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风雨——父亲十周年祭
走过风雨
——父亲十周年祭
杨开显
一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唉！10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他的慈祥，他的文雅，他的谦和，他的温厚，总是浮现在我的面前，融进我的心中；可同时他患病后的痛苦，他在病床上的挣扎，又不时扎进我的脑海，刺痛着我的心。
父亲相貌儒雅，身材中等，略显清瘦，给人一个白面书生的印象。他为人善良、谦虚、温文尔雅，话语不多，具有亲和力。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进入位于重庆小龙坎新村路的西南地质局工作。可是，他参加工作不久，就遇到一系列狂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土改”、“惩治反革命”、“划分阶级成分”、“批判《武训传》”、“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三反”和“五反”等。
父亲不太问政治，但努力工作，精于业务，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是一个好好先生。但是，1952年，他还是突然被隔离审查了。我太小，当时没有感觉，也记不得有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二十天至个把月。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儒生。他五六岁时，当郎中的爷爷就病逝了。婆婆靠划灯草维生，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缺吃少穿，备尝贫穷的滋味。因为穷，父亲才考了公费的中央政大。但少儿时的贫穷却养成了他终生的节俭和清廉。他幼承庭训，牢记爷爷的教诲，因而以清白传家而饮誉乡里。他的一位表弟曾求职于他主事的部门，他因表弟未彻底改掉抽大烟的恶习而婉拒了表弟，只送了几个钱，让表弟另谋出路，并希望表弟改掉恶习。这样一个正直清廉和不徇私情的传统知识分子，怎受得了那令人屈辱的非人道的逼问和审讯呢？在那度日如年的煎熬中，他甚至想以死来维护自己的清白和尊严。只是一次他从被审讯的房间的窗户看到远处的我与小伙伴玩耍时似乎受到了欺负，才抱定了活下去并把我培养成人的决心。
父亲回家了。他被还回了清白，但却被扣上“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帽子，从此被暗管着。他少言寡语，有时蹙着眉头，似在沉思。多年后，他说他在1949年有两次到台湾的机会，但舍不下妻子儿女和故土，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还是留在大陆好，结果却遭此厄运。他还讲到当时除了隔离审查他的人的凶恶态度、蛮横无理外，更令他痛心的是处室里两个亲密友好的同事的落井下石——一个是尊敬他的姓牛的姑娘，另一个是姓万的男邻居，两人在这场运动中，出卖良知，向审查人员说了他不少不实之词。父亲就此教育我说，为人处事要谨言慎行，交朋结友能患难与共。父亲就是在这个被强加的结论下开始了漫长的压抑而艰难的生活。
我那时对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懵然无知；只是成年后经提示才从一个弟弟的名字上感知到父亲当年的压郁、不平和冤屈。但父亲的这种心情并未流露出来影响到家人，他仍然正常地上班下班，把他的痛苦埋藏在心灵的深处。他的笑容自然不多，但绝不愁眉苦脸，好让一家人都感受到他的平静、温和和爱心，这样才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在单位上，他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赢得了同事们的好感。回到家里，他不时把一些古代优秀人物的故事讲给我听，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悬梁刺股”、“集萤映雪”、“凿壁偷光”、“铁杵成针”和“闻鸡起舞”等等。他还特别讲到东汉杨震的“四知”的故事：杨震调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而昌邑的县令王密是杨震过去向朝廷推荐的秀才。王密深夜拜见恩师杨震并赠送10斤黄金，杨震坚拒。王密说：“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不悦，斥之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于是羞愧离去。父亲说杨震是我们的先祖（他也许是为了教育当时还小的我而不加考证地这么说，杨震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先祖，尚不得而知），要我一定要把先祖清白做人的传统继承下来，好好学会做人，并努力学习。
三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红楼梦》及胡适唯心主义”、“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批判‘胡风集团’”和“整风反右”等令知识分子和前政权过来的人胆战心惊。父亲谨慎做事，小心为人，因而尚未引起麻烦事。但小弟弟出生后，却使父亲除了心累又加上身累。小弟弟体弱多病，三五天就咳嗽、气喘、发烧，甚至抽搐。父亲常常在下班后甚至半夜里抱着小弟弟去看医生。一次，小弟弟气管炎又发作，可不巧这时风雨大作，但父亲毫不犹豫抱起小弟弟，母亲撑起雨伞，闯入漆黑的夜里，艰难地疾步在去医院的渺无人迹的马路上。那情景，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小弟弟的气管炎发作稀少一点后，调皮的我又给父母增添了麻烦。在我11—12岁时，我常常在花园般的地质局内骑飞车，向小伙伴们炫弄自己的车技。可是，久走夜路必闯鬼，终于一次跳上自行车后不知怎的跌倒下来，摔断了左手。我立即被父亲的好同事陈叔叔送进西南医院。父亲这时正在外地出差，母亲暑假正在参加江北区教育界的“反右”运动。父亲得到坏消息后迅速赶回重庆，与母亲一道为治疗我的手而日夜操劳。
23天后，我出院了。骨头接好了，后石膏也撤除了，但与手臂一起受伤的筋却未恢复正常，左手五指不能伸开和握紧，上下臂之间不能自由伸直和弯曲。于是，父亲带着我上西南医院做理疗，又遵医嘱绑了两块砖让我左手每天提拉。后来，他又把我带到离家近的陈氏诊所，用熬制好的较烫的黑药膏为我天天敷手。他像制作一件艺术品似的用黑药膏把我的整只手臂轻轻地涂抹，然后里里外外仔细地检查，看哪些地方薄哪些地方厚，又用刷子蘸取黑药膏填补薄的地方，使整只手臂涂抹得均均匀匀，最后再用刷子蘸取更烫一点的黑药膏，在受伤最严重的胳膊肘一带反复均匀地加涂几层，以使这里的药力浓厚一点。时值8月下旬至10月初，天气炎热，火炉上的黑药膏热气腾腾，整个房间像一个大蒸笼。父亲弓着背，全身汗湿，但看得出来，他对热根本没有了感觉，因为他早已全神贯注于我的手臂了。
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护理下，我的左手终于恢复了正常。据医生说，如果我的左手不锻炼，不做理疗，不敷药膏，则完全可能落下终身残疾。可是，我这不孝之子，在父亲生前似乎竟没有说出感谢他的话来。今天，虽然晚了，但我要大声地对着父亲在天之灵说：谢谢了，亲爱的父亲！
四
1958年，父亲因西南地质局迁成都并改为四川省地质局而留在重庆，但作为“旧知识分子”下放北碚农村劳动。在农村，父亲劈柴、挑水、担粪、栽秧、打谷，各种重活、累活和脏活，无不一一尝遍。我成年后，他告诉我，考虑到我们几个孩子尚小，他必须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一次担粪，不小心跌入粪坑，而且是在冬天，也不能有丝毫埋怨。就这样，不到一年，父亲以他文弱的躯体，经受了苦役式的“劳动改造”，获得了较好的印象而恢复了工作，但却是到局下面的一个地质队。
这一年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从1960年开始的3年全国大饥荒。我们兄弟姊妹虽然也吃不饱，但由于父母舐犊情深，为我们子女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竟无一人患水肿和其他疾病。父亲隔一段时间从万盛回重庆，而回来时常常要背一两个大南瓜。那时星期六要到傍晚下班后才能乘火车回家，到达菜园坝时已接近半夜。父亲背着沉重的大南瓜，从牛角沱过河至江北区香国寺，香国寺至猫儿石不通车，他只得沿着河边步行，穿过乱石堆、杂草丛和崎岖的小路，爬上较陡峭的坡路和不规则的石梯，在将近两个小时后回到猫儿石的家，已过半夜，而他已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全身散架。可是，他的大南瓜却让全家可以饱餐两三天啊！而每当这种时候，或者有其他好吃的东西时，父母大多是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吃，他们自己则筷子动得很少。
在这3年清汤寡水的伙食中，我却得到一次极为难得的山吃海喝油荤的机会。这也是父亲对我的怜爱，它令我有一种特别的记忆。1962年春节前夕，父亲把我叫到他们单位聚餐。下班时间一到，单位的职工大多油腻的工作服都还没有换掉，就争先恐后地蜂拥到单位食堂。满桌的鸡鸭鱼肉呀，香喷喷、鲜艳艳、油光光、热腾腾，虽然现在看来只能算是最低档的宴席，但在当时却是最高档的盛宴，人们哪见过这阵仗！单位负责人还未念完春节祝词，人们就疯狂地抢食起来，几眨眼功夫，就把一桌桌美味佳肴洗劫一空。在那个特定的非常时期，备受饥饿煎熬的人们几乎个个变成了饕餮鬼。有文明吃相的人，在那个年代几成凤毛麟角。就连第一家庭的女儿，尽管吃的比老百姓好得多，但也是在吃完饭菜后，把那个盘子旋过来转过去地瞧了又瞧，舔了又舔，以免漏掉一粒饭、一丝菜。而今，尽管我赴了很多次高档的豪华宴席，但我觉得只有1962年的那一次低档宴席才是我一生中最香醇、最美味和最解馋的享受。
此外，每个月父母还从牙齿缝里挤出一点钱来，为我们子女买“高级饼子”，补充营养，因为父母说我们正在长身体啊。父母就是这样，一切为孩子着想，让我们度过了3年困难时期，使我们的身体没受到多大的影响。所以，人们提起那不堪回首的饥荒岁月时，我们兄弟姊妹并不感到可怕，这是因为我们受到父母的恩泽。而正是为了我们而自己省吃俭用，父亲患上了轻微水肿，母亲则瘦得皮包骨。不懂事的我们呵，特别是作为老大的我，如此对不起父母，当时竟然心安理得。对已经离开我们的父母，我们怎么能够报答他们呢？
五
在3年大饥荒接近尾声的1962年9月，因闹饥荒而有所松弛的阶级斗争之弦又绷紧了。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紧接着，城市和农村的“四清”运动开展了，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连同他们的子女，日子过得更艰难了。人们因自己在40年代后期的职业不同或因家庭出身不同而被划分成三六九等，人民又被分裂了，稍有一点的平静又被打破了。一天中午，我看见邻居家的10余岁的女儿伤心地哭着回来。原来，这天上午，老师撤销了她的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因为她的父亲虽然是产业工人，但在40年代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我心里想，贯彻阶级路线过分到10余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这天真无邪的女童，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压，这可是要影响到她的一生呀！可这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像邻居家和千千万万类似的家庭的孩子，更注定要在重要得多的升学、工作、任职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备受歧视，遭受打压。这一大批青年中的人才，残酷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国家因缺少了这一部分本来可以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的人才而更加落后，国家形象也受损。
多年来，鉴于我们这样的家庭，父亲一再告诫我要学理工科，要有技术，这样即使出了问题，还有可能凭一技之长捞口饭吃；而学文科，没有技术，则出了问题就会被弃之如敝屣，无人用你。我就是在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半自觉地在学校教了理科而不是文科；后来又调到科技部门也从事科技工作。但是，由于感受到阶级的歧视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我产生了要了解社会的欲望，故而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作为人学的文学，有了强烈的爱好。多年后，在与同学、朋友和过去的老同事聚会时，我就同大家调侃起“科学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的故事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一度兴奋过，但很快就小心谨慎起来。一两年后，我们全家开始处于焦虑和不安中。因为父亲每年要回家几次，特别是春节他必定回家与妻儿团聚。而现在他不回来了。我们在几家邻居面前很尴尬，这不明摆着，杨伯伯春节都不回来，当然是有问题了。好在邻居大多是纯朴的工人，他们虽心知肚明，却从不问及，也不多说，而且也不对我们另眼相看。可我却受不了了，我决定去看望父亲。
1968年隆冬，我记得天气很冷，那一天还飘着雪花，这在重庆是少见的。我乘火车赶到万盛，并问到了父亲的住地。我来之前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当我看见父亲与一些所谓“牛鬼蛇神”和被打成“走资派”的昔日当权派关在“牛棚”里时，并不感到惊骇。那是一间很大的工棚，门口有两个工人民兵持着枪在站岗。民兵报告给单位一个革委会副主任（原党委副书记）获批准后，我被允许进入“牛棚”。我看见父亲两手交错揣进棉衣的袖子里，蜷缩在一个大通铺上。大通铺好像铺的是草席，草席下面垫的是稻草，估计可睡二三十人或更多。“牛棚”内人很少，大概是分别被叫去检讨、受训斥和接受其他处罚了。父亲白头发增加了很多，人也苍老了一大头，而这时他才49岁。父亲看见我来了，感到很吃惊，但很快眼中流露出喜悦的目光。周围不多的人惊奇地注视着我，不久就自顾自地睡觉或无所事事地坐着，也有一两个人在室内走动着。旁边没有人打扰，我就与父亲近乎耳语地说起话来。他说单位两派斗得厉害，不时向他要钱，他是会计主管，要凭财务制度或上面的手续才支付。但这些斗红了眼的人哪管这么多，不给钱就打人，还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反革命分子不遭打还打谁？因此他挨了打。我看见他额头的一边还留有伤口结痂脱落后的疤痕。他说不久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自然被列入“国民党残渣余孽”而被关进这间“牛棚”。我们还没有谈到父亲是否挨批斗、受虐待等，一个民兵就进来通知我到革委会副主任那儿去。
在革委会办公室，那个副主任给我讲了一通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咄咄逼人地要我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并促使他挖掘“反动的”思想根源，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等等。我心中怒火直往上窜，但忍着不能发作出来，否则父亲要遭更大的殃。为了父亲，我虚假地点了点头，表示愿意协助组织上改造父亲等等。
我与父亲告别了。我回过头，看见父亲微微颤抖着缓缓走到门口，脸色阴郁而悲楚，孤独又无助，他向我轻轻地挥了挥手。我望着可怜的父亲，也轻轻地挥了挥手，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悲情，眼中顿时湿润起来。我亲爱的父亲啊，一个温文尔雅的儒生，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平时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会踩死的人，竟会遭到如此对待！
六
好在噩梦醒来是早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并予平反。父亲捧着单位交给他并让他自行销毁的黑材料时，真是感慨万端。当我看到这些充斥着污蔑和不实之词的黑材料时，心中愤怒不已而又沉思不语。父亲因家穷而读了公费的中央政大，在校期间全体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后来做了县税捐处处长、合作金库主任、银行襄理和学校老师。这么一个清白、善良、平凡的学生、职员、教师，却差不多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分子”对待，整个中年时代遭到不公正的残酷打压，天理何在？！我思忖，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潘多拉盒子。平时这个盒子是关着的，因此人们的言行和生活秩序是正常的。而当有外力（如不良政治运动等）来打开一些人的潘多拉盒子而这些人的内力又不抵御这个外力时，恶魔就被放了出来，这些人就变得凶恶、残酷，就会整人、害人，打乱生活秩序，破坏和谐社会。
父亲所在地质队的主管部门早已由省地质局改为省煤管局。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得到队上和局里的一致认可，因此局的负责人把他请到成都听取他对整个系统财经工作的意见，并辅佐财务处的工作。这时，四川财经学院（即今西南财经大学）恢复并重新组建，父亲作为40年代名牌大学土地金融系的高材生，是他们最渴求的人才，他们意欲聘他当教授。但这时省局已把父亲当香饽饽，对他礼遇有加，而且告诉他煤炭部也重用他这个正宗的科班出身的财政金融人才。旋即，部里传下话来，父亲到部里，户口暂时解决在离北京几十公里的涿州，待以后户口松动后再上到北京。父亲考虑到大半辈子都与妻子分居，与儿女分离，加上担心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况且年龄已大，需妻子儿女照顾，就打消了到北京的念头。父亲这时已自我感觉良好，又有局里和部里的嘉言善意，加之他打不破这边的情面，而且他年龄也大了，就留在了原系统。
父亲年届60后被延期退休。后来，煤炭部把他请到北京，请他编教材，为部里和来自全国各地煤炭地质系统的财经干部上课，并对全国煤炭地质系统的财经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他也不时到全国各地调研和考察，并检查和指导当地煤炭地质系统的财经工作。不久，部里又推举他为全国煤炭系统会计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委，对各地煤炭系统报上来的职称人员进行评审。
部里对父亲确实格外照顾，请他携夫人一同进京，为他专辟房间，专供南方大米，等等。在周日，部里有时组织父母等专家干部游览故宫、长城、颐和园和北海公园等名胜古迹。在节日里，部里有时也组织他们到京外旅游或休闲度假。令父母特别高兴的是到泰山旅游。父亲60多岁，身体较弱，但仍兴致勃勃地攀登十八盘。而当他登上了玉皇顶，顿时感到心旷神怡，神高气涨，深深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五岳独尊”宏大气势。他说他当时心情激动，百感交集，直默念着“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涕下”诗句。他终于从地底站到山顶，过去的委屈、不公和苦难似乎一下烟消云散了。他说，他现在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尊重，此生足矣。
而母亲呢？因20余年前就患高血压，后又患心脏病等，爬到半山腰，就在工作人员的劝阻和陪同下，休息了。但母亲仍十分兴奋和格外高兴，就是回到住地后，仍与父亲聊过不停。
在北京的两年，父母说是他们一生中最惬意、最幸福的日子。父母在重庆时就怕冷，可现在有时在北京冬天的街头，他们也并不感到冷。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在重庆每隔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就不舒服或者生病，但在北京这么长的时间里，却一直没有生病，这真是何等的神奇！
父亲退休后回到了猫儿石的住家。但他仍发挥着余热，又应邀到渝州大学（即今重庆工商大学）财会系教书。同时，他也继续为煤炭部编写针对财经人员培训的部分教材。而且他还在全国较早地提出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并形成论文提交给部里。
直至80年代后期，父亲才逐渐停止了关于煤炭系统财经工作的思考。他与母亲相依为伴，与儿女谈学习、谈工作、谈事业、谈生活，兼而教养孙辈。我这时已迁出猫儿石，每星期回去看望父母。父亲看见我们兄弟姊妹工作开始顺起来，生活也开始好起来，仍不忘给我们一些警醒，有时还拿孔孟之道来鞭策我们，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等等。
父亲比较爱写信。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瘦硬有力，工整而清爽，漂亮而端庄。他也写过很少的旧体诗，我清楚地记得有几首是为勉励妹妹而写的。可惜在长期的打压之下，他放弃了这些不糊口且有可能惹祸的国学技艺，只留下了几首旧体诗，而零星的一点墨宝也不知所踪。他给亲戚朋友写信时，有时给其中贫困的还寄一点钱，同时他也为老家岳池捐款。而他自己却十分节俭，外出从来不打的，就是病了，只要还能走，也是如此。后来他得了癌症但尚未确诊，在市中山医院检查后回家，他无意中乘上一辆高级公交车，他发觉后立即下车，改乘普通公交车，无论我们怎么阻拦他都不听。这是我们怎样的父亲啊！
后来，在重庆的中央政大的校友们彼此有了联系，父亲又有了新的交往圈子。几十位老先生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定期聚会，一般可带夫人。父亲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不像原来那样过分谨小慎微、谨言慎行，常常在聚会上谈古论今，博得校友们的喝彩。由于父亲和这些老先生与马英九先生的父亲马鹤凌先生是校友，其中有几位与马鹤凌先生还是同班同学及同年级同学，故他们十分关注马鹤凌和马英九父子在台湾的信息，知道他们是坚决的反“台独”派。1995年5月，马鹤凌先生伉俪和海内外校友回中央政大旧址小泉举行纪念活动时，老先生们激动不已，老泪纵横，他们整整分离了40几50年了。马鹤凌先生和所有这些老校友在发言畅谈中，无不表示反对“台独”和为大陆台湾和平统一而努力。父亲也十分兴奋，感动不已，也表示要为促进两岸正常交流起桥梁作用，为祖国和平统一尽绵薄之力。
七
父母在90年代中期从猫儿石迁到观音桥。他们外出散步、游览、探亲访友和参加同学聚会更方便了，他们的心情也更好更愉快了。但是一两年后，在1997年秋，父亲出现了血尿现象，不痛不痒，没有多大的不适感。后来父亲和我分别查了医书，才知道无痛性血尿有可能是癌症的先兆。父亲立即住进了市第三人民医院。经过反复检查诊断，认为是父亲的肾盂有“占位性改变”，但并未确定是肾盂癌。父亲出院前，全市泌尿科学术研讨会召开，全市各三甲医院泌尿科主任、教授和主任医师等均参会。会议结束时，专家们仔细研讨了父亲的病情，都拿不准父亲是否患了癌症。我记得西南医院泌尿科主任、全国泌尿科著名教授结论性的说法，他说从刚才三院医生的介绍及该院和重医二院提供的检查和CT片、核磁共振片等看来，患者的占位性改变还不像癌症，需随访，并再做毫米级的螺旋CT。他的话一落，我紧绷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父亲和全家感到庆幸，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接下来数月，开始血尿好像止住了，可后来尿又呈红色，而且腰部开始疼痛。于是父亲又到市中医院接受理疗、按摩和其他治疗，病情似有好转。可是不久，他的尿又呈红色了，而且腰部疼痛加剧。1998年11月，父亲又住进了重医一院。经过检查，医生们认为应该是肾盂癌，于是动手术切除了右肾。切下来的肾实体经活检被确认发生了癌变。至此，主刀医生松了一口气，对我说：“你看，你父亲是癌症嘛。”父亲经过医生护士的治疗护理，加上每周一两次的化疗，以及母亲和子女婿媳的照顾，很快就康复了。
父亲和我们以为摆脱了病魔的纠缠，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他每天打太极拳和散步，常常偕母亲逛公园，拜会老同学，参加每月一次的同学聚会。可是好景不长，1年多后，父亲的腰部又疼痛起来，而且胃也不适或者疼痛，人大大消瘦了。于是，父亲辗转于重医一院、市中医院、重医一院，经反复住院检查，确认他又患上了胃溃疡，医生和我们认为可能是所吃的止痛药英泰青的副作用造成的，但并未发现癌细胞转移。对胃溃疡的治疗告一段落后，父亲出院了。
但一段时间后，父亲的腰部又疼痛起来，而且越来越剧烈。到后来，父亲变得十分消瘦和虚弱，脾气性格也开始变化，一向温良恭俭让、与人与事无争的他变得烦闷、急躁。我拿着重医一院的片子和病历又咨询了西南医院、大坪三院等医院的资深教授，有的说癌细胞没有转移，有的说腰的疼痛应该是癌细胞造成的。我们没辙了，就去请媒体上宣传得很红的中医师和民间医师，个别的还请到家里为父亲内治外敷。而我们原在猫儿石的邻居之一的聋哑工人，听说父亲腰痛后，也带着他的拔火罐和其他药械来为父亲进行止痛治疗。当然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但他纯朴善良的心和乐于助人的行动令我们感动，同时也是父亲善待周围邻居并一向谦和为人的结果。
父亲这时腰部已痛得难以忍受，胃溃疡医后缓解，缓解后又复发，人已瘦得皮包骨了，他神志沮丧，心情烦乱，精神似乎近于崩溃。一次，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他爬上窗台，准备往下一跳了之。幸好被请来照看的一个侄孙发现并制止，才免于悲剧发生。类似的未遂自杀，还发生过一次。他说他痛得无法忍受了，也不愿拖累子女，子女们的工作还在爬上坡，不想影响了他们的事业。我与弟弟获悉了他的这一举动后，分别开导他，他似乎认为我们不理解他，对我们冒了火。我则想象父亲有个三长两短，这不仅是我们全家的悲剧，而且我们子女将怎样苟活下去，又怎样被人看待？因此我也急了，朝着父亲大吼了两声。父亲平静了，我也平静了。这时我感到后悔。父亲是病人，身体和心理发生变化是病变的表现，而我，一个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正常人，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一个重病人，而且这个重病人还是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的经受过磨难的老父亲？我痛苦，我悔恨，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的罪过！父亲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这10年来，我常常受到这个罪过的精神折磨。而今，我要向着父亲的在天之灵忏悔、忏悔。
对于父亲的疼痛，我与弟弟商量后，向卫生局提出申请，购回了吗啡一类的毒品，准备万不得已让父亲服用止痛。但是，由于我们受传统影响太深且不懂得应该怎样处理这些毒品，所以就一直未给父亲服用。这样，父亲继续服用对胃有刺激作用的英泰青。后来我和弟弟经常想，如果早一点给父亲服用毒品，则他的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刺激，胃也许不会穿孔，那样他可能多活几年。想到这，我们感到自己真的是混蛋呵！我们太对不起父亲了。
终于，在2000年10月2日晚，父亲因腹部剧痛而被送进重医二院。父亲是胃穿孔，给他迅速地动了手术。令人奇怪的是，主刀医生打开他的腹腔后，除了给胃做手术外，也仔细检查了肾脏及周围组织，并未发现有癌细胞和癌细胞的扩散。因此，父亲的腰痛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这么多三甲医院的专家教授都未给出确切的答案，以至父亲的腰痛之谜永世难解。
父亲手术后，似乎平稳了两天。当我们子女正感到庆幸时，不料2000年10月8日晚9时，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父亲呼吸急促起来，插满管子的身体上下起伏，他嘴唇动了几下，看来是要说话，也许是要向母亲和我们子女交代什么，但微弱而不清晰的声音在喉咙里打转，说不出来。我急忙拿来笔帮助着放在他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之间，又拿来纸，垫着放在笔下。但他的手指显然没有力气，没有握紧的笔在纸上轻轻地划了几下，形成几条蚯蚓似的曲线。这时，他的喉咙里发出了轻微的“唉！”的一声，手就松开了。我们子女和亲友们一下紧张起来，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们而去。我立即请医生注射强心剂，父亲似乎又恢复了心跳。如是者三，医生 、医药终于回天乏术，我亲爱的父亲，一位善良、正直、儒雅和温厚的传统知识分子离开了我们，但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他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呢？这是永远的遗憾。
父亲享年81岁。
于父亲10周年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