神当年和孙悟空打仗时住过的地方，所以人们管它叫“神仙洞”。山洞在离沟底约二十多米的山崖上，但是有一条小路可以爬到洞中。我们在此设伏，首先侦察了这里的地形及洞中的情况。洞高约五米左右，深约十二三米，洞中不很平，东高西底，山崖上的渗水从低的一边汩汩流出，水很清很清。洞中未发现有人近期活动的痕迹。那两天天气是阴天，有时还会飘起几片干雪花。已记不清是几月几日，只记得晚上天特别黑，风吹得很大，天气十分寒冷。神仙洞对面的半山腰有一条小路，从这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翻过一个山梁，就是我前面在《餐中之袜》中提到过的笊篱沟。从这条沟，向西北方向走就通向白玉县，向东南可以通向理塘。从笊篱沟向西南方向越过山梁就到了神仙洞，也就是措普沟的东侧。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小路的上方，约五六米的灌木丛中埋伏。晚上，除了山风吹过树枝草丛发出的沙沙声响和偶尔从很远很远的牧场中传来几声隐隐的狗叫声外，整夜都很平静。第二天天亮后，我们全队人马都从山坡上撤下来，钻进了神仙洞。神仙洞的洞口正对着对面半山腰间的小路，直线距离约二千米左右。站在洞口眺望，我们所要观察的地形一切尽收眼底。李排长举着军用望远镜，不时向东北方向的山梁张望，这一天也就这么平静的过去了。
第二天晚上，本因仍像昨天晚上一样，去小路上方设伏，但因晚上风太大，天气十分寒冷，而且路上方的山坡上积雪较多，所以有两位班长和几名战士向李排长建议，：“今天晚上在路下方靠近沟底的地方设伏，沟底雪很少，比较暖和一些”。李排长采纳了这个意见。战士们和昨天晚上一样，全部武装，穿着皮大衣，爬伏在草丛中。前半夜每个同志都睁大眼睛，注视着上方，耳朵也在静听着夜间的一切动静。大约凌晨四五点钟，由于连续两个整夜的劳累，不经意间，都打盹睡着了。天很快大亮了，李排长叫大家起来走动走动。有几个同志向半山的小路上爬去。到路上一看，出了一惊，小路上发现了新鲜的马粪，在仔细查看，路上隐隐约约有不少马蹄印。这时，李排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们参与设伏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犯了大错。土匪从我们眼皮下逃跑了。我们立即返回措普沟营地，李排长主动前去汇报情况。实际上，在我们还未回到营地之前，营、连首长已经知道了我们放走敌人的情况。屈营长大骂李排长，说要上军事法庭审判李排长。还说：如果是正式战场，我就把你枪毙了。为这件事李排长背上了很大的思想包袱。实际上，李排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由于经常淌冰河，睡雪地，他患了严重的腰腿疾病，常忍着巨痛行军。这一次出了此事，主要还是由于他耳根子太软。听了一部分人的意见。另外，参与拦截的战士，都不相信土匪能从这个地方逃窜，因为神仙洞距措普沟营地太近了，太近了。之后不久，大部分土匪都陆续投降了，后来土匪头子也被我们逮住了。我们团的战绩也受到了成都军区和康定军分区的表扬，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从投降的土匪口中得知，那天天快亮时，他们骑着马偷偷从这里经过，马与马的距离要达到300米左右，而且马蹄子都用布包了起来，走路特别小心，他们主要返回义敦弄粮食。有的投降人员还说，一次，我们搜山的解放军从他背上踩过，但他潜伏在草丛中仍没有被我们发现。土匪是十分狡猾的，他们行路有暗号，是用树枝摆设的路标，我们多次发现，但无法破解。
人非圣贤，启能无过。战场风云突变，一点也马虎不得。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们一同参加康南剿匪的兄弟部队，六团发生的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件。在理塘和我部同时期参加剿匪的兄弟部队，他们有一位排长（名字忘记了）带着一个小分队追击土匪，跟在土匪的后面，连续追击了三天时间，也没有追上土匪，但土匪也没有完全摆脱解放军的追击。这种情况下，干部战士产生了轻敌和麻痹思想。第三天下午，土匪埋伏在一个必经的小山包后面，当排长带着一部分人继续向前赶路时，土匪居高临下，突然从山上向排长他们冲下来，有一个悍匪首先用一把很长很锋利的藏刀，一刀就把通师（翻译）的半边头削掉了，紧接着向解放军开枪射击,。解放军虽然也进行还击，向小山头发起反冲击，但是由于地形极为不利，反击未能凑效，没有杀伤土匪。很快，土匪就抢走了牺牲战士的武器，逃走了。这次被土匪伏击，解放军牺牲了7人。（含一名翻译）其中，随行的司务长受了重伤，返回途中，他们没有设法制作担架，而是将司务长驮在牦牛背上，司务长因流血过多而死亡。打了如此败仗，排长感到无法向上级交代，错上加错，谎报军情。向上级报告和土匪打了遭遇战，互有伤亡。我们牺牲七名人员，但也打死了六名土匪，也同样缴获了土匪的武器和弹药。报告上去后，上级产生了怀疑，康定军分区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到战地实际调查。结果连一个土匪毛都未打到，受伤的司务长如果处置得当，很有可能不会死。而且了解清楚了排长的表现。在危急关头，他躲藏在一个大石头后面，吓破了胆，虽然距离土匪只有三四米远，却未能进行有效射击。而且所带的队伍，警惕性很差，发生战斗时，许多战士的枪都还大背着。（大背枪，指枪背在身后）。况且，前面和后面掉队人员的距离达到三百多米左右。掉队的人未看到土匪，土匪就已逃走了。我部剿匪结束后，调入西藏邦达修飞机场，一九七一年，我任连队文书，看到成都军区的通报。那位排长被军事法庭判刑八年，开除党籍、军籍。定性八个字“右倾保命、贪生怕死”。这八个字，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军政合作搞“复社” 政策安抚得民心
猴子沟之战后，义敦的土匪已成惊弓之鸟，我部这一仗打出了声威。虽然一部分土匪逃走了，但土匪队伍已人心浮动，许多被裹挟上山的藏民已不愿意继续在山上逃匿流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肃清义敦的流匪，为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按照上级军政部门的要求，组织了“复社”工作队。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策安抚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所谓“复社”，就是一边做群众工作，政策攻心，动员上山为匪的人员回乡参加生产，一边恢复和建立乡村基层组织，巩固党和政府在民族地区的领导。复社工作从一九七0年三月份开始，到七月份基本结束，顺利完成了任务。我部将原参加剿匪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留在剿匪第一线，组织外出追寻土匪。一部分组建成多个复社工作队，在当地党政组织的配合下，驻扎到乡、村。深入到农户家中，坐谈了解情况，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耐心做上山人员家属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从剿匪开始到撤离前线八个多月，一直战斗在剿匪第一线。关于我部剿匪后期参加“复社”工作的情况，我的战友李应魁，高居才等人给我介绍了他们参与“复社”工作的基本情况。
复社工作队由一部分解放军和义敦县党政部门，事业单位抽调的人员组成。地方上还有不少女同志参加。一个工作队有十二三名解放军，七八名地方干部。工作起来情绪很高，也很热闹。工作队有我们四连的人员，也有其他连队的，即使同一个部队（团）的人员，大多数也都相互不认识。高举才所在的工作队主要以我连12班为主，由排长肖帮富带队，地方上由一名县委副书记带队。李应魁所在的工作队以四连九班为主，也有一名军官带队，地方上由县政工组一名同志负责。复社工作队的人员，逐户逐人走访上山人员的家属，晚上也不定期的去家中查寻。要求他们认清形势。工作队向他们讲：“跟着一些死心踏地的与党和人民为敌的极个别顽固份子走，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主动下山，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和政府表示欢迎。只要把问题说清楚，政府不会再追究。反之，要继续在山上为匪，危害人民，我们则坚决军事打击，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土匪队伍中，真正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者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是被欺骗，逼迫上山的。
这项工作开始阻力很大，工作队进户，他们很不欢迎，也不给工作队的人员说实话。有时发现有些家中有从土匪队伍中偷偷跑回家和亲人相会的，当我们一到他们家中，家属就把人放走了。许多上山人员的家属对工作队说的话不相信，思想上顾虑很大。有的土匪家属和我们讲条件，要叫工作队写书面保证书。山上的人员下来要不抓、不判、不杀。工作队对他们讲，书面保证不能写，要具体事，具体人，具体对待。一般只要手上没有血债，主动回乡说清问题，可以不抓，不判。为了配合政治上瓦解土匪队伍，经中央军委批准，对猴子沟之战中俘虏的三十多名人员，除个别血债累累者之外，绝大部分不予追究，释放回家，叫他们安心参加生产劳动，好好的过日子。在强大的整治攻势下，许多上山人员家属，手中打着小白旗（防止前线剿匪部队误伤）纷纷主动到深山中寻找亲人，劝他们下山。对于主动下山，向政府讲清问题的人员中确实有实际困难的，工作队还发放了衣物，食品。积极协助他们回乡参加生产劳动。
工作组大多时住在藏民家中。在民族地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帮助老乡解决困难，和群众打成一片，局面就能很快打开。有一次高居才在楼顶站岗，老百姓的狗一发现有人特别敏感，叫的很凶。他那天站的是凌晨4—6点钟的岗哨。有一条狗叫的特别厉害，高就用手电筒照着狗，因为枪端在手中，无意间扣动了板机。谁知道这一走火，竟然把狗的下牙骨打掉了。狗负伤跑回主人家，后来死掉了。这下可闯了大祸，上级对此事进行追查，后来对高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给高居才处分。肖帮富排长从中说情。说高在剿匪中表现很积极，经常帮助身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而这一次是无意之中枪走火。后来部队给老乡赔了钱，肖带着高居才上门赔情道歉，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藏族同胞还是很通情达理，很重感情的。交往时间长了，工作队的同志，特别是解放军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了解和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藏民待人很实在，他们招待客人最好的东西，就是请你喝酥油茶。开始我们不懂藏民的规矩，给我们倒的酥油茶，我们只喝几口，谁知他们不停的向碗里添，碗里的酥油茶永远是满满的。后来才知道，如果你不想喝了，就把碗里的酥油茶喝完，这样，他们就知道你已经喝好了，不再添了。藏文化和汉文化一样，也博大精深，远远流长。我们在藏区一些深山中，看到有一种景象，许多山口，湖旁，有很多刻有藏文的石板，最多有一公分薄厚，很规格，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藏文和各种佛像，图案等，非常整齐好看，很有艺术性。我们都不可理解，在藏族地区这样的条件下，还有如此发达的文化，真令人惊叹！虽然我们不认识藏文，但是那壮观的气势，使我感到藏文化的魅力。几十年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请教战友，才弄清楚这种现象叫《玛尼堆》，是藏族地区一种特有文化现象。
尘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凡是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总会发生一些绯闻，尽管当时部队纪律很严，却总还是生出了一些事儿。
当时复社工作队都住在老百姓家中，大多时间同在一个藏式小楼里。地方干部住一边，解放军住一边。有时男的住外间，女的住里间。那时，藏族地区的小楼内一般虽有房间分设，但大都没有门。我部有一个排长和工作队的一个女的关系走的很近。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睡在里间的一个女的小声问那个排长“你睡着了没有”？排长说，睡不着，那女的就说“睡不着了你过来”。谁知道他们的对话叫其他人听到了，那时工作队自己上山捡柴禾做饭吃。后来，那个排长常常带着那个女的到山上去捡柴禾，战士们私下里议论纷纷，但这件事因为在工作队内部，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件事就不同了。当年工作队所在的茶洛乡，有一个十分漂亮的藏族姑娘，名叫卓玛，工作队的队员给她起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雅号：“盖甘孜”。她皮肤白里透红。宛如春天的桃杏花，身材苗条，发育得很健康，用今天的话说十分性感。据高居才他们讲，就是在汉族姑娘中，也很少见到如此美丽的姑娘，部队当兵的都是年轻人，又常年在深山老林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女人。战士们看到漂亮的姑娘总想多看几眼。有机会说说话，套套近乎那更是幸福快乐的事儿。有一个一九七0年的新兵，后来就和这个姑娘拉上了关系。部队当时有严格的纪律，战士不能谈恋爱。加之那时还处在剿匪阶段，为此事给了这个当兵的一个处分。只当了不到一年兵，就处理回家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0年前后正是解放军威信最高的时候，姑娘都想和解放军处对象。当时女人间有“一军二干三教员，宁死不跟庄稼汉”的说法。现在想想活生生的拆散他们二人都有点儿残酷啊！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个女人。一九七0年五月初，我掉进冰河中受伤的这条腿伤情又发作了，而且还患上重感冒，发高烧，不得已，我从前线来到某县医院住院。山区小县的医院，住院的人很少，我一个人住了一个病房。管我的女护士名叫李琼，四川雅安人。时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人长的很漂亮，皮肤白皙，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说一口标准的软绵绵的成都话。李是成都卫校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医院。放在藏族的小县城，她是一个十分出类拔萃的吸引人眼球的女人。参加工作不久，就和那个县一个主要领导恋爱结婚。那时党和政府大力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他丈夫也是某民族学院毕业的，藏族，不到30岁，就成了这个县的主要领导。但是，她们刚结婚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红卫兵对这位只当了很短时间的县主要领导进行了无情的摧残和打击。李琼对我说，他常被造反派打的爬回家中，跪在毛主席的像前，流着泪向毛主席像说话。他说：“他们说我反对您老人家，是现行反革命，我是农奴出身，是你和党培养了我，我怎么能反对你呢？”李琼是一个十分温柔善良的女人。在我住院十多天时间中，除为我打针送药外，还亲自从她家中给我炖鸡汤喝，亲自弄来热水帮我热敷这条伤腿。另外，她还是一个十分爱唱歌的女人，那时常在病房中给我一个人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看见你们格外亲》，歌声优美动听。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感动和亲切。我三岁失去母亲，也没有姐和妹，当时，我感到她就是我的亲姐姐。她常把她心中的苦水倒给我听。她对我说的最多的话是：“我丈夫身体坏的很，我这一辈子不会有孩子了”。她说这话时悲悲哀哀的表情，永远留在我的脑际。当年，刚满双十之年的我，对她的有些话还不能完全理解。我出院那天，李琼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我安慰她，“我们剿匪完毕，我会来看你的”。但是，我的话落空了，剿匪结束后，我们就调入西藏修飞机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可是，她那忧郁的眼神和善良的心，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经常在想，她这几十年生话的怎么样？她后来有孩子了吗？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在此，我遥祝她幸福！
我们的复社工作，在藏族人民的积极配合下，圆满完成了任务，除个别极少数伏击杀害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抢劫伤害312工程队（修公路）工人的顽固分子外，上山的大部分人员从山上回到乡村，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乡、村各级基层组织得到了健全。在工作组奉命离开时，藏族群众恋恋不舍。召开了隆重而热烈的欢送大会。解放军和藏族男女青年手拉手，围着篝火，跳起了快乐的“弦子舞”，留下了军民情深的感人一幕。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