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流荫

父亲，用一生建起了我们的家。直至五年前，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永远地停留在了我对家的记忆里。多少年来，不管异乡的繁华如何迷离，流浪的心思怎么失落，我总无数次忆起，那槐荫下的些许阳光，温馨而又清凉，默默的融入我的眼帘，怅怅的倾入我那隔断天地的念想。

————题记

我耐不住对家的思念和对孤独母亲的担心，回到了家里。

没有了父亲的家，就好笑缺失了什么。地里的禾苗不再旺盛青翠，低垂着头，无精打采。院子里少了噼里啪啦的劈柴声，也少了昔日欢快的笑语。空旷的房间里，只有母亲默默地望着黑黑的灶台，摩挲着在房间里寻找着过去的点滴。

擦干紊乱的泥泞脚印，仿佛越过了几个年轮。在淡淡的槐荫清凉中，我想起了从小陪伴我的父亲。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出门。每次回来，他的头发都乱糟糟，但衣服的补巴却横竖相间、齐整别致，变色的解放鞋面上看不到一丁点儿泥巴，口袋里总是鼓鼓的——那是我们的希望和欢愉。我们几个小孩子围在父亲身边，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翻着，拿出向阳花（土家语，葵花）、瓜子、花生什么的，放在用废旧报纸铺得满满的桌上。然后，父亲一粒一粒地分配给小伙伴和我。我总是很委屈，为什么我得到的总是比别人要少那么几颗。又一次，我哭述着反对这种分配制度的不公。父亲告诉我，因为我年纪小、认的字又少，所以才得的少了。为了证明自己能念很多字，我将皱巴巴且并不完整的报纸，小心翼翼地抹平，面对着父亲，从头到尾诵读起来。从那时起，熏黄了的报纸，成了我认字和寻找答案的记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关于父亲小时候的故事。解放前，在父亲大概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特穷，他只好跟随别人光着脚丫、背着草鞋，迈着一尺多深的积雪，从云阳、万县一带贩盐来卖。有一次，同伴受伤了，他放下担子，将同伴背了三十多里，找到歇脚地后，再去挑同伴和自己的担子。等挑完同伴的担子，再去找自己的担子时，天亮了，担子也不见了。后来，他们两人一副担子，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家。东家以为他们途中私卖了，用扁担捶打他直到晕死过去，父亲没有哭、也没有争辩。从此，我有一种父亲为人软弱的印象。

在大办钢铁的年代，父亲成了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在一次炼钢铁的时候，木架垮塌下来，将父亲和一个社员压在木头下，父亲用身体顶住木架，保护了社员。从那以后，父亲背上永远地烙下了疤痕，右手拇指也从此残缺不全了。社员说，是父亲“钢铁一般的身体”救了他。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钢铁”会留下疤痕，还会断了手指。

上小学以后，打猪儿草（土家语，割猪草）成了我的常事。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去打猪儿草，由于贪玩，打的草少，我们反复试想了一个办法，将背篼（背篓，土家族用来背装杂货的竹篾框）用小树枝从中间穿抬起来，背篼下面疏疏松松的，上面的草料却满满的。回到家，我故着镇静地唱着歌儿、哼着曲，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仿佛看穿了我，眼盯着背篼，没有平时的笑颜，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理了理他那依然蓬松的头发，将树枝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顿时，草料沉下了篓子，浅浅的背篼暴露无遗。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也不敢再唱歌哼曲了。

再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在别人家地里打了猪儿草。第二天一大早，人家便找上门来，硬说是我“打了刚出土的洋芋苗”。来人走后，委屈的我将整背篼的草全倒在地上，一根一根地数给父亲看，父亲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卖了小猪崽，买了肥料去赔给人家。那以后，更加深了我对父亲软弱的印象。

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考了中专。正值教育改革年代，从初中时的几十块钱学费，一下子陡升到数千块，我的第一笔中专学费成了家庭有史以来的天文数字。村里人凑了三天，加上父亲卖光家里的猪、牛和山上的树等所有值钱的东西，也还差两三百块。父亲冥思苦想了几夜，才想到早已搬至数百里外、曾称他为“钢铁”的社员兄弟。来回几天，父亲用坚硬的脚板，替我凑足了学费。因为脚伤，他请一位亲戚替他送我到外地上学。临行前，他笑着对我说，走出去就好了。我渐渐感到，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未来得及去构思今后的梦想，我们又遇到了一大坎坷。那是我学成就业的一个春节早上，我晨练回来。匆匆赶来的邮递员送给我一份加急电报（那时候电话都是奢侈品，电报是主要的及时通讯工具）：“家已烧完，速回”。短短的几个字，让我云里雾里，不知何意。但“速回”两个字，让我寒意顿生，“家里出大事了”。我匆匆赶回家，看着依稀暖暖的家成了烟雾缭绕、残墙断垣的废墟，看着目光呆滞、一脸黝黑而又似乎从未见过的父亲，我忍不住大哭。父亲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只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

收拾了残余的粮食，搭建了简单的宿营，不久，我回到了单位。虽然上班，可微薄的薪水怎么也没有办法积蓄起来支持家里，我也渐渐地担心起父亲和母亲的身体来。好不容易熬到年底，我回到久别的“家”，远看着熟悉的斑驳老槐树下，立起来两间岩房。同行人告诉我，那就是我们的新家，只是“还未搬去住”。到家了，父亲的头发还是那样蓬蓬松松、乱极了，身体也低矮了许多，走路蹒蹒跚跚的，仿佛随时要摔倒下来，但他坚持不拄拐。我与父亲周周地看了一遍我们的新家，又看到他残缺的拇指似乎又短了一截，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父亲还是那种无所谓的感觉，他说，“家建好了，就好了”。

有了家，就有了欢乐，更多了我们谈论的话题。老槐树下，些许阳光、些许清风，时而暖暖、时而清凉，父亲和我面对面地谈论起他的一生，也让我第一次真实地看清了他。

从此，田里的谷穗越来越晶莹，地里的苞谷也越来越饱实，壮实抖擞的庄稼却慢慢地湮灭了父亲那逐渐低矮的身躯。

（文/曹作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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